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名作《卖火柴的小女孩》，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篇童话自1923年首次入选《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以来，至今仍保留在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作为经典童话名篇，对其的解读也是开放性的、多角度的，这也为作品教育价值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
　　一、人道主义视角下的女性解放
　　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文化运动，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民主主义者对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批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人性得到了解放，尤其是女性得到了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渐人人心。陈独秀在《妇人观》里称：“夫女子虽非为发号施令而生，然其天赋之权能，足以统驭发号施令之男子。最善良最和乐之伉俪，其妇人每最拥威权，计从而言听也。”随后又在《欧洲七女杰》中称：“吾侪须眉对之，能毋汗颜乎。爰录其脍炙人口者七人，以为吾青年女同胞之观感焉。”其中包括无私奉献的南丁格尔、爱国的贞德、刚毅的罗兰夫人等，她们都是女中豪杰。《新青年》1—5卷也持续关注“妇女问题”“男女问题”“妇女解放问题”等。20世纪20年代以后，从小学到大学男女同校，打破了传统的女子不设学堂的旧封建习俗，女性得到真正的解放，女子获得平等受教育权。
　　同时，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传统代圣人立言的旧文学，更是人们抨击的对象。伴随着思想的解放，对文学性质的解释也获得了自由。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道：“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现‘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同年，周作人就翻译了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并于1919年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1号上。1923年，叶圣陶、范祥善等人在编《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时，便选人了这篇童话。这篇童话用凄凉的语言，通过描写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在冰天雪地里卖火柴，最后冻死在街上的故事，引起人们对小女孩的同情。与之同时选人的还有《先妣事略》《祭亡妻黄仲玉》《插秧女》《寒晓的琴歌》反映女性的文学作品。该书的编辑大意称“本书选辑，以具有真见解、真感情、真艺术，不违反现代精神而又适合于学生的领受为标准”。由此可见，编者深受五四运动人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人道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反映女性的文学作品五四以后在语文教科书中也有所增加。在人道主义背景下入选语文教科书，《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女性解放思想在语文教育中的很好体现。
　　二、语文科学化视角下的文法规范
　　五四运动以后，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渐入人心。科学思想进入学科领域，使学科进一步分化、细化。教育专家们纷纷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对教育影响重大。如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黎锦熙的《国语文法》、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夏丐尊的《文章作法》以及唐钺的《修辞格》等，这些著作都对国语课程标准的制订、国语教科书的编写以及教员的教学等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与此同时，五四初期过于注重社会问题，过于注重思想，导致国文程度下降，也亟须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叶圣陶在《<国文教学）序》中提到：“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是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未免失掉了平衡。”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语文教材多注重学生的技术训练，以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比较有代表性的语文教科书有1931年出版的《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编辑大意称“本书尤注重文法与修辞，依照部定下列两项编辑，实为尝试之创举：‘每授一文，就文中选取可借文法或修辞说明之点，详为指示’‘就选文中摘取文法或修辞的习题，令学生练习’”。选文课后设计如下：
　　文法
　　一八，名词的目的格一——他动词的目的格
　　一九，名词的目的格二——“将”“把”的特别用法，“将”“把”等字本来是介词，但有的地方是当作“提前目的格”川的
　　有了“将”“把”等字，目的格便可以位置在功词之下
　　练习
　　试将前两句去掉“将”或“把”字，改换词位的次序；再将后二句加上“将”或“把”字，改换词位的次序：
　　一，伊忙将整把的火柴擦着
　　二，伊将脚缩紧。
　　而《基本教科书国文》中选文课后设计涉及文中破折号的用法。可见，这些教科书中，虽然文法、修辞都散落在每篇课文后面，但合在一起则构成一个文法系统，正是这些应用语言学知识统摄整个教材的编写，这些语文教材注重学生文法修辞的知识的积累和语言的运用。《卖火柴的小女孩》则作为文法修辞的范例进入语文教科书，这一点从练习系统的设计上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三、社会环境视角下的贫民呐喊
　　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社会依然动荡不安，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37年，日本又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大肆侵略中国，全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人民的生活堪忧，尤其是生活在底层的贫民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贫富不平衡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危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卖火柴的小女孩》进入了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编者以此来引起学生对贫民生活状况的关注，并唤起学生对贫民的同情心。
　　1.选文系统：只节选女孩贫苦的生活，删掉想象内容
　　1932年出版的《新选国语读本》和1940年出版的《高小国语教科书》选文只节选了女孩贫苦生活的内容，而删掉了想象的内容，即所选的内容为“天气很冷，天下雪，又快要黑了……大的裂缝虽然有了稻草破布已经塞好，风却仍然呼呼的吹进来”，“次日清早……两颊绯红，口边带着笑容——在旧年末夜冻死了”。而且《新选国语读本》的选文名称也改为“可冷的女儿”，无论从编者节选的内容，还是名称的更改，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出编者的意图，即旨在引起学生对女孩贫苦生活和死亡的同情，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她真的是“可冷的女儿”。 　　2.助读系统：插图中看贫苦，说明中唤同情
　　编者为唤起学生对卖火柴小女孩生活的关注，以及对小女孩命运的同情，进行了精心设计。1936年出版的《实验国语教科书》在课后特意“说明”，这篇童话“写死并不写得可怕而只写得可怜，使我们读了永远忘不了这篇值得人类同情的图画”，以引起学生的同情。
　　1937年出版的《新编高小国语读本》编例称：“本书教材，力求合于儿童心理，自儿童的实际生活出发，各课皆有意义、有目的；并特别注重复兴民族的精神以激发儿童救国求生存的意识和情绪。”编者在课文的结尾，即“明天早上……她仍旧坐在那条狭街里。背脊靠着墙，低下头，一动也不动了。可是小小的手里，仍旧紧握着那火柴包儿”，精心设计一幅插图，小女孩衣衫褴褛，光着脚丫，背靠着墙，冻死在这冰天雪地的大年夜里。插图与课文构成一个画面，形象、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学生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小女孩当时在雪地里冻僵的情形，对小女孩的同情之心必会油然而生。
　　3.练习系统：引发学生对贫民生活的思考
　　编者在练习的设计上也是直面社会问题，引发学生对社会贫富不均问题以及贫民生活疾苦的认识和思考。1932年出版的《（新亚教本）初中国文》称：“编者确认国文教学的目的在训练思想，养成对于实生活上种种问题的批判力及正确表达的技能。所以教材的选择纯以内容为主。一切文体的类型或文言和语体的畛别完全不注重的。教材的编辑纯以某问题或中心思想为轴心联系各篇成为一组。合若干组称一册，一册也有他的中心。”编者将这篇童话安排在“实生活的体认——经济方面”单元里，包括《两个乞丐》《新制布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经·魏风·伐檀》等。
　　从选文的篇目不难看出，这个单元以经济方面为中心，侧重反映社会生活中贫民生活的疾苦，编者在练习系统的设计上，更是直面社会问题，引起学生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与思考。部分篇目练习系统如下：
　　【问题】
　　（一）女孩在小火光中见到些什么？她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二）明晃地点着灯火，发出烧鹅的香味的窗里面的孩子们现在的情形怎样？他们比了这女孩怎样？她该受苦的吗？
　　除此之外，《新制布裘》练习中出现“社会里有人挨冻，这应该谁负其责”，《诗经·魏风·伐檀》练习中出现“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在现社会还有吗？怎样才可以消除它”等内容，编者将问题直接指向现实社会，面对社会的贫富差距，劳动者和上层阶级的不平等地位，引导学生认清社会环境，并思考为什么会出现有人饿死、有人冻死的现象，这些结果都是谁造成的，谁应该负其责。《卖火柴的小女孩》等选文，已经成为反映现实社会阶级矛盾、揭露黑暗社会现实的范例。这与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黑暗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卖火柴的小女孩》仍然保留在语文教科书中，而编者将这篇童话解读为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残酷与社会的黑暗，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范例教给学生，这与当时“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培养正确的审美观点，特别是对社会生活的明确的是非、善恶观念和热烈的爱憎感情”的教育任务有着密切关系。
　　四、宗教文化视角下的生命解脱
　　安徒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他的许多童话作品里，都无处不有上帝的影子，宗教文化思想在其作品里普遍存在，这也是解读安徒生童话的一把不能忽略的钥匙。20世纪30年代语文教科书的编者已经注意到了文本中的宗教思想，而且并没有回避，反而是引导学生思考，了解基督教中的“天堂”“天国”以及“幸福”的含义。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32年出版的《（新亚教本）初中国文》和1936年出版的《实验国语教科书》。编者对宗教思想的观照，可以从课文练习系统得到证明。《（新亚教本）初中国文》在这篇选文的课后设计了一道这样的问题：同神在一处，是否可得到欢乐？其后的一篇选文《圣诞树前的贫孩子》的问题直接设计为：1.贫孩子的幸福怎会在天国中获得？真能获得吗？2.天国就在人间吗？在人间受苦而到天国去享受幸福，是人们的愿望吗？我们如何把人间变成天国？从题目的设计上，我们不难看出，编者并没有回避文本中的宗教问题，而是让学生直面这些宗教问题。这是尊重宗教文化，更是给学生提供一把解读这篇童话的钥匙。从基督教这一视角，我们不难透过文本勾勒出一幅这样的图景：在冰天雪地里，又冷又饿的小女孩，看到一颗流星落下，她知道即将有一个灵魂要到上帝那儿去了，她在透明的光中看到了奶奶，她就随着奶奶一起飞走了，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天堂去了。于是，第二天清早，人们看到一个两腮通红，嘴上带着微笑的小女孩，依靠在墙角里。她微笑，是因为她的灵魂已飞到了天堂，在那里与奶奶相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种宗教解读可能不是唯一的解读，但在尊重文化多样化的今天，我们应该尊重宗教文化，虽然不提倡，但是要保持一种尊重，一种理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读作者在童话中所要表达的情感。
　　编译家张报（1903-1996，原名莫国史，又名莫震旦）曾于1925年在《文学周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安徒生的童话》，文中说道：“他的童话，个个小孩都爱看，个个小孩都爱读；即使长成的人，看了他的童话，亦莫不为之倾倒。安氏的文笔，非常的简洁，且有兴味，描写情节，惟妙惟肖，所以很迎合儿童心理，到处皆受欢迎。”不过，他又说：“但我们万不能以为安徒生的童话，只是讨人高兴，求人玩笑的文章。反之，安氏的童话，实是他的人生观的表现。美国某批评家说：‘安徒生看人生，好像一段故事一样’，直言之，他的人生观，是放纵乐观的。他觉得人生如梦，所以把功名富贵的念头，完全打消；只于常和儿童接近，和儿童谈笑，乃造就他不朽的功业。”安徒生童话里有安氏的乐观的人生观，“故世界儿童，不知不觉中受安氏厚赐者，不知凡几。且安徒生的童话，能引起儿童喜怒哀乐的情感，对于儿童将来，大有关系，这也是安氏很大的功绩”。那么，就《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篇童话而言，我们要给儿童怎样的人生观，引起他们怎样的情感呢？ 　　同年，赵景深也在《文学周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安徒生童话里的思想》。那年赵景深漂泊到上海，住在一户人家厨房上的小楼里，只有六尺长，四尺宽，实在狭小，不免使他觉得不如意。然而在某一宁静的夜晚，月光从窗子照进来，赵景深想到了安徒生：“我想：我住在小楼有什么要紧！安徒生，丹麦的童话家、大诗人不也是曾经住过Attic Chamber吗？他的那本美丽的《无尽的画帖》不是在这地方构思的吗？他在窗前虽然看不见树林，不妨把烟窗当作树林；他虽看不见溪流，不妨在眼前幻出一条小溪；他虽不能到旁贝、威尼斯、中国、格林兰等处去，也不妨在他眼前展开一切美丽的幻画。我住在小楼上有什么要紧！我还可以脚踏着梦的黄金路，去寻求琥珀光呀！梦固然是梦，真也是梦，既同是梦，那么，生活的宽裕与局促又有什么分别呢！”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去了解安徒生的人生经历。
　　安徒生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长大，虽然家里一贫如洗，但父母很疼爱他，父亲更是给安徒生的小屋布置得像一个博物馆似的。就这样，安徒生度过了一个金色的童年。不幸的是，父亲在他11岁那年去世了，从此他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送他去一个贫民学校读书，他偏爱圣经故事中的图画，也偏爱文学，最后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14岁那年，安徒生为了追求艺术，只身漂泊异地，颠沛流离，做木偶不成，演剧不成，作诗又不成，差不多处处遭人白眼。一个贫苦的孩子，流离颠沛，遭受着众人的白眼，倘若他不在胸中幻想出一个幸福的童话世界来，恐怕他早就要自尽了！他的坚持，他的不懈努力，都靠着他能够在梦境里求安慰。在童话的想象世界里，他能得到安慰，他能找到快乐，他能找到幸福。有一次，安徒生出国旅行，经过格拉斯丁，接到朋友福林克一封信，要他照着信内附来的三张画片之一，写一篇故事。安徒生在展开画片时，眼睛定格在了一张一个女孩拿着许多火柴的画片上，如果不是想到自己的身世命运，如果不是想到每当漂泊异地，胸中总幻想出一个幸福的童话世界，安徒生怎能写出《卖火柴的小女孩》呢？《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小女孩三次擦燃火柴，三次眼前出现了幻象，她虽然受父母的大骂，风雪的侵凌，但她的心灵却得到了安慰，她在梦的幻境里得到了超过富人的幸福！在逆境中，仍然充满希望，充满想象，正是这种童话般的想象给了自己极大的安慰，所以安徒生才不会觉得命运不如意，才会自信、快乐、幸福地活着——这可能就是安徒生想通过这篇童话告诉我们的，更是告诉他自己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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