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是晚清重臣，一生的主要工作是为政做官，没有教过语文，但他语文修养深厚，诗和古文的水平很高。对此他非常自信：“吾作诗最短于七律，他体皆有心得，惜京都无人可与畅语者。”[1]“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2]1908年，林舒（1852-1924）编出了当时影响最大、使用最广的《中学国文读本》，其中第二册收本朝（清朝）文，全册共有文章30篇，曾国藩的作品就占16篇。[3]人已离世，权力不复，当时学界这么认可，虽与个人偏好有关，但也确能说明曾氏语文造诣之深，成就之大。曾国藩虽没有专门从事过语文教育工作，但他有科举功名，是过来人，知道学习内容的轻重主次、学习方法的快慢巧拙、学习目标的远近虚实，应该可以称得上经验丰富。在《曾国藩家书》中，充满着语文教育的智慧。学习曾国藩的语文教育思想，对完善今天的语文教育内容和方法、提高语文教学效率，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将从学习目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三个方面予以述评。
　　一、学习目的：进德修业，学做圣贤
　　曾国藩说：“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4]读书的目的在用，在有大用，完善自身，泽及黎民。不注重学以致用，即使能文善诗，亦不过牧猪之奴。只有达到了很高的道德境界，只有能为国家人民造福，书才没白读。学习目的是学习的方向，它保证学习行为朝着既定的正确道路前进，不偏不倚。目的正确，在向目的奋斗时就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保证效率最大化。曾氏根据当时社会的环境和自身的条件，根据社会的要求和可能，根据自己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和研判，给自己的子弟制定的读书目的，近中期是进德修业，最终目标是学做圣贤。
　　进德是要增进自己的道德修养，提高自己的人格魅力。只有道德修养达到一定境界的人，百姓才会拥护他，追随他，支持他，保护他，为他服务，甚至为他牺牲。道德修养不高的人，很难取得群众的信任。道德修养很差的人，百姓会敌对他，排斥他，避而远之，甚至消灭他。因此，《大学》八条目中的“正心、诚意、修身”都是讲进德的事。曾氏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他在创办湘军之初，军队饷银需要地方政府配合与支持，但因为他当时的声望不足以让别人无条件地慷慨解囊，使他的练军事业屡屡受挫，心情十分郁闷。曾氏深知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在家书中常常谈到进德的事。他说：“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佚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5]远离奢、佚、骄，就可能家庭兴旺、事业成功、受人欢迎。平时要严格要求，时刻警醒自己。他常常以自身成败得失谆谆告诫子弟。他自己己亥年在外游历，接受过别人的人情，深以为悔，自省以后绝“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并告诫子弟“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6]
　　修业是修习学业，完善学业，在古代主要指读好圣贤之书。曾国藩认为精通了儒家经典，谙熟历史，又懂文学，就是业已修好。业已修好之人是不愁食禄的。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只要业务过硬、技术高超，这个社会自然有自己的位置。曾氏说：“业之精不精由我作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7]“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8]考试结果不要太看重，重要的是读书长知识，修习自己的本领，练就一身非凡武功，就是走遍天下也不用害怕。
　　学做圣贤是读书治学的最终目的，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曾氏说：“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9]人生需要正确方向，学做圣贤重在品行德操，修习德行完全可以由自己把握，每天都可以做，每件事都可以做，只要时时想着去做，只要处处想着去做，只要心中常常有圣贤，常常按照圣贤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就是学做圣贤。这是一种精神追求，完全超脱了物欲势利。他说：“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10]人生于世，要有自己的奋斗目标，要有自己的事业理想，这样人生才有方向，工作才有动力，活着才有精神支柱。曾氏自己一生就是时时以圣贤为标准，偶有戏言戏动，则在日记中对自己大加挞伐，毫不留情。他平时勤苦努力，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虽身居高位，依然勤勉不止，节俭如寒士。不仅如此，他带兵“要求湘军不染恶习”，“严禁偷盗、奸淫、抢掠、吸鸦片、赌博、造谣、搬弄是非，尽量不要饮酒”。[11]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竞用“李鸿章不到，湘军全体不许吃饭”的办法来逼他，从而使李鸿章自此养成勤奋、规则的好习惯。[12]曾氏去处理“天津教案”，自感可能一死，遗嘱儿子“概不许收礼。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刻布”[13]，对自己要求之严，可见一斑。他自己以圣贤的要求为准则，也教育子弟向圣贤看齐。他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人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14]做人要做君子，做完人，做伟人。关注天下，心忧万民，不在意个人得失荣辱，这样才算“不忝于父母之所生”，才算得上男子汉大丈夫。这是曾国藩自己的人生追求，也是对子弟的要求与希望。这种学做圣贤的思想应该是人生的大境界，足以使人去掉任何私心杂念。一个人如果有了这种人生信仰，即使没有物质上的成功，他的人生也应该是充实而幸福的。 　　二、学习内容：重视科举考试，更重视全面提高
　　科举登第，是封建社会一般读书人的奋斗目标。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上流社会，过着一种衣食无忧的体面生活，光宗耀祖，受人尊重，是古时学子们的理想人生。对读书人而言，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比通过其他途径如经商、行医等获得成功要容易，且更易得到社会肯定。曾国藩自己就是走的科举之路，登第之后做官，然后攀升，如果没有科举，他也就不可能有这么巨大的成功。作为过来人和受益者，曾国藩是重视科举考试的。他在家书中谆谆告诫子弟，要读什么书，怎样读书，才能更好地赢得科举，如“若夫为科名之学，则要读四书文，读试帖律赋，头绪甚多”[15]。
　　曾国藩认为对科举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态度，不要死死盯在科举上。科举一旦成功，就认为万事大吉，不用再努力了，甚至喜极而疯，成为笑话，自不足取；科举失败，就万念俱灰，一蹶不振，甚至剃度为僧，或者自寻短见，当然更不好。曾氏主张眼光应该放高一点，应该看远一点。科举是谋生的一种手段，一种比较高级的手段；由科举成功而做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比较理想的生活方式。然而，科举不是一切，除了科举，人生还有很多事，还有很多谋生手段，也还有很多生活方式。人只能利用科举，不能被科举困死。他在家书中常常提醒子弟：“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16]“四弟、六弟考试，不知如何？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总以发愤读书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间断。”[17]“万不可徒看考墨卷，汩其性灵。”[18]对科举考试采取既重视又顺其自然的态度，是曾国藩的境界，也是他的智慧。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动机过于强烈，效果往往不佳；动机适当，效果最好。
　　曾国藩重视科举，但不局限于科举，表现出非同凡响的气概与胸襟。曾氏认为，长知识、长学问更重要。知识渊博、能力高超，即使科举落第，也不愁挨饿。他还认为，智商超群的人不应斤斤于科举，应该有大视野，可以参加科举，以为自己的奋斗提供便捷；但是科举之外，还应想得更多，看得更多，读得更多，做得更多，以成就自己的完美人生和家国梦想。智商一般的人虽然也应多读书，但把最高目的放在科举上也就算了，因为没有更多能耐做其他事情。“六弟谨记之。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然此亦仅为有大志者言之。”[19]“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资较低，必须为科名之学；六弟既有大志，虽不科名可也。”[20]追求有分别，人生目标有不同，完全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三、学习方法：先专后博，既巧且恒
　　为了使弟子学得正，学得快，学得好，曾国藩常常不厌其烦地对他们进行学习方法的教育。
　　1 先专后博，打基础与广视野相结合
　　曾国藩家书中很多地方都谈到读书做学问要专。“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21]“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22]
　　光有精专还不行，还应该广博。只有在广博基础上的精专，才是有分量的。曾氏说：“纪泽看《汉书》，须以勤敏行之，每日至少亦须看二十页。不必惑于在精不在多之说。今日半页，明日数页，又明日耽搁问断，或数年而不能毕一部。……甲五经书已读毕否？须速点速读，不必一一求熟，恐因求熟之一字，而终身未能读完经书。”[23]曾国藩把“看生书宜求速，不多读则太陋”看作“为学四要事”之首[24]，可见他对旁通博览的重视程度。
　　2 既巧且恒，尊重规律和勤奋持恒相结合
　　巧是指巧妙的方法，恰当的方法；恒是指有恒心，有毅力。事物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规律，掌握了事物的规律，并按规律办事，就是巧。做事情刻苦努力，绝不轻言放弃，能够坚持不懈，能够奋斗到底，就是恒。
　　语文学习主要包括阅读、写作和书法等内容，在这几方面曾国藩对子弟都有细致入微的教导，我们重点提一下他的阅读方法。阅读方法是曾国藩谈得最多的语文学习方法。他非常重视精读，指出：“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旬；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25]对摘录记疑，曾国藩也特别重视。他认为读书要认真用心，要做摘录，记疑问，写感想，谈体会。这样才能理解得深透，能出能人，形成自己的独得之见，为自己今后做学问打基础。曾氏认为，当朝大儒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就是用这种方法日积月累慢慢写成的。[26]因此，他建议子弟也用这种方法。他说：“尔治经之时，无论看注疏，看宋传，总宜虚心求之。其惬意者，则以朱笔识出；其怀疑者，则以另册写一小条，或多为辩论，或仅著数字，将来疑者渐晰，又记于此条之下，久久渐成卷帙，则自然日进。”[27]叶圣陶先生也说过：“终身写作读书笔记，便将受用无穷，无论应付实务或研究学问，都可以从笔记方面得到许多助益。”[28]引可谓英雄所见相同。
　　曾国藩也非常重视勤奋持恒。他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29]“诸弟每日自立课程，必须有日日不断之功，虽行船走路，须带在身边。”[30]“二十三史每日读十页，虽有事，不间断。”[31]“习字临千字文亦可，但须有恒，每日临一百字，万万无问断，则数年必成书家矣。”[32]苏轼在《晁错论》中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没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是做不成事的。在正常情况下，非智力因素永远比智力因素重要。意志力，不仅读书干事业需要，日常生活也不可或缺。正因为此，曾国藩教子弟不忘一个“恒”字。
　　曾国藩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了，但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并没有过时，对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2][5][6][7][8][10][14][15][16][17][18][19][20][21][22][23][24][26][27][29][30][31][32]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67，245，153，273，49，22，82，52，64，74，230，245，64，64，49，49，138，98，67，23，77，58，60，67
　　[3]洪宗礼等，母语教材研究：10[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53
　　[4][9]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50，107
　　[11][12][13]马东玉，曾国藩大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15，90，91
　　[25]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401
　　[28]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33

• 肖建云： 谈谈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基本篇目　/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11期
• 肖建云： 论语文教材选编的基本标准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4期
• 肖建云： 曾国藩的语文教育思想　/　语文建设 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