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训练在百年来语文教学中的命运李斌语文建设2014年第7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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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建设 2014年第7期 ID: 358900

[ 李斌文选 ] 　　

读写训练在百年来语文教学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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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训练在百年来语文教学中的命运

◇ 李斌

　　中国传统语文教育，重视提高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并从中积累了很多有益经验。清末兴学堂后，尽管在历次语文教学大纲和有关语文教学的官方正式文件中，大都强调阅读写作能力的训练，但在教科书编写和实际教学中，这些要求并非都落到了实处。由于百年来中国变革迅猛，在各种时代思潮的影响下，有些教师往往将语文课堂变成讨论各种问题和主义的场所，有些教师则在课堂上演讲文学史和各种国故知识。尤其是在民国时期，这样的做法不在少数。本来，相比于传统，中国现代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时间已非常有限，如果还将语文课上成政治课、思想道德课或文学史课，势必影响学生阅读写作能力的提高。这在百年来留下了不少教训。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在今后语文教学中少走弯路。
　　一
　　传统语文教学主张多读多练。读的主要是字、词、句、篇，练的主要是对联作文。在清末兴学堂多年后，语文课堂还主要使用这种教学方式。比如1920年福建省立第十一中学的国文教学：“讲读次序，先讲题目之事实，次讲文中之难字句，写其音义于黑板，使学生抄录，次讲明文体，及全篇或每段之批评，其次美读，教员朗读全文二遍，再任指一优等生，分段朗读，某生读毕，令全班学生齐读，其次令学生自读并有未明了者，令其质问，如此一篇文章告终。”[1]这就是典型的传统阅读教学方式。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这样的教学方式遇到了巨大挑战。传统的文言文不再独占语文教材，语文教师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19年，杭州某校学生要求国文教师改良教材，说《新青年》《解放与改造》都可以做他们的“先生”，那位教师没有办法，就辞职了。[2]这样的教师不在少数。“教员之中，被学生反对最烈，赶走最多的，便是国文教师。往往有一校之中，四五个国文教师全被学生赶走。一班老先生慌忙失措，的了呀吗的白话文，固非素习；从洋文中来的新式标点，尤感不便；而新文学思潮的教材，又不易选取；便是学生不反对，也只好自动辞职了。于是许多校长不得不向大学或高师文科去找新国文教员。”[3]“新青年”登上语文讲台，给语文教学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些新派教师看来，多读多练仅仅适合于文言教学，白话文一看就明白，不必在字、词、句上花功夫。同时，学生也不喜欢教师讲字、词、句。“新国文教师，又不得不注意思潮，所以好些教师来宣传各种主义，讨论各种问题，教国文只是离开文章来讲演主义讨论问题了。辞句的解释，视为无用；文法章法，也不值得注意；因为这都要被学生讨厌而引起反对的。”“有些教师竟把‘了解人生真义和社会现象’视为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有些教师也不得不去信仰几种主义，找得几个问题，来应付学生的需要了。实际上那时所谓新思潮，人生哲学和社会问题，几乎占了全部的地位；从报纸上抄下来的文章，也多是讨论主义问题的新思潮。还有好些教师，不知白话文如何讲法，倒不如拿些主义问题，可以离开文字，凭空口讲。只要学生欢迎，便是一等教师，一等新教法！”[4]脱离对具体的字、词、句的阅读理解，专就文章蕴含的思想意义进行发挥引申，从而将语文课上成政治课或文学课，这改变了语文教学的使命。
　　这样的教学方式不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其语文习惯也难以养成。1925年，有教师发现：“现在有一种学生，看平易的书报还不能领略大意；作文则词不达意，字多错误；偏不从此等短处用功，专爱听国文本身以外什么主义，什么问题。”[5]这必然导致语文基础知识不扎实：“学生的白话文，往往做得洋洋数千言，长的有做到二三万字的，不注意篇章的结构，辞句的修饰了。教师也就没有工夫替他一一修改，只好略略看一遍，让他过去了。实际上那些复杂纠缠的长文，决不能从篇章结构上去修改，正如一堆瓦砾，一束乱麻，从何清理起？”[6]这种情况在当时相当普遍。
　　尽管很多语文教育专家和语文教师一再呼吁注重阅读写作能力的教学，但并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1935年，宁波效实中学方余甫老师，上国文课时“很少讲解课文，一般总是在课文中引出一个话题，然后七扯八扯，扯到社会中的实际问题上去”[7]。
　　方余甫老师的做法非常有代表性。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组织编出国定《初中国文甲编》，通令全国中学采用，但这套书的核心，主要不在于提高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而是执行蒋介石提出的“礼、义、廉、耻”等“四维八德”的思想教育和国民党党化教育。人们批评这套教材说：“为了要达成政府思想训练的目的，排列单元以内容为标准，破坏了文章体制和技能的程序，简直成了公民教本。”[8]其中，国民党党义文选加起来，占了全书五分之一多。这些文选中，又以蒋介石作品最多，高达11课。正如当时人们批评的：“胡乱凑些党国要人的文字，这些文字，大多不是失之太深，便是技巧平庸，不值得作为范本。”[9]显然，在当时的政府官员看来，语文教育与其说是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不如说是为党国培养良民。
　　这些语文教学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教学方式，直接造成很多学生语文能力低下。1933年，参与高考阅卷的朱自清，批评考生作文“运用文字，也极少熟练的；几乎每篇都有些不顺的句子，加上满眼的别字。大部分文从字顺的（虽然没说明什么东西），至多怕只有十分之一”[10]。1943年，语文教育家叶苍岑在演讲中说：“近几年来，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问题，时常被一般教育界的人士谈起，在报纸杂志上，时常看到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假如把这些文章通通搜辑在一起，想来可以印成很厚的一本册子了。”[11]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觉者提倡白话文，本来是为了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可是，当白话文进入语文教学后，大部分学生的语文能力却越来越低。这的确发人深省。
　　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很多地区，语文教学事实上很大程度地延续了民国时期强调思想内容的做法，只是将“礼、义、廉、耻”或国民党党义教育变成了新民主主义教育。1950年，西安市一次36位国文教员座谈会中提到：“在最近调查国文教材的教学效果时，绝大多数教员只谈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效果，而对语文读写方面的效果则很少谈到。”[12]这种现象在其他各地也广泛存在。福建同安一中杨锡彰说：“在贯彻政治思想教育方面，是脱离课本，孤立地进行，没有抓住语文课的特点，通过语言和文学的教养，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教《最幸福的人》时，教师用整整一个课时专门介绍美国垄断资本家的穷奢极侈和罪恶行为，说明美国已发展到垂死的资本主义阶段。在这节课里，看不出是上语文课，就像是上政治课一样。”湖北监利初中的魏琼说：“每课讲完一小段后，照例要来一番‘概括提高’工作，名为‘小结’，实际上是完全脱离课文的政治说教，既然这方面拉扯得过多，就一定要影响到语文知识的讲授，因而‘语言和文学因素过分的少’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了。”[13] 　　这样的教学方法，随着1953年《红领巾》教学引起的持续讨论，特别是1958年语言文学分科教学的中止，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反思。传统语文教育重视阅读和写作能力的基本训练，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多读多练，这给20世纪60年代的语文教育界很大的启发。
　　《人民教育》在1962年推出“批判地接受传统教育经验专栏”，连续刊出张耕的《传统语文教学中的阅读训练》《传统语文教育中的作文训练》两文，系统总结了传统语文教学经验。文章认为：“在指导学生阅读方面，他们就主张仔细讲解文章的名物、训诂、字句、篇章，使学生同时理解了‘文’，也领会了‘道’。”在阅读教学方法上，“他们强调把文章本身懂深懂透，强调熟读、精读，特别是作得好的文章评点，能够要言不烦地指点出思想内容和表达上的关键、要点，引导学生去思考揣摩，体会学习，而不作过多的发挥分析。这些，还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镜的。”[14]1963年，李放在《人民教育》发表文章说：“五四运动对我国小学语文教学有很大的影响。诸如‘国文’改为‘国语’，文言改教白话，反对复古，废除读经等等，这些在当时都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是对我国传统的教学方法视为绝对的坏，一切皆坏，采取了一概排斥的态度，而对外国的教育理论、教学方法则视为绝对的好，一切皆好，采取了不顾本国实际情况，盲目照抄照搬的态度。”[15]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刘松涛也认为：“学好语文的关键是多读多写，其他省劲的办法是没有的。”[16]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对传统语文教育多读多练教学方法的重视。
　　这些意见被教学大纲和语文教科书采纳。1963年颁布的《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认为：“多读是学习语文的有效方法，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古人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多读对于理解课文，帮助的确很大。”“多练也是我国语文学习的传统。‘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要提高写作能力，非多练不可。”《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也反复强调：“基本训练要通过多读多写来完成”；“学好语文必须刻苦努力，多读多写，省力的办法是没有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陈永萱在介绍新编小学语文课本时说：“要把语文这个工具学到手，主要依靠多读多练，从多读多练中学习，从多读多练中熟练，从多读多练中巩固，最后达到真正的掌握。”[17]中学语文教材编者也强调：“多读多练是我国语文教育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句诗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多读对提高写作的重要作用”，“任何工具的掌握，都要靠反复练习。语文是一种十分复杂而又要求高度精确的工具，自然要靠反复练习”。[18]这说明多读多练在20世纪60年代的“双基教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三
　　20世纪60年代“双基教学”时期要求重视传统语文教学的多读多练，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但随着“文革”的发生，这一做法暂时中止。直到“文革”结束，才重新得到语文教育界的响应。
　　但是，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对于多读多练有了更进一步的要求，比如，究竟读什么？怎样读？是否有个顺序？写什么？怎样写？效果如何？这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实验的问题。
　　1978年，张志公等人认为：“无论说话、听话、识字、读书、作文，能力怎样一步一步地提高，应该有一般的规律可寻。摸清楚这些规律，运用它，设计出训练的途径、步骤和方法，就能大大减少教学上的盲目性，减少浪费，提高效率。这就是科学化。”[19]
　　20世纪80年代初，韩雪屏等人要求建立现代的“阅读学”，他们认为：“传统的‘多读’‘熟读’的经验，对于积累语言材料，形成敏锐语感具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是，在现代多学科学习制度和疾速发展的社会生活面前，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为了快速形成和全面发展阅读能力，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科学的具有民族特点的阅读学，应该为现代化、科学化的语文阅读训练教程早日诞生而努力。”[20]
　　这些意见都非常宝贵，需要进一步落实。语文教学既要坚持多读多练的传统语文教学方法，但也不能仅仅单纯强调多读多练，还要对阅读写作心理进行科学研究，讲究阅读写作的科学方法，最大程度地提高阅读写作效率。笔者认为，语文教育界应该围绕提高阅读写作能力这个语文教学的核心，多开展相关研究和实验，遵循汉语言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规律，切实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真正把语文教学搞好。
　　参考文献
　　[1]郑定谟.福建泉州调查报告书[J].教育丛刊，1919（1）.
　　[2]何仲英.教师怎样才可以长进[J].教育杂志，1920，12（1）.
　　[3][4][6]阮真.时代思潮与中学国文教学[J].中华教育界，1934，22（1）.
　　[5]陈燮勋.中学生学习国文问题[J].新教育，1925，10（2）.
　　[7]徐开垒.在我起步的时候[A].王丽主编.我们怎样学语文[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8][9]孙起孟，庞翔勋.选本的阅读[J].中学生，1947（187）.
　　[10]佩弦（朱自清）.高中毕业生国文程度一斑[J].独立评论，1933（63）.
　　[11]叶苍岑.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分析[J].国文杂志，1944，3（1）.
　　[12]郭绳武.中学语文教学改革中的几个问题[A].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编.语文教学的方向问题[M].西安：西北人民出版社，1950.
　　[13]语文教学在改进中[J].人民教育，1953（10）.
　　[14]张耕.传统语文教学中的阅读训练[J].人民教育，1962（1）.
　　[15]李放.从历史上看“以识字教学为重点”[J].人民教育，1963（9）.
　　[16]洛寒（刘松涛）.反对把语文教成政治课[J].人民教育，1961（8）.
　　[17]陈永萱.新编小学语文课本的几个特点[J].人民教育，1963（2）.
　　[18]刘光.中学语文课本的编辑意图[J].人民教育，1963（2）.
　　[19]张志公，田小琳，黄成稳.语文教学需要大大提高效率[J].中国语文，1978（1）.
　　[20]韩雪屏，张春林，鲁宝元.应当建立一门阅读学[A].张定远主编.阅读教学论集（下）[M].天津：新蕾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