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孔庆东中学语文教学2005年第5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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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学 2005年第5期 ID: 78398

[ 孔庆东文选 ]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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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 孔庆东

　　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64年生于哈尔滨。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6年获博士学位。曾任北京二中和北京师院附中语文教师。现在北大讲授20世纪中国文学。主要著述有《超越雅俗》《谁主沉浮》《47楼207》《空山疯语》《井底飞天》《独立韩秋》等。
　　中国人重视写文章，文章也写得好，这是中国人很自豪、外国人也经常奉承的。中国人把写文章看成“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确实，文章写了几千年，文明也忽闪忽闪地延续了几千年，正所谓“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从夏桀商纣一直到俺孔庆东，望的还是那个月，摆弄的还是那些字儿。可是，与好文章相伴的，不一定都是“好日子”。司马迁早发过“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那通著名的大牢骚，杰作往往伴随着个人的不幸，或者说，个人的不幸使得作者发愤著述，这个道理如今也基本普及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许多人搞不清楚，为什么那么多人奉献了那么多的不幸，写出了那么多的好文章，可我们的祖国却还是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呢？好文章跟好日子、好时代，跟好国家、好世界，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这个问题不是本文所要解答和所能解答的，这仅是本文的一个出发点。诸子百家的文章好不好？好。但是春秋战国时代，人民经常流离失所，生存朝不保夕。李杜韩柳的诗文好不好？好，但是一场安史之乱，中华文明越过了自己的鼎盛期。金元贵胄、满清遗老的文章好不好？你不了解？告诉你，也风雅得很，精致得很。去故宫看看乾隆的诗，到颐和园看看慈禧的字儿，水平都绝不在社科院的博士后之下啊。再告诉你，北洋军阀的电报都写得文采飞扬、气贯长虹的，投靠日寇的汉奸里也不乏大文豪、名作家，文学水平比八路军的文工团高多了，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了。
　　话说到这儿，大概有人想起那句“文章误国”了。看来文章写得好，有时候竟然会耽误事儿。怪不得鲁迅年轻时，曾刻了一方印，上写“文章误我”。周树人同学虽看透了文章的罪恶本质，可后来却自投罗网，也成了文章大师。莫非他想报复社会、用文章再去耽误别人？
　　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什么是好文章？与此相关的是：什么是误国文章？什么是报国文章？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分别需要什么文章？
　　殷鉴不远，就先拿我自己说说事儿吧。我记得我的第一篇“文章”，就被老师同学公认为“好文章”。写“六·一”儿童节去游园，人家开头都写：“早晨起来，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我写的却是“枕上睁开惺忪的睡眼，东方的天际早已露出了鱼肚白”。坦白交待，我今年活了四十岁了，还搞不清啥叫“惺忪”，啥叫“鱼肚白”，那都是从《大刀记》《牛田洋》《万山红遍》等革命小说里学来的。可就是那一个“鱼肚白”，便征服了全校，我的作文被传到各班去念、去讲。到了写“十·一”国庆节，每个班都涌现出一大批“鱼肚白”。其实我们哈尔滨高楼大厦很多，如果不是住在松花江边，根本看不见什么鱼肚白鱼肚红的，结果全校上百篇“鱼肚白”的作文都遭到了批评。大伙问那个孔庆东这回是咋写的呢？老师一念，原来孔庆东开头写的是：“过了一袋烟的工夫，妈妈才把我从酣梦中叫醒。”坦白交待，我就是再活四十岁，恐怕也搞不清“一袋烟的工夫”究竟是多长，那是从《金光大道》《渔岛怒潮》《向阳院的故事》等书里学来的。这一下，全校又开始流行起“一袋烟的工夫”了。转过年来，清明节瞻仰革命烈士遗容，我们东北烈士陵园里保存着两颗抗日联军将军的头颅，每回都瞻仰得惊心动魄、庄严肃穆的。可是偏有若干迷迷糊糊的同学，在作文最后写道：“过了一袋烟的工夫，我们就瞻仰完了烈士的遗容，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去买冰棍了。”老师们又气又笑，又来看我的作文是怎么写的。我开头写道：“早晨起来，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有的老师吃了一惊：这孔庆东的作文咋突然退步了呢？再看第二段：“忽然一片浓云飘来，阴影盖住了我们全校师生，仿佛象征着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清明节，我们踏着很不轻快的步履，去瞻仰革命先辈的遗容。”这篇作文一直被传颂到市教育局，领导指示要对我好好培养。
　　现在看看我那时的作文，是好文章吗？其实我跟其他同学的作文在本质上是一丘之貉——没有真情实感，却努力拔高思想境界，小小年纪就捏着个“假大空”的调门。只不过一般的“假大空”让人厌烦，我则用一些花里胡哨的文学技巧掩盖了“假大空”的实质。写的还是那些思想那些过程，但用词儿新鲜点，“六要素”安排得灵活点，情节上故弄玄虚点，特别是隔三差五“鱼肚白”点，“一袋烟”点，“忽然飘来一片浓云”点，结果仿佛大烟鬼穿上蟒龙袍，远看是花团锦簇，近瞧则是干瘪枯瘦。当年有的同学半是嫉妒半是不屑地笑话我的作文是：“耗子啃尿盆儿，一口一个磁儿。”今天我们用孟子的话说，这叫做“以辞害义”。云山雾罩地卖弄了一通漂亮词儿，不过是想要人夸颜色好。其实文章想表达什么、说明什么，根本就心里没数，而越是没数，就越要卖弄。恰像毛泽东引用的那副对联，在内容上是“头重脚轻根底浅”的芦苇，在文风上则是“嘴尖皮厚腹中空”的笋壳。这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普遍文风，一切“假大空”的文字都有类似的特点。
　　好的文章，首先不是漂亮，而应该是“有用”。唐宋八大家是文章泰斗吧，他们的文章都够一等漂亮吧？然而他们的文章不是为了漂亮而写的。比如欧阳修《醉翁亭记》，是为了告诉人们那个亭子为什么叫醉翁亭，所以他不写“鱼肚白”和“一袋烟”。可写着写着，一幅人跟宇宙和谐共乐的美景就盎然于眼前了。我们不仅从文章里知道了醉翁亭，更看见了一位“稍饮辄醉”的中国美神，徜徉于水墨丹青的无边风月之中，吞吐造化，啸傲山川。再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按照今天的分类，算是“说明文”吧。“说明文”的关键在于一个“明”字，说而不明，甚至越说越糊涂，是今天全世界说明文的通病，也是其他体裁的文章写不好的潜在因素之一。欧阳修写洛阳牡丹，先写天下牡丹，劈头一句“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意境阔大，跟《醉翁亭记》的头一句“环滁皆山也”何其相似！接下来扑面推出一句：“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真是堂堂王者气象，如同广袤的平沙旷野之上，高揭起天子之师的猎猎巨纛，诸侯为之退避。这是为了说明“各地牡丹中，洛阳的最棒”。然后再说“洛阳的各种花里，牡丹最棒”，最有力的证据是“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好嘛，花就是牡丹，牡丹就是花，好像皇上不能直呼其名，只能叫皇上、天子、陛下一样，这牡丹，不已经活脱脱地被写成了花中之王了吗？随后，作者写牡丹的花性、花名，写姚黄魏紫，写接花、种花、浇花、养花、医花之法，都清清楚楚，使人历历在目。细节处写到“去地五七寸”和“正月隔日一浇，二月一日一浇”这样的具体，挥发处则写到“天地之和气，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这般深厚的境界。读了此文，养花者肯定有收获，不养花者可以长知识。更重要的，是把牡丹作为一种植物的特性与牡丹作为一种审美对象的特性融和在一幅人文风景图中，文章的内容与文章的形式自然而然地达成了统一。作者没有一句直接赞美牡丹颜色好的话，而那国色天香已经如在目前了。欧阳修不知道自己是在写“说明文”，但他说得何其明，不仅是明白、明确，更是鲜明、高明啊。该文可以称得上是说明文的典范，当代贾祖璋的《南州六月荔枝丹》那路说明文，就是遥领了欧阳修此文的精髓的。对比一下张源的《茶录》、许次纾的《茶疏》、张拟的《棋经》，我们会进一步确证，古人作文，外表看上去辞藻丰赡，其实都是要“文以载道”，不是有大用就是有小用的。我们今天不过是把偏于实用的一类文章划分出来，叫做“说明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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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文”三个字，首先要以“明”为宗旨、为核心，然后再去“说”。说的水平足以达到“明”了，再考虑一下“文”。放开思路来看，记叙文、议论文、学术论文、工作报告等等，其实都是“说明文”，目的都是要让读者明白某件事儿、某个理儿。所以，说明文应该是一切文章的基础，正像算术是我们学习数学的开始一样，把话说明白，是一切文章的底线——有些故意不把话说明白的好文章，也是以明白为基础，然后再制造朦胧的效果，并非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是以其昭昭使人昏昏，北京话叫做“揣着明白装糊涂”。
　　话说不明白的人，肚子里的名言警句、成语典故再多又有什么用？弄不好很容易变成孔子所讨厌的“巧言令色鲜以仁”那类奸佞之徒。话说不明白的朝代，文章再漂亮，也会发生动乱甚至亡国。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一个朝气蓬勃的政党，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一定是反对空洞无物的漂亮文章，推崇明白晓畅的平实文体的。六朝国力羸弱，文章华而不实，一直延续到初唐，结果陈子昂等高举“风骨”的大旗，扫荡颓靡之风，才有了后来的盛唐气象和李杜韩柳。南宋的词从文采上看比北宋漂亮得多，但整体上的气象是一派酒阑茶凉的小朝廷光景。晚清八股成灾，穷秀才写个借裤子的便条也堆金砌玉，旁征博引的，所以太平天国大力提倡平实明快的文体，怒斥满清朝廷的公文是“妖文”。可是太平天国后期重蹈覆辙，歌功颂德的花样文章铺天盖地，结果被文风质朴无华的曾国藩重拳击败。蒋介石对曾国藩佩服得五体投地，最喜欢把曾国藩的文集送给得意的部下，可是国民党的文风不但是假大空，而且假得极其拙劣，捉住两个掉队的红军伤员就可以写成“我三军将士与赤匪主力血战旬日迭获大捷功高岳穆威震中原……”幸亏鲁迅提醒大家对国民党的文章要从反面去看，这才看出点乐子。好比在土谷祠外架起机关枪奋勇生擒阿Q一样，国民党的威风大多只体现在他们的“铁血文章”里了。从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就没有几篇像样的好文章，刻薄点说，一部国民党的文章史就是国民党从失败走向更大的失败的悲惨党史。
　　回到应用文的话题上，现代白话文从其建立那天起，就是为了普及知识、传播思想、启蒙民众的，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和胡适的“八不主义”都是强调“有话好好说”的，所以实用有效是现代语文功能的核心。现代化带来的知识爆炸，使得大多数专业知识很难为外行人所深入理解，因此科普文章在当代社会比在古代社会倍加重要。近现代以来，许多重量级的学者和作家在这方面贡献甚伟，外国的法布尔、卡耐基、霍金，中国的李四光、叶永烈、王力都是典范。不过也正是近现代以来，中国落后了，还可以自称文章大国，但要自称文章强国似乎底气略欠。例如目前中国正在大力加强法制建设，然而各项法律法规多如牛毛，普通人望而生畏，更不懂法律到底跟基本的人性具有何种关联，法律跟“情理”到底是什么关系。朱苏力、贺卫方、吴志攀、卢周来等法学家在这方面颇写了些好文章。比如朱苏力的《复仇与法律》一文，初看还以为是戏剧艺术的观后感，读罢才知道是一篇角度巧妙的“普法”说明文。当今的产品说明书，废话蠢话充斥，肥皂上写着“请勿食用”，雨伞上写着“户外使用，效果更佳”，药盒上写着“睡眠后空腹以温开水吞服”，灯泡上写着“儿童不得放进嘴里，否则拿不出来”……一些普法文章则耳提面命地整日絮叨：要知法、懂法、守法，恭恭敬敬找律师，大大方方进法院，人人拿起法律的武器，教师不得殴打学生，法官不该收取贿赂，民工不要表演跳楼秀……
　　朱苏力的文章没有这些“非人”的毛病，文章要说明的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法律制度的产生并非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从人们血淋淋的生活中产生出来，人们要求的司法/正义，不过是人类的报复本能的另一种说法。”然而全文没有一个晦涩难解的“疙瘩汤”术语，能看懂《赵氏孤儿》的就能看懂该文。这是一篇优秀的说明文，但也是一篇优秀的“杂文”，你要说它是“观后感”，推荐到戏剧报刊上发表，也很得体。可见，好的文章往往是“跨文体”的、“跨体裁”的，高手的文章经常如此。王力吕书湘写语言学的文章、张岱年黄药眠写人文科学的文章，都既通俗又雅致。不过，这除了对说明的客体具有专深的研究和思考外，更需要积累丰富的日常生活感受，才能触类旁通，着手成春。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东北人经常说“整明白点儿”，要真正明白一件事儿，一个理儿，再想法给别人说明白了，恐怕比贾岛“独行潭底影”那般的苦吟做诗还难哪。看不起，或不懂得说明文的重要性者，请君一思。
　　在当代科普文章领域，中国应该勇于向外国学习，英美法德俄日的成就都不在咱们之下。中国当代的科普文章有两个毛病，要么是朴素到连文字都不通顺，要么是辞藻堆积得忘记了要说明什么。刘易斯·托马斯的《这个世界的音乐》值得所有要写科普文章的人一读。这篇文章所达到的理论深度超过了前面讲的《复仇与法律》，没有讲简谱或者五线谱，没有讲美声、民族和通俗，没有讲瓦格纳、老柴和瞎子阿炳，出人意料地大讲了一通各种动物的“音乐”之后，作者深沉地说：“那有节奏的声音，也许是另外什么事的重现——是一种最最古老的记忆，是一支舞曲总谱，记载了混沌中杂乱无章的无生命的物质转化成违反几率的、有条有理的生命形式的过程。”文章由知识走向了哲学，所以其开端特意安排得朴素、日常，在说明方法上也匠心独运。请统计统计作者一共写了多少种动物，一共使用了多少个比喻，他写这些动物的目的跟法布尔在《神秘的池塘》和《螳螂》里所写那些动物的目的有什么不同，然后再想想怎样说明一个高深的道理或者是人们了解甚少的一个领域。设想一下怎样向幼儿园的小朋友说明贷款利率，怎样向不识字的山村老奶奶说明地铁，你就会明白作者的“说明”剑法挥洒得何其高强何其漂亮，你就会明白那段月球上听高尔夫的比喻是何其绝妙，简直可以跟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进行一场想像力对决了。作者的另一篇文章《科学的危险》也同样显示了化深奥为简约的科普精神。
　　学习说明文，老师们总要讲到各种“说明方法”啊，“说明角度”啊，那都是对的，有用的，好多人点灯熬夜总结出来的，闲着没事时，多听听也有好处。不过光记住那些，你是学不会“说明”的。就像光记住蛙泳蝶泳自由泳还是不会游泳，就像《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认识各派武功自己却连蚊子也打不死。“浪里白条”张顺在江中痛打“黑旋风”李逵时，没有去想是踩水好啊还是狗刨好啊。同样，当你要说明一个客体时，先想好了是用“对比说明”啊还是“比喻说明”啊，恐怕也是胶柱鼓瑟。还是让别人事后总结咱的“方法”吧，咱就奔着怎么“明”怎么说就成了。你看看彼得·辛格的《其他动物当然会疼痛》，你能感觉到作者的愤怒吗？你能感觉到作者自身也在疼痛吗？当我们愤怒和疼痛时，我们无法精心选择息怒和止痛的药剂，但是我们随手贴上的膏药，往往正是最熨帖和最圆满的。
　　当今的中国，不乏妙笔生花的记叙文、抒情文、议论文，连一大批少男少女都写得一手美文。但是我们的应用文章、科普文章，整体水平一直不高，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李政道、杨振宁等科学大师在科普方面的贡献经常被我们淡忘。这不但制约了科学技术的普及，而且还从根本上制约了其他体裁的写作，制约了中国文章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许多学者都指出，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作家和美文，不需要学生们在作文里编造那么多动人的故事，我们需要平实通顺流畅简练的应用文体，例如《核武器与人类未来》，例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样的文章多了，不但有助于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而且有助于全民道德品质的修养。古时有个大臣做诗说：“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说明得多动人、多醒目啊。皇上听了很同情，说爱卿你可太悲惨啦。作者说：臣只是为了对仗工整，实际并无此事。皇上不禁恼怒，说你也太缺德啦，还不如写成“爱妾眠僧舍，娇妻宿道房”，犹得保存你兄弟的两条性命啊。作文和做人的道理是相通的，先要有质，然后再追求文。理想的境界是“文质彬彬”，像朱光潜、老舍、叶圣陶那种层次的。但对于大多数学生，对于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来说，质朴胜雕琢，素面胜粉黛，是咱立身的根基啊。
　　话说到此，好文章跟好日子的关系似乎说出点“鱼肚白”了，那就与各位文章爱好者以一句古诗共勉吧：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专家推荐书目：《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十万个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