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葆,这是一个我曾经熟悉但又久违了的名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的小说力作《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作为那个时候中国军事文学的翘楚,曾令读者心动神驰,热泪难禁。然而,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型和中国多元化进程的实质性推进,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历史高峰回望李存葆当年那些足可骄人的文学实绩的时候,其文学价值也难免较多地定格于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外部空间。作为一个忝列文学研究队伍的阅读者,我并未完全具备一个学者不能不具备的冷静思维状态和理性穿透能力,往往不顾学术研究的大忌而在自己的文章中表现出较多的感性化和情绪化倾向,当这种倾向成为一种积习的时候,就难免使我对作家们用生命凝成的文学结晶产生浅薄的偏见。比如我曾认为“文革”后崛起的那一代作家虽富有生活的积淀,甚至也具有感应主旋律、呼应各种文学潮流的敏锐,但由于他们成长于那个精神苍白、知识歉收的年代,因而大都缺乏一个优秀作家作为创作底蕴所必备的坚实学养。李存葆大概也是不幸进入我偏见中的一位,在我这些年来的文学研究中,他的创作不仅未曾被我关注,甚至也并未成为我有意识的记忆。然而,病态的偏见毕竟难敌鲜活的事实,当我于今年首期《名作欣赏》读到李存葆近三万言的长篇散文《飘逝的绝唱》时,我的心情是诸如“惭愧”“自责”之类的话语难以涵容的。虽然“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散文奖作品”的殊荣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着我的目光,但真正使我沉醉其间而俗情顿忘、杂念俱消的是文章自身的实力与魅力,它不仅闪耀着语言的华彩,涵蕴着学养的大气,其令人手难释卷而遐思悠想的,更在于作家漫步在文学这个人类精神圣殿的美学守望和充溢着人类大爱的人性关怀。
一、“西厢世界”的深情反顾与心灵再造
当正值青春又身在军营的李存葆做着文学美梦的时候,他却同时遭遇了精神的噩梦——“那是一个理性晕眩的年月”,“文革”的疯狂使得“文化原野上的寻找被完全冻结,精神土地上的耕耘被视为非法”。但命运之神似乎总是要眷顾一下那些执著地在荒原上寻觅生机的人,往往在他们看不到希望的生命长途上呈现出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生性爱书”的李存葆居然在那个高举愚昧的火把焚烧瑰丽的文化殿堂的狂乱岁月“获得古今中外名著四百余册”。这对于李存葆来说无疑是久旱甘霖、冬日暖阳,这就难怪当他得到书又具备了“金屋藏书”条件时,便顾不了严峻现实中自设的“中毒”的防线而要走火入魔般地去作精神的探险,去歆享美的盛筵:“在那散发着墨香的书页里,却发现了那么多坦然奔驰的灵魂,那么多有着七情六欲的精灵,他们或长啸或低吟或悱恻或缠绵或欢悦或悲伤,都以难以抵御的鲜活与迷人,‘俘虏’着我。美不胜收的精神大宇宙,在有限的书页里进行着无限的拓展……”能在精神生活苍白乏味的年月意外地品尝到精神大餐的人,总是会在记忆中格外地珍藏这来之不易的美味,也会不断地在心中泛起那被美的彩虹映照下的斑斓涟漪!但在那众美纷呈的文学世界里,不同的读者常常又有与自己生命情绪契合的特别钟爱。也许是《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高峰的名著效应强化了李存葆在《西厢记》中寻幽探胜的浓郁兴致,也许是生长在那个不谈爱情年代的李存葆对文学世界中那夺魄销魂的爱情绝唱的特有敏感,正与在那戕杀爱情的大观园中偷读《西厢记》的宝、黛二人形成了深度的心灵契合,总之,我能感到李存葆有一个深结难解的“西厢”情结。他不仅认真检阅过《西厢记》的众多版本,还细致地将“王西厢”与“董西厢”甚至那并不入流的“南西厢”作过比较鉴别,从而得出“独‘王西厢’及旷世一绝唱”的评判,而且就连那“绝唱”的发祥地普救寺,也早已成为他“精神故乡中的一株菩提树”了。至于他面对那神奇的“西厢世界”所发出的一连串敲打在读者心坎上的深度探问,则更不是一般读者所能望其项背的:
是什么使王实甫的一管弱笔那般神奇而空灵?
是什么使佛寺中一双情侣的心灵像琥珀般晶莹?
是什么使西厢里两个恋人的情感如醇醪般浓洌?
带着这些追寻,李存葆首先走进了催生王实甫那妙笔绝唱的人文地理渊源:“在新千年的第一个仲春,我心灵的马车里载着几多困惑,几多惆怅,来到永济市普救寺,重温那让人思索不尽,咀嚼不尽的如幻如真的故事。”循着李存葆追寻的足迹,我们得以饱览仅在《西厢记》文本中不可能见到的灵山秀水和历史文化的“丰土吉壤”:中条山那怒放争艳的奇花,那奔腾穿梭的珍禽异兽,那宛若明镜琴弦的清溪玉泉,那与五老峰的雄姿秀色相映生辉、星罗棋布的名庵古刹;蒲津渡口神奇的铁索浮桥,盛唐时执揽镇水的巨型铁牛,那已深埋水下曾让骚人墨客诗兴大发的鹳鹊楼……这一切都重现了古蒲州的风姿神韵,激荡着她曾经“喧呶与炽盛”的历史涛声;王之涣的绝唱、杨玉环的绝色都在诉说着永济的灵秀与文人的多情;那与“宰相村”同享美誉的“一巷三阁老,对门九尚书”和唐代八大永济文人等英贤文圣都张扬着永济的人杰与文昌……《西厢记》所聚焦的情爱空间普救寺坐落在如此山灵水秀、俊才辈出的人文沃土上,这就难免使得“一座崇尚‘六根净除’的梵王宫”要在王实甫的椽笔挥洒中“变成情波荡漾的武陵源”了。至此,李存葆才底气十足地揭开了“是什么使王实甫的一管弱笔那般神奇而空灵”的人文地理奥秘:“这山这河这浮桥,这塬这寺这佛塔,更有古蒲州丰厚的文化意蕴,都为元人王实甫从历史的幽井里打捞那个唐时发生的、几经笔传舌播的佳话,去重新建构一座经典爱情的琼阁,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檩楹甓?。”
带着对“西厢世界”的探寻,李存葆还是要回到王实甫的经典文本作文学艺术的本体性追问,从而开掘出崔张爱情超凡脱俗的精妙所在:
其一,崔张爱情萌动的始发性根源不在于人的原始野性的生命力膨胀,不是俗情男女即时性的苟活寻欢,更不是世俗观念中抽掉真情真爱内涵的名利招引,而是在“大美”的光辉照耀下的强度生命颤动和精神吸引,是因美而激起的“不畏舟摧楫折”的灵魂探险。早在王实甫之前,崔张故事已为唐宋的文人笔耕心织,但王实甫却在前代文豪设下的路标前自设艺术高标,他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构筑经典爱情圣殿,要为崔张爱情注入崭新的美学内涵和人性内涵,从而赋予这个流传已久的题材以独拔众流、震古灼今的魅力。我们看到崔张二人在普救寺的首次相见就非同凡响:梨花深院,月亮门前,莺莺的绝世姿容掠过张君瑞的双瞳,张生面对至美鲜活的绝色女子失魂惊艳!李存葆无愧王实甫的知音,他深知王实甫的心灵妙曲与美学匠心——崔莺莺是“一美于众美的殊美之女子”,而张生则是在对美的惊羡中忘身于物外的鉴赏家。此时此刻,美的呈现和美的被鉴赏都是在一个纯净无邪的境域中进行,李存葆以一个作家对崔张爱情独有的心灵体悟和美学体认而作出了至为精彩的审美评判,实在没有辜负王实甫的生花妙笔:
至美者的“秋波一转”,是天国瑶池里的圣波在人世间的俄而一闪,它仿佛能把世界上的一切曼妙与绚丽都集中于那芳菲一瞬。至美者秋波一转里流泻出来的美,与轻佻女郎吊眉眼时所传递出的光,有着云泥之别。至美者秋波一转里所生发的美感,与美学家理论上的美感最为接近,它不包括生理上的快感和经验上的欲感。它是一种人们崇拜圣母一样的圣洁美感。
诚然,当张生初见莺莺之时,对其“殊美”的惊羡和欣赏并非他的专利与特权,王实甫那出神入化的笔也呈现了普救寺的众僧“睹美而销魂夺魄”的生动情景,使人之为人的爱美天性跃然纸上,年老的法师竟忘了念经,击磬的班首竟将小和尚之头当木鱼儿敲,被敲的小和尚竟因沉迷于莺莺之美而全然不知疼痛……然而,在李存葆看来,人们泛化的爱美天性怎能与张生那立于审美高峰的鉴赏相提并论:
[##]
我猜度,张生在“惊艳”时,必定会从大家闺秀莺莺的那“秋波一转”里读到了比国风、楚辞、汉赋、唐诗还要美的风韵,读到了比中条山中那挂有露珠的龙柏花、连翘花还要美的风雅,也读到了比翔舞在辽阔黄河水面的鹳鸟还要美的风姿……
莺莺的“殊美”虽不拒绝众人的惊羡与欣赏,但她却只把她的秋波回赠给足以把自己也带进审美情境并获得灵魂升华的鉴赏者,那“秋波一转”是美的呈现者与美的鉴赏者之间妙不可言的精神际会与心灵感应!
其二,由于崔张爱情道路上横亘着封建礼教、门第差别、名花有主三座大山,他们必然要经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精神磨砺后才能歆享“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至乐。曲折幽回的爱情道路使他们不能走坦途,履平川而直抵爱情乐园。“绝对的自由也往往会葬送自由的魅力”,巨大的困扰反而开掘了这对才子佳人的智慧潜能,绝妙的才气升华了他们的爱情品位,他们终以常人不可思议也难以企及的诗以传情,琴以达爱的方式去拨动对方的心弦,以更有震撼力和超越性的姿态携手越过奇峰险阻,走进了爱情的蜜乡。对此,李存葆持有特别的敬意与礼赞!当诗的酬唱激活了崔张心中的春水时,李存葆笔下也流淌着诗意般的春水:
诗是情绪的色彩。空灵与和谐,是诗的生命。诗不是人的某一感官的享乐,而是全感官乃至超感官的精灵。是诗,使莺莺获得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愉悦;也是诗,使张生得到了“千古难得一知己”的快慰。
当琴的弹奏引发了崔张二人的心灵共鸣时,李存葆的笔下也奏响了瑶琴般妙曲:
斯时,音乐又成了崔张发展恋情的酵母。
音乐,以音和时间来表达人的情绪的和谐,它有无垠的想像空间,有无限度的弹性,能变幻出无穷的花样,能纳得下无尽的内容。人类的喜悦需要音乐来表达,心灵的创伤需要音乐来抚慰。美的音乐,能使人的灵魂进行深呼吸,能使人超凡脱俗,让人在杳杳冥冥中悟得灵性的奥义。
能对《西厢记》文本下如此深耕细作的功夫、能对作家的妙笔慧心作如此富有深度和灵性的阐释,这也该算是王实甫和《西厢记》的幸运了!在我看来,专家们的研究也不过如此吧?但李存葆并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的幸运,他也并未止于要作《西厢记》的专家。李存葆的努力在于要把王实甫的幸运拓展为古今中外所有为人类奉献了精神情感绝唱的优秀作家的共同幸运,拓展为作为人类精神圣殿的整个文学世界的幸运;他所下的足以与专家的研究等量齐观的功夫不是为了要与专家们的学术贡献较劲,而是为了更加沉稳坚实地站在王实甫开拓的这片“西厢”沃土上,对人类理应敬重与持守的更为辽阔深广的“西厢世界”作出底气十足、精彩纷呈的主体性言说。作家的天职在于用生命拥抱经典,但又必能够走出“经典阴影”,用自己心灵的彩笔为读者提供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独立创作空间。当然,李存葆的心灵再造离不开王实甫精妙绝伦的原创,但他却因力图将《西厢记》广延为一个更具人类精神情感共鸣状态的“西厢世界”而同样具有了原创的气度!
二、经典爱情的主体性诠释与美学守望
王实甫的《西厢记》写尽了崔张爱情的曲折幽回、波谲云诡,也写尽了崔张爱情的曼妙精致、圣洁虔诚;而在李存葆的心灵再造中,《西厢记》应是人类情爱憧憬的极致,是经典爱情鲜活的艺术标本。正是这个鲜活生动的标本,使李存葆对经典爱情有了灵光四溢、神驰古今中外的顿悟与畅想,其独到精彩的主体性诠释也实在无愧经典:
经典爱情,是青油孤灯下的泛黄的线装书,它需要读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经典爱情,是孟姜女万里寻夫送寒衣,它忠贞的泪水足可以哭倒长城;经典爱情,是王宝钏寒窑中的爝火,它虔诚的热力足以消融武夫的铁石心肠;经典爱情,是罗密欧与朱丽叶饮鸩而亡同栖一穴魂灵的矢心不二,之死靡它;经典爱情,是哭瞎眼睛的阿炳的二泉映月;也是简爱对罗彻斯特远隔千里的呼唤……经典爱情在追求的过程中透出美丽,它使“等待”比“获得”更具魅力。经典爱情的琴弦上常常谱满离恨曲,经典爱情的花笺上每每写满断肠诗。
必须承认李存葆对经典爱情的阐释是感性多于理性,情绪性甚于理论性。但作为作家,特别是优秀作家,他的情绪表达本身就蕴含着多种理论阐释的可能,他所创设的富有哲思玄想的感性世界本身就为读者提供了深邃辽阔的理性思索空间。只要循着李存葆的畅想去追寻、体察,探究古今中外文学艺术世界中的至情至爱,我们是不难对经典爱情的含义这个“答案无穷、永存歧义”的课题获得准确的理性把握的:经典爱情应是经久不衰的品味,是忠贞虔诚的持守,是生死考验中的携手同行,是超越时空的灵魂呼唤。经典爱情未必是仪式上的结合,但离恨的苦痛强化着爱的质量,断肠的悲怆提纯着爱的精华……李存葆对经典爱情的这些太多个人色彩的主体性诠释恐怕很难成为世俗社会人们的共识,他心中的经典爱情也极难见证于现实世界,对此,他是有清醒意识的。他从历史传说中窥探到了世人对经典爱情的严重隔膜:相传明代儒生丘琼山在一古寺佛殿中见禅堂四壁画满《西厢记》画图,“莺莺红娘,绘影绘神,尽态极妍,勾魂摄魄”,而一排僧徒释子,居然目盯画幅,打坐修行,还要从中领悟佛学真谛。丘琼山对此先是“暗吃一惊”,继而“愈发诧异”,经老僧指点“仍大惑”……试想,饱读诗书,恋栈名胜,忘情山水,心性清净如丘琼山辈尚且难以领悟其中奥秘,更何况远离文学艺术的审美磁场,爬行在人类精神情感低谷地带的俗情男女呢?所以李存葆并未天真地希望奔忙于功名利禄的人们都能拥有经典爱情,而是深情地凝眸于圣洁晶莹的文学艺术殿堂:“经典爱情的画幅深藏在艺术王国的宝库里,林林总总,灿若云锦,但这些画幅只能在人类向往美的心匣里蓄放,在现实社会里却很难觅到它的倩影。艺术本是痛苦的产物,经典爱情无不是人们在不断地痛定思痛之后,用理想的丝线编织的爱的霞缎。”
李存葆从文学艺术的绝唱中领悟经典爱情的真义,又把自己对经典爱情的信念定格在人类精神的圣殿,这并非是他傲视大众、鹤立鸡群的精神偏执,而是作家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之后的一种坚贞执著的美学守望。在他看来,“爱美是人的天性。审美则需要文化。缺乏文化的审美,仅是一种表层而原始的欲的冲动,全然没有温文尔雅,而粗野的‘审美’,甚至把‘美’放逐到娼妇的位置。”我认为,这不仅是李存葆的美学立场与信念的宣言,更是他以经典爱情的丰富内涵为参照所作的关于审美问题的深刻警拔的理性思辨,而任何带有个人情绪色彩的精神坚守只要通过理性思辨的严肃拷问,都有可能成为更多人应该共同恪守的理念。李存葆正是在此前提下怀着自己的美学信念自信地步入了《西厢记》的爱情殿堂,他认定“绝色女子是上苍鬼斧神工的大艺术”,“这大艺术喷射出的大美,曾倾倒过几多王朝,也曾风靡过朱门绣户,蓬庐茅舍;这大美曾使盖世英雄五尺刚化为绕指柔,也曾使布衣韦带神魂颠倒情难自持……”所以他没有更多地在人人都能进入的情与欲的层面去评判崔张的爱情,而是从美学的层面将崔张的爱情首先定位为大美的呈现与审美的鉴赏,并对他们以诗传情,以琴递爱的美学价值给予了崇高的评价与热情的礼赞。在常人的世俗眼光中,爱情要经历太多曲折的磨砺是一种痛苦,是一种悲怆,甚至是一种不必要的生命消耗,而在李存葆的美学评判中,曲折是美的神秘诱惑,痛苦才能升华为至爱,越是容易得到的东西越是容易被流逝,也越是容易失去美的魅力:“唾手可得的东西往往不被珍视。爱的尊严一旦被轻视,便经不起咀嚼,很快变得乏味。爱情一旦省略了必要的发酵,酒就酿成了醋,也就缺少了经典爱情中的那三分幻想,三分诗意,三分激情,剩下的仅是欲的疯狂。”他认为任何事物对人的巨大诱惑都在可望而不可即之间,因为这其间“包含着神秘,神秘是一种大美”,“朦胧缥缈,当也属神秘的范畴”,带有神秘的爱自然也蕴含着大美。当然,《西厢记》中的崔张之爱无疑具有更浓郁的古典色彩,其间的“神秘”除了崔张二人自身的才学、见识、人品和审美修养等因素外,它也较多地传达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对真爱的扼杀,严峻的文化生存现实也迫使他们不“神秘”就不可能绕过太多的奇峰险阻,但李存葆并没有沉睡在古典的诗意中,他更不会以认同对人性的压抑为代价来换取他对于“神秘”“朦胧”的美学守望,他在对经典爱情的美学坚守的同时也欣慰于现代社会的人性解放,欣慰于美终得以从封闭状态中敞亮,从而获得自由奔放的呈现:“美早已从深宅大院的秋海棠的花影里走了出来,美早已揭开了那被金幔玉帐所笼罩的神秘面纱,以千种风情,万种妩媚,呈现于世。人性解放是惠风,佳丽是杨柳,没有惠风吹拂的杨柳,我们这个世界将多了多少寂寞,少了多少欢欣!”然而,当李存葆把目光投射于现代社会在人性解放的名义下所出现的种种畸形审美情态时,他对人性解放的期许也就有了几多困惑,几多惆怅。不论是法国“自然派”的金发女郎们首先撕开美的面纱,半裸于海滩浴场,还是继而出现的全裸女子纷纷袒示在西方各国政府划定的全裸海区;不论是惊现于日本温泉宾馆和酒店的“女体盛”,还是盛行于环球五洲的以尽览美女胴体的选美;就是在我们这个曾经闻名于世的文明古国里,歌舞厅、练歌房、酒吧间也时时发生着金钱与美色的赤裸交易。总之,“美在遭到亵渎的同时也失去了对自身的珍爱……”,“那‘大艺术’的震撼力便大大减弱了”,从而也导致“人类接受美的信号也随之迟钝了”。人类的审美活动是有其自身规律的。不论是古人还是今人,不论是人性遭到压抑的封建社会,还是人性获得解放的现代社会,只要人们还具有爱美的天性,就必须服膺于审美的规律,因为已成为规律性的东西是具有时空超越性和历史穿透性的。西方美学家蔡辛克根据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理角度考察美感的启示,提出了著名的“黄金分割”之说,诚然,“黄金分割”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主体色彩,其具体的数据比例也并非一成不变,但“黄金分割”所着力强调的和谐、匀称、协调的美学理念则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人们的美感体验中具有普适性,我国古代曾通过人体审美提出“增之一分则长,减之一分则短,施朱则太赤,施粉则太白”的“恰到好处”原则,这与“黄金分割”之说一样都是着力强调人类审美活动中必须把握的一种审美维度。正因为如此,李存葆才不避重弹旧调之嫌,将古典的“黄金分割”理念作为他立身现代社会始终不渝的美学守望:“正如美的艺术造型都有着它的黄金分割一样,人类人性及个性的解放,也应该有着它的临界点。”我认为,假若人类还不想放弃对美的接受与欣赏,假若人们还没有忘记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假若人们还没有都把当今消费时代的现实性精神人性压迫和快餐性精神诉求看作人类精神发展的终极指向,那么,我们就完全有必要用心聆听李存葆立于人类精神圣殿,站在对现代人类美学关怀和人性关怀高度的忠告。
[##]
三、飘逝的绝唱与永不飘逝的文学情怀
王实甫的《西厢记》作为一部诞生于元代而“天下夺魁”的古典文学名著,曾激活了封建社会的痴情男女心灵的死水,也曾令现代社会的有情人为之“风魔”,为之倾倒,“余香满口”是“红楼情种”宝、黛二人读“西厢”的心灵默契,“齿颊留香”是万千读者跨越时空的共同阅读体验,它实在无愧为中国文学的绝唱!然而,李存葆虽心仪绝唱,沉醉于绝唱的精美绝伦,但其意识底蕴却不在于复制绝唱和解释绝唱,而在于它在面对“被岁月的河流,漂走了它那迷人的情韵”之时的情潮涌动,在于它立足于绝唱的圣地而心系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学世界的命运遭际。正像王实甫的《西厢记》是有感于元代社会的惊人黑暗里“魑魅翩翩,怨鬼啾啾,官、吏、僧、道,酒地花天,工、农、儒、丐,猪狗生活,整个社会都在做着死之梦”,他才“将自己的心光、胆光、灵魂之光化作希望的火焰,在无尽的黑暗里翔舞”一样,李存葆也是有感于现代人类在迎来人性解放曙光的同时又走向了人性发展的诸多误区,从而导致人类美好的精神人性积累不断遭到现代人自身的耗散和消解。他虽然漫步于绝唱的圣殿,却痛心于绝唱的飘逝,他从“飘逝”中涌动着对现代人类的无限忧思,又从对“绝唱”的深情回眸中寻找作为现代人性提升的永不飘逝的精神资源。我料想,在这个“不求天长地久,只求一时拥有”的即时性精神消费的当下文化语境中,李存葆的“绝唱”情怀和人性关怀恐怕会被人们视作不合时宜的古典情怀,但我认为他并没有无视社会转型中的人性变迁,作为作家,他也比文学圈外的人更敏锐地感受到当今中国文学的边缘化命运,能自觉到“绝唱”的“飘逝”,其本身就意味着对经典文学所置身的严峻现实生存情境的清醒意识。他对现代社会的人性变迁也持有一种深刻的历史理性精神,他深知,不论我们对《西厢记》中的爱情绝唱有着多么痴迷沉醉,它也不可避免地要被历史的重幕所遮蔽,不同时代的人们总是要揭开属于自己时代的历史篇章。他不仅从“西厢世界”的“大艺术”中看到了“大美”的光辉,同时他也看到了人的暴力和权力中裹挟着非人性的、动物性的野蛮:郑恒因权力而强占美色,孙飞虎以暴力掳掠美色,老夫人则不顾美的尊严而逢迎权力和暴力……人性的发展往往不能与历史的外部变动同步,有时还出现二律背反的现象,那种大善大美的人性之光常常因历史的转轨而减弱了对人类心灵的照射,而那种卑下恶俗的人性阴影却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代代相继:汉宫美女王昭君因被毛延寿丑画,终于“在权力的导演下,做了一场销蚀青春撕碎灵魂的高级游戏”;明末江南名妓陈圆圆“色艺双绝,名动江左”却因权力与暴力的联袂掳掠而命运几度沉浮,最终无缘所恋,却成了权力餐桌上的宛如当今日本温泉宾馆里的“女体盛”;墨索里尼的纵情淫乐,美国白宫的绯闻充斥,直到当代中国奢靡之风纷扬中的“公仆”掳美的丑剧、悲剧的轮番上演……一个真正的作家能够以历史理性的眼光主动迎纳社会文化的转型,这固然是难能可贵的,但一个富有人文关怀的作家是绝对不忍见到以牺牲人类精神人性的提升为代价来换取社会发展的现象花絮的,他也一定会带着自己的良知发出心灵的叩问:这样的发展对人类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现代社会在情爱领域的人性恶化足以证明李存葆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当某些人由偶像崇拜变为金钱拜物教,把世上一切都当作商品甚至良心、人格乃至贞操都在光天化日下廉价拍卖的时候;当某些人把深奥的人生哲学变为单一的物质消费、把内心的种种欲火全部化作生活燃料的时候,‘赵公元帅’必然会在‘急急风’里占据着舞台中央”,而“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金钱的产物,而是男女情感的化合”。因此,“现代社会以金钱为媒、用钞票铺设婚床”的人,必将自食人性与情感内涵被抽空的恶果:希腊船王不惜耗掉全部财产的一半迎娶已故美国总统遗孀,结果分钗破镜,忍饮独居苦酒直至谢世;好莱坞明星丽泰·海华丝不顾弃之不用的下场而拒绝了导演的无理要求,却最终委身于亿万富翁爱德华的巨资包装;当代中国的“粉领阶层”不仅成为洋佬外商、大款巨腕猎艳的目标,也常常温顺乖巧,小鸟依人地投入金钱的怀抱,成为金钱的俘虏,她们不仅重新演绎了“昭君出塞”的辛酸,而且“从那陷阱和圈套里所透出的光怪陆离的情感经历,也远远超过那些面壁虚构的通俗小说”。
李存葆虽然立足于一部古典名著作主体性言说,但他所关注的却是现代人性当下的生存环境,“绝唱”的飘逝不仅是“绝唱”自身所面临的难堪,更是现代社会的人们所面临的精神困境:
当梁祝化蝶的情愫早已飘逝,当崔张联姻的绝唱早已曲终人散,当罗密欧与朱丽叶忠贞的灵魂也早已深埋墓穴的时候,在放纵的性欲已使艾滋病成为“世纪之泣”的当今,世界上一切善良的人们,不得不倚着纽约自由女神思索,倚着巴黎圣母院思索,倚着埃及金字塔思索,也不得不倚着我们古老的长城和巍峨的昆仑思索……
何处才是人性解放的最后“底线”!
经典文学的命运折射出现代人类的精神人性命运,李存葆的文学情怀也远远超过了一个作家的职业坚守和个人兴趣,而是一个优秀作家不能不具有的民族之爱和人类之爱。
今天,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出现了十分令人困惑的状况,一方面文学的批量生产居高不下,诗人作家满天飞,给人以“繁花似锦”的幻象;另一方面,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不仅已为社会大众严重疏离,而且也在文学和学术圈里备受冷落,很多以文学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关注的不是文学本体,而是与现实需要接轨,被传媒、报刊炒得火热的泛文化研究,有的研究生即使做了文学的课题,也不是为了开掘文学自身的价值和论者的学术主见,而更多是充斥着文化泡沫和追风逐流的职业性、技术性写作。精神生产的大量过剩不是文化和文学的真正繁荣,而是直接导致了文化和文学的危机。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大众文化在与精英文化争夺话语霸权中成为文学市场和文化生产领域的主导者,文学研究也开始远离经典和精英,一些学者受西方文化研究热潮的影响,也注视着中国大众文化的勃兴而开始了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向,不仅提出要关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指出文学关注终极性意义的无意义,有的就职于高校的学者甚至认为今天在大学课堂再讲莎士比亚和鲁迅等作家已是十分可笑的了。毫无疑问,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联姻,已成为我们今天难以拒绝的现实性诱惑和现实性逼迫。无视这种诱惑和逼迫是不明智的,但我们毕竟是既有物质需求又有精神需求的人,我们既需要遵守现实的游戏规则和生存法则,也需要有一定的超越性追求,人类如果没有超越性的精神憧憬,那就会永远被现实所役使而成为现实的奴隶。我们自然不能仅仅用审美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作为捍卫经典文学的有效武器,但我们也不能因大众文化造成的现实性诱惑和现实性逼迫而认定大众文化的一切价值取向都是无懈可击的,都是人类精神人性中最鲜活生动的文化景观。陶东风先生曾对大众文化勃兴后出现在文学领域的以“去精英化”为标志的“祛魅”活动作过正负面效应的考察。他认为文学活动的去精英化颠覆了“关于文学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神话以及由这种神话赋予文学的那种高高在上的神秘性和稀有性”,从而使文化和文学活动“具有强烈的民间色彩和商业驱动与大众参与性”。
然而,在文学活动去精英化的众声喧哗中却出现了“无聊”,“‘祛魅’以后的文学平民化了,大众化了,但是却没有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生活的意义,相反,它变得琐碎化、无聊化、空洞化、软骨化了。大众文化的真正危害……是以娱乐的自由和消费的自由取代并消解了其他方面的自由。”①由此观之,我们对文化和文学不应持二元评判的态度。文化和文学的“去精英化”并非就是无精英化,在我看来,一些关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者的见解和成果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好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研究不是大众眼光对大众文化的观照,其介入方式和姿态仍然是精英化的。我认为,在“无聊”已成为理解当今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关键词的今天,李存葆面对“绝唱”飘逝的严峻现实仍然一往情深地把“绝唱”作为拯救现代人类精神人性严重倒退的重要精神资源,这并非是不识时务的“荷戟独彷徨”,而是既具现实针对性又具精神超越性的文学与美学坚守。无聊的文化与文学现实拒绝了“绝唱”,并不等于人类不需要“绝唱”,“绝唱”在疏离经典的现实中难免飘逝,但“绝唱”的飘逝不是文学的永久性宿命,哪里有对经典的拒绝,哪里也就同时有对经典的守望,只要人类还有对精神家园的期许,人类的文学情怀就永远不会飘逝!
①陶东风:《文学活动的去精英化与无聊感的蔓延》,《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