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PLUS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8年第4期 ID: 356452

  

语言:中学作文走向本体论的必然选择

◇ 董 沼

  一、问题的提出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从事作文教学的时间越长,越觉得困惑。长期以来,我们在传统教学观念的驱使下,使作文教学常常陷于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要么以“知识”代替一切,过分强调阅读、范文和指南;要么以“生活”代替一切,过分强调观察、立意和选材;要么以“技巧”代替一切,过分强调构思、布局和表达;要么以“思维”代替一切,过分强调形象、抽象和灵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作文教学基本形成了“传授知识技巧——阅读借鉴范文——模拟仿写训练”的固定程式。学生在作文中的创新精神非但没有得到释放,反而更加萎缩了。由此形成了学生作文中普遍存在的应付、抄袭、千篇一律等不良现象:1999年高考作文中许多考生编造虚假的“伤残情结”,是多么让人触目惊心!
  许多教者不由得“望文兴叹”:作文,路在何方?!
  
  二、基于语言和思维关系问题的思考
  
  传统的中学作文教学主要是两种模式:“八大块”模式和“思维训练模式”。“八大块”模式包括主题、题材、结构、表达方式、语言、文风、文体和修改等。这种教学模式主要是以“文”为本,静态的解析文章本身的构成要素,而忽略了文章写作过程中的主体素质及行为方式。
  “思维训练模式”打破了这种“就文论文”的模式,转向以“人”为本,把“作文主体”(学生)这个最活跃、最富于能动性和创造力的因素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探寻作文过程本身的规律。思维能力无疑是人智力结构的最关键因素,思维训练由此成为作文教学的核心。
  作文的确是一个将无序的客观写作对象转化为有序的精神产品(文章)的思维过程。1987年,荷兰提尔堡国际写作专题讨论会的研究报告认为:写作并非只是一门课程,在写作与思维之间存在着并生的关系。作文教学把训练的重心从文体训练转向写作过程本身的训练即思维训练,这是作文教学改革的一大突破。问题在于,这两种模式在强调各自训练重点的同时,都不同程度的忽视了语言训练。这样,就造成了学生在作文时的“眼高手低”状况:尽管有奇思妙想,却不能使之着陆在语言表达上;说起来头头是道,写起来却语无伦次。语言素质直接成为扼制学生作文能力及其创造性的瓶颈。
  总括来说,作文教学要解决的问题不外乎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这一人类面临的最古老、也是最有争议的热门话题。我们的作文教学改革之所以总是“沧海难为水”,就是没有冷静的探讨这一问题,没有把语言上升为本体来认识。这样,我们的作文教学中就始终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重内容而轻表达、重思维训练而轻语言训练的情况。
  事实上,包括写作活动在内,人的一切思维和情感活动都必须借助语言才能进行。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脑右半球在没有左半球语言中枢配合的情况下,虽然也可以进行相当独立的学习、记忆和思维活动,但这种活动只能在形象材料(输入图象材料)上进行。可见,真正有意义的思维必须借助于物化的语言来进行。斯大林曾批评把思维和语言完全割裂的观点,他指出:“不论人的头脑中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术语和词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①
  西方现代语言学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强调语言的本体性意义。英国著名理论批评家伊格尔顿指出:“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者‘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我们并不是先有意义或体验,然后再着手为之穿上语词;我们能够拥有意义和体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以容纳体验。”②存在主义美学家海德格尔更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寓所”,是一种“诗意语言”,他说:“当人思索存在时,存在就进入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寓所。人栖居于语言这个寓所。用语词思索和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寓所的守护者。”③这就是说,语言不再被看作是表达的工具,而成为人类存在的基础或存在方式。
  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成功揭示了语言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神奇魅力,标志着语言已从“工具论”概念转向“本体论”概念。这给我们的作文教学以许多有益的启示。对于文章来说,社会生活内容和作者的思想感情都是依靠语言存在的,它是语言的物化形态和艺术产品。一切写作活动最终都要通过语言来作文章。离开了语言素质的培养,作文教学中的思维训练必然成无本之末而流于形式。事实已经证明,学生的语言素质低下直接影响了作文水平的提高。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语言,是作文走向本体论的必然选择。
  作文的本体性指归,将矫正我们在作文教学中的“浮冰”现象,化开写作主体与文章载体之间的“死结”,使思维训练落到实处;通过提高语言素质来提高思维水平和写作能力,以达到作文教学的真正目的。
  以往,我们总是出于“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试图使文章真的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给作文负载了太多的教化内容。背负沉重的作文在努力完成这些教化使命的同时恰恰迷失了自我——语言。作为一个教者,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对作文的语言有几多关怀?
  
  三、作文的本体化:建构修辞文本
  
  作文本体化的意义在于,语言成为写作行为的范型和专注对象,这样,就克服了传统作文教学模式重视语言所表述的内容、方法而忽略语言本身的弊端。但是,由作文的特殊品格所决定,语言本体的存在仍然不能游离于写作的主体(作者)、客体(内容)和载体(文章)之外,而且正是语言的本体性决定了它们之间更加紧密的互相依赖关系。如下图所示:
  
  正是这种互赖关系,使修辞成为作文的主要行为方式和目标过程。“修辞,简单地说,就是指组织并调整话语以适应特定语境中的表达要求,或者为造成特定语境中的表达效果而组织并调整话语。”④修辞作为作文本体性的直接归宿,它的魅力在于:把作文看成是为造成特定语境中的表达效果而组织和调整话语的修辞现象,修辞的效果直接体现了作者的生活和思想情感形式;而且在更深广的意义上,以修辞为本体目标的作文正显示了作者的思维智慧及创造性。
  把语言作为本体的作文过程,其实质就是,在一定题旨下建构一组具有一定关联性和层第性的“修辞文本”。所谓“修辞文本”,就是“专指那些运用特定的表达手段而构成的具有特定的表达效果的言语作品,这个言语作品可以是特定语境中的一个词或几个词构成的一个句子,也可以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几个句子构成的语句群,还可以是只表达某一特定主旨的篇什。”⑤
  把作文看成是建构修辞文本的过程,并不排斥作文的基本写作程序和要素,而恰恰是为了突出这些程序和要素的语言形态,使所有的写作行为修辞化。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人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所提出的“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著名观点,可以看作是建构修辞文本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观照下的作文教学,集中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适应题旨情境。所谓题旨,陈望道先生将其解释为“一篇文章或一场说话的主意或本旨”。并且认为“写说便是为了发挥这个意旨起见”,运用修辞来表现种种“复杂的景象的一种工作”。⑥所谓适应情境,就是在建立修辞文本的过程中要适合作者的主观心境和客观社会环境。
  朱自清先生的名作《荷塘月色》是在1927年这样一个“风雨如晦”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创造的一幅“像笼轻纱的梦”般的境界。作者在淡淡喜悦和淡淡哀愁的交织中,传达出自己“到底惦着江南”的“颇不宁静”的心情。为了表现这种既想超脱又超脱不了、宁静又不宁静的复杂微妙的心情,作者建构了一组“别有风味”的修辞文本:用自言自语般“新而不失自然”的“不欧化的口语”(朱自清语)时时牵动“渺茫的歌声”般的心绪;用叠词不间断的泛起情思的微澜,使画面富于立体感、渗透感又氤氲着缥缈的乐感和浓浓的诗意;用比喻和拟人使客观景物出神入化的呈现了作者的“内心视像”;特别是用通感打通了视觉、听觉和幻觉,把肺腑深处很难传达的“心语”和感受转换成了另一种具体可感的形象,把读者带入一种幻境。
  一、问题的提出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从事作文教学的时间越长,越觉得困惑。长期以来,我们在传统教学观念的驱使下,使作文教学常常陷于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要么以“知识”代替一切,过分强调阅读、范文和指南;要么以“生活”代替一切,过分强调观察、立意和选材;要么以“技巧”代替一切,过分强调构思、布局和表达;要么以“思维”代替一切,过分强调形象、抽象和灵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作文教学基本形成了“传授知识技巧——阅读借鉴范文——模拟仿写训练”的固定程式。学生在作文中的创新精神非但没有得到释放,反而更加萎缩了。由此形成了学生作文中普遍存在的应付、抄袭、千篇一律等不良现象:1999年高考作文中许多考生编造虚假的“伤残情结”,是多么让人触目惊心!
  许多教者不由得“望文兴叹”:作文,路在何方?!
  
  二、基于语言和思维关系问题的思考
  
  传统的中学作文教学主要是两种模式:“八大块”模式和“思维训练模式”。“八大块”模式包括主题、题材、结构、表达方式、语言、文风、文体和修改等。这种教学模式主要是以“文”为本,静态的解析文章本身的构成要素,而忽略了文章写作过程中的主体素质及行为方式。
  “思维训练模式”打破了这种“就文论文”的模式,转向以“人”为本,把“作文主体”(学生)这个最活跃、最富于能动性和创造力的因素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探寻作文过程本身的规律。思维能力无疑是人智力结构的最关键因素,思维训练由此成为作文教学的核心。
  作文的确是一个将无序的客观写作对象转化为有序的精神产品(文章)的思维过程。1987年,荷兰提尔堡国际写作专题讨论会的研究报告认为:写作并非只是一门课程,在写作与思维之间存在着并生的关系。作文教学把训练的重心从文体训练转向写作过程本身的训练即思维训练,这是作文教学改革的一大突破。问题在于,这两种模式在强调各自训练重点的同时,都不同程度的忽视了语言训练。这样,就造成了学生在作文时的“眼高手低”状况:尽管有奇思妙想,却不能使之着陆在语言表达上;说起来头头是道,写起来却语无伦次。语言素质直接成为扼制学生作文能力及其创造性的瓶颈。
  总括来说,作文教学要解决的问题不外乎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这一人类面临的最古老、也是最有争议的热门话题。我们的作文教学改革之所以总是“沧海难为水”,就是没有冷静的探讨这一问题,没有把语言上升为本体来认识。这样,我们的作文教学中就始终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重内容而轻表达、重思维训练而轻语言训练的情况。
  事实上,包括写作活动在内,人的一切思维和情感活动都必须借助语言才能进行。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脑右半球在没有左半球语言中枢配合的情况下,虽然也可以进行相当独立的学习、记忆和思维活动,但这种活动只能在形象材料(输入图象材料)上进行。可见,真正有意义的思维必须借助于物化的语言来进行。斯大林曾批评把思维和语言完全割裂的观点,他指出:“不论人的头脑中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术语和词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①
  西方现代语言学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强调语言的本体性意义。英国著名理论批评家伊格尔顿指出:“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者‘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我们并不是先有意义或体验,然后再着手为之穿上语词;我们能够拥有意义和体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以容纳体验。”②存在主义美学家海德格尔更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寓所”,是一种“诗意语言”,他说:“当人思索存在时,存在就进入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寓所。人栖居于语言这个寓所。用语词思索和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寓所的守护者。”③这就是说,语言不再被看作是表达的工具,而成为人类存在的基础或存在方式。
  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成功揭示了语言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神奇魅力,标志着语言已从“工具论”概念转向“本体论”概念。这给我们的作文教学以许多有益的启示。对于文章来说,社会生活内容和作者的思想感情都是依靠语言存在的,它是语言的物化形态和艺术产品。一切写作活动最终都要通过语言来作文章。离开了语言素质的培养,作文教学中的思维训练必然成无本之末而流于形式。事实已经证明,学生的语言素质低下直接影响了作文水平的提高。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语言,是作文走向本体论的必然选择。
  作文的本体性指归,将矫正我们在作文教学中的“浮冰”现象,化开写作主体与文章载体之间的“死结”,使思维训练落到实处;通过提高语言素质来提高思维水平和写作能力,以达到作文教学的真正目的。
  以往,我们总是出于“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试图使文章真的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给作文负载了太多的教化内容。背负沉重的作文在努力完成这些教化使命的同时恰恰迷失了自我——语言。作为一个教者,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对作文的语言有几多关怀?
  
  三、作文的本体化:建构修辞文本
  
  作文本体化的意义在于,语言成为写作行为的范型和专注对象,这样,就克服了传统作文教学模式重视语言所表述的内容、方法而忽略语言本身的弊端。但是,由作文的特殊品格所决定,语言本体的存在仍然不能游离于写作的主体(作者)、客体(内容)和载体(文章)之外,而且正是语言的本体性决定了它们之间更加紧密的互相依赖关系。如下图所示:
  
  正是这种互赖关系,使修辞成为作文的主要行为方式和目标过程。“修辞,简单地说,就是指组织并调整话语以适应特定语境中的表达要求,或者为造成特定语境中的表达效果而组织并调整话语。”④修辞作为作文本体性的直接归宿,它的魅力在于:把作文看成是为造成特定语境中的表达效果而组织和调整话语的修辞现象,修辞的效果直接体现了作者的生活和思想情感形式;而且在更深广的意义上,以修辞为本体目标的作文正显示了作者的思维智慧及创造性。
  把语言作为本体的作文过程,其实质就是,在一定题旨下建构一组具有一定关联性和层第性的“修辞文本”。所谓“修辞文本”,就是“专指那些运用特定的表达手段而构成的具有特定的表达效果的言语作品,这个言语作品可以是特定语境中的一个词或几个词构成的一个句子,也可以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几个句子构成的语句群,还可以是只表达某一特定主旨的篇什。”⑤
  把作文看成是建构修辞文本的过程,并不排斥作文的基本写作程序和要素,而恰恰是为了突出这些程序和要素的语言形态,使所有的写作行为修辞化。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人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所提出的“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著名观点,可以看作是建构修辞文本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观照下的作文教学,集中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适应题旨情境。所谓题旨,陈望道先生将其解释为“一篇文章或一场说话的主意或本旨”。并且认为“写说便是为了发挥这个意旨起见”,运用修辞来表现种种“复杂的景象的一种工作”。⑥所谓适应情境,就是在建立修辞文本的过程中要适合作者的主观心境和客观社会环境。
  朱自清先生的名作《荷塘月色》是在1927年这样一个“风雨如晦”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创造的一幅“像笼轻纱的梦”般的境界。作者在淡淡喜悦和淡淡哀愁的交织中,传达出自己“到底惦着江南”的“颇不宁静”的心情。为了表现这种既想超脱又超脱不了、宁静又不宁静的复杂微妙的心情,作者建构了一组“别有风味”的修辞文本:用自言自语般“新而不失自然”的“不欧化的口语”(朱自清语)时时牵动“渺茫的歌声”般的心绪;用叠词不间断的泛起情思的微澜,使画面富于立体感、渗透感又氤氲着缥缈的乐感和浓浓的诗意;用比喻和拟人使客观景物出神入化的呈现了作者的“内心视像”;特别是用通感打通了视觉、听觉和幻觉,把肺腑深处很难传达的“心语”和感受转换成了另一种具体可感的形象,把读者带入一种幻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