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学精神　根脉　个性　社会性　生命
　　摘要：徐复观以人的生命归根之地为理论基点，会通儒道、融合艺术与道德，将“成己成物”、个性与社会性涵摄于人的生命之中，以此开掘出中国文学艺术精神中特有的内涵，从而回应了“五四”以来以及现代文艺派的文学偏向，彰显了生命的审美之境。
　　徐复观堪称为一位新儒学大师，他的思想深深地浸润于中国整体的文化血脉之中，尤其是对儒道两家的思想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他以心性作为人的生命的根源之地，以此为自己理论的基点，会通儒道、融合艺术与道德，从而构建人生的意义世界，澄明人之生命的审美之境。
　　
　　一、文学精神的根脉疏通
　　
　　徐复观从人之生命存在的根源和归结之地来把握中国文化的命脉，他认为“对自我的生命，经过一番功夫加以开辟，因而使人的本心、本性，显发出来，只有中国的孔孟系统，老庄系统，以及在中国才算成熟了的禅宗系统，才可以找到结果。只有在这种处所，才能发现心的主宰性，心的涵容性。由此而可以了解心的独体性，与心的共感性、普遍性，乃是同时存在的”①。徐复观对于中国文学精神的把握基本上是根源于儒道两家思想，至于佛教，他比较认同中国化了的禅宗，但他同时指出：“禅所给予文学的影响，乃成立于禅在修养过程中与道家——尤其是与庄子，两相符合的这一阶段之上。”②所以，他认为，凡文人禅僧在诗文上自以为得力于禅，而本质上即是源于“道”而非“禅”，禅在文学艺术中的影响实际上只是庄子思想的借尸还魂。因此，儒道思想成为他一再高标的价值所在，“中国只有儒道两家思想，由现实生活的反省，迫近于主宰具体生命的心或性，由心性潜德的显发以转化生命中的夹杂，而将其提升、将其纯化，由此而落实于现实生活之上，以端正它的方向，奠定人生价值的基础。所以只有儒道两家思想，才有人格修养的意义。因为这种人格修养，依然是在现实人生生活上开花结果，所以它的作用，不止于是文学艺术的根基，但也可以成为文学艺术的根基。”由生命之心性的根源义、涵容义以及价值义、现实义而进于文学艺术的人格修养和审美境界，彰显出徐复观开掘生命意义的致思路径。
　　既然是源于生命的根基之地，所以，徐复观就不再囿于一家之言来阐释中国文学的精神。他在对刘彦和《文心雕龙》的解读中提出，儒道两家思想，在生活实践中乃至在文学创作中可进行自由的转换，这是自汉代以来的大统。所以，徐复观在《文心雕龙》中既挖掘出刘彦和的“虚静之心”的人格修养与审美观照，又开显出其“徵圣宗经”的救世苦心。他认为刘彦和思想的基底是出自道家，《神思篇》中所言“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五藏，澡雪精神”更是道家的人格修养，徐复观对此解释道：“虚是无方隅之成见，静是无私欲的烦扰疏沦五脏，是不溺于肥甘，保持生理的均调；澡雪精神，是不染于流俗，保持精神的高洁。这两句都是达到虚静的方法。虚所以保持心灵的广大，静所以拔出于私欲污泥之中，以保持心灵的洁白。二者皆所以不断提高人生的境界，使人能以自己广大洁白的心灵，涵容万事万物的纯美洁白本性，而将其加以表出；这自然可以形成物我两忘，主客合一之象征的文体。……个性愈是由洗炼、沉潜而彻底下去，以达到虚静的境地时，便可发现个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墙壁自然撤除了；于是广大洁白的个性，同时即是广大丰富的社会性。在虚静的心灵中，自然不能不涵摄社会，不能不涌现对社会的责任感。”③此处之虚静之心，在徐复观，乃是文学精神的主体，当虚静之心呈露纯美洁白的人之本性时，自然成就为涵容万有、物我两忘的审美观照。但是，虚静之心并不能保证这种审美观照就能成就作品，因此，充实虚静之心从事创作，这就突破了道家的羁勒深入到了儒家的范围。徐复观认为《文心雕龙》《原道篇》中的“道”指的是“天道”，此天道直接落实于周公、孔子之道。以孔子发心，以“徵圣宗经”为主导，这与刘彦和以道家的虚静为文学的修养并无?I格，道家的人格修养接上儒家的经世致用并不存在矛盾，因而个性与社会性也可以圆融呈现。这是徐复观对刘彦和思想的评价，而实际上未尝不是夫子自道，刘彦和所主张的“沿根讨叶，思转自圆”的思想正是徐复观的思维进路。他破执去蔽，认为不能以儒道两家中的任何一家，甚至不能以儒道两家思想来框臼文学，因为他深信：世界上的人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任何人都可以到达儒道所发现的内在的生命根源之地，仁义之心与虚静之心正是人类心灵的栖居之地。就文学心灵而言，徐复观认为儒家思想对文学的最大作用，首先是在于加深、提高、扩大作者的感发，而老庄为主的道家思想，是要从人生深重的叹息中求得解放，使精神得一安息之地，由此而下，开以“兴趣”为主的山水诗、田园诗。但“兴趣”与“感发”之间，是不断地互相滑动，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域。正是这种滑动圆转使徐复观能发掘出中国文学整体生命的精神实质，并体验、感受文学中的人生意蕴。如果说刘彦和是为救当时玄风之弊而由道家回转儒家，那么，徐复观则是面向现实人的生存及中国的文化生命，他曾说：“我们只要留心现代反孔反儒最烈的人，多是成见最深，胸怀鄙秽之辈，便可反映出虚静之心的意义了。”这足以见其以文化的圆融会通来构想、建基中国文化命脉的挚诚。
　　
　　二、个性与社会性的涵摄
　　
　　徐复观在对中国文学精神的挖掘中，“成己成物”、个性与社会性的涵容始终贯穿其中。他在对文化诗学的阐释中，将个性与社会性均涵容于文化生命的整体之中。徐复观首先肯定文学艺术作品中个性的存在，他认为，没有个性的作品，便不能算是文学的作品，尤其是文学中的诗歌，更以个性的表现为其生命，“真正好的诗，它所涉及的客观对象，必定是先摄取在诗人的灵魂之中，经过诗人感情的熔铸、酝酿，而构成他灵魂中的一部分，然后再挟带着诗人的血肉（在过去，称之为‘气’）以表达出来，于是诗的字句，都是诗人的生命；字句的节律，也是生命的节律。这才是真正的诗；亦即是所谓性情之诗，亦即是所谓有个性之诗”③。在此，徐复观把诗的个性作为诗成其为诗的根本所在，这种个性的形成在于诗人在进行诗的创作过程中，已经把自身的灵魂凝注其中，将自己的生命贯注于诗的节律中，所以，这种诗表现的是诗人真实的性情。徐复观一直是把性情作为人之为人的生命的基底而言说的，他从性情谈诗的个性亦即是从生命的根源之地来挖掘诗词中的人的意蕴。
　　那么，这种充满个性的诗又是通过何种桥梁以通达社会的呢？徐复观认为，这源于此种性情之诗，亦即个性之诗所给予读者的感动，进而，他把这种感动概略为两类：一是原始性的个体生命的感动，这种感动所产生的作品即是那些劳人思妇之词、迁客骚人之语。这种感情是把名利之心、世故之态完全剥落尽净，是由赤裸裸的生命挣扎所呈露出来的人类基原性的感情，它虽出于个体的生命，“但因为是基原性的，所以同时即是万人万世的。不仅不言社会意识，而其中自然含有伟大的社会意识，并且人性的普遍而永恒的意味，常可从这种地方去把握”。徐复观把这种少有个人利害关系的纯粹的基原性感情称为“性情之真”，它可以不经修养的工夫而通过感情自身不知不觉地滤过纯化作用就可当下呈现，在这种真实性的一刹那，个体生命的性情之真即是与万人万世相感通的性情之正。何谓“性情之正”？这就是徐复观所讲的另一类型的感动，即是文化性的群体生命的感动。之所以冠以“文化性”，徐复观认为这里须有两个条件：一是作者的现实生活是在群体中生根；一是作者的教养使其有在群体中生根的自觉。这样就会生发出“同命感”和“连带感”，这种性情的相感相通徐复观称之为“性情之正”，也就是性情的正常状态，即是没有让自己的私欲熏黑了自己的心。这种感动较前一种深度相同，但规模上要更加宏大壮阔，这才是“社会意识”的根源之地，最伟大的作品常由这种感动而来。因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精神总是笼罩着整个的天下国家，“揽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把天下国家的悲欢忧乐，凝注于诗人的心，以形成诗人自身的悲欢忧乐，再挟带着诗人的血肉表出，从而感染读者。这样，作者和读者的感情，通过作品而融合在一起。从表面上看，这是诗人感动了读者，但实际上，则是诗人把无数读者所蕴蓄而无法自宣的悲欢哀乐还之于读者，因此说，伟大诗人的个性，是忘掉了自己的个性，这样的个性便是社会性。徐复观的这种解读是把社会性的存在内化于诗人的个性之中，这样，诗人的个性的表达中自然会涵摄并透视出社会性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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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复观这种立论的根基实质上仍然在他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根本信念，那就是：认为凡是人的本性，都是善的，也大体都是相同的，因而由本性发出来的好恶，便彼此相去不远。所以，徐复观强调，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的基本条件，首先在不失其赤子之心，不失去自己的人性，这便是得性情之正。从人性之善的基源处立足，就将诗人的个性与赤子之心的人性天然化合为一处，个性与社会性自然圆融呈露。徐复观的此种思维理路，无论是性情之正还是性情之真，都着意做内在化的处理，这样，他就把两种不同情致的感情——个体的纯粹的诗情感发以及“揽一国之意”于心胸的诗意咏叹——均疏解为个人生命自在的展现，他实际上是把人生所拥有的感情都给予了境界的升华，因此，他的思想涵蕴着这样一种提示：人的生命的根基就决定了人生本应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个性与社会性是相感通的，中间根本就不应有任何的障蔽，诗人所展示出来的个性的美本身也就是社会的美的体现，这种社会的美彰显着人性本善的意旨。这里仍然延续着徐复观美善合一的人生指向，他曾言：孔子的诗教就是孔子的乐教。个性与社会性的这种融通涵摄，把人生的道德化与艺术化再次沟通，“道德与艺术在其最根源之地，常融合而不可分”。这是徐复观对自己此种思想的概括和总结。这里，有一点仍须明确，他融通美善、消解艺术与道德之间的障壁，显然不只是停留在寻求二者之间的共同点上，其意义旨归在于还原于一个生命的真实，并且希冀这种真实能够主宰、呈现于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之中。
　　
　　三、文学精神的生命回响
　　
　　徐复观对中国文学精神的这种解读，是对“五四”以来的文学思潮和现实文学的致思倾向的一种回应。“五四”以来的文学思潮，用徐复观的话说，就是一见到“文以载道”的作品就会被打倒，而徐复观则认为，艺术是人的生命归属，那么道德则同然，二者在其根源和归趋上，有其自然的结合，“人类一切文化，都是归结于为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文学也不例外”。从人自身的生存的角度谈文学，他的视界就不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的自身，而是将文学与人的生存历程及社会存在相连结，在文学中发掘人的真实的生存。因此，在文学的艺术性和道德性的关系问题上，他一直坚守二者的互动和融合，对将二者割裂开来的文学倾向给予深刻的辨析和批驳。他提出由韩愈提倡的“文以载道”的思想是否束缚了文学，关键在于作者之心是否与道德融会为一体，如果作者的心灵本身就与道德隔断，那么道德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这样自然会束缚了文学，这也是文学的大忌。但如果道德已经内化为作者之心，则由道德而来的仁心与勇气，将会加深和扩大感发的对象与动机，能见人之所不及见，感人之所不能感，言人之所不敢言，这只有提高、开拓文学作品的素质与疆宇，当然就无所谓束缚可言。由此，徐复观批评那种驱逐道德的文学写作，“几十年来我国谈文学的人，常常以为道德是与文学不相容的；为了提倡文学，便须反对道德；……殊不知道德的教条、说教，固然不能成为文学；但文学中最高的动机和最大的感动力，必是来自作者内心的崇高的道德意识。道德意识与艺术精神，是同住在一个人的性情深处。许多伟大作品，常常是嘲笑、批评世俗的虚伪道德，以发掘更深更实的道德”。徐复观的这番话直指“五四”以来的反对“文以载道”的思潮以及台湾现代模拟西方反理性的现代文艺派，他认为如果这种文学现象继续的话，那对文学将是灭绝性的结果，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拒斥道德、否定社会意识的文学思想，他觉得根本在于文学得以成立的根源和方向的迷失。可见，徐复观对中国文学精神的开掘，是站在人的生命存在的本根上立言的，在社会意识与艺术性的关系中力主二者的生发关系，把艺术性作人性方向的根植，这样，审美的功利性得以自然呈现。
　　个性与社会、艺术与道德、审美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一直缠绕和困扰着“五四”以来的文学界，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的回应彰显着形态各异的人生追索和审美的意义取向。“五四”以来的文学思潮，对个性的张扬，对自我的追求，成为文学艺术中审美的主潮，但在同样的对个性的审美憧憬中却有着不同的倾向，一是主张个性对社会的涵摄，这在文学艺术上则表现为对“文以载道”的肯定和审美功利性的强调。如早期的胡适、鲁迅、周作人以及后来的左翼作家等；另一种主张则是对个体自身的审视和赞美，从个体生命的角度探索人生。如徐志摩对情感的个性的集中注视，郭沫若对神性的个人的仰望和呼唤，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论语派的“闲适”、“幽默”、“性灵”文学的追求，都着力从个体的生存中淘空社会的内涵，从隐逸的人生格调中品咂赏玩个性的闲趣，从心灵独语和旁观者的视角来聆听和体验生命的意味。他们强调“道”与“文”的分野，追求艺术的独立性和审美的非功利性。可以说，这两种审美取向各有其独自的美感体验，第一类型是以一种救济苍生的精英心态，在感时忧国中追求民胞物与的宇宙 “大我”，在精神生命的深度和力度的开掘中展示个性的深邃与浓重，这也是一种独特的个性张扬，亦如鲁迅个性的独自，此种个性的美应是那种具有崇高美感的心灵体认。这正是徐复观所倡扬和极力推崇的涵纳社会性的个性存在，是其忧患意识中生发的美感的充盈。但是，应该承认，此种美感的获取会常常有艰辛与苦痛的伴随，因此，徐复观也常以“伟大”来称颂之，如此的精神享受往往是精英者的人生领受。而“闲适”、“性灵”的个性追求是对自我人生的欣赏和体味，他们在“自己的园地”中赏玩草木虫鱼中的清趣，在风土人情、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中把捉心灵的快慰，舒展性情的悠闲，在火气与芒角的检点和包裹中披上中庸的外衣，着上淡然的衣裳。这种个性人生展示了人之生命的优美、纯真和情趣，营建了令人欣羡和憧憬的人生舒快和安然。“论语派”自言，此种“闲适”、“幽默”、“性灵”文学源于《论语》的双重意义：一是“说自己的话”，一是性情孔子的真实面目。因此，他们要在“自适”的真性情中展现生活本身的艺术，归还艺术的独立性，正像周作人所谈到的，艺术是独立的，也是人性的，艺术使我们既不隔离人生，也不服侍人生，只是一种浑然的艺术。此种浑然的审美取向道出了逍遥心性、恬淡自然的主旨，但是，如果把这种审美的旨趣联通于历史的命运和时代的脉搏，此种“闲适”、“性灵”所营造的人生境界及追求的艺术的浑然，就不免落于空疏和梦幻的境地，“两旁俱无碍目人”、“一心评宇宙文章”的自我个性的追求成为“自己的园地”和“私人话语”空间的自闭和逃逸，日常生活艺术的自适悠然的沉醉却隐含着心灵孤寂与落寞的苦痛，“论语”人自己也说他们是“迫成隐士”、“被天强派作闲人”、“寄沉痛于悠闲”，也就是说，他们的闲趣快慰中难以抹去笑中含泪的时代表情。如果按照徐复观的审美逻辑，他们的个性中是隐含着社会性的，个性的自我张扬中同样昭示着社会人生的境界追求。但是，论语人对时代的逃逸、对艺术的高标、对审美功利的排拒未免缺乏一种历史沉思的厚重与人生的深邃。相较而论，徐复观根植于人性基底的生命探究，却是对现代文学中根源性缺失的一种光源性的照明，他提供的生命的栖居之地，他所抛撒的人性关怀的情愫，他所诠释的审美理念，对于现代人的生存来说，有如一眼活水，可以滋润干枯浮躁的心田，而对于“‘来’无存身之地，‘归’无可往之乡”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启开对“故国家园”的期盼应是一种应然与必然。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刘桂荣（1972－），河北高碑店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徐复观：《徐复观文存》，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78页，第79页。
　　[2] 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续篇》，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4页，第12页，第161页，第19页，第21页。
　　[3] 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62页，第63页，第84页，第85页，第89页。
　

• 刘桂荣： 生命境界的会通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