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王阁序》与《前赤壁赋》之“悲情”比较谈袁　韵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5年第8期语文PLUS

ID: 97009

《滕王阁序》与《前赤壁赋》之“悲情”比较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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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王阁序》与《前赤壁赋》之“悲情”比较谈

◇ 袁　韵

　　唐上元二年九月的一天，当天才诗人王勃在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兼具的滕王阁宴集中“极娱游于暇日”的时候，却忽然间“兴尽悲来”……于是有了千古名文《滕王阁序》；宋元丰五年的一个月圆之夜，一代文豪苏轼驾一叶扁舟，游于赤壁之下，当他在飘然若举、遗世忘情的快意中禁不住“扣舷而歌”的时候，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箫声却使他愀然动容、悲从中来……于是有了旷世杰作《前赤壁赋》。笔者以为，“悲情”正是解读两篇名作的关键之所在。因而，对这两篇作品中的“悲情”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比较，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两篇杰作思想内涵的认识。
　　
　　一、“悲情”的触发——即景生情、由乐而悲
　　
　　在“悲情”的触发上，两篇文章是相近的，概括而言，可以说都是“即景生情、由乐而悲”。
　　《滕王阁序》在盛赞洪州的地势雄伟、人才杰出和宴会的盛况之后，即展开了对滕王阁周围景致的描绘……那浓淡相间、有声有色的画面，那开阔而深邃的意境，连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名句，早已成为文学史上传诵不衰的写景文字。壮美迷人的清秋美景，响遏白云的丝竹之声，更有四方才俊、济济一堂，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贤主、嘉宾一应俱全，文人才俊们在此恣意畅游、挥毫逞才，尽享人生之乐。然而，无论是美景轻歌还是清酒良宴竟都没能够使我们年轻的诗人忘怀于悲情，这悲情来得是这样突然，似乎是在猝不及防之中：刚刚还是“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却突然发出“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的浩叹。
　　《前赤壁赋》在开头交代了夜游的时间、地点、人物之后，作者捕捉住眼前最富有特征的清风、明月、江水等自然景物，挥洒自如地描绘了一幅秋江月夜泛舟图。秋月皎皎、江天一色，在这清幽静谧、广阔无垠的苍茫夜色中，任小舟随波飘然而逝。此刻，作者仿佛已完全忘却了仕途的坎坷、贬谪的遭际以及一切世间的烦扰，遗世独立、飘然欲仙，仿佛真的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了。加之以美酒助兴，欣悦之情愈加勃发，以至“扣舷而歌”。然而，那悲戚的箫声的传入使作者不能不受到感染，而终于使他由乐转悲。
　　乐与悲本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情感，但这种由乐而悲、乐极生悲的情形却颇具普遍性：在歌舞良宴的欢娱中会产生悲情：“然乐极则哀集，至盈必有亏，故曲终则叹发，宴罢则心悲也”（《抱朴子·内篇·畅玄》）；在山水游赏的欣悦中也可以产生悲情：“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庄子·知北游》），传世名作《兰亭集序》不也是王羲之在“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之际的悲慨之作吗？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人情乐极生悲，自属寻常”，“转乐成悲，古来惯道”（钱钟书《管锥编》）。
　　
　　二、悲情的内涵
　　
　　尽管有着时代背景、作者身世经历、思想观念诸方面的不同，但是，若深入挖掘两篇名作中造成作者悲情的内在缘由，我们会发现，两篇名作中悲情之内涵都是由这样两个基本的方面构成的：
　　其一，仕途坎坷、不遇于时的悲慨
　　先来看《滕王阁序》。王勃少年时便显露出卓异的才华，六岁便能诗善文，十五岁时上书右相刘翔道，指陈国事，还不满十六岁就做了沛王府修撰。然而这样一位少年天才却过早地遭遇了人生的挫折。当时皇宫里流行斗鸡的游戏，正担任沛王府修撰的王勃出于捧场添乐的动机，为沛王作了一篇《檄英王鸡》助兴。这篇游戏性的文字却惹怒了高宗，认为这是有意挑拨皇子之间的关系，于是将王勃逐出沛王府。对于年仅十九岁的王勃来说，这次打击来得实在是太突然，简直就像上天在猝不及防中给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出身于世代通儒之家、有着怀珠抱玉之才的天才诗人本有着高远的政治抱负，可在他还未来得及一展鸿图的时候，就不幸过早地折断了飞翔的羽翼。王勃被迫离开京城，在巴蜀漂泊几年之后，才再度出仕。可万没想到，一个更大的打击又接踵而至：因私藏罪奴之事，王勃大祸临头，被处以死刑。恰巧赶上此年八月大赦，王勃才得以免刑。而父亲却因此事所牵连，被派往南方偏远的交趾任职。王勃正是在远赴交趾探望父亲的途中经过洪府写下的《滕王阁序》。了解了王勃这样的坎坷经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那四美兼具的欢娱的宴会中，诗人会发出个人身世的深沉慨叹：“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遭遇了这样的生死大劫、人生重创后，似乎再美好的山水、再盛大的宴集也难以让自己忘怀心中的创痛，所激起的只能是长安日远、客留他乡的漂泊之感，一种“热闹是别人的，我什么也没有”的凄怆。更让诗人感慨的是，“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自己的不遇又何尝不是“坎坷于唐尧之朝，憔悴于圣明之代”（《夏日诸公见访诗序》）？——个人的不遇既不能归咎于时代的浑浊、君主的昏聩，那叵测而诡秘的命运又该让人如何把握？
　　在《前赤壁赋》中，诱发作者悲情的直接缘由似乎是“客”之箫声的吹奏。然而，由于作者采用的主客问答的形式是辞赋的常见写法，因而这里的“客”我们完全可以看作是作者曾有过的消极悲观思想的代言者。既然如此，那么作者情绪上的由乐转悲其实并非由于什么外在的诱因（客之箫声的吹奏），而是作者感情发展的一个自然流程，是作者自身思想情感的一个真实的发展阶段。那么，这种悲情究竟因何而生呢？
　　尽管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并未直接抒发自己贬谪的抑郁之情，但了解苏轼生平的读者们自然不难读出，这悲情首先是源于作者政治上的失意。你看，在“饮酒乐甚”之际，无意识中唱出的歌词竟也是“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自屈原以来，文人骚客在诗章中以男女喻君臣就已成为一种屡见不鲜的传统，因而这里的“美人”显然可以看作是暗喻宋神宗。苏轼青年时代就有平治天下的远大抱负：“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他曾积极上书，力劝皇帝改革弊政、励精图治。然而，因与新党持不同政见，他的诸种建议都未能为神宗采纳，苏轼只好自请外放。元丰二年，正在湖州任上的苏轼以作诗毁谤新法的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自度必死，甚至写下了《狱中寄子由》这样近乎遗书的作品。由于一些元老重臣的积极营救，苏轼才幸免于难。乌台诗案事件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史，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挫折。“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贬居偏远的黄州，苏轼在内心深处仍抱着得到帝王重用、一展政治抱负的期望。在这里，作者的悲情实与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表达的“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的思想感情并无二致。
　　在下文中，作者借“客”之口解释说，悲情之产生乃是因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不论是像曹操那样的“一世之雄”，还是像你我这样渺小如“沧海一粟”的凡夫俗子，都必然会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中，永恒的只有天上的明月、面前的江水。然而，“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正因为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正因为肉体必然会腐朽，人们才越发去执著地追求“不朽”的生命价值。儒家对“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追求正是这种生命价值观的体现。作者在《前赤壁赋》中说到的是曹操，在同一时期作于黄州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苏轼反复说到的则是少年英雄周郎。曹操与周瑜，一个是“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一个是潇洒倜傥、谈笑破敌；一个是幽燕老将，气韵沉雄，一个是少年英雄，意气风发。他们虽早已作古，但他们所成就的英雄伟业却彪炳史册；而自己如今已年过不惑，却素志难伸、无所作为。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有年华虚掷、壮志难酬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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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宇宙无穷、盈虚有数的悲怆
　　在《滕王阁序》中，作者的悲情并不仅限于个人“时运不齐，命途多舛”的一己之悲，而是上升到“宇宙无穷、盈虚有数”的高度。这使得这篇名作在赢得无数怀才不遇的失意文人共鸣的同时，又以它对宇宙与个人关系的深刻思考而获得了更为深邃的哲理内涵。这一主题在作者篇末所赋《滕王阁诗》中表达得更为集中和明确：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弟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置身于滕王阁上，作者进行着关于物与人、永恒与短暂的思考：滕王阁外的长江永远在奔流不息，南浦与西山的云雨依然是朝暮在眼，而当年建造滕王阁的滕王李元婴呢？当年为滕王献艺的那些歌姬舞女呢？今日滕王阁宴集是何等繁盛，然而它不是必然要与当年的兰亭宴集、金谷雅会一样成为永久的过去时吗？“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这难道不是一个根本性的悲哀吗？
　　在《前赤壁赋》中，作者借“客”之口解释说，这悲情是因为“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愿望无法实现而产生的。“羡长江之无穷，哀吾生之须臾”，谁又能与江山明月共久长？况且，“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杜甫《谒文公上方》），在死亡面前，英雄和凡人亦是平等的，于是，一种“是非成败转头空”的虚无感与空幻感便油然而生。人生的成败荣辱已让人难以释怀，这终极性的悲哀又将让人情何以堪？
　　
　　三、悲情的消解
　　
　　两篇文章虽以悲情为中心，但并没有沉溺于悲情而一悲到底。《滕王阁序》以“所赖君子见几，达人知命”一语忽作转折，变沉郁为高亢、变悲慨为乐观；《前赤壁赋》中经过互相辩驳，主客双方认识归于一致，作者终因思想获得解脱而转悲为喜。然而，两篇文章在悲情消解的方式上却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种悲情是如何化解的呢？我们试分别论之。
　　《滕王阁序》在列举了冯唐、李广、贾谊、梁鸿等怀才不遇的历史人物之后，复又唱出了乐观奋进的高亢之调：“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未晚”——这是一种自我激励、自我鞭策，一种东山再起的自信。可见，作者虽遭遇坎坷，但并未因此而颓丧，并未因此而丧失追求理想人生的信心。正因如此，整篇作品便不只有悲慨，更有引人进取的激情；不仅让所有怀才不遇的封建文士产生共鸣，同时又给他们在逆境中重新奋起的信心和力量。那么，作者的这种信心、这种积极进取的激情又由何而来呢？
　　应该说，这种精神与儒家思想对王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王勃出身于儒学世家，祖父王通是隋朝大儒，王勃曾自言：“吾家以儒辅仁，述作存者八代矣。”（《送赴太学序》）儒家思想的教化使王勃不仅从小就树立了匡时济世的政治理想，而且，儒家所倡导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也给了他在逆境中自勉自励的力量。另外，这种积极进取的激情更是初唐那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产物。王勃所生活的高宗、武后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政治及文化史的重要的转型时期。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寒士阶层、压制士族势力的措施，彻底改变了那种“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的局面，使得非士族阶层的读书人看到了身登要路的希望。尤其是武后时期完成的对科举制的改革，压制明经并提高进士的地位，更加激发了大批有才华的文士的进取之心。这是一个“郡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李白《古风》其一）的时代，因而，包括王勃在内的文才特出而又颇为自负的“四杰”，尽管都命途多舛，却无一不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与激情。体现于作品之中，那便是一种浓厚的郁勃之气和慷慨之情，一种自建安以来久违了的豪雄之气与刚健风骨，也正是这种豪雄之气、刚健风骨，真正开始奏响了那昂扬振奋的盛唐之音。
　　此外，作者文学上的才华与自信也是他身遭困顿而不气馁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勃出身于学术世家，曾祖王一、祖父王通、叔父王绩等前辈都是以著述而非以功业名世，这对王勃力求在文学领域里有所建树也起着激励作用。对于自己的文学才华，王勃从来都是充满了自负。他在《山亭思友人序》中说：“至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得宫商之正律，受山川之奇气，虽陆平原、曹子建足可以车载斗量；谢灵运、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在《滕王阁序》中亦云：“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是啊，即便是“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但有了《兰亭集序》、《金谷集序》的绝世华彩，兰亭宴集、金谷雅会岂不是千古流芳？如若不是在前往交趾省父的途中遭遇风浪而不幸早逝，这样一位天才作家不知还会为后世留下多少像《滕王阁序》一样让人击节叹赏的美妙篇章！
　　在《前赤壁赋》中，作者的悲情又是如何获得解脱的呢？从作品本身来看，作者的解脱首先缘于对老庄相对主义认识论思想的借鉴。“客”之悲情既是来自于人的有限与水、月之永恒的对比，苏轼便仍用水的流逝和月的盈虚为喻，阐明这变与不变的哲理：若从变的观点看问题，那么“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但若换个角度，从不变的眼光看事物呢？——“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既然如此，那么江水与明月，“而又何羡乎”？作者云“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庄子·大宗师》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作者的思想方式，显然是渊源于庄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由于各人所持角度、标准的不同以及这种角度、标准本身的变动不居，便产生了价值判断的无穷的相对性。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非要用凝滞胶着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呢？
　　在大自然中忘怀得失，寻求精神解脱，这是作者开的又一帖精神解脱的妙方：“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是要人们淡化物欲、淡泊名利，恬淡自适。而那“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是与功名利禄、宠辱得失无关的，它们还能涤荡人的心灵，抚慰人的创伤。“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李白《襄阳歌》），这是大自然对每个人无私的馈赠。正因如此，多少文人士大夫遭遇政治失意、人生挫折之时，往往寄情于山水，隐遁于江湖，在大自然中寻求精神的解脱和心灵的抚慰。苏轼正是要提醒在人世纷扰中患得患失、认为自己一无所有的人们：我们原本是富有的，我们拥有清风、明月，拥有可以感知这一切的眼睛、耳朵，拥有享受自然、享受生命的能力——这才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珍惜它、享用它，而不应忽视它、虚掷它。正如作者在《记承天寺夜游》中所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大自然、生命本身自有其可爱之处，可能我们所缺少的正是一双发现的眼睛。
　　乌台诗狱、黄州贬谪，对苏轼是一次精神上的沉重打击，而黄州时期又是苏轼完成其精神境界的升华、思想臻于成熟练达的时期。作为一个人生的智者，苏轼善于对各种哲学思想采用“拿来主义”的态度为我所用。儒家的坚毅与固穷，老庄的万物齐一、旷达超脱以及佛教的随缘自适，都成为他解脱悲情、战胜苦难的精神武器，从而达至一种常人无法企及的圆融与达观的人生境界。而《前赤壁赋》，可以说正是这种精神升华过程的诗意概括。
　　在《前赤壁赋》中，作者终于战胜悲观失意而走向了乐观旷达。在苏轼身上，那最令中国读书人倾倒和爱慕、最富魅力的性格特征不正是一个“乐”字吗？在《答陈师仲主簿》中，苏轼这样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苏轼正是以一种“无往而不乐”的态度对待多灾多难的人生的：四十四岁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黄州这样一个荒凉贫瘠之地，在苏轼笔下，却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五十九岁时，苏轼被贬往岭南更为偏远的惠州，他的政敌以为他会因水土不服和精神悲伤而死，可苏轼却能“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之二）；在六十二岁的垂暮之年，又被贬至“天涯海角”的蛮荒之地海南岛，在恶劣的环境中，他却照样能够随遇而安，对于这仅次于死刑的流放，他竟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对这样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林语堂《苏东坡传》），苦难能奈他何？命运能奈他何？林语堂先生说：“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苏东坡传》），的确是切中肯綮之语。
　　在封建社会里，得志者少而失志者多，文人的怀才不遇、有识之士的屡遭贬谪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王羲之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兰亭集序》），生命之盛衰存亡又是一代又一代人体验不尽的永恒的主题。可以说，这两篇名作所抒发的“悲情”，触动的恰是古代文人最敏感的两根神经，因而最易激发起他们内心深处强烈而持久的共鸣。“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水调歌头》），纵然所有的人生都难免各种各样的忧患和缺憾，但人生依然使人留恋，人们总要在“悲情”中寻求解脱，于是王勃那“老当益壮”、“穷且益坚”的奋进之语永远给身处逆境的人们以激励；苏轼的达观也永远对后人起着开释郁闷、畅达胸怀的作用。我想，这大概就是两篇名作所以不朽的原因吧。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袁韵，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中文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