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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中的对立统一

◇ 蔡玉侠 赵英俊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 《达洛卫夫人》 二元对立 统一
  摘要:在《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通过设计达洛卫夫人与赛普蒂默斯两条线索并行,将男与女,生与死,理性与疯狂,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数个二元对立的元素分别赋予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并通过巧妙的结构安排使得这些对立的元素在两人身上获得了统一。借助于并置、重复、象征等手法,这些各自独立的对立统一体又最终统一成一个被放大了的人,一个立体的人—— 一个由男人与女人组成的理想化的“雌雄同体”,一个既有清醒的理性意识又有疯狂、怪诞的潜意识的人,一个感受着不同阶级生活的人,一个时时刻刻面对生与死的思考的人—— 在浓缩于一天的人生中所经历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生与死的哲学思考。
  《达洛卫夫人》是伍尔夫由传统小说向意识流小说过渡的一部小说,其中,伍尔夫在意识流小说创作上的尝试与创新已渐趋成熟。这部小说以上流社会贵妇人达洛卫夫人举办宴会为主要线索,通过她在一天中的意识活动,展现了她大半生的生活经历。同时,另有一条线索与之平行,即从平民出身的男性人物赛普蒂默斯的视角所记录的一个社会边缘人物痛苦、绝望乃至自杀的悲惨经历。按照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的序言中所说,在创作之初,她并没有安排赛普蒂默斯这一人物。那么,作家最终决定加入一个出身平民、精神错乱的男性人物线索并让他与达洛卫夫人并行的意图又何在呢?在《达洛卫夫人》中,蛛网状结构取代传统的线性叙事方法,再加上人物时断时续、错综交织的意识活动,大有令人欲理还乱之感。然而,“意识流要表现人的意识活动(包括潜意识活动)的杂乱无章,作家的艺术匠心却在于乱中求序,使许许多多片断汇合成一幅完整的图画”。当我们拨开小说表面人物纷繁的意识迷雾之后,就发现在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纷乱下掩藏着作者精心构架的思想的高度统一:一个由男与女、生与死、理智与疯狂、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数个二元对立统一所构成的高度的统一体。按照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文学产生于神话”,“文学是神话性思维习惯的继续”,因此,“神话模式——即有关神礻氏的故事……是一切文学模式中最抽象,最程式化的模式”①。而神话又是一个由二元对立组成的世界。俄国神话学家梅列津斯基说,神话基本是一个二元对立系统,如天堂/地狱,日/月,昼/夜,生/死,男/女,光明/黑暗等。因此,文学艺术家在创作时往往是无意识的,习惯性地使用二元对立的原型,使二元对立在叙事文学中成为一种仪式②。在《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似乎也有意沿用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原型模式,并使之最终服务于她的创作目的。
  
  男性与女性的对立统一
  
  传统的英国社会将男性和女性分为两个阵营,形成两性的二元对立。作为女权主义的先驱,伍尔夫一直在有意识地对抗“男性逻格斯主义”。在其《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她曾提出著名的“雌雄同体”的观点,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的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这既是伍尔夫对于作家创作的观点,也是对男女两性关系的一种理想化构想,即相对于两性的二元对立,建立男女两性的意识的和谐统一。在《奥兰多》中,她这种两性统一的思想得以清晰地表达出来:奥兰多一夜之间由男子变成女性,成为一个身兼两性、跨越时空的人。“这个人物的两性同体的特征,是小说结构的一个关键,因为他具有一种象征力,把对立统一起来,把一切矛盾包容于一体。”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作家让男性的赛普蒂默斯与达洛卫夫人两条线索平行的意图之一正是形成男女两性的对立统一。
  这部小说以达洛卫夫人为主要线索,通过她操办晚会,会见昔日情人等过程中一系列的思想意识活动,展示了一位心思细腻、敏感的女性所观察下的世界:休·惠特布雷德总是一本正经,令人忍俊不禁;彼得多情、清高,让人爱恨交织;布鲁顿夫人高贵威严,令人肃然起敬;吉尔曼小姐行为偏执,令人生厌……与此同时,透过达洛卫夫人的感触,读者也得以窥视到达洛卫夫人复杂而真实的性格:一个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理智务实又爱慕虚荣,多愁善感又乐观向上,品位高雅却又不能免俗的女性形象。与上述达洛卫夫人的女性形象相对,赛普蒂默斯内心孤傲,愤世嫉俗,思想偏激但意志脆弱,是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男性人物形象。从他男性的视角所观察下的社会则疯狂、晦暗、荒诞而丑陋。但是尽管赛普蒂默斯与达洛卫夫人性别、性格各异,两人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社会制度扼杀灵与肉的认识却殊途同归。在赛普蒂默斯死讯传来的一刻,两个分属对立性别的人在精神和思想上却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假如那青年抱着视死如归的激情,去看威廉·布雷德肖爵士—— 一位大医师,可在她心中,他是隐蔽的恶的化身,毫无七情六欲,却对女人极其彬彬有礼,又会干出莫名其妙的,令人发指的事—— 扼杀灵魂,正是这点—— 假如那青年去看威廉爵士,而他以特有的力量,用暗示逼迫病人的心灵,那青年会不会说:活不下去了,人们逼得他活不下去了, 就是像那医生之流的人;他会这样说吗?
  
  理性与疯狂的对立统一
  
  伍尔夫在《一个作家的日记》中曾说,她要通过这本小说探讨生与死,理性与疯狂……达洛卫夫人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对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有着清醒敏锐的判断,因而成为这本小说“理性”的代言人。她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内心最细微的感触,也能洞悉他人最不起眼的动作所包含的内心流露。她时常用理性的眼光来剖析自己,反思内省。在她剥茧抽丝般的审视之下,她洞察到自己异于常人的同性之恋,对彼得爱恨参半的留恋,心满意足之下的空虚无奈以及表面的高雅和游刃有余背后的庸俗、做作。她还时常用理性的眼光去观察世界,评判他人:宫廷侍从休·惠特布雷德衣冠楚楚,世故谄媚;彼得才华横溢却不谙世事;自己的丈夫能干务实,却毫无情趣;相貌平庸却自高自大的首相;热心政治、高贵威严的布鲁顿夫人;道貌岸然、扼杀性灵的布雷德肖医生;穷苦冷漠、行为偏执的吉尔曼小姐……借助达洛卫夫人理性的视角,读者得以看到了一个由芸芸众生组成的浮世图,一个由各色人等组成的众生相。在汉译本《达洛卫夫人》的序言中,孙梁指出“这部意识流小说基本上类似于映照世态、描摹人情的现实主义小说”。这无疑要归功于达洛卫夫人理性的观察视角。
  然而这个世界还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与达洛卫夫人的理性相对,读者在赛普蒂默斯身上看到了这个世界疯狂的一面。赛普蒂默斯由于在战争中受到刺激,精神失常。他想象自己就是上帝,在向世人昭示真理;他看见死去的战友在树后应声而唱;他听见麻雀在用希腊语唱歌……然而,在他看似疯狂的思想背后,我们却发现了这个世界丑陋却近乎真理似的东西:“实际上,人既无善意,也无信念,除了追求眼前更多的欢乐之外,没有仁慈之心,这就是真相。”透过赛普蒂默斯貌似疯狂的视角,我们惊讶于这个社会的肮脏丑恶:常人眼里善良和蔼的霍姆斯大夫医术低劣,却装模作样,俨然是丑恶的“人性”的化身;而鼓吹“秩序”与“平稳”的布雷德肖医生更是社会秩序的护卫士,一个披着高尚外衣的自由性灵的扼杀者,“正是像他之类的人在英国隔离疯子,禁止生育,惩罚绝望情绪,使不稳健的人不能传播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也接受他的平稳感”。
  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人的意识分为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人的某些怪诞、离奇、疯狂的想法由于受到理性的压抑,往往潜伏在人的潜意识之中。作为一个精神受到严重创伤的人,赛普蒂默斯的全部“疯狂”心理可以被看作一个正常人的潜意识心理世界。通过对这个人物混乱意识轨迹的记录,透过一个非理性人物的视角,伍尔夫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扭曲、丑恶但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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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洛卫夫人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从清醒意识当中所感受到的世界与赛普蒂默斯潜意识中的混乱的、疯狂的世界并置,并在小说的结尾处达到了统一。“克拉丽莎·达洛卫夫人和那个残酷的战争吓疯了的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可说是同一个人的两副面相。随着小说的进展,两人的命运巧合在一起了,对比消失了,证明理性与疯狂相距不远,一个就在另一个旁边……”在这两人身上,理性思维与疯狂思维彼此跨越了界限,水乳交融在一起:理性接纳了疯狂,疯狂中渗透着理性。二元对立的理性与疯狂最终消解并统一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伍尔夫所追求的更为“真实”的世界。
  
  生与死的对立统一
  
  对生与死的探索是伍尔夫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由于亲人去世给她造成的打击,以及长期的沉思冥想,她在作品中总是殚精竭虑地透视死亡,试图通过对死亡的剖析来阐述人类存在的意义。在小说《雅阁之室》《海浪》以及《到灯塔去》中,她的主人公无论经历如何,最终都无法逃避死亡的结局。在《达洛卫夫人》中,作者则通过不同阶级、性别各异的达洛卫夫人与赛普蒂默斯来探讨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和思考。
  从欧洲战场上归来,赛普蒂默斯仿佛从一场梦魇中醒来又进入了另一场噩梦。他痛苦地发现自己失去了感觉的能力。然而,细读原文后读者会发现,赛普蒂默斯“感觉的丧失”和“疯狂”举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理性的丧失,因为他头脑健全,能算清账目;他清楚地意识到“人既无善意,也无信念”;他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种种荒诞和丑恶:
  人们成群结队地去狩猎。他们结成一伙又一伙,去搜索沙漠,尖啸着消失在荒野中。他们抛弃死者。他们脸上满是怪相。……他们身上渗出一滴滴罪恶,他们从未见过他在笔记本上画的他们的丑态,赤身露体,装模作样。在街上,卡车在他身边隆隆驶过,招贴画上揭露种种令人眩目的暴行;男人陷在矿井下,女人被活活烧死……
  因此,他的所谓“感觉的丧失”和“疯狂”举动不过是违反了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当好友埃文思牺牲时,他竟表现得无动于衷;对于妻子的爱情和痛苦他也漠然视之)和公然蔑视统治阶级极力维护的现有社会秩序而已(他企图唤醒人们,向人们昭示某种真理)。然而,在化身为“人性”的霍姆斯大夫眼里,赛普蒂默斯向人们大声疾呼、昭示真理的行为不啻为离经叛道,理当判处死刑;而在威廉爵士这个社会秩序的护卫士面前,赛普蒂默斯的“疯狂”更是犯了“平稳”的大忌,必须毫不留情地加以“隔离、惩罚”。加缪在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中曾指出:“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③赛普蒂默斯正是这样一个局外人,一个“被抛弃,被排斥的畸零人……仿佛溺水而死的水手,躺在世界的边缘”。如同《局外人》中的小职员莫尔索,在这样一个荒诞冷酷的世界中,失败和死亡是等待赛普蒂默斯的必然结局。
  然而,自杀却赋予了赛普蒂默斯的死亡以更积极的意义。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存在先于本质”④。人存在于荒诞的世界中,然后通过“自由选择”去创造自己的本质。所谓“存在”,在萨特的戏剧中常表现为“极限境遇”,即生存危机。面对生存危机,人或苦闷、消沉,或进取、抗争。他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最后以自己的方式解决危机。而自由选择的结果或解决危机的方式则最终决定人的本质。在《达洛卫夫人》中,冷漠异己的外部世界使赛普蒂默斯体验着无尽的孤独、绝望与恐惧,使他面临被隔离、被惩罚的生存危机。在这种“极限境遇”中,赛普蒂默斯毅然选择自杀也不愿沉沦,从而维护了自己纯洁的心灵,创造了自己存在的本质。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赛普蒂默斯的死是一种积极的死,是“死而犹生”。
  达洛卫夫人作为一个高贵典雅的贵妇人,享受着生活中美好的一切:贵为议员的丈夫,漂亮得体的女儿,一群懂事的仆人,甚至有幸结识首相……因此,当她为筹备晚会出去买花,当她置身于“生活,伦敦,此时此刻的六月”时,她欣喜地感到自己对生活是如此热爱!然而当她浮想联翩,回首往事之时,她却于瞬间感到“心中有一个凶残的怪物在骚动!她再也不会觉得心满意足,或心安理得……”尤其是听说布鲁顿夫人没有邀请自己参加午宴时,她“觉得自己一下子萎缩了,衰老了,胸脯都憋了;恍惚自己在户外,在窗外,忽忽悠悠地脱离自己的躯壳和昏昏沉沉的大脑……生活的核心一片空虚,宛如空荡荡的小阁楼”。对她来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不停地参加宴会和举办宴会,一旦失去了这些,她便失去了生活的核心。因此,当赛普蒂默斯自杀的消息传来时,达洛卫夫人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生命有一个至关紧要的中心,而在她的生命中,她却被无聊的闲谈磨损了,湮没了,每天都在腐败、谎言与闲聊中虚度。那青年却保持了生命的中心。死亡乃是挑战。”她羡慕那青年的勇气。但是,达洛卫夫人却没有死。当她看见孤独衰老却每天坦然面对死亡的邻居老妇人时,她顿悟到了生活的真谛。在这一时刻,恰如乔伊斯对顿悟所作的定义,她有着“一种突如其来的心领神会……唯有一个片刻,却包含了生活的全部意义”⑤。达洛卫夫人对生与死的感悟在瞬间达到了高潮:“正是由于四周翻滚着死亡的阴影,人生才越发显得灿烂辉煌。”(瞿世镜,前言6)伍尔夫通过达洛卫夫人表达的这种生死观与存在主义的“向死而生”不谋而合,即人的生就是向着死的生;人只有彻底领悟了死,才会真正领悟到生存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⑥。体验过了赛普蒂默斯的死,达洛卫夫人像是涅??后的凤凰,经历了死后的重生,从而对生有了更积极的认识。她决定振作精神继续活下去,“必须找到萨利和彼得”。这两个达洛卫夫人青年时期的情人和伙伴,昔日幸福生活的化身,让读者看到了她生活中新的希望。
  至此,我们看到,二元对立的生与死在赛普蒂默斯的“虽死犹生”中和达洛卫夫人的“向死而生”中合而为一,并在达洛卫夫人的身上最终实现了统一。
  
  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对立统一
  
  除上述之外,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构成了另外一个对立统一体。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尽管分属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然而对于冷酷的社会,对于社会制度扼杀性灵的认识,两人却心有灵犀,在赛普蒂默斯自杀的消息传来的一刻达到了共鸣,实现了认识上的统一。伍尔夫在日记中说,“在这本小说里,我要批判当今的社会制度,揭示其动态,而且是最本质的动态……”分处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对社会息息相通的批判恰是对现有社会制度最有力的控诉。
  
  结语
  
  伍尔夫认为,“小说应该超越作品中人物的具体的、个人的关系,去探讨有关人类的命运和人生的意义等更为广泛的问题”。例如,“《海浪》中的六个人物,不是有血有肉的人物,而是作者手中的某种工具,某种类型,某种概念,某种人生态度的抽象程式。她把这些不同的抽象程式放到生命历程的九个阶段去加以考察,试图由此获得一种对于人生的总体印象”。 在《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似乎也试图做出这种尝试。她将男与女、生与死、理性与疯狂、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这些二元对立的元素分别赋予平行的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并通过结尾赛普蒂默斯自杀时达洛卫夫人“微妙的介入”使得这些对立的元素在两人身上各自获得了统一。当我们把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两条线索并置在一起时,我们发现这些各自独立的对立统一体又最终统一成一个被放大了的人,一个由多个侧面组成的立体的人—— 一个由男人与女人组成的理想化的“雌雄同体”,一个既有清醒的理性意识又有疯狂、怪诞的潜意识的人,一个感受着不同阶级生活的人,一个时时刻刻面对生与死的思考的人—— 在浓缩于一天的人生中所经历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生与死的哲学思考。而由这个立体的多面人所观察下的世界也就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更为真实的世界。因此,“《达洛卫夫人》所表现的就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经历,而是现代西方社会中颇具典型意义的一种精神状态”,一种超越个人的,被放大到人类命运和人生意义的“总体印象”。只不过,同后来的《海浪》相比,伍尔夫的这种创作意识在《达洛卫夫人》中还不那么清晰明确,对于高度抽象的语言的运用还显得稚嫩。
  (责任编辑:水涓)
  
  本论文为河北省教育厅2005年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与弗吉尼亚·伍尔夫之比较研究》结项论文之一,项目编号:s050613。
  
  作者简介:蔡玉侠,硕士研究生,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英语文化研究;赵英俊,硕士研究生,河北师范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英语教育。
  
  ①②转引自张中载《原型批评》,载《外国文学》,2003年第1期,70页,73页。
  ③④参见徐曙玉编:《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58页,48页。
  ⑤参见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孙梁,苏美译,见《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代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15页。
  ⑥参见王晶:《论伍尔夫小说创作中的死亡主题》,载《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97页。
  
  参考文献:
  [1]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2]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卫夫人》,孙梁,苏美译,见《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4]瞿世镜:《伍尔夫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5]吉斯兰·杜南:“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的信条”,《伍尔夫研究》,瞿世镜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中的对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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