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二十一世纪 “她”世纪 女性文学 概说
　　摘 要：新世纪的女性写作依然保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强劲发展势头，九十年代最具特征性的女性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沿袭，但其发展和变异的态势也是明显的。女作家几代人同台写作，新作迭出又不断创新，创作彼此呼应，作品相互辉照，共同构筑了一道和谐社会的创作风景。
　　
　　在今天，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一向被男权主义占领的商业社会中，女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攻势登上这个“男人们的舞台”。许多媒体将二十一世纪定义为文坛“她世纪”，短短几年之内女作家的创作成为新世纪文坛最可观的收获，各种风格各种类型的女性文学作品构筑起新世纪恣肆汪洋的文学景观。女性写作以其写作姿态的多元变异和创作实绩的丰富多样，为在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影视传媒和网络流行文化的四面夹击中艰难突围的文学创作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成为新世纪文坛关注的主流话题之一。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张抗抗到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张悦然，女作家几代人同台写作，同时活跃。她们颇富活力又专心致志，新作迭出又不断创新，共同构筑了一道光耀文坛的女性文学的风景线。女性文学形成偌大的气候，造成如此的影响，这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上还未曾有过。评论家白烨认为，现在的女性文学写作已真正进入了它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
　　
　　“五十年代生”：朴素与沉着
　　
　　诞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女作家是当下女性写作的主力军，也是创作实力最为强劲的一群，处于个人创作的黄金时代。她们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张抗抗、徐小斌、方方、王安忆、铁凝、池莉等。
　　正像铁凝小说的平实冷静与徐小斌小说的神秘气息判然有别一样，上述作家的小说风格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并非没有共同点可言。在她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女性个人，她们常常用传记性的笔法描述个人经历，又由个人命运折射社会沧桑。在她们的笔下，女性个人的幸与不幸，无不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她们的女性小说，因人物常常与历史、社会纠结在一起，传记性的历史叙事的色彩相当明显。这批作家的共同点在于：首先，她们普遍有着知青生活经历和“文革”记忆，社会阅历深广，既能直面现实也怀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乌托邦的精神理想；其次，她们都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坛女性写作的中流砥柱，是公认的视野开阔、能够驾驭多种素材的实力派作家；再者，她们同是九十年代都市化、个人化写作的推波逐流者（如王安忆的《我爱比尔》、铁凝的《大浴女》、张抗抗的《情爱画廊》、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徐小斌的《羽蛇》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作家在新世纪的视野更为宏阔。她们相继调整了自己都市化、个人化的写作方式，转为以深度写实主义的手法切入历史，将女性个人的成长与大时代大历史的变迁密切结合。徐小斌《德龄公主》的人物原型来自清末宫廷、铁凝的《笨花》铺叙清末民初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冀中平原一个小山村的风云变幻、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取材自土改时期的农村生活、王安忆的《富萍》则反映“文革”期间女性从农村移民城市的曲折与辛酸。几位作家的作品互相补充，串联起现代女性在动荡的历史中颠簸沉浮的成长命运。《笨花》《第九个寡妇》所复活的，不只是被个人化写作刻意切断的女性与历史、社会、时代之间的复杂关联，还有被泛滥的倾诉和自白所取代的冷静平实的写实主义传统。“我希望用准确的、简朴的、温润的、结实的方式来表达人的平凡生活。”铁凝这样概括新作《笨花》。中生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为新世纪文坛提供了最素朴也最沉实的收获。
　　
　　“六十年代生”：战争与飞翔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女作家是目前女性写作阵营中最为庞大，也最富创造力的一个群体，她们正处在创作的持续上升期。这其中有翟永明、伊蕾、唐亚平的女性自白和黑夜意识的表达，有陈染、林白、海男自传体与独白式的个人化写作姿态，也有徐坤式肆无忌惮的调侃、陈丹燕式的理想主义“唯美”、皮皮的爱情小说系列。其中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独白式个人化写作风头最健。
　　历史与社会已属无奈的现实存在，她们索性把这些因素略过不计，着意去探悉女性生命体验的自我确证、内在情绪的自我释放与自我调理。她们笔下的人物，每每与自我较劲不已，因而其作品带有私语性心理剖白的浓重意味。女性的私人化写作从女性的主体出发，在极端自我的审美状态下，她们所关注的是自己的身体、性爱、自我，试图以此诠释女性与现实的关系，并与这样的现实相抗衡。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致命飞翔》对女性身体的自恋与欣赏，以身体的欲望反映了灵魂的尊严。陈染的《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在哀婉舒曼的私人化叙事中观照“个人与群体、个人与人类的关系”。在林白、陈染等作家的笔下，女性身体的美丽、纯洁，性爱的诗意、快乐，张扬女性个体意识，而不是欲望的诉求，具有了独特的自我意义与审美空间。
　　个人化书写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具先锋性的女性书写方式，在个人经验、体验、欲望长期被载道、启蒙、革命等主流意识形态所遮蔽的历史语境中，其进步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种个人化的书写方式在陈染的一系列小说中，达到了私隐经验的裸露度和叙事美学纯度的最高点，然而进入本世纪之后这些先锋女作家的创作势头逐渐减弱，不仅作品数量锐减，间或发表的作品其气象也不复往日风华，甚至给人心余力拙之感。二???年五月，陈染推出新作《声声断断》《不可言说》，这是陈染在长达两年之久的沉默后创作的新文本格式。《声声断断》采用的是日记体文本的纪实和小说体的虚构，表达的是自我生活片段和零碎心情，是自我精神记录的一种方式；《不可言说》是陈染的一部谈话录，全书涉及面很广，日常生活、读书写作、爱情友谊、男人女人无所不有，但总体而言影响力不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创作。而林白的新作《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去往银角》和《红艳见闻录》也都失去了以往个人化写作的动人魅力。
　　
　　“七?后”：宝贝与身体
　　
　　西苏说：“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由此她提出了“躯体写作”这种女性写作方式，强调女性必须获得书写身体的权力，从而摆脱男权意识形态对女性的话语控制。这种强烈的文化诉求深刻影响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一批年轻的女作家。她们不约而同地遁入“女性之躯”，突出男性文本中被批判被扭曲的女性欲望，在这里身体成了女性展示欲望的舞台。对于所置身的环境氛围，不是天然认同，便是莫名排拒，她们更为关心的是个人的愿望与欲望的实现与兑付。她们的作品中，强势的个人表现与稀薄的社会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她们更像是一群天然自在的“身体写作者”。
　　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中的青春女孩在酒吧、派对、沙龙、小资、颓废、前卫、疯狂中另类地生活着，情与欲的虚无、泛化以歇斯底里的方式痛苦地表达出来。“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写作。”棉棉这样的创作宣言与实践，在惊世骇俗的表象下掩饰不住内心的无奈与茫然。而九丹的《乌鸦》，则专注于描写床笫之欢，不值一提，但九丹的出现确也引起过一阵子的骚动。
　　当女性意识覆盖了整个人生的全部涵义时，“身体写作”的激烈与极端走向，使女性文学有了更多的可能，当然也带来了更多的争议。女性单纯的自我生命体验和女性本体欲望的表达，并不能提高女性文学的层次，也无助于女性颠覆男性话语霸权、追求平等与自由的实现。“身体写作”因为游离于社会现实与人生现实的基础、找不到女性身心的真正归处而陷入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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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这批年轻的女作家将写作与商业密切地结合起来。二??六年第十一期《城市画报》的封面是一个女子的大幅肖像，披着长发，穿着休闲时尚的衣服，随意地坐在沙发上，大大的眼睛直视前方。封面这位女子不是当红的演艺明星，也不是商界强人，而是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安妮宝贝。安妮宝贝是商业化时代女性写作的一个典型例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者大多从事与社会关系密切的报刊、网络工作，这使得她们在关照自己内心时，具有一个更为宏阔、开放的视野，不易被个人性情所困。用这样的视角看社会、看人生、看历史和看自己，也就有了一个沉静、从容的心态，笔下的文字也就多了一份洒脱和大气。尽管有关“七十年代人”的作品，评论界褒贬不一，但她们对当代都市生活惊人的直觉、细腻的体验，毫无顾忌的表述，极其感性的语言，却使七十年代人作品具有了特别的魅力。较之以往的女性文学不同，她们以令人吃惊的坦率，极具冲击力的文字，描绘着我们这个时代都市新人类的生存状况与情感心态。她们年轻美丽却又总显得饱经沧桑。
　　急剧商业化的社会语境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文化语境，使得文学的商品价值得到空前重视而其审美属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大众传播与消费主义文化语境的密切结合，许多女作家被贴“美女作家”的标签成为都市消费的欲望对象，女性文学的商品属性被无限放大而其审美价值则被忽略和消解，个人化书写从飞扬的灵魂堕入沉重的肉身，这是个人化书写方式在世纪之交所发生的一个令人无限惋惜的转折。
　　
　　“八?后”：何去何从
　　
　　“八?后写作”是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群体的写作，他们的现身文坛，大约是在上个世纪末。进入本世纪后，新作层出不穷，新人不断涌现，尤其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连续数年举办，推出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写手，使“八十年代后”文学群体愈来愈壮观，在文坛内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他们中的郭敬明以《幻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接连在二??三年文学畅销书排行榜中位居前列，张悦然等人也以《葵花走失在1890》等作品赢得年轻读者的喜爱，使得“八十年代后写作”成了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一个文学存在。文坛上将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一批作家称为“新新人类”。
　　尽管这群“新新人类”中女性写作者尚没有出现足可与韩寒、郭敬明等人气相近的作者，但春树、张悦然、郭妮、颜歌、辛唐米娜等近十位“八十年代后”作者的集束性出现，还是向世界展示了年轻一代女性作者不容小觑的实力。其中以《天使街23号》和《麻雀要革命》一举成名的二十岁的少女作家郭妮，因其作品贴近生活、语言鲜活灵动而受到青少年读者喜爱，仅半年累计销量就超过二百万册。这些八十年代后的女作家大多身处象牙塔之巅，长相秀丽、个性鲜明，她们的文字执著地表达真实的自我。只是，这些依旧被打上了“美女作家”标签的年轻女孩，她们会不会重新坠入本世纪初“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的穷途末路，还需拭目以待。
　　
　　网络文学：另类生存
　　
　　除了上述传统的纸面文学之外，谈到二十一世纪的女性写作我们还不能忽视网络中的女性写作。今天，网络全面消弭了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的界限，当网络文学颠覆了传统范式和权力话语之后，女性写作在互联网这个自由、平等、共享的，具有民间特性的电子平台上，将会随着时间的发展和网络的不断拓展而延伸下去。
　　张抗抗曾公开说：“我认为网络文学其实更适合女性参与，因为女性更喜欢一种较为独立的、安静的写作方式。女性通过网络传播自己的作品，更便捷也更省事……但我觉得越往后的日子，网络的女性作者会越来越多，女性的生理、心理特质，还有在家中独自安静写作和上网的这种生活方式，似乎更适合女性。我希望中国能有更多的女人参与网络文学，女人在文学的营养滋补下，会变得更丰富更坚韧。”
　　在电脑前与文字共舞的人中，有的是以此为生的专业作家，如米兰、陈岚，也有的是非专业的“著名”人士。徐静蕾在博客中记下自己的喜怒哀乐，吸引了以千万计的点击率；陈鲁豫的《心相约》、洪晃的《我的非正常生活》乃至曾子墨的《墨迹》，都成为女性写作不可绕过的文本。 当然，更多的是籍籍无名的人。无论是草根们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还是仅仅为表达情感的需要，在互联网时代，女性写作越来越普遍与日常。“我们这一代人是独生子女，我们的童年比较孤独，因此有更强烈的倾诉欲和表达欲，一堆冷漠的玩具永远都代替不了共同成长的兄弟姐妹。我们会格外地想说，想表达。”张悦然的话，颇能代表这一代年轻女性的写作心态。无论是以家庭、朋友、工作、生活为题材，热衷于写身边细事、个人情绪的“小女人散文”；还是“自传性小说”，如网络写手六六讲述东北婆婆和上海媳妇之间的家庭战争的《双面胶》，都反映了非专业写作的新变化。
　　
　　由上述可见，新世纪的女性写作依然保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强劲发展势头，九十年代最具特征性的女性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沿袭，但其发展和变异的态势也是明显的。在一代与一代之间，界限仿佛森严，又分明有着同声同息的理解与延续。陈染如此理解她之后更年轻的女作家棉棉们：“但我在棉棉的叛逆中却看到一片鲜亮，因为她根本就不屑于再去打碎什么。……我的绝望来自于体制、人群、社会，而棉棉们的绝望真实地来自于自身——对自身生命缺乏节制或控制的后果。”而“八十年代后”女性张悦然如此评价她的前辈：“比如林白，我对她的作品相当熟悉，她的文字有非常强烈的画面感，作品中有许多梦幻般的超现实场景，她的这种‘女性写作’说出了好多女性感受。”
　　女性写作者队伍的庞大，已构成了我们未来文化的一种前景，但是真要在新的文化格局中，获得长久独立的一席之地，那必然要求女性作家放眼世界，在丰富的大千世界中追求、探索、开掘人的时代意识和美的理想信念，在大众生活的现实矛盾中去体悟人生，表现人生，从而使自己的作品达至更高、更广泛的审美层次，且日臻完善。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吴素萍（1976－），浙江淳安人，浙江丽水学院教育学院讲师，文艺学硕士。
　　
　　参考文献：
　　［1］ 李银河．《半边风景半边天——漫谈女性写作》，光明网http://www.china.org.cn/firbry/2001-12-06/2001-12-06-3.htm．
　　［2］ 王翠艳．《女性话语与时代历史的多重变奏——“她世纪”女性写作概观》［Ｎ］．中华读书报， 2007－03－07（3）．
　　［3］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Ｃ］．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94．
　　［4］ 赵亦冬．《与政协委员张抗抗谈网络时代的文学创作》［Ｎ］．工人日报，2006－03－11（6）．
　　［5］ 《张悦然：写作只为稀释寂寞》［Ｎ］．中华读书报，2004－10－06（9）．
　　［6］ 陈 染．《声声断断》［Ｍ］．作家出版社，2000：235．
　　

• 吴素萍： 和谐社会的多元创作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