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的文学世界以诗歌、散文、评论和翻译为四度空问，其中被作家自己称之为“左手的缪思”的散文，同“右手”所写的诗歌一样，早已远播海内外。围绕余光中的散文创作，不少作家、学者、评论家纷纷、??笔为文，或选择某篇佳作进行审美体味，或针对某种优长展开艺术分析，或采撷特定的主题深入阐释，或抓住突出的个性纵横对比……应当承认，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层面或角度，走进或走近了余光中的散文天地，为读者在这个天地里撷英咀华，架设了路标和指南。然而，所有这些都还只是局部的、具体的和细微的艺术探照，它们仿佛忽略了一种更为宏观、更为概括，同时也更为提纲挈领的审美追询：余光中的散文创作为整个当代华语散文究竟贡献了什么?而这一点对于文坛和读者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评价余光中散文，进而以其为资源和借鉴，推动华语散文在新世纪的繁荣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和根本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就余光中对华语散文写作的独特贡献，谈几点意见。
　　1．亦中亦西，中西兼容，以中为本，西为中用，努力建构中文散文写作的新形态和新秩序，这是余光中为当代华语散文所做的贡献之一。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几代中国散文家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汇中，选择自己的立足点。在这方面，中国散文家固然拥有鲁迅“拿来主义”、毛泽东“洋为中用”这样高屋建瓴而又卓越不凡的观念倡导，但是就理论与实践相整合的层面而言，却分明于鲁迅之外，缺乏更多的、足够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成功例证。之所以如此，或许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一条，恐怕还是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试想，在西潮涌动、国门大开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散文家面对既要“砸烂孔家店”，又要重铸民族自信心；既要呼唤“德先生”“赛先生”，又要抗议帝国主义歧视与欺凌的多重声音和畸形语境，要想做到科学辩证地评价和取舍中西文化，进而建立自己创作的正确支点，是非常困难的。相反，对中西文化双向的矫枉过正，倒显得可以理解。接下来，二十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几次战争的爆发和战争之后国际力量的严重对立，以及整个政治气氛的逐渐左转，导致了中国散文家大都情绪化地偏爱民族文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盲目排拒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这给散文领域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汇造成了曲折和变形，散文家的文化比较与取舍亦随之失去了前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改革开放的国策使中西文化的撞击再度成为历史的重要内容，然而，从文化断层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散文家，却一时无力真正走进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殿堂，因此也就谈不上自觉的对比、扬弃与整合。而此后不久骤然升起的物质主义、技术主义和消费主义大潮，又给中国散文界注入了大面积的浮躁、浅薄和功利之气，它更是无形中影响和妨碍了当代散文家精心细致的中西文化学习和选择。
　　从这样的历史和文学背景出发，来看作为散文家的余光中，其整体的文化风度可谓渊赡恢弘，高绝超逸：通过苦读精研、耳濡目染所奠定的丰邃而坚实的国学根基，和因为亲历欧风美雨所获得的精深而广博的西学修养，决定了他足以在中西两大文化系统中自由出入，广泛比较，进而产生有关文化选择的真知灼见。他在分析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汇轨迹的基础上指出：“新文学的先锋人物旧学深邃，亦深知旧学的弊病，在文学革命初潮中，易矫枉过正，而出现偏面倾向，这是几乎每次革命所不可避免的倾向。”不过，他们都是真通中文的人，“体魄健全，内力深厚，所以西化得起”，而且“因为腹笥便便，文理通达，笔下并没有西化到哪里去”(《论中文之西化》)。他认为：中西文化各有特点，各据优势，而在西潮强劲的今天，弘扬中华文化尤为重要。“对于一个作家讲来，把握中华文化的把手，应该就是中文。无论政治怎么改变，无论形态如何差异，中文，美丽而悠久的中文，是结合所有中国人心灵的一条长河。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用中文来写作，都负有重大的一个任务，要把中文写好，不要让李杜的中文到我们手里沦落为过分西化，或者太生硬，或者太繁琐的一种语文。”(《余光中答听众问》，收入余光中《与永恒拔河》一书，湖南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他撰写《中文的常态与变态》《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等文章，具体分析中文和西语的差异，严肃批评中文过于西化的现象，进而总结道：比较成熟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将“文言的简洁浑成，西语的井然条理，口语的亲切自然”，纳入“白话文的新秩序，形成一种富于弹性的多元文体”(《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
　　余光中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对中西文化和语言的个性与差异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理性的阐释与把握，而他的散文作品则是对自己理性认知的积极实践与努力验证。读余光中的散文，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一种中西合璧、多元共生之美——它那缜密的思维逻辑、谨严的语词表达、自如的叙事节奏、开放的篇章结构、酣畅的情意抒发，当然还有那来自异域背景的生命体验，以及幽默的色彩、倒装的句式等等，无疑是西方文化的馈赠，但所有这些所包含、所体现的那种内在的精神、气质和情趣，却依旧深深植根于华夏文明与文化。正所谓“是民族的，但不闭塞；也是现代的，但不崇洋”(余光中《云开见月》)。譬如：余光中的一些散文作品，如《登楼赋》《咦呵西部》等，均传递了新鲜的异域经验，只是此种异域经验的传递，却每每凭借着对中国古典文学意象、典故乃至诗文、语词的活用和化用，其中包括对汉语特有的双声、叠韵、对称、排比之美的承续和弘扬，从而折现了东方人眼中的西方世界。再如，余光中的散文——像《假如我有九条命》《从母亲到外遇》《日不落家》等等，均不乏西文所擅长的知性，不过这知性又总是伴随着中国式的感性，即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巧比妙喻、灵想奇悟，其结果使西方的优长丰富了中文的形态。至于整体的风格取向，余光中散文更是与“韩潮苏海”、庄子魂魄一脉相承。目睹这一番风景，我们很容易想起作家的“夫子自道”：“传统至大至深，我国的古典传统尤其如此。对于一位作者，它简直是土壤加上气候。”(《古董店与委托行之间》)
　　2．理论与创作相辅相成，齐头并进，而这前进的向度又直接切人了散文的语言本体，从而产生了文体建设意义，这是余光中为当代华语散文所做的贡献之二。
　　散文创作缺乏相应的理论概括与参照，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当代华语散文似乎亦不例外。就大陆的情况看，关于散文的理论探讨迄今数量有限，而有限的理论探讨也基本未能进入本体性和规律性的层次，而大抵停留在印象式和感悟式的评点上。港台海外的局面稍显乐观，但也不过是多了些以“诗”观“文”的成分。用余光中的话说则是：长期以来，散文批评是诗歌理论的穷亲戚，散文批评只是靠借贷过日子。显然是出于对以上现象的不满，大抵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余光中陆续撰写了《剪掉散文的辫子》《左手的缪思》《杖底烟霞——山水游记的艺术》《逍遥游·后记》《我们需要几本书》《散文的知性与感性》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就散文这种文学样式，提出了自己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见解。这当中包括散文的文化特征、散文的理想境界、散文的内在要素、散文的表现技巧、散文的常见病症……几乎涉及到了散文范畴论、本体论、创作论等方方面面。而在所有这些理论见解中，最值得散文界予以关注的，当是作家于《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所提出的，关于散文文本应当具备的“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三要素。
　　按照余光中本人的说法，“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对于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和无间的高度及适应能力。文体和语气愈变化多姿，散文的弹性当然愈大；弹性愈大，则发展的可能性愈大，不至于迅趋僵化”。“所谓‘密度’，是指这种散文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分量愈重，当然密度愈大”。“所渭‘质料’……是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或词的品质。这种品质几乎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甚至境界的高低”(《剪掉散文的辫子》)。也许还不能说这样的表述已经尽善尽美，无懈可击，譬如：散文的“密度”是否一定愈大愈好?散文的“质料”是否专指“个别的字或词的品质”?这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斟酌，不过，如果从积极的、主导的方面理解，即可发现，如此这般的三要素毕竟把人们关注的视线一下子引入了散文的本体，而且真正抓住了艺术传达的关键问题，惟其如此，它所富有实践和建设意义的理论品格，是不容忽视的。
　　显然是为了让躺着的理论主张，变成站立的、可以感受的艺术文本，余光中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展开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实验。譬如：他很看重行文的语体形态，不仅注意句式的长短互补，节奏的张弛有敛，音调的轻重相间，而且还讲究各种语言的兼容并铸，即以自然生动的白话文为基调，适当地引入文言的严整简约，西语的长而不乱，俚语的亲切鲜活，由此实现了散文叙述的多元且富有“弹性”。同样，他亦颇善于意象、情境的酿造和想像、通感的展开，前者有效地丰富着作品的内涵和韵致，后者则明显开启了读者的颖悟和体验，其结果必然是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审美“密度”。还有，他一向追求语言文字本身的光彩和魅力，无论对语意、语感抑或声调、修辞，均坚持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千方百计发掘其潜能，令其达到表现的极致，这无形中便提升了散文的“质料”。关于以上艺术特征，我们读余光中的名篇佳制，如《逍遥游》《鬼雨》《听听那冷雨》《咦呵西部》《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天方飞毯，原来是地图》《山东甘旅》等等，都能有较深的领略。斯时，我们似乎真正懂得了作家那段名言：“我尝试着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逍遥游·后记》)
　　3．以现代人的目光、意识和艺术手法，描写现代社会的独特景观和现代生活的深层体验，努力成就散文一体的现代风范，这是余光中为当代华语散文所做的贡献之三。
　　在中华大地上，农业文明曾经相沿几千年。这种超稳态的社会定势，使得迄今为止的无数文人学士，对农业文明有着潜移默化、难以割舍的情感依恋。反映到散文创作上，便足许多散文家下笔为文，总愿意状写红花绿树，暮雨晨风，总喜欢赞美田园风光，山野景色，总习惯于回望人生，在已逝的时光长河里打捞冲淡、静谧的倒影；而对于都市景观，科技文明，对于前进着的社会生活以及由此所催生的人的全新的生态与心态，则通常是冷淡的、隔膜的、回避的。这样的创作取舍在作为个体的散文家那里，或许只是个题材问题，无可厚非；然而，它一旦成为许多散文家的“集体无意识”，便明显导致了散文创作的整体缺陷——现代气息与品格的过于单薄。
　　相比之下，余光中的散文恰恰呈现出强烈而自觉的现代性追求。在余光中的散文世界里，有高速公路，也有摩天大楼；有作家的高速公路上驱车临风的奇特体验，也有他和家人一同登上摩天大楼，俯瞰异国都市的复杂心绪；当然还有更多的有关光怪陆离、林林总总的现代生活现象的撷取与审视……凡此种种，不仅说明作家是敏感的、开放的、进取的，他非常擅长捕捉和表现现代生活中的新生事物，从而同时代步伐保持着谐调关系；而且于有意无意之间构成了对当代散文创作的重要启示：都市景观、科技文明同样包含着审美的富矿，只是它需要作家更新目光和观念，从而做更深更细的开采。
　　余光中的散文酣畅淋漓地描写了现代生活和现代文明，但是却没有对笔下的这些做盲目 [##] 的崇拜和一味的歌颂；而是选择了一种相当睿智和清醒的态度，在肯定其必然性、合理性的同时，展开了更为深刻，也更为辩证的思考与评价。譬如，《下游的一日》《山盟》等文，批评了工业化进程给台北带来的空气污染。《噪音二题》《寂寞与野蛮》等文，控诉了噪音这一现代公害。名篇《登楼赋》写活了纽约的气势，但也无情地指出了：“陌生的脸孔拼成最热闹的荒原”，“生理的距离不能再短，心理的距离不能再长”，“你感到把一个鼎鼎的大名还原成实体的那种兴奋和震颤，同时也感到深入膏肓的凄凉”。而近作《我是余光中的秘书》，则透过诙谐幽默的讲述，揭示了异常发达的现代资讯所导致的生命异化。应当看到，正是这种反思和批判精神，使余光中的散文具备了一种内在的现代性，一种真正的精英品格。
　　与题材和精神的现代性相对应，余光中散文的艺术表现同样是现代的。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无疑还是作家于“弹性、密度和质料”这三要素上所做的努力。因为在作家心目中，这三要素恰恰构成了现代散文艺术表现主要的和本质的特征。从实际的审美效果来看，也正是这三要素，使得余光中的散文天风海雨、汪洋恣肆，“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逍遥游·后记》)鉴于这方面的内容前文已有简述，此处不再枝蔓。
　　对于当代华语散文创作而言，余光中的贡献是多方面、多层次，立体交叉的，它有待于学术界和评论界系统的梳理和完整的阐述。限于篇幅、体例和识见，本文择其要者，略陈管见，但愿它不至于郢书燕说，低估和歪曲了余光中先生和他的散文。? 附：
　　
　　我是余光中的秘书
　　余光中
　　
　　“请问这是余光中教授的办公室吗?”
　　“是的。”
　　“请问余教授在吗?”
　　“对不起，他不在。”
　　“请问您是——”
　　“我是他的秘书。”
　　“那，请您告诉他，我们还没有收到他的同意书。我们是某某公司，同意书一个月前就寄给他了——”
　　接电话的人是我自己。其实我哪有什么秘书?这一番对答，并非在充场面，因为我真的觉得，尤其是在近来，自己已经不是余光中，而是余光中的秘书了。
　　诗、散文、评论、翻译。一向是我心灵的四度空间。写诗和散文，我必须发挥创造力。写评论，要用判断力。做翻译，要用适应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自觉生命没有虚度。但是记得把许可使用自己作品的同意书及时寄回，或是放下电话立刻把演讲或评审的承诺记上日历，这些纷繁的杂务，既不古典，也不浪漫，只是超现实，“超级的现实”而已，不过是秘书的责任罢了。可是我并没有秘书，只好自己来兼任了，不料杂务愈来愈烦，兼任之重早已超过专任。
　　退休三年以来，我在西子湾的校园仍然教课，每学期六个学分。上学期研究所的“翻译”，每周都要批改练习，而难缠的“十七世纪英诗”仍然需要备课。退休之后不再开会了，真是一大解脱。大头会让后生去开吧。回头看同事们脸色沉重，从容就义一般没入会议室，我有点幸免又有点愧疚之感。
　　演讲和评审却无法退休。今年我去苏州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甚至母乡常州的前黄高中，已经演讲了八场，又去香港讲了两场。如果加上在台湾各地的演讲，一共应该在二十场以上。但是我婉拒掉的邀约也有多起。其实演讲本身并不麻烦，三分学问靠七分口才，在讲之外更要会演。真是锦心绣口的话，听众愈多就愈加成功。至于讲后的问答与签名，只是余波而已。麻烦的倒是事先主办者会来讨讲题与资料，事后又寄来一叠零乱的记录要求修正。所谓“事后”，有时澈澈竟长达一年之后，简直阴魂不散，真令健忘的讲者“忧出望外”，只好认命修稿，将出口之言用驷马来追。
　　近年去各校演讲，高中多于大学。倒不是大学来邀的较少，而是因为中山大学的列位校长高估了我，以为我多去高中会吸引毕业生投考中山。所以找去高中演讲，有点“出差”的意味。其实高中生听讲更认真，也更纯真。大学生呢，我在各大学已经教了四十年，可谓长期的演讲了。
　　评审是一件十分重要但未必有趣的事情。文学奖的评审不但要为本届的来稿定位，还会影响下届来稿的趋势，当然必须用心。如果来稿平平，或者故弄玄虚，或者耽于流行的招数，评审委员就会感到失望甚至忧心。但若来稿不无佳作甚至珍品，甚至不逊于当代的名作，则评审委员当有发掘新秀的惊喜，并期待能亲手把奖颁给这新人。被主办单位指定为得奖作者写评语，也不一定是赏心乐事，因为高潮已退，你还得从头到尾把那些诗文详阅一遍，然后才能权衡轻重，指陈得失。万一你的首选只得了佳作，而独领冠军的那篇你并不激赏，甚至不以为然，你这篇评语又怎能写得“顾全大局”呢?
　　另一种评审要看的是学术论文，有的是为学位，有的是为升级等，总之都要保密。看学位论文是为了要做口试委员，事先需要保密，事后就公开了。但是看升等论文，则不分事先事后，都得三缄金口，事态非常严重。这种任务纯然黑箱作业，可称“幕后学术”，其为秘密，不能像绯闻那样找好友分享。讽刺的是，金口虽缄，其金却极少，比起文学奖的评审费来，不过像零头，加以又须守秘，所以也可称“黑金学术”。这也罢了，只是学术机构寄来的洋洋论文，外加各种资料，尽管有好几磅重，有时并不附回邮信封。我既无秘书，又无“行政资源”，哪里去找够大够牢的封袋来回寄呢?
　　“你为什么不叫助教代劳呢?还这么亲力亲为!”朋友怪我。
　　倒好像我还是当年的系主任或院长，众多得力的助教，由得我召之即来，遣之即去。其实，系里的助教与工读生都能干而又勤快，每天忙得像陀螺打转，还不时要为我转电话，或者把各方对我的邀约与催迫写成字条贴在我的信箱上。这些已经是她们额外的负担，我怎能加重要求?
　　我当然也分配到一位“助理”。礼文是外文系的博士生，性格开朗，做事明快，更难得的是体格之好非其他准博女、准硕女能及。她很高兴也实际为我多方分劳，从打字到理书，服务项目繁多，不过她毕竟学业繁重，不能像秘书一样周到，只能做“钟点零工”。
　　所以无尽无止无始无终的疑难杂事，将无助的我困于重围，永不得出。令人绝望的是，这些牛毛琐细，旧积的没有减少，新起的却不断增多，而且都不甘排队，总是横插进来。
　　以前出书，总在台湾，偶在香港。后来两岸交流日频，十年来我在大陆出书已经快二十种，有的是单本，有的是成套，几乎每一省都出了。而每次出书，从通信到签合同，从编选到写序到提供照片，有时还包括校对在内，牵涉的杂务可就多了。像“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一套三本，末校寄给我过目。一看之下，问题之多，令我无法袖手，只好出手自校。一千二百页的简体字本，加上两岸在西方专有名词上的译音各有一套，早已“一国两制”了，何况还有许多细节涉及敏感问题。因此校对之繁，足足花了我半个月的时间。
　　同时在台湾，新书仍然在出。最新的一本《含英吐华》是我为十二届梁实秋翻译奖所写评语的合集，三百多页诗文相缪，中英间杂，也校了我一个礼拜。幸好我的书我全都熟悉，一部《梵谷传》三十多万字，四十年前我存曾为我誊清初稿，去年“大地”出最新版，又帮我细校了一遍，分劳不少。
　　“天下文化”出版了《茱萸的孩子》。意犹未尽，又约傅盂丽再撰一本小巧可口的《水仙情操——诗话余光中》。高雄市文献委员会把对我的专访又当做口述历史，出版了一本《让春天从高雄出发》。不久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又推出徐学所著《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九月间“尔雅出版社”即将印行陈幸蕙在《幼狮文艺》与《明道文艺》上连刊了三年的《悦读余光中：诗卷》。四本书的校稿，加起来不止千页，最后都堆上我的红木大书桌，要“传主”或“始作俑者”亲自过目，甚至写序。结果是买一送一：我难改啄木鸟的天性：当然顺便校对了一遍。
　　校对似乎是可以交给秘书或研究生去代劳的琐事，其实不然。校对不但需要眼明心细，耐得住烦，还需要真有学问，才能疑人之所不疑。一本书的高下，与其校对密切相关，如果校对粗率，怎能赢得读者的信心?我在台湾出书，一向亲自来校，务求谬误减至最少。大陆出书，近年校对的水准降低，有些出版社仓促成书，错字之多，不但刺眼，而且伤心。评家如果根据这样的“谬本”来写评，真会“谬以千里”。
　　另一件麻烦事就是照片。在视觉主宰媒体的时代，读者渐渐变成了观众，读物要是少了插图，就会显得单调，于是照片的需要大为增加。报刊索取照片，总是强调要所谓“生活照片”，而且出版在即，催讨很紧。家中的照相簿与零散的照片，虽已满坑满谷，永远收拾不清，但要合乎某一特殊需要，却是只在此柜中，云深无觅处。我存耐下心来，苦搜了半夜，不是这张太年轻，那张太苍老，就是太暗、太淡，或者相中的人头太杂，甚至主角不幸眨眼，总之辛苦而不美满。难得找到一张真合用的，又担心会掉了或者受损。
　　而如果是出书，尤其是传记之类，要提供的“生活照片”就不是三两张可以充数的了。自己的照片从少到老，不免略古而详今，当然“古照”本来就少，只好如此。与家人的合照倒不难找，我素来喜欢摄影，也勤于装簿。与朋友的合照要求其分配均衡，免得顾此失彼，却是一大艺术。但是出版社在编排上另有考虑，挑选之余，均衡自然难保。大批照片能够全数完璧回来，已经值得庆幸了。为了确定究竟寄了哪些照片出去，每次按年代先后编好号码，逐张写好说明，还得把近百张照片影印留底。有时一张照片年代不明，夫妻两人还得翻阅信史，再三求证。目前我的又一本传记正由河南某出版社在编排，为此而提供给他们约一大袋照片，许多都是一生难再的孤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浪子回家?
　　这许多分心而又劳神的杂务，此起彼落，永无宁时。他人代劳，毕竟有限，所以自己不能不来兼差，因而正业经常受阻，甚至必须搁在一边。这么一再败兴，诗意文心便难以为继了。我时常觉得，艺术是闲出来的，科技是忙出来的。 “闲”当然不是指“懒”，而是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从容不迫的出神状态，正是灵感降临的先机与前戏。
　　现代人的资讯太发达，也太方便了，但是要吸收、消化、运用，却因此变得更忙。上网就是落网，终于都被那只狡诡的大蜘蛛吞没。啊不，我不要做什么三头六臂、八脚章鱼、千手观音。我只要从从容容做我的余光中。而做余光中，比做余光中的秘书要有趣多了。

• 古　耜： 余光中为当代华语散文贡献了什么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