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晚期,秦国虎视眈眈,企图一统天下。作为楚国“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政治家、外交家,屈原对当时的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胸怀美政理想,主张对内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对外联齐抗秦,使楚国立于不败之地。为此,他协助楚怀王,尽力国事,鞠躬尽瘁。他的这种忠直磊落,终为嫉贤妒能的群小所憎恶,在一片谗谄声中,他失去了怀王的信任,遭疏远离职。然而屈原虽被放逐,依然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奋不顾身,面对佞臣的毁谤直言进谏。顷襄王即位后,“不恤其政”,宠信奸臣,屈原又遭贬斥,流放江南。国家朝政更加黑暗腐败,丧失了与秦国对抗的能力。即便如此,他始终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信念追求,将自己的灵魂、生命与楚国紧系在一起,当他无限伤痛地看到楚国难以挽回的颓势和衰亡,深感自己回天乏力时,便只有投身江水,与国同亡了。
《渔父》开头生动描绘了一个忧心国事、憔悴潦倒的诗人形象,他身怀远大抱负,有志于楚国的强盛,但屡遭奸邪诋毁,终为君王不容。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的屈原犹如飞鸟剪去双翅、骏马缚住四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祖国日趋衰败,走向灭亡,无能为力,这种打击是多么巨大!令人痛不欲生、伤心欲绝的残酷现实使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不复往日的伟岸与潇洒。
“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何故至于斯”的落魄,当是问话的渔父和世人所没有料想到的。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为了追逐自己的理想,他不愿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做法,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而是从思想到行为无不特立独行,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
坚持“遗世独立,横而不流”的高尚人格的屈原,不听从渔父随波逐流的“忠告”。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义正辞严地表明了自己的主张,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让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反问句,表明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也要坚持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明确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强者。
屈原积极用世,深思高举,结果惨遭流放,行吟江畔,痛苦万分;渔父消极避世、钓鱼河滨,反而能身心自由,放声高歌,怡然自乐。屈原在这样的比照下非但能够矢志不渝,而且锐意于以身殉国,他那玉叮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叮焚而不可毁其节的崇高精神,就在层层对比中显得更加璀璨夺目。
《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也成功塑造了一位遁世的隐者形象。两者思想上的对立,进一步凸显了屈原理想破灭带来的心灵苦闷。屈原展现了自己的处世态度:明辨是非、高洁自奉、积极用世,乃至宁死不折、以身殉国,成为孤独的理想主义的守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