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的意义
　　——读余秋雨《为自己减刑》
　　
　　《为自己减刑》是余秋雨散文中并不多见的短章，却如他的许多巨制一样，能够带给我们太多的回味。余秋雨是当代散文的重量级作家，少有人能出其右。他的出现，使散文这一文体的诸多传统，特别是其中的种种束缚被冲撞得七零八落。余秋雨像一个坚定的早醒者，指点着古人今人的一次次出错，试图确立当代人的精神新高。
　　《为自己减刑》语重心长，作家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了一串故事。最初是两则直接关乎监狱的事件，一则涉及自己的朋友，作者是整个过程的目击人：朋友听了他的劝告，难捱的牢狱生活因为有了全新的投奔目标，变得生动而富有成效；无独有偶，如果说前面的故事是作者亲见的，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则是读来的，茨威格在他的《象棋的故事》里也讲到了一个与此酷似的情节。这两个例证一个来自现实生活，一个从文学作品中采集；一个得之于本土，也算得上是一种亲见，另一个则取自世界顶尖文学大师的深刻体悟，两例证从不同角度说明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减刑是完全可能的，并且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个人因为自己的过错而触犯了刑律，他就应该入狱改造，这是必须接受的判罚，争取减刑无疑是他最为切近的目标。现实生活中，真正有机会使自己的刑期变短的人并不是多数，这不要紧，作品里一中一外两个人物通过自己的实践证明，追求知识还有别的可贵的东西可以为自己的心灵减刑，人在狱中，心却可以在狱外，“外语就是我这位朋友的棋谱，轻松愉快地几乎把他的牢狱之灾全然赦免”。监狱只会一时牢笼一个人的肉体，如果他不自暴自弃，而是热爱自己、热爱这个时代，那么即便他一直等到刑满才被释放，他也完全可以在一种追悔中重塑自己，用一种精神的方式，用一种心灵的方式，让自己的刑期变短，让自己“提前”获得自由。
　　而作家的高明更在于并未就此止步，因为“真正进监狱的人不多”，他确信“世界上最恐怖的监狱并没铁窗和围墙”。顺着作家的手指方向，我们很快看到了公共汽车上的那个年轻的售票员，“一眼就可以看出他非常不喜欢这个职业，懒洋洋地打招呼，爱理不理地售票，不时抬手看看手表，然后满目无聊地望着窗外”。作家说：“这辆公共汽车就是这位售票员的监狱，他却不知刑期多久。”人群中有肢残、智残之外的另一种残疾——人格精神的残疾，此类病者不知何为感动何为热爱，对人对事一团冷漠，他一直囚禁着自己，始终披挂着自己的牢笼，所以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自由，他被隔绝在一切快乐之外。
　　倘若换上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一切都会发生变化。有一名清洁工，她让人们觉出了太多的与众不同。也着蓝色工作装的她，颈上却多了条别致的丝巾，人一下就多了一种说不出的神采。遇到有居民走过，她并不像同伴们那样低了眉惶惶地避开，而是仰起一张化妆入时的明净的脸，柔声地问一句：“您出去？”她要负责几栋楼，一天的辛苦可想而知，可每天在她收工时，人们总能在她的脸上看到明媚的笑意。一个同伴问她：“为了把自己收拾利落，要起得更早，这值吗？我更愿意多睡一会儿。”她说：“我觉得干这行也很荣耀，咱们也有理由同别的女人一样美丽。”如果你懂得珍惜，生活就会多些欢笑；如果你懂得热爱，人生就会多些幸福。
　　作家在文中提到的英国人在印度农村抓贼的方法时，进一步提醒我们惩罚一个人的心灵比惩罚一个人的肉体更残酷，心灵被囚禁也更令人恐慌，这一现实竟被殖民者率先想到用到了。心灵的不自由才是真正的不自由，“环顾四周，多少匆忙的行人，眉眼带着一座座监狱在奔走”。作家用语恳切，言辞之间流露了太多的担心。作为一位睿智的作家，余秋雨认识到了一些现代人生命中的麻木，他们对一切都了无兴趣，听任日历一页一页地毫无生气的一路翻过去，已到了需出手挽救的地步。对于这些人来说，人间还有一座监狱，这座虚拟的监狱就在这些人的内心，为自己的心灵减刑显然更具有广泛意义，这才是作者论证的关键所在。
　　作家通篇讲的是“为自己减刑”，但这却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倾力强调的是热爱的意义，“热爱”不仅是“减刑”的手段，也是“减刑”的目标。这是本文的最强音，同它相比，有关“减刑”的文字更像是一种铺垫。身在狱中，若对明天充满希望，则服刑生活也能变得充实、有趣；身在狱外，若心似枯井，则周遭就会是灰灰的一片，他的世界必然暗无天日。推搡不开的苦闷，就是一张挣不脱的网，而在“热爱”的光明里不会有任何阴影，“热爱”可以帮助所有人恢复自由。
　　有人问英国登山家马洛里，冒了生命危险去攀那一座座山峰，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位登山家说：“因为山在那里。”太多的人不能理解登山家的“怪癖”，因为他们读不懂登山家对山的热爱。热爱可以在不自由中寻找自由，可以在不快乐中寻找快乐。或许我们常摆脱不掉一种苦楚的捆绑，或许我们总因为什么愤愤不平，或许我们偶尔失望多于希望，这时我们不妨去叩响“热爱”的门环。那扇门里扑面而来的必是最生动、最温暖、最亮眼的阳光，而这阳光也必会让我们的身心在自由中飞翔。
　　
　　附：
　　
　　为 自 己 减 刑
　　
　　□余秋雨
　　
　　一位朋友几年前进了监狱，有一次我应邀到监狱为犯人们演讲，没有见到他，就请监狱长带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话：“平日都忙，你现在终于获得了学好一门外语的上好机会。”
　　几年后我接到一个兴高采烈的电话：“嘿，我出来了！”我一听是他，便问：“外语学好了吗？”他说：“我带出来一部六十万字的译稿，准备出版。”
　　他是刑满释放的，但我相信他是为自己大大地减了刑。茨威格在《象棋的故事》里写一个被囚禁的人无所事事时度日如年，而获得一本棋谱后日子过得飞快。外语就是我这位朋友的棋谱，轻松愉快地几乎把他的牢狱之灾全然赦免。
　　真正进监狱的人毕竟不多，但我却由此想到，很多人正恰与我的这位朋友相反，明明没有进监狱却把自己关在心造的监狱里，不肯自我减刑、自我赦免。我见到过一位年轻的公共汽车售票员，一眼就可以看出他非常不喜欢这个职业，懒洋洋地打招呼，爱理不理地售票，不时抬手看看手表，然后满目无聊地望着窗外。我想，这辆公共汽车就是这位售票员的监狱，他却不知刑期多久。其实他何不转身把售票当棋谱和外语，满心欢喜地把自己释放出来呢？
　　对有的人来说，一个仇人就是一座监狱，那人的一举一动都成了层层铁窗，天天为之而郁闷仇恨、担惊受怕。有人干脆扩而大之，把自己的嫉妒对象也当作了监狱，人家的每项成果都成了自己无法忍受的刑罚，白天黑夜独自煎熬。
　　听说过去英国人在印度农村抓窃贼时方法十分简单，抓一个窃贼便在地上画一个圈让他呆在里边，抓够了数字便把他们一个个从圈里拉出来排队押走。这真对得上“画地为牢”这个中国成语了，而我确实相信，世界上最恐怖的监狱并没有铁窗和围墙。
　　人类智慧可以在不自由中寻找自由，也可以在自由中设置不自由。环顾四周，多少匆忙的行人，眉眼带着一座座监狱在奔走。老友长谈，苦叹一声，依稀有锒铛之音在叹息声中盘旋。
　　舒一舒眉，为自己减刑吧！除了自己，还有谁能让你恢复自由呢？
　　
　　骑 手 的 力 量
　　——读周涛《过河》
　　
　　著名军旅作家周涛（１９４６—），最初是一位卓越的西部边塞诗人，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转写散文，曾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散文类大奖，著有散文集《稀世之鸟》《游牧长城》《诗枕游梦》等十几部。《过河》是周涛早期散文的代表作，堪称体现其散文风格的具体而微者。
　　《过河》开头用的是一种斩截的写法，劈面一句“这时我才发现，我骑了一匹极其愚蠢的马”，开门见山，文字省洁、干脆，毫不拖泥带水，直接进入事件也就是矛盾的关键处，读之满心痛快，这与以往我们领教过的一些把话题扯得远远的、把视线拉得长长的作品迥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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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涛在骨子里是一个崇尚豪放的人，他十分肯定地说：“我毫无疑问地崇尚豪放派，我只能被它感动、击中，并且坚信这脉精神乃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可贵、最伟大、最值得发扬的东西，这也许就是我的文学性格”，而且“豪放或者婉约，都不是人们努力经营建设的结果，而是天性流露的反映”。正是这样的周涛，才能成为“新边塞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正是这样的周涛，才能够在散文创作中同样地“按照美的原则和规范去生长舒展自己的枝条”。
　　这些都决定了他即使在《过河》中写一件骑马过河的小事的时候也不失豪放之气。但他的这种豪放却不是通过大刀阔斧的文字和纵横捭阖的气势表现出来的，他只用富含深意的背景和几个片断场面就营造了一种气氛，并让我们慢慢地在这种气氛中感受到了干云的豪气，也就是说我们所领受的震撼并不是瞬时从天而降，而是经历了一个渐自生成的过程。
　　作品中没有一点文字层面的卖弄，结构也是信马由缰，没有进行特别的设计，一切都顺流直下，因为事件本身便具有传奇性，已无需藻饰。表面上看作品是对一种朴素的忠实记录，而究其实却是作家对一种无形大道、一种伟力的折服。作家坚定不移地选择不动声色的陈述方式，更好地暗示了作品苦心经营的“传奇往往孕育于平凡之中” 这一主旨，而我们眼中的传奇在骑手眼里不过是寻常小事，真正的骑手一生都是骑手，他们这种崇高的身份已然摆脱了性别、年龄以及健康状况的牵绊。
　　如果借用电影的分镜头来描述富于情节性因素的本文应该是这样的：面对小河，马儿踯躅不前，“我”颓然地扔掉缰绳；“我”满怀希望地撩开毡幕，却只见一个羸弱的老妇病卧床上；水花四溅，马儿驮着老太太猛地跃上河岸；银亮的河水为界，一边是一个瘦小的老太太背倚闪闪发光的天山，一边是“我”牵着青灰色的马儿渐行渐远。
　　作家不断变换视角，用镜头的“推远”“拉近”“摇动”等十分灵活的手段来完成一组画面的展示：一条不宽的小河，一匹青灰色的马，一个沮丧的骑手，河上的一架独木桥，河边的一座毡房，一个看上去病得不轻的足有八十岁哈萨克老妇，一座闪闪发光的天山（或许还该有一块高远而湛蓝的天空）。
　　对比手法在这篇文字里得到了出色的应用。马的反应前后竟是那样不同，“我”用到的诸如“踢磕鞭打”“蒙眼睛”“拉拽过独木桥”等办法都是常人的思维而不是骑手的思维，根本不可能奏效，所以“我”只能从驾驭跌入被驾驭的尴尬；可一旦哈萨克老妇骑上马背，马“原来的那种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顽劣劲儿全不见了，它立得威武挺直，目光集中，它完全懂得骑在背上的是什么样的人，就如士兵遇上强有力的统帅那样”，“这马不愚蠢，倒是灵性大得过分了”，只有遇到真正的骑手真正配做它主人的人，它才会驯服、乖巧。而此前“我”对马的那句“这个貌似矫健的懦夫”的谩骂，则成了给“我”的极具讽刺意味的判词。
　　至于“我”和老妇两个形象的对照无疑更是多侧面多角度的。 面对一匹患有“神经性恐水症”的马，“我”这样一个年轻力壮的汉子尚且费尽心机气喘吁吁而最终败下阵来，可是“至少有八十岁”的刚刚还病卧着的老妇，却在“我”张大的震惊的眼神里从容地骑马过河，一派凛然的骑手气质，照出了“我”的狼狈。热爱马才能读懂马，读懂马才能驾驭马，“我”对马的误解，其实是对骑手的误解，并不是每个跨上马背的人都可以被叫做“骑手”。至此我们终于知道作家推崇的是一种雄强的生命意识，一种无坚不摧的个性精神，而“过河”也因之有了跨越某种困难的深层的象征色彩。
　　作家并没有直说老妇如何神勇、哈萨克民族如何不寻常，但我们在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感受到了作者想要表达的一切。汪曾祺说：“所谓散文，即不是直接写人物的部分。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有时只是一点气氛。但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散文，无论是以叙事为主还是以抒情为主，其实都离不开人之情，但是这种情可浓可淡，浓可至悬而欲滴，淡可至若有若无，甚至可以从客观景物中彻底遁去形迹，本文中作家的感情是一种经过冷处理的炽热。
　　风雪古道、大漠瀚海、苍鹰烈马是周涛诗作中最惯见的意象，若我们仔细体味，在这篇散文作品里也有着相似的衬色，作品写的是边地风情，写的是生命的光彩。周涛在一首名为《胡杨》的诗中说“它并不打算唤起人们的敬意／只想提示另一种存在”，《过河》中也有一种胡杨，也有一种“存在”，这种“存在”提示给我们的，正是面对未必如意的环境，如何焕发坚韧、顽强的生存意志和生命精神，那种豪迈、执著，是对一种困苦的强力的挑战与回应。
　　结尾处，天山与老妇叠印在一起，光芒合二而一。有了这样的骑手，天山才更像天山；有了这样的天山，骑手才更像骑手。《过河》掀起了大西北辉煌人生样式的一角，我们禁不住要朝着那个方向深情、虔敬地伫望。
　　
　　 附：
　　
　　过河
　　
　　□周涛
　　
　　这时我才发现，我骑了一匹极其愚蠢的马。一路走了二十多公里，它都极轻快而平稳，眼看着在河对岸的酒厂就要到了，它却在河边突然显示出劣根性：不敢过河。
　　它是那样怕水。尽管这河水并不深，顶多淹到它的腿根；在冬日的阳光下，河水清澈平缓地流着，波光柔和闪动，而宽度顶多不过十米。但是它却怕得要死。这匹蠢马，这个貌似矫健的懦夫！他的眼睛惊恐地张大，前腿劈直胸颈往后仰，仿佛面前横陈的不是一条可爱的小河，而是一道死亡的界限或无底的深渊！
　　我怀疑这匹青灰色的马儿对水一定患有某种神经性恐惧症。也许在它来到世间的为期不算很长的岁月里，有过遭受洪水袭击的可怕记忆，因而这愚蠢的畜牲总结出了一条不成功的经验。像一个固执己见的被捕的间谍似的，任凭你踢磕鞭打，它就是不使自己的供词跨过头脑中那个界限。
　　我想了很多办法——用皮帽子蒙住马的眼睛，先在草地上奔驰，然后暗转方向直奔河水，打算使其不备而奋然驰过。结果它却在河沿上猛地顿住，我反而险些从马头上翻下去。不远处恰有一个独木桥，我便把缰绳放长，自己先过对岸，用力从对岸那边拽，它依然劈腿扬颈，一用力，我又差点儿被它拽下水。
　　面对如此一匹怪马，我只好长叹：吾计穷矣！但今天又必须过河，我必须去酒厂；倘要绕道，大约需再走二十公里。无奈之下，只得朝离得最近的一座毡房走去，商量先把马留在这里，我步行去办完事再来取。
　　一掀开毡帐我就暗暗叫苦，里面只有一位哈萨克族老太太，卧在床上，似有重病。她抬起眼皮，目光像风沙天的昏黄落日，没有神采；而那身躯枯瘦衰老，连自己站起来也很困难似的。看样子，她至少有八十岁；垂暮之年，枯坐僵卧，谁知哪一刻便灵魂离开躯壳呢？可是既然进了门，总不好扭头便走，我只好打着手势告明她我的困难和请求，虽然我自己也觉得等于白说。
　　她听懂了——其实是看懂了。摆摆手，让我把她从床上挽起来，又让我扶她到外边去，到了河边上，她又示意让我把她扶上马鞍。我以为老太太的神经是不是也不对劲儿了？她连路都走不稳，瘦弱得连躺着都叫人看着累，竟然“狂妄”得要替我骑马过河，这不是拿我开玩笑吗？我这样年轻力壮的汉子尚且费尽心机气喘吁吁而不能，她？能让这匹患有“神经性恐水症”的马跨进河水？我无论怎样钦佩哈萨克人的马上功夫，也不能相信她眼前这种可笑的打算。
　　可是当我刚把她扶上马背，我就全信了。她那瘦小的身躯刚刚落鞍，那马的脊背竟猛然往下一沉，仿佛骑上来一个百十公斤重的壮汉，原来的那种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顽劣劲儿全不见了，它立得威武挺直，目光集中，它完全懂得骑在背上的是什么样的人，就如士兵遇上强有力的统帅那样。这马不愚蠢，倒是灵性大得过分了。它当然还是不想过河，使劲想扭回头，可是有一双强有力的手控住了它，它欲转不能，它小蹄朝后挪蹭的劲儿突然被火烧似的转化为前进的力，踏踏地跃进河中，水花劈开，在它胸前分别朝两边溅射，铁蹄踏过河底的卵石发出沉重有力的声响，它勇猛地一用力，最后一步竟跃上河岸，湿漉漉地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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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老太太扶下马，又把她从独木桥上扶回对岸。然后在她的视线里牵马挥手告别（我不敢当她的面上马）。她很弱，在河对岸吃力地站着，久久目送我。
　　此事发生在一九七二年冬天的巩乃斯草原，而天山，正在老人的身后矗立，闪闪发着光。
　　
　　心 灵 的 走 向
　　——读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
　　
　　“那些连他的随笔都没有读过的人真的是错过了，你们有没有被告知过：生活中有某些更重要的东西值得脱颖而出、被我们体验？”这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在王小波的随笔集《我的精神家园》一书的封底上给我们的一句提醒，事实上倘我们真正走近被其妻著名学者李银河誉为“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的他，就会发现他的文字确是非同凡响。
　　王小波（１９５２—１９９７），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后回国，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后辞职专事写作。其名作有长篇小说《时代三部曲》（含《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小说《黄金时代》《未来世界》曾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惟一的一部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成为一九九七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入围作品，从而使他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为中国拿到最佳编剧奖的第一人。
　　随笔与小说可谓王小波文学探索的“双璧”，他在随笔创作方面用力极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智慧与国学》《都市言情剧里的爱情》《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等作品都广为传颂，《我的精神家园》堪称此类作品的典范。作品充满了思辨的美，所有的文字都饱蘸着人生中最真诚最坦荡的墨香，透出来的人生态度是轻松诙谐和乐观向上的。
　　作家驾驭语言的能力出神入化，比如用大段的文字来写哲人的故事，极写一种博大的精神力量（虽上当，“我”亦不羞愧），却在段末荡开一笔——“人有兄长是好的”，虽只言片语，但境界全出，我们的眼前早有了兄弟间难以割舍的深情。就其实质而言，《我的精神家园》是一篇思想随笔，作家借助睿智、诗意化的语言，让严肃和犀利的见地以一种可亲的眉目传达出来，一点也不强硬和武断，他在慢条斯理地陈述他的经历、见闻，我们却早在不知不觉间开始了自己的反省——是不是已被物欲冲昏了头脑，是不是我们人生故事的主角一直都不是自己。
　　精神家园虽因人而异，但它大体是某个人的灵魂故乡和精神阵地，作为一个健康的现代人是缺之不可的，也可以说缺少精神归宿的人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健康人。一个清醒的人，一个富于责任感的人，会用一生来回答三个问题：“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该怎么做”。王小波就是循着这样的思路，从童年出发，用自己的求索一一给出了答案，从这些答案里我们读到的是一个文化学者深深的忧虑。他曾在另外一篇文章里提到，许多人除了会说“活着真没劲”，就再也没有别的了，显然相对于日新月异的物质生活，一些人的灵魂反而现出了苍白的底色。为了追赶流行色，许多年轻人穿的是别人的衣服，吃的是别人的口味，脑子充满了别人的想法，他自己几乎不剩什么了。
　　王小波在搭建自己的精神家园时，饱尝了艰辛。他的少年时代正好遭遇十年动乱的前半期，他用读书圆梦竟以挨打为代价，“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这样的文字读了让人平生一种痛楚。责罚他的竟是有着文科教授身份的父亲，足见当时的文化空气是何等紧张。
　　父亲见惯了其时文化人横遭的厄运，他的拦阻完全出于一种卫护之心，出于一种爱子之情，他几乎强迫自己所有的孩子都学了理工科。令人感动的是，在一片文化荒漠中，一对小兄弟却想尽办法吸吮一种精神甘露，在一种阴霾里终于艰难地辟出了一块属于自己的晴空。沐浴在虚拟的、用想像完成的世界里，“这多好啊”，这些可以帮助他们暂时摆脱尘世的扰攘，守住一块灵魂的净土，他们因此也和那浑浑噩噩的一群有了本质的分别。
　　如今太多的人拜倒在商业、文化、体育等各届明星的光焰里，开始一点点地消耗自己的本色，直到有一日淹没在人群中再也辨认不出，最终失去了作为个体的价值。追星是一种迷信，是一种自卑，是一种信仰饥渴。葛红兵说：“明星为我们提供现代生活的理念、想像以及乌托邦，他们享受大众的注视，成为社会生活的样板。大众对他们敬若神明，大众将自己的主体性交付给他们，让他们编排自己。”在整个过程里，我们似乎找到了别的一切，却惟独远离了自由，丢失了自己。
　　王小波更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我听说前苏联就是这么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莱蒙托夫，还要记住俄罗斯是大象的故乡（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时说了很多） 。我们这里是怎样教孩子的，我就不说了，以免得罪师长。 我很怀疑会背宗谱就算有了精神家园……”他在为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整齐划一、轻视个性发展的“明星教育”担心。
　　王小波下过乡，留过学，他的经历算得上曲折往复，思想也是近年少见的真正中西合璧的。曾有论者在评价王小波时说：“他只是一个满怀工作热情的个人主义者，但却是所有理想主义者的同盟；他敢于也善于解构一切神话：哪怕是戳破所有人都因之骄傲狂热的心理蜃景；他正视一切禁忌，包括同性恋话题和难得的健康的情爱；他是所有自欺欺人的酸腐知识分子、怀旧诗人、高烧的人文精神斗士和官僚和清教徒和中年色鬼的敌人，也是童心和人性的捍卫者。”
　　《我的精神家园》中有一点幽默，但幽默含了一些苦涩；语气中多的是探讨，但探讨中却有一份坚定，因为他找到了那处净化灵魂的圣殿，他的奔赴也一往无悔。他的目的当然不是自娱自乐，而是登高而招，以唤起万千民众的注意。
　　在我们前行时，最不该回避的问题就是给自己的灵魂确定一个合适的位置，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明确的精神指向和精神动力，我们的生命才会焕发有别于凡俗的独特光彩，我们才会讲述一段只属于自己的故事。王小波在他不长的人生旅程中，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思想领域长成了一株很特别也很茁壮的植物，引来无数人的侧目，他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获胜者。一个人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始终都会两手空空，就多的是沮丧少的是坦然，更无缘在总评自己时像维特根斯坦那样说“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或是像斯汤达那样说“活过，爱过，写过”。
　　
　　附：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我十三岁时，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柜子是锁着的，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办法：你小，身体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我这个问题上，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总给他这种机会。总而言之，偷出书来两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
　　看过了变形记，我对古希腊着了迷。我哥哥还告诉我说：古希腊有一种哲人，穿着宽松的袍子走来走去。有一天，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见他不在，就要过一块涂蜡的木板，在上面随意挥洒，画了一条曲线，交给朋友的家人，自己回家去了。
　　那位朋友回家，看到那块木板，为曲线的优美所折服；连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待他出门时闯进去，要过一块木板，精心画上一条曲线……当然，这故事下余的部分就很容易猜了：哲人回了家，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又取一块蜡板，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画在一条曲线里，送给朋友去看，使他真正折服。现在我想，这个故事是我哥哥编的。但当时我还认真地想了一阵，终于傻呵呵地说道：这多好啊。时隔三十年回想起来，我并不羞愧。井底之蛙也拥有一片天空，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园。此外，人有兄长是好的，虽然我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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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的事业。我哥哥后来是已故逻辑大师沈有鼎先生的弟子，我则学了理科；还在一起讲过真伪之分的心得、对热力学的体会；但这已是我二十多岁时的事。再大一些，我到国外去旅行，在剑桥看到过使牛顿体会到万有引力的苹果树，拜伦拐着脚跳下去游水的“拜伦塘”，但我总在回想幼时遥望人类智慧星空时的情景。千万丈的大厦总要有片奠基石，最初的爱好无可替代。所有的智者、诗人，也许都体验过儿童对着星光感悟的一瞬。我总觉得，这种爱好对一个人来说，就如情爱一样，是不可少的。
　　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人活着当然要做一番事业，而且是人文的事业；就如有一条路要走。假如是有位老学究式的人物，手执教鞭戒尺打着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条路，而是背一本宗谱。我听说前苏联就是这么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莱蒙托夫，还要记住俄罗斯是大象的故乡（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了很多）。我们这里是怎样教孩子的，我就不说了，以免得罪师长。我很怀疑会背宗谱就算有了精神家园，但我也不想说服谁。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当然，他是把尘世的嚣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
　　我不大能领会下列说法的深奥之处：要重建精神家园、恢复人文精神，就要灭掉一切俗人——其中首先要灭的，就是风头正健的俗人。假如说，读者兜里的钱是有数的，买了别人的书，就没钱来买我的书，所以要灭掉别人，这个我倒能理解，但上述说法不见得有如此之深奥。假如真有这么深奥，我也不赞成——我们应该像商人一样，严守诚实原则，反对不正当的竞争。让我的想法和作品成为嚣嚣尘世上的正宗，这个念头我没有，也不敢有。既然如此，就必须解释我写文章（包括这篇文章）的动机。坦白地说，我也解释不大清楚，只能说：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斯汤达一样说：活过，爱过，写过。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读张晓风《不朽的失眠》
　　
　　张晓风（１９４１— ）是海峡彼岸第三代散文家中的风云人物，也是较早为大陆读者长久迷恋的一位台湾作家，有《春之怀古》《玉想》《地毯的那一端》《一个女人的爱情观》《眼神四则》《高处何所有》等等太多的名篇令人乐道和沉醉。
　　《不朽的失眠》的副题一语道破文章的主旨——“写给没考好的考生”，用一篇语重心长、词采斐然的散文，来劝导学子正视生命中他们初遇的落败，无疑要比“榜上无名，脚下有路”的简单说教更亲切更贴心也更富于实效，一千二百年前落第者张继的“失”与“得”，写满了历史和人生的颜色，耐得住细致的咀嚼和深味。
　　作家用历史再现、情境摹拟的笔法，带领我们重返那个曾经煊赫的朝代，时空不再成为一种阻隔，一切都变得了了分明。借助作家并未着色的文字，那群人围观榜单的议论，张继渐失光彩渐多羞愧的眼神如在目前，我们读到的是一种惊人的真实，所有这些仿佛都是来自一个亲历者的讲述。 这得益于作家对一个落榜生心灵的深切体量，记录的是一个张作家对另一个张作家物伤其类的震颤。
　　余光中对张晓风的评价是先抑后扬式的：“至少有三个因素使早期的张晓风不能进入现代：中文系的教育，女作家的传统，五四新文学的余风。我不是说，凡出身中文系，身为女作家，且随五四余泽的人，一定进不了现代的潮流。我只是说，上述的三个背景，在普通的情形下，任具一项，都足以阻碍现代化的倾向。晓风三者兼备，竟能像跳栏选手一样，一一越过，且奔向坦坦的现代大道，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不朽的失眠》写古却不泥古，作家笔下愁肠百结的张继，更少像古人更多像今人，他的苦楚我们触手可及。
　　为了远离那团落第的愁绪，排遣那份落第的尴尬，张继买舟远足。张晓风揣想人物心境的变化，循着“在异乡——在江畔——在秋高雁冷的季节”情境的变化，细针密线，不厌其烦，“亦豪亦秀”，最大可能地还原了那种现场感，最大可能地临写了人物低回的心思。悲怆却不悲观，失望但不绝望，这是失眠的衬色，失眠的原由，却也是人物振作的铺垫，是“失眠”有缘“不朽”的真正开始。从中我们大大地领教了张晓风“腕挟风雷的淋漓健笔，这枝笔，能写景也能叙事，能咏物也能传人，扬之有豪气，抑之有秀气，而即使在柔婉的时候，也带有一点刚劲”。
　　高尔基说：“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他希望自己不再是一个只会吃喝，只知道很愚蠢地、半机械地生孩子的动物。他已经在自己周围创造了被称为文化的第二自然。”在《不朽的失眠》中，最为动人的是张晓风在文化的背景里为张继作传。她依托千古绝唱《枫桥夜泊》的节奏，用“月落”“江枫渔火”写所见，用“乌啼”“钟声”写所闻，用“霜满天”“对愁眠”写所感，化原诗入散文，再加进张继的遭际以及张晓风的诗化理解，最终各以来往古今，熔铸古今，而臻于天成。
　　《不朽的失眠》也是一篇当之无愧的文化散文，只是其中的文化不是我们常见的冷硬、生涩的文化，它曾被作家用情感拥抱和温暖过，常常闪耀着诗的灵性和诗的神采，富于生命的鲜活，它是被提纯和升华了的历史和现实，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散文更为廓大的境界。若想走进这篇散文，是需要一点知识准备的，比如关于唐代的科举，关于张继，关于唐诗，关于《枫桥夜泊》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等等，没有这些积累，我们就不能跨时空与一辈古人对话，也听不懂张晓风本已尽量做到通俗的陈述。
　　从“惊悉落第”至“失眠苏州”，再至“题诗咏怀”，表面上看作品中没有一处用大块的文化釉彩照亮读者的眼目，但事实上又无一处、无一字句不被文化浸润着。作家笔下的墨线看似拉得很远，其实始终不离文化的左右：作者不考量文化，笔下流泻不出此种多情的文字；字符不包孕文化，作品就生不出奇丽多姿的画意和晶晶亮的思辨的火花。一个历史片断，一个生活的细节，自然的一枝一叶，张晓风都不会放过，她必用自己精致的笔墨一一铺展开来，让我们的心不由自主地为一种母性的表达而感动。
　　作家并不回避对人物苦闷的描述，这是以心问心的感人方式。落榜后，我们是有理由伤心的，但这种伤心却只可以是暂时的，更不可就此沉沦。“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一处失败，恰是留下了另一处获胜的机会。那长长榜单上的一长串名字都在时间的洪流里沉没了，而历久弥香的却是张继。正如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中所说的：“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我们要感谢张继那场“不朽的失眠”，也可由此断言张晓风对文学艺术的崇敬与高看。
　　二零零二年年底，陈凯歌执导、杨采妮主演的公益广告片《橘子》在央视播出。一女孩要去城里读书，行前父亲送她一个橘子。一行字幕：一个橘子有多重？后来她报考美院，一场大雨从天而降，在考场门口女孩赶忙用一把伞为老人和两筐橘子遮风挡雨，自己却在决定命运的考试中迟到了。又一行字幕：两筐橘子有多要紧？多年后，女孩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当一学生将一幅稚嫩的习作递到她的面前，画上是一棵结满果实的橘子树，她欣慰地笑了。广告片的主题词是：“教育不仅仅为了知识，爱才是果实。”而《不朽的失眠》与其殊途同归，一个是爱的胜利，一个是信心的胜利，爱人也爱己，一个懂得珍视的人，才会是一个打不败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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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不朽的失眠
　　——写给没考好的考生
　　
　　□张晓风
　　
　　他落榜了！一千二百年前。榜纸那么大那么长，然而，就是没有他的名字。啊！竟单单容不下他的名字“张继”那两个字。
　　考中的人，姓名一笔一画写在榜单上，天下皆知。奇怪的是，在他的感觉里，考不上，才更是天下皆知，这件事，令他羞惭沮丧。
　　离开京城吧！议好了价，他踏上小舟。本来预期的情节不是这样的，本来也许有插花游街、马蹄轻疾的风流，有衣锦还乡袍笏加身的荣耀。然而，寒窗十年，虽有他的悬梁刺股，琼林宴上，却并没有他的一角席次。
　　船行似风。
　　江枫如水，在岸上举着冷冷的爝焰，这天黄昏，船，来到了苏州。但，这美丽的古城，对张继而言，也无非是另一个触动愁情的地方。
　　如果说白天有什么该做的事，对一个读书人而言，就是读书吧！夜晚呢？夜晚睡觉以便养足精神第二天再读。然而，今夜是一个忧伤的夜晚。今夜，在异乡，在江畔，在秋高雁冷的季节，容许一个落魄的士子放肆他的忧伤。江水，可以无限度地收纳古往今来一切不顺遂之人的泪水。
　　这样的夜晚，残酷地坐着，亲自听自己的心正被什么东西啮食而一分一分消失的声音。并且眼睁睁地看自己的生命如劲风中的残灯，所有的力气都花在抗拒上，油快尽了，微火每一刹那都可能熄灭。然而可恨的是，终其一生，它都不曾华美灿烂过啊！
　　江水睡了，船睡了，船家睡了，岸上的人也睡了。惟有他，张继，醒着，夜愈深，愈清醒，清醒如败叶落余的枯树，似梁燕飞去的空巢。
　　起先，是睡眠排拒了他。（也罢，这半生，不是处处都遭排拒吗？）而后，是他在赌气，好，无眠就无眠，长夜独醒，就干脆彻底来为自己验伤，有何不可？
　　月亮西斜了，一副意兴阑珊的样子。有鸟啼，粗嗄嘶哑，是乌鸦。那月亮被它一声声叫得更黯淡了。江岸上，想已霜结千草。夜空里，星子亦如清霜，一粒粒零绝凄绝。在须角在眉梢，似乎也森然生凉，那阴阴不怀好意的凉气啊，正等待凝成早秋的霜花，来贴缀他惨绿少年的容颜。
　　江上渔火二三，他们在干什么？在捕鱼吧？或者，虾？他们也会有撒空网的时候吗？世路艰辛啊！即使潇洒的捕鱼人，也不免投身在风波里吧？
　　然而，能辛苦工作，也是一项幸福吧！今夜，月自光其光，霜自冷其冷，安心的人在安眠，工作的人去工作。只有我张继，是天不管地不收的一个，是既没有权利去工作，也没有福气去睡眠的一个……
　　钟声响了，这奇怪的深夜的寒山寺钟声。一般寺庙，都是暮鼓晨钟，寒山寺庙敲“夜半钟”，用以惊世。钟声贴着水面传来，在别人，那声音只是睡梦中模糊的衬底音乐。在他，却一记一记都撞击在心坎上，正中要害。钟声那么美丽，但钟自己到底是痛还是不痛呢？
　　既然无眠，他推枕而起，摸黑写下“枫桥夜泊”四字。然后，就把其余二十八个字照抄下来。我说“照抄”，是因为那二十八个字在他心底像白墙上的黑字一样分明凸显：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感谢上苍，如果没有落第的张继，诗的历史上便少了一首好诗，我们的某一种心情，就没有人来为我们一语道破。
　　一千二百年过去了，那张长长的榜单上（就是张继挤不进去的那纸金榜）曾经出现过的状元是谁？哈！谁管他是谁？真正被记得名字的是“落第者张继”。有人会记得那一届状元披红游街的盛景吗？不！我们只记得秋夜的客船上那个失意的人，以及他那场不朽的失眠。
　　

• 林超然　高　方： 一束精思缠绕的奇葩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