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从他的《青衣》就显示了自己细致刻画人物性情的写作才华，没想到他很快又写出了更耐看的《玉米》，这是一个女人成长的故事。如果说《青衣》不失语言的想象和情节的把握，多少还有小说作品虚构的悉心营造和设想，那么《玉米》及《玉米》系列的叙述就显得十分自然和质朴。作者在展示举重若轻的叙述技巧的同时，在文字的后面蕴涵了对现实的深层观照。虽然我们说作品在日常化琐琐碎碎的细致描写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厚重感，但作品读起来很亲切，是叙述的质朴和乡村生活的自然描写带来的亲切。但恰恰是这种自然和质朴却包含了作者在文本叙述和小说技巧以及由此而延伸的作品蕴涵意义上的追求和发掘。所以《玉米》在揭示当代女性的悲剧命运的同时也深深触及了历史文化的惰性和民族心理的幽暗，“读《玉米》是经验的苏醒和整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土和城镇、那时的日常情境在毕飞宇笔下精确地展开，绝对地具体，因确凿直抵本质。”^①这也是毕飞字《玉米》这部作品的亲切所在，也是带给我们伤痛的意义所在。
　　
　　一、叙述人称置换的艺术技巧带来叙事态度叙事情感的变化。造成文本阅读的亲切感，又使意味深长的语言包含了内在的叙述张力。
　　
　　《玉米》细致从容的叙述是我们的批评阅读首先要肯定的，小说的叙述从容不迫，疏落有致，长长短短用空行分隔为十八节^②，从第一节铺展开来，整个叙述的语气和节奏的快慢，自然商得当。总体来说，只有一个自然段的第九节像围棋的眼一样收转文气，前面的故事交待和王连方得意时的连三好事，叙述舒缓而充分。从十一节“出大事了”，叙述的进程有所加快，但也是悠扬分明。阅读的心理是作者叙述快慢的依据，就像日子“它该慢的时候才慢，该快的时候飞快”。叙述的舒缓跳跃中，十五、十六两节又是两个凄惨幽怨的拉长了的慢板颤音，十七节的突兀是突然扬起的短促高音，引出十八节曲曲折折的冗长沉闷的空板回音之后，郭家兴一个怪异的“好”像音乐指挥棒奇怪而又合理的一顿，叙述霎时收束中断。“故事”讲述得干净漂亮，滴水不漏。这是《玉米》整体的节奏和外在的叙述特色，我们要赏析的，更主要的是作品质朴的日常叙事的内里，现代小说更为娴熟精致的叙述技巧。
　　作品叙述的人称一定程度上说明作者的叙述态度，而叙述态度决定和反映作者灌注在作品里的叙事情感。小说叙述强调的是“谁在讲”，牵涉的主要是人称问题，而叙事视角强调的是“谁在看”，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叙事视角聚焦文本故事情节和情节过程的人本身，也就与创作主体的叙事情感价值判断有了联系。“人称决定了叙述的语气，叙述的距离，叙述介入的程度，叙述隐含的判断，叙述所伴随的情感”^③。这是作者在强调自己写作《玉米》的追求时所作的解释和说明。《玉米》的“故事”，毕飞宇用他的叙述“话语”讲述，之所以耐读且能打动阅读的人，除了日常化叙事语言外，主要建立在他文本第三人称的表层与潜在视角设置的艺术技巧上。这也是毕飞宇《玉米》多少有别于以往新生代小说叙事和作家自己以往文本的特色所在。
　　《玉米》的叙述人称是第三人称，与先锋小说家用“我是马原” “我是洪峰”解构全知视角一样，毕飞宇在《玉米》中用“置换”的方法解构作品第三人称的旁知视角。小说叙述中尽量避免用直接的第三人称的“他(她)”或“他们(她们)”，主要是强化叙事的既有距离而又亲切的客观语气，同时为随时在暗中置换为第一人称提供方便。人称的变化不可避免地牵连着视角的变化。“我”站在不同人的后面说话，在看似一致的第三人称叙述中有了内在不断的眼光变换。叙述者贴近不同的眼光去追踪叙述，带来透过表层的内在叙事和观照，叙事情感也就自然有了倾向性。这也是作者自己强调的“我”的始终在场。在随时触及人物内心生活与想法时，这种“在场”和“置换”就有了体贴人微的可能和信度。当叙述中出现二元对立多人在场时，作品的叙事人称在暗中置换的第一人称之外，又潜在地出现了指向第二人称的第三只眼光的暗示，这样，全知的视角自然形成。如此，也符合了作者的叙事需要和作者心目中的第一、第三人称的“平均值”的 “第二人称”的设想。我们不妨就文本开始的叙述来作点细读分析。
　　从第一段开始写“出了月子施桂芳把小八子丢给了大女儿玉米”，一直到“施桂芳只用一只脚站，另一只脚却要垫到门槛上去，时间久了再把它们换过来”。作者不直接用“她”来替代直呼其名的叙述，造成相对距离的观望。看着看着，作者忍不住就要靠近一些：“人们不太在意施桂芳的懒，但人一懒看起来就傲慢。”这一靠近作者的情绪就冒出来了：“人们看不惯的其实正是施桂芳的那股子傲气，她凭什么嗑葵花子也要嗑得那样目中无人?”看似第三人称的叙述，在隐藏的“我”的在场和客观语气里，就有了那么一点“你”(施桂芳)应该或不应该怎样，作者很微弱的不自觉的指责和旁观者的批评意味就包含在里面了。接下来“施桂芳过去可不这样。村子里的人都说……”叙述就转换成全知视角的议论。此段最后“她凭什么懒懒散散地平易近人?”叙述的人称在暗中“置换”为“二婶子”的眼光，对立的“她(施桂芳)”被第三只眼推向了其实是“你”的指称。作者不由自主地借他人之口气在叙述中介入了个人情感和隐含的判断。这样达到了作者较为理想的，一种客观的叙事的内在倾向中又可以伴随多重眼光的审视。作者仍然渴望较为客观的叙事，所以他忍不住要在第三人称的背后不断地进行这种“置换”和游弋(全知视角的巡逻)。接下来“施桂芳二十年前从施家桥嫁到王家庄”的第二自然段又“置换”为施桂芳提领第一人称的眼光，作者的同情在叙述到最后时自然流露了出来：“她望着码头上那位流着鼻涕的小男孩，愣了好大一会儿，十分怅然地转过了身去。”而紧接着的两段：“王连方却不信邪……”“男人的自尊一旦受到挫败反而会特别地偏执……”就成了贴近王连方心理的叙述态度，免不了那么一丝丝男人对男人的理解心情。“老天开眼”和“初二检查春节”两段才揭开叙事的帷幕，一切从王连方的村支书和女人开始。《玉米》整个的叙事情感也就在这样开始的叙述中埋下了基调。不同人的视角呈现事物的不同方面，使作品的意义有了深度，潜在的超越新生代小说日常叙事的批判精神就不断充实且有了彰显。
　　这种“置换”与潜在的“我”的在场，和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有机结合，他人在这种潜在“置换”的对立中成为隐性“第二人称”。作者就在这种“置换”和游弋中有了叙述的从容。简单质朴的叙述，悠闲中有一种自然亲切的流畅。作者就可以在叙事的不同阶段经常贴近每个人物，细微体察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内心感受和内心变化，使整个作品中创作主体的叙事情感在人称“置换”中错位。我们可以进一步以第六节的叙述作分析说明。《玉米》围绕着王连方主要写了三个女性，除了玉米，一个是玉米的母亲，一个是有庆家的(柳粉香)，为了充分揭示女人的生存真实，作者给有庆家的这个女人灌注了不少热情，作品长长短短总共写了十八节，第六、七两节和后面的第十节的核心都是有庆家的柳粉香。“有庆家的是从李明庄嫁过来的……”“有庆家的并没有把孩子生下来……”这两段以第三人称的叙述口气讲述，把说书艺人的技巧和乡村闲话的俏皮话糅合在一起，特别是“人们私下说”“据说”“听说”的穿插，使生活本色的叙述语言活色生香。叙述者“我”的貌似客观的叙述态度其实将“话语”的暖昧情绪传染给阅读者，在看似单一的转述介绍中造成在场的错觉和亲切意味。但接下来的第三段“有庆家的和王连方的事并不像外面传说的那样”，马上颠覆刚刚吊起读者胃口的叙述语气，另以叙述者自己完全了解的语气讲述事情的经过，但细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叙事的视角却是在有庆家的和王连方之间徘徊(也是在“你”与“我”之间暖昧不明的暗含意味中透出不自觉的同情)，更多的时候是在贴近有庆家的情感向度上言说，而在王连方的叙事倾向中多少含了调侃的意味。这种转换式或多重式内聚焦“叙述者放弃自己的外部眼光，转用故事内数位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即叙述者一方面尽量转用聚焦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一方面又保留了用第三人称指涉聚焦人物以及对其进行一定描写的自由”^④。其实，这种人称“置换”和视角转换在文本叙述中随时在发生。这就是毕飞宇《玉米》这个中篇饶有趣味和吸引力的深层的叙事特色所在。
　　《玉米》作为叙事作品的叙事技巧既有着传统“故事”的直截了当，又有现代叙事的深层意味。毕飞宇的《玉米》作为新生代作家回避第一人称是一贯立场，而回避自己文本的第三人称叙述的自我解释，只能说明对过于客观化的零度叙事的不满。叙述人称与态度，不仅使不同人物衍生互补，而且对生活的复杂性和话语的不可确定性都有了某种程度的质疑和揭示。“故事”和叙事“话语”是相辅相成的，是无法剥离的。第二人称的潜在设置，暗示了作者的叙述态度的某种改变，作者在保持一种较为客观的叙述语气的同时，又让“我”始终在场，这就让作品的现实情怀加重，叙事情感自觉介入，社会批判精神自然生发。
　　
　　二、注重那些改变人物命运、影响个体生命和内心生活的重要环节，以推动叙事的深入并切入生活的内面。
　　
　　在个体生命的短短长长的历程中，在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上，真正改变人物命运的是一些生活中的个别环节。这些环节确实能改变人，这些环节有些是凸显的，有些是隐蔽的，这正如有人说，外在于物质的时间有时对人并不重要，而自我的心理时间可能更为刻骨铭心。一九四九年十月对于中国历史和集体的记忆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辉煌时间，但对一个一九五三年被枪毙的地主的儿子，可能父亲被捆绑拉走的那个早上，才会有永远的记忆，从内心深处不无震惊而又真实地感受到社会变了，生活的环节和命运的意义也就潜人他内心的记忆变成了他自己的时间。这就是生活的一个环节。
　　《玉米》的叙事特别注重和善于抓住这样的环节来写出日常生活里改变人物命运的环节。像改变王连方和他一家人命运的环节，在三个自然段的乡村春天景物人事的描写之后，作者的语言奇异地写到：“天上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天黑了，王家庄宁静下来了。天又黑了，王家庄又宁静下来了。”然后是一个一句话的简短自然段，点明：“出大事了。”接下来又恢复了与前面一致的叙述话语。小说注重环节的叙述包含了作者对人物悲剧命运的幽暗态度和叙事情感。王连方那样造孽和霸道，不出事才是怪事。想一想，王连方在偷别人的女人被撞见时，竟然命令：“有庆哪，你在外头歇会儿，这边快了，就好了。”能做出这样没皮脸的霸道事，天上会有太阳月亮?我们想想鲁迅《野草》里写后院里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两棵枣树的奇异的句子，就能明白毕飞宇叙事的策略和情感态度甚至内心的悲愤。“出大事了。”这是整个叙述的转折。作为王家庄支部书记王连方睡现役军人的女人，不捅出来啥事都没有，但捅出来却是大事，从一定的范围和意义来说，比美国出兵伊拉克还要震撼王家庄方方面面的人和事。
　　没有再比人生单纯的，也没有再比人生复杂的，主要是从一个怎样的视角和态度去观察和品味，往往是作者的态度左右着故事发展的内在情感。就像汪曾祺《受戒》为代表的小说文本，老作家虽然曾经沧海，但内心纯真的温情依然葱茏，性情的恬淡使他的作品在生活的 [##] 苦涩之上，永远氤氲着田园诗意的优美，日常化的生活情趣里浸润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思想，却表现为一种布衣陋巷怡然自得的生活和生活的乐观。《玉米》的作者毕飞宇，从他《哺乳期的女人》的写作开始，一直在强化生活的环节，而且在这种环节里探寻人性的幽微曲折和命运的蹊跷变化。《哺乳期的女人》是写女人哺乳的“美好静态”，作品的温情来自年轻的母亲惠嫂的奶香和奶香氤氲的哺乳的生活图景，但作品的结穴却在叫旺旺的那个小男孩的神情张望和冲动上，这样小说的叙事就围绕小男孩咬伤惠嫂乳房的生活环节展开。小说的叙述说明小男孩生命应该有的一个环节曾经中断——旺旺的母亲没有奶哺乳，而且为了挣钱，把幼小的旺旺常年放在爷爷身边。毕飞宇用他的想像和心灵抓住这样一个悖反而又自然会匆匆流逝的生活环节，世俗的误解议论和爷爷的羞愧责打都不重要，只有作为
　　“哺乳期的女人”惠嫂明白了旺旺的渴望，但这种明白以及因为明白想有所同情补偿都是无力的，已经无补于生活环节的中断而造成的生命的忧伤。一个小男孩闻着奶香、望着另一个母亲的哺乳而产生的怀想，这种不无羡慕的怀想里生命最初的忧伤开始生长，“忧伤如奶香一样无力，奶香一样不绝如缕”。所以说，汪曾祺的小说是一幅画，人的性情和精神就表现在生活的日常情景里，毕飞宇的小说也是日常生活的情景叙述，但他是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强化生命过程的某一些环节，特别是影响一个个体生命内心生活的重要环节。
　　作品特别的时代背景和穿插在日常叙事中的特定语言，有时会使一些阅读者将文本《玉米》的叙事和批评对号入座，那样小说叙事的现代性和前卫突进就会被遮蔽。为此，我们可以借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的阐释说法作一个缓冲，以便在解读时有一种较为深邃的思考。“如果说意识形态必然地意指着个人主体的一种里比多投入，那么，意识形态的叙事——尽管它仍然是个人的一种愿望满足的文本——在其素材和形式上则必然地是‘集体性的’，是从以前的各个历史阶段或生产方式中沉积或继承下来的那些意识形态素(如叙事范式、欲望经验、社会幻想等)非共时态的存在，所以，对叙事或文本的分析必然地是向历史深层结构的一种突进，是对叙事或文本本身的历史压抑的去神秘化。”^⑤
　　像玉米掌权一节，“玉米的第一次掌权是在中午的饭桌上。”这天的中午看似与以往一样平静，但对玉米和玉秀的内心生活来说是惊心动魄的，因为玉米实施取得持家权力的时机选在了这个中午。所以这一节很细致地记述了这个中午发生在一个普通家庭饭桌上的“鸡毛蒜皮”。玉米借助很老道的生活经验不动声色击败压服了惟一的“劲敌”玉秀，取得了支配其他姐妹的权力。我们回味接下来的第二句话 “玉米并没有持家的权力，但是，权力就是这样，你只要把它握在手上，捏出汗来，权力会长出五根手指，一用劲就是一只拳头。”这场家庭发生的表面没有硝烟的钩心斗角，丝毫不亚于发生在皇宫大内的权力斗争或两军阵前的智谋攻略。我们从叙事的语言里明白，个人一种愿望满足的想象实践，其实就是最直接地反映出一种“集体性的”意识形态，有意无意之间向叙事的历史深层必然突进。另外，“公社的放映队又来了”这一节叙述，你可以把这天晚上发生的强暴看成乡村生活的事件(或偶然的、或蓄意的、或恶意的)，在一般人那儿也许当成幸灾乐祸的笑话在谈论流传，但毕飞宇的叙事文本中这是一个重要环节，在玉米家的生活和玉秀她们的生命中是一个几近宿命的心灵记忆。毕飞宇的叙述就是以此切人生活的深层、切人人物的内心生活，又从人物的内心体验写出生命的成长和自我主体意识的变化，因而达到了新生代作家叙事情感的超越与深化。这就是他的叙述有了我们前面所说的穿透力，在揭示生活的本质和人物的不幸方面具有了深刻冷峻的艺术特色和艺术力量。想在冷静客观的叙述背后注入自己回荡心底的对自己作品人物生长起来的那份温情，但审视人物命运的理性又不断提醒他，不可沉溺于一时的同情和细节，所以他的叙述注重寻找生活的环节，寻找那些对一个个体生命来讲真正造成影响、甚至是改变命运的环节。却又在日常化叙事的生活真实里淡化它。
　　
　　三、穿越日常生活的庸常和男权伦理的专制。揭示女性生存的真实状况和悲剧根源。
　　
　　文学的阅读无论是怎样深入和抽象的解说，最终要回到我们的心灵，文学是有关心灵的事业。《玉米》虽然不是很伟大的作品，但在抚慰我们心灵和丰富我们心灵的意义上是有所烛照和突进的，而且能够在暴露和批判之余，通过叙事来呵护一些脆弱的事物。
　　古希腊的悲剧是演义神话和英雄的故事，是戏剧艺术的悲剧表现，在人的自我生存体验的意义上探讨人性坚强、勇敢、情爱、友谊等等品质。因此，古典悲剧的传统是“死”的毁灭成为悲剧的直接呈现，但近代哲学转向了人的内心，人性淳朴本真的善与美的伦理道德的泯灭，精神的荒芜坠落更为震撼人类。从西方的叔本华、尼采以来，如鲁迅“野草”似的悲剧情怀暗淡了大地的诗意想象。精神与情欲之间人失却了内心的安宁和信仰的坚定，人活着更多的时候是在焦虑地寻找个体生命的存在自我、反抗日常生活的悲剧性庸俗性。正如诗人痴迷，哲人洞明，恰恰是这类人的自杀带来的惊人心魂的震动，原因不在于他们的伟大，而在于他们强化了“人”活着的悲剧意义，对照出庸常人生的悲剧色彩。传统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悲剧表现，在于宏大的叙事中批判社会的黑暗和制度的不合理。其实，现代意义的文学已经逃脱了英雄的寻找和重大事件的描绘，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悲剧描写真正贴近个体生命的人本身。尤其是那些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歌哭他们的生活。余华为什么一再提到自己写作《活着》和再版校阅时忍不住地流泪，是自己泯灭不了心中那一份作为人类一员的温情和苍凉。他用文学的笔已经触摸到个体生命的真正悲哀和这种悲哀造成的悲剧实在。这里的悲剧不是我们一定要认同的西方传统的悲剧精神，而是现代人性化的审美捉握的悲剧情怀，更贴近个体的生命存在。毕飞宇《玉米》也是在这样的悲剧意义上深入而又细致地想象了玉米她们更加深重而又日常化的生存悲剧、人性悲剧和命运悲剧。在撕掉我们当前文学感性弥漫的浪漫想象和欲望展示的诸种面纱的同时，试图唤醒我们久已麻木的人性善良和自我的精神批判。
　　《玉米》揭示的女性悲剧的深重触动了我们内心的伤痛，其情感内敛的真挚叙述更是近来中篇小说创作中难得一见的。虽然，作为新生代作家感染的上个世纪末日常化叙事的语言粗俗和原态描写的滥情琐碎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洗练。但作者在日常化的冷静叙述中写出了女人的世俗生活和普遍命运，在理性批判的社会意义上也是同时代女性作家的女性写作无法比拟的，可以说对当代泛性描写也有所突破。作品从现实情怀、日常化叙事中对当下普通女性的生存状态有深入的发掘，穿越生活和政治的庸常性，从司空见惯的一些稍有权力的男性行为中揭示人性的丑陋，及其对女性绝对的残暴与伤害。玉米是一个自尊自强的姑娘，在家庭和女性的生活中承担最多，也是最早领会到女人悲哀而早熟的长女。“说起晓通世事，说起内心的深邃程度”，“长幼不只是生命的次序，有时候还是生命的深度和宽度”。她小小年纪就懂得了为母亲的屈辱抗争；盼望长大的生活劳作中，总想靠自己的聪明和努力争取自己的生活幸福；但作威作福的父亲倒台了，两个年幼的妹妹被村里人强暴轮奸，刚刚开始憧憬的爱情也因此破灭，为了重新获得权力的庇护并能顾全家庭，玉米怀着“视死如归”的悲壮，屈从了依附政治权力的男性霸道，最终走向了女人隐忍屈辱的命运。
　　从一个清纯的农村少女成为郭家兴的泄欲工具，说明了玉米对中国男权伦理的盲目认同和最终的自甘屈辱。这种女性自我的贬抑和遮蔽，最为典型的表现莫过于玉米看到被自己父亲侮辱了的秦红霞从娘家躲了几天回来，玉米不仅心里嘀咕：“她还有脸回来!河面上又没有盖子，她硬是没那个血性往下跳，做做样子都不敢。”而且还很“老到地”捉弄促狭“红霞姨”。我们的这个社会，男人的作恶要女人来承担唾骂和屈辱，而且这蔑视和侮辱更多的是来自女性自己的舆论和伤害。看似简单质朴的《玉米》对生活和现实有着更为本质的揭示。文学家的赞赏与针砭、热爱与悲悯都或明或隐地体现在作品的叙述和语言中，形成作品的引力结构与氛围，引导读者从阅读的愉悦与伤痛中感知生活的冷暖、人物的内心，甚至触及我们忽略了的命运的自我愚妄和人性伤害。女性的悲剧深层的动因来自她们周围的社会压力和男性霸权，她们首先面临男权伦理和男权专制的残害。所以，玉米为母亲伸冤的办法是羞辱被她父亲睡过的女人，而无法指责真正造孽的父亲。其实玉米她们生命最大的阴影和悲剧都来自她们父亲和父亲的所作所为，其父是最卑微的男性话语和政治权力的代表与象征。王连方敢于霸占王家庄“老中青”三代女人，郭家兴能够命令玉米一个大姑娘上床“休息”，男权发展到了极端——政治上的绝对统治造成了对女性的绝对支配和占有。所以说《玉米》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时代背景下，揭示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伦理文化影响造成的，仍然没有改变多少的女性生存的真实状况——也说明我们这个社会人性的沉沦和民族心理的幽暗。
　　一个没有被社会赋予任何合法权力的女性的生存，首先依靠的是男性权力者的“爱和同情”。但貌似强大的男性，如果剥离男权伦理和专制的权力支撑，个体的男人是更加的卑鄙懦弱。日常的生活里，这些男人恰恰以他的卑鄙伤害与他有着种种关系、有所依赖的女性。当王连方最后一次来找有庆家的，粉香因为怀孕而拒绝时，王连方在人家的床上吼唱样板戏，响锣响鼓地把见不得人的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发泄自己的落魄和郁闷，以此对一个用自己的身子尽心尽力巴结过他的女人进行羞辱，其心理的阴暗和卑鄙无赖也就可见一斑。郭家兴背着医院里垂危的妻子，在人民旅社霸道地命令玉米“休息”，玉米最后屈辱地自己脱了衣服，自己爬进郭家兴的被窝，因为郭家兴是更有权的男人。作品就是这样冷静客观地揭示出男性的寡情薄义和他们灵魂的麻木丑恶。忍辱负重是玉米和玉米一样善良的女人们的生存选择，体现女性更为深重的悲剧恰恰是这种盲目选择背后的隐忍和屈从。这种深层的女性悲剧不是前卫的城市女性的私人写作所能触及和涵盖的，也不是西方女权主义的学理所能简单解释的，也不能以“旧式女人”的批评我们就能推卸责任的。也可以说，这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偏见。《玉米》以施桂芳、有庆家的、以及玉米等女人要改变生存处境的努力为契机，以政治权利的最基层的腐化专制为切入点，直接关照女性的生活；以“性”(还有生育)为焦点，透视女性的命运和男性的专制，以呈现生活原态的叙事不动声色地触及女性悲剧的生活本质和社会本质，同时把批判审视的眼光投向了几千年来的中国伦理文化和男权思想(我们大家包括女性不自觉地维护着的男权思想)。
　　这也是毕飞宇《玉米》这部作品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和意义所在。文学从感性揭示人存在的悲剧事实，最终是要温暖生命的存在，不使它坠入庸常。文学也要不断努力于消除人性的虚妄。人应该得到同情，文学应当有维护人的精神高贵和内心纯洁的能力。换个角度说，对生活的一种悲剧式的审美观照其实是积极的，因为将悲剧视为审美，就是对命运的自由的宽容态度，这是我们的精神出路，也是文学的出路。
　　①李敬泽《玉米·序》，毕飞宇著，江苏文艺出版
　　社2003年3月版。② 《名作欣赏》2004年1期“佳作邀赏”转载选登
　　时，排版很好，读起来很清晰，但忽视了原作的
　　分隔行，从叙事文本来说，对阅读欣赏有所影
　　响。③毕飞宇：《玉米·后记》。④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第198页。⑤参阅吴琼《总体十性与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
　　《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先
　　锋学术论丛”，2000年6月版(P182—197)，第
　　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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