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寇准　隐逸　仕宦　冲突
　　摘要：寇准的诗歌中存在着强烈的隐逸与仕宦的冲突，并最终倒向了仕宦。寇准诗歌中的隐与仕的冲突，是宋初形成于晚唐五代的隐逸人格与宋代重建的儒道人格之间斗争的结果，是宋初从“武功”到“文治”的社会转型过程的反映，也与寇准早期自认为“不得意”的仕途息息相关。
　　寇准是宋初的一代名相，自十九岁中进士进入仕途后便在官场中起伏波折，直到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病卒雷州，时年六十二岁。寇准生前曾将自己的诗歌汇为《巴东集》，早已散佚，流传到今天的寇准的诗歌近二百八十余首。他的诗歌表现了宋初士大夫比较普遍的心路历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寇准的诗歌中，隐与仕的冲突是贯穿始终的：一方面渴望在仕途上成就功名，另一方面又渴望隐逸于江湖，在两者的冲突中最终倒向仕途。徘徊在隐与仕之间，最终倒向了仕宦，也是北宋初期社会转型中不同的观念斗争消长过程在寇准诗歌中的反映。
　　寇准诗歌中有大量直接表示隐逸的内容。《江上晚望怀所知》“归去还堪叹，田园半已芜” ①，《邺北旅中怀友人》“何当归钓渚，?w肘一沉思”，《夏夜闲书》“闲心终不忘鱼钓，澹水真宜习老庄。报国自知无世用，烟蓑何日卧清漳”。这些诗句直接表达“田园将芜，胡不归”的隐逸思想。在寇准的诗歌中，隐逸的出路是很“广阔”的，可以像陶渊明那样隐于田园，也可以像张志和那样隐于烟波，可以许心老庄，也可以皈依佛禅。换句话说，寇准所重视的是隐逸，而不是隐逸的形式。
　　在向往隐逸的同时，寇准的诗歌中也闪烁着对仕途、功名的依恋心态。他早期的诗歌《塞上》中写道：“我欲思投笔，期封定远侯”，诗中回荡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铿锵唐音，洋溢着对建勋封侯的功名渴望。他在诗歌中虽然反复地说要归隐田园，藏迹钓渚，但是一旦远离宫阙，却又有庙堂之忧。《离京日作》“离歌岂忍樽前听，别恨无由醉里消。惟有梦魂归北阙，不知京洛路迢遥”，《离京作》“致君才业本无能，恋阙情怀老不胜。欲过龙津重回首，?尤樟?跞丈硝?K”。这些诗中表达的不是离归隐更近一步的喜悦，而是离朝廷更远一步的哀伤。“恋阙情怀”是寇准诗歌中又一反复出现的主题。《夏日有怀》“因思往岁陪天仗，正是瑶池赐宴时”，对往日帝王赐宴的“浩荡皇恩”也是回味无尽。他的恋阙情怀在他晚年表现得更为明显。《洛阳道中感怀》“汉庭旧友凋零尽，独拥双旌入武关”，《和向相公见寄》“岁寒唯有君兼我，头白犹持将相权”，前诗中一个“独”字，后诗中一个“犹”字，将寇准的功成名就后的自豪与得意表露殆尽，也将他的“恋阙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直接表达归隐与恋阙冲突的诗歌在他的诗歌中也占有比较大的比例。在他现存的二百八十三首诗歌中，有二十五首诗直接表现了隐与仕的冲突。如《赠隐士》“我惭为俗吏，泉石负幽情”，《秋夕书怀》“县印终年拘吏役，烟蓑何日避浮名”，《邺中和崔迈著作》“时泰未能抛组绶，性孤终是忆林泉”，《禁中偶书所怀呈内翰同年同院二学士》“会待酬恩了，烟蓑伴钓翁”。这些诗歌中，寇准反复强调自己对林泉的渴望与向往，但又为尘俗官宦所羁绊，不能如愿。在寇准的理想中，隐逸是自由的、高雅的，而入世为宦则是俗吏，是受拘役的，是无可奈何的。然而他却始终没有归于林泉。他诗歌中表达的之所以不能归隐的原因是要报皇恩，报答圣上的知遇之恩。报恩之后就退隐是他在多首诗歌中表露的自己的“心迹”。在这些表露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寇准的诗歌中，隐与仕的冲突一直横亘在他的内心之中，而他最终是把“酬恩”为仕放在首位，林泉已置诸其次了。
　　这种强烈的隐与仕的冲突是宋初士大夫必然的心路历程：隐逸是唐末五代形成的理想人格选择，而入仕则是宋初儒道精神重建后形成的现实人格的选择，宋初的士大夫，一方面无法否定原来的被视为高尚的隐逸人格，另一方面又无法回避日益重建的儒家入世人格，他们只能在强烈的心理冲突中走过这段历史。对于寇准来说，科举后巴东为官的经历，更是加剧了这种心理冲突，让他理想中的人格与现实中的人格尤其鲜明地对立起来。
　　首先，唐末五代战乱为隐逸人格的形成提供了适宜的温床。《论语·宪问》：“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唐末五代正是天下最最无道之季：唐末藩镇割据，皇权式微；而五代更是权力更迭不休，弑君篡权司空见惯，儒道依赖的环境不复存在。士大夫在这种情况下成了无依无靠的“多余人”，生活与理想都走向穷途末路。“晚唐的诗人们多少有点?j惶无主的神气，好像是政治生活中的多余人。”②仕途绝望之后，他们只得选择隐逸山林。“及唐末五代，随着儒道人格的淡化和士人功名思想的消失，为躲避战祸和人世间的种种不平而彻底遁世的人数在不断增加，真正的隐逸人格才逐渐步入独立发展的轨道。” ③
　　在唐末，随着隐逸的人越来越多，隐逸日渐成为一种风气，成了一种高尚的理想人格追求，隐逸自主自觉起来了。在魏晋，评论一个人的高低是看他的门阀出身，在唐代是看他的功名，而到了五代，则是看他的思想里是否有隐逸。在五代士大夫的心目中，隐逸是最高尚的一种人格选择与追求。这种心态一直蔓延到宋代，深刻地影响着宋初士大夫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也正是这种以隐逸为高的心态引发了寇准对林泉的向往。他在《南亭晨望寄唐知印》诗中说：“遥知江郡守，幽趣在烟波”，正是以隐逸来品鉴对方的。
　　另一方面，寇准出生在北宋建立的次年，是伴随宋代皇权日渐稳固而长大的“新人”。北宋皇权的建立为儒道的恢复提供了条件，而太祖、太宗的提倡文学与重视科举更为士大夫的入仕燃起了希望。寇准正是在新皇朝帝王的直接选拔中脱颖而出的。尤其是“太宗取人，多临轩顾问，年少者往往罢去” ④。而寇准竟十九岁中第，确是皇恩浩荡。在寇准充满隐仕冲突的诗中，他不断地说要酬“北阙”之恩，便是为此而发吧。生根发芽的宋代儒道人格在寇准心里成长起来，这与他受到的五代民隐逸为高的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强烈的冲突。我们可以说，寇准正处于两种人格的冲撞时期，他诗歌中隐与仕的冲突正是整个社会转型过程的缩影。
　　其次，北宋立国政策的大转折是导致寇准诗歌中隐仕冲突的具体社会背景。上面我们已经谈到，现存的寇准的诗歌中，大部分是在他在巴东任上，也就是在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到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之间创作的。这正是北宋的基本国策发生大转折的时期。这个大转折就是宋太宗从“武功”转向了“文治”。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春，即位刚刚三年的宋太宗执意讨伐太原：
　　上初即位，谓齐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宰相薛居正等曰：“昔世宗起兵，太原倚北戎之援，坚壁不战，以致师老而归。及太祖破敌于雁门关南，尽驱其人民分布河、洛之间，虽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辟土，舍之不足以为患，愿陛下熟虑之。”上曰：“今者事同而势异，彼弱而我强。昔先帝破此敌，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为今日事也。朕计决矣，卿等勿复言。”乃先遣常参官分督诸州军储赴太原。⑤
　　可以看出，宋太宗一开始是企图以武力统一天下的。虽然宰相薛居正等人反对，太宗依旧亲自率兵伐太原，对“武功”的向往可见一斑。不久太原攻克，太宗十分得意，不顾“馈饷且尽，军士罢乏”，决意“伐契丹，取幽蓟”，结果在当年秋七月无功而返。“甲申，上以幽州城逾旬不下，士卒疲顿，转输回远，复恐契丹来救，遂诏师。”这次以失败而告终的“武功”行为之后，太宗对“时局”的看法发生了急剧转折，可以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几处记载看到这个变化。太平兴国七年冬十月辛酉日，太宗对近臣说：“朕每读《老子》至‘甲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⑥又雍熙元年春正月壬戌日，太宗对侍臣说：“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箱，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贮，遗逸尚多。”之后“乃诏三馆以《开元四库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其本写毕还之”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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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后对比中可以看出，宋太宗在讨伐契丹失利后，言论很快由“武功”转向“文治”。而这个大转折时期也正是寇准外任巴东，隐与仕思想冲突最为强烈的时期。导致唐末五代隐逸人格形成的最主要因素便是社会的动荡，皇权解体，仕途无望。而儒道人格的形成必须依赖安定的统一的皇权。武功是战争的孪生兄弟，文治则是安定的开始。武功与文治正是士大夫隐与仕的风向标。太宗对国策的急剧改变必然在士大夫的心里产生剧烈的震荡。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寇准诗歌中隐与仕冲突也是这种震荡的结果。太宗对“文治”的选择，也是寇准在隐与仕的冲突中最终倒向了仕的催化剂。
　　第三，寇准的个体遭遇，尤其是中第后到巴东做官，是导致他隐与仕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准少英迈，通《春秋》三传”⑧，寇准是一个很有抱负，又自视甚高的人。“我欲思投笔，期封定远侯”正是他积极进取心理的写照。十九中进士，本欲兼济天下的寇准却被放官到荒凉的巴东。这让寇准许多美好的幻想变为泡影，一时离乡去国之感，怀才不遇之感，仿佛被放逐之感，都上心头！《感兴》“忆昔金门初射策，一日声华喧九陌。少年得意出风尘，自为青云无所隔。主人抡才登桂堂，神京进秩奔殊方。墨绶铜章竟何用，巴云瘴雨徒荒凉。有时扼腕生忧端，儒书读尽犹饥寒。丈夫意气到如此，搔首空歌行路难”，诗中“儒书读尽”是怀才，“犹饥寒”有不遇之叹，结尾“搔首空歌行路难”更是表达了对巴东之任的不满。另一首写在巴东任上的诗《月夜怀杜陵友生》中更说：“旅宦违前计，归田失旧邻”，对巴东之任的失望更直接地表达出来了。
　　巴东属楚地，离屈原流放地不远，这也让寇准触景生情，“憔悴悲兰蕙，因思楚屈原”。虽然不是被放逐的，但在挥不去的巴云楚雨里，在萧萧杜鹃的哀鸣中，寇准满怀屈子之悲。“薄宦未能酬壮节”是一怀“离骚”；“良时空自感流年”，如同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的感叹！离家万里的境况，壮志难酬的无奈都与当年流放的屈原相似，所以他到巴东，虽然是奉诏赴任，却有不尽的放逐之悲，而仕途的不如意极易点燃隐逸之火。
　　寇准在诗歌中一方面把隐逸当作一个理想的人格追求，另一方面又不能忘怀仕进，在仕与隐的冲突中最终倒向了仕宦。在现实生活中，直到贬死雷州时他也没有退隐。寇准诗歌中对烟波渔钓生活的心仪只是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隐逸人格追求的余音，而他欲说还休的“恋阙情怀”则是随着赵宋皇权的日益稳定重建起来的儒道人格的新声。寇准诗歌中隐与仕的冲突，既是他个体生活遭遇的反映，也是宋初大的社会转型进程中不同观念相互冲撞的结果。探讨他诗歌中的隐与仕的冲突，对于理解宋初其他士大夫的诗歌思想内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 练奎胜(1975－)，杭州师范学院2005级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①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本文中所有引用寇准的诗均来自该书。
　　②沈松勤等：《唐诗研究》， 第119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③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第1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④脱脱：《宋史》，卷二八一，中华书局，1985年。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十，第442页，中华书局，2004年。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十三，中华书局，2004年。
　　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十五，中华书局，2004年。
　　⑧脱脱：《宋史》，卷二八一，中华书局，1985年。
　　

• 练奎胜： 寇准诗歌中的隐仕冲突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