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语言传神，笔法奇崛，“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代表了我国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其中《狼》《山市》《促织》等多篇文言文被选进中学课本。尤其是《促织》，其中的“小儿化虫”情节，奇幻无穷、险象环生，深深吸引着孩子们，引发着他们朦胧而又好奇的文学想象和深沉的情感体验。本文拟对这一情节展开分析。
　　一个九岁的小儿，因为贪玩好奇的本性，把一家子的救命蟋蟀给弄死了。闯了祸的小儿哭着向母亲求救。母亲大惊失色，把小儿痛骂了一顿。小儿惊惧惭愧偷偷跳井自杀，灵魂变为一只黑赤色的小蟋蟀。小蟋蟀打败了常胜的“蟹壳青”，智胜大公鸡，后又试遍天下蟋蟀，“无出其右者”。更为奇妙的是，小蟋蟀不仅轻捷善斗，还能应节起舞。
　　更让我们惊奇的是小儿化虫这个无理而妙的情节描写，实在是奇险兼具、匪夷所思。“无理而妙”是清代黄裳《围炉诗话》中提到的中国古典诗歌常常追求的一种境界——有些诗句从表面上看是不符合生活情理的，但细细品味却蕴含着至情至理。小儿化虫这个情节就具有这个特点。小孩子跳井自杀，灵魂变成小蟋蟀，帮助父母摆脱绝境，这在生活中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现实的。这一不符合生活常理的情节，不仅没有让读者产生突兀之感，反而觉得奇幻无比，又含蓄隽永、意味深长。设若去掉这个“无理”的情节，即使不至于使作品索然无味，也一定会使之减色不少。
　　小儿化虫这个情节，作者始终紧扣儿童的心理和特点，把小蟋蟀写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将读者带到一个又一个的奇险之境，感受到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小蟋蟀，“覆之以掌，虚若无物”，“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与“巨身修尾、青项金翅”的蟋蟀相比，个头小，显得很稚嫩。在遭遇第一次比赛时，他先是下意识地胆怯害怕，“伏不动，蠢若木鸡”，挑衅者“以猪鬃毛，撩拨虫须，仍不动”；在被逼无奈终于奋力拼搏又大获全胜时，小蟋蟀“翘然矜鸣，似报主知”，符合儿童取胜得意、以图父母褒夸的心理和神态。小蟋蟀后来屡战屡胜，不再惧敌，甚至后面闻琴瑟之音“应节而跳”，也都和儿童无畏、活泼的性格特点相印合。
　　小儿化虫不仅具有“奇”的特点，作者还“逆振”而局，使情节同样具有一种“险”趣。小蟋蟀样小形丑、态拙状陋，对手“庞然修尾”、常胜无敌，强弱对比不啻天壤。好事少年看了忍不住“掩口胡卢而笑”，胜券在握。父亲原本就“劣之”，再看到对方的“蟹壳青”，忍不住“自增惭怍，不敢与较”，故事至此胜负似已定局。好事少年的“固强之”“屡撩之”，使战局在一种结果昭然若揭的状态下被迫拉开。可是，事局却在高潮之处陡然反折，结果让所有人大出意外。作者用了一系列的动词来形容小虫英勇决敌的神采：“暴怒”“直奔”“腾击”“振奋做声”“跃起”“张尾伸须，直齿乞敌领”等，生龙活虎、神完气足地将颓局扭转过来。
　　《促织》用二言、三言、四言等短促的句式，一气呵成，造成一股排山倒海、势不可挡的力量和气势，给读者带来更大的情感冲击力。一波刚落一波又起。作者并没有就此停步，他笔力一振，紧接着在更高处又设一个险峰，再次将读者的心提到嗓子眼。“一鸡瞥来，径进以啄”，大险若泰山压顶，小虫危在旦夕，一紧；“幸啄不中”，稍稍宕开一笔，稍缓；“鸡健进，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小虫必死无疑，又一紧；就在大家顿足失色、十万火急之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怪异的场面：“旋见鸡伸颈摆扑。”为何？原来“虫集冠上，力叮不释”，又一大缓。为了烘托局势的凶险，作者用父亲几个极端的情绪体验从侧面进行泼墨渲染：“骇立大呼”“顿足失色”“益惊喜”，这些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受将读者卷入一个个险象环生、云诡波谲、雷霆万钧的生死场中。
　　四两拨千斤的小蟋蟀胜利了。它被选进皇宫，战胜了所有的蟋蟀成了胜出者。成名一家受到了赏赐，没几年就“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踬各干计”，出车马衣轻裘，成了富贵人家。
　　可是，同学们却没有任何如释重负、欢呼雀跃的兴奋和喜悦，反而心情沉重。为什么呢？～场精彩的竞技不是作者的目的，潜伏在故事后面的思考才是作者深沉的用心所在。蟋蟀本来是供大家娱乐的，尤其是供小孩子玩的，皇帝一旦喜欢，就会牵动社会各个阶层，甚至荼毒百姓，使老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为人迂讷的成名因所缴蟋蟀不合格，被打得“两股间脓血流离”，“转侧床头，惟思自尽”。好不容易捉到一只，“蟹白栗黄”地喂养，把它当成命根子。然而，这只蟋蟀却被小儿不经意弄死。母亲不是体谅安慰孩子，而是变色呵斥，将早已害怕的儿子推到绝望的深渊。做父亲的听到虫死的第一反应不是担心孩子受到惊吓没有，而是“如被冰雪”，接着就是“怒索儿”——找他算账。是什么让做父母的把小虫看的比孩子都重要？“不复以儿为念，儿不如虫也……谁实使之然哉？”答案不写自明，批判力透纸背。
　　据吕毖《明朝小史》卷六《宣德纪·骏马易虫》记载：“宣宗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价贵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遴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谓骏马所易，必有异，窃窥之，跃出，为鸡啄食。惧，自缢死。夫归，伤其妻，且畏法，亦自缢焉。”这是真实的故事，也是《促织》产生的时代背景。皇帝喜欢蟋蟀本来无可厚非，但作为权力的至高者，加上官吏的拍马逢迎、媚上欺下，则可能使这一爱好铸成罪孽。“天子一跬步，皆管民命，不可忽也。”作者正是本着为民请命的社会良知和社会道德，冒着生命的危险，借“小儿化虫”这一文学的神来之笔向皇帝实现这一劝谏的，同时也带给历代读者以情感的洗礼和深沉的思考。
　　小儿化虫这个情节是《促织》的精魂。成名一家忽而气断声吞、茅舍无烟，忽而平步青云、发迹变泰。而导致这一家命运突转的恰恰就是小儿变虫这个离奇的情节。一个无用的小虫对老百姓的生活造成如此天塌地陷的影响，皇帝的爱好需要牺牲一个年幼活泼的小生命来取悦，这充分暴露了皇帝的昏庸、腐朽以及官场草菅百姓的黑暗和荒唐。这也是潜藏在文本深处作者的良苦用心。
　　西方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卡夫卡于1915年发表过一篇著名小说《变形记》，讲一个叫格里高利的推销员因为过度紧张、疲于奔命，在一个早上突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只大甲虫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支撑家里的经济开销，遭到家人的厌弃，后来孤独地死去。西方表现主义受康德哲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长于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些本质性的问题，譬如人与人之间不能理解、沟通的孤独感，以及由之产生的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思想等。《促织》中的小儿化虫在批判周遭环境对人的逼迫、令人化虫的结果归罪上与西方表现主义文学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可以说，蒲松龄的文学想象、文学天赋以及文学技巧不仅具有世界性，而且远远地走在世界文学的前沿。

• 楚爱华　刘冬蕊： 《促织》“小儿化虫”情节细读　/　语文建设 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