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来要阅读《玉米》是有两个铺垫的：最初，在一次神侃中我的一位老师侃起他的阅读体验，认为是一篇很好的小说。对小说结尾击节赞叹。另一次是最近，偶尔从《南方周末》上读到一篇文章，称《玉米》“是二○○一年已发表的中篇小说中最好的一篇”。其时已经进入二○○二年，一篇小说被人以如此绝对的态度称颂，我想一定有它独到的好处。
　　我打开它的时候，心情很平静，甚至有点失望。新写实主义式的冷静叙述，不动声色地描绘一个村支书的女人的生育，下意识中我还以为又掉入新现实主义设置的批评姿态的媚俗陷阱。直到王连方对不识抬举的裕贵家的说“随你，反正每年都有新娘嫁过来”的时候，我的心才被猛地扯了一下。我终于明白，毕飞宇为什么在小说的开头如此细致地刻画施桂芳生了儿子以后的慵懒和傲慢。原来施桂芳所生的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人之子，她是在为这个社会的权力秩序进行再生产。毕飞宇通过性这一原始本能来拆解了人类文明中的权力秩序。
　　
　　一
　　
　　王连方，作为村支书是王家庄当然的皇帝。他的威势深入到王家庄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王连方最大的特点是所有的人都怕他。他喜欢人家怕他，不是嘴上怕，而是心底里怕。你要是咽不下去，王连方有王连方的办法，直到你真心害怕为止。”他的权力支配着现世生活的一切方面，他甚至把权力直接理解为性欲望本能的扩张。他和王家庄所有他看得上的女人睡过。权力等于性，这就是王连方的“反正每年都有新娘嫁过来”的逻辑基础。正如为王连方启蒙的女会计在一次启蒙后“晃动着王连方裆里的东西，看着它，批评它说‘你呀，你是谁呀?就算不肯，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不看僧面看佛面呢’”。当然，赋予王连方“裆里的东西”魔力的不是王连方本人，是王连方背后的权力秩序。性交本身是一种生物的、肉体的行为，但是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它就不再是单纯的生物和肉体的行为，它不可避免地体现着具体文化的价值系统。在一个权力可以支配到人的内心的体系中，权力等于性是必然的结果。从王连方性史的起伏跌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等式。王连方性史中春风得意的时期就是他掌权的时期。王连方性史的失意则紧跟着他的权力的丧失，失去了支书的地位，同时也失去了他对王家庄女性的支配地位(除了他的老婆施桂芳)。同时他家里的女性也同样陷入屈辱的地位。那些曾经交口称赞玉米的人开始背后诽谤玉米，甚至轮奸他的未成年的两个女儿。王连方的失去权力，表面上是他破坏了军婚。更深的原因是他触逆了更高权力的利益。因此王连方的性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次权力斗争的结果。
　　在王家庄的权力秩序中，等级制度是严明的。人在这一严明等级制度中的地位直接决定着他的性地位。王连方无疑是这一秩序中的最高统治者，他可以为所欲为。但他治下的臣民也不是铁板一块，笼统说来，男人总是统治着女人。女性的屈辱，甚至表现在对她们的称呼中：裕贵家的、有庆家的。她们只是男人家里的一个物件。这种统治是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的现象。男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几乎所有的文化体系都体现着男人统治的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王家庄的人都把传宗接代作为头等大事，女人在婚姻中的主要任务是为家庭生一个儿子，女儿是不能作为这个家庭的继承者的。儿子只有儿子才有可能使这个家庭延续下去。这种观念是如此的强烈，像一只看不见的黑手侵入到每一个灵魂的深处，没有谁能够幸免。汉娜·阿伦特认为，维持统治靠的是一致同意支持的权力和用暴力强加的权力^①。如果说王连方在他的王国里随意睡女人是一种用暴力强加的权力的话，那么为这个统治秩序进行再生产则靠着一致同意支持的权力来进行的。权力是无情的，因此生儿子，也就是为这个男权的世界进行权力的再生产成为维持这一统治体系的最重要的目标。这是权力世界的游戏规则，王家庄的男女老少不分地位高低都以此为实现生命价值的体现。王连方虽然贵为本村的最高领导人，但是自己的老婆一连为自己生了七次居然全是女儿。这虽然对自己的权力形不成威胁，但毕竟“骨子里头伤了自尊”。“关于生男生女，王连方有着极其隐秘的认识。女人只是外因，只是泥地，温度和墒情。关键是男人的种子，好的种子才是男孩，种子差了才是丫头”。不仅作为现世统治者的王连方在意这种权力秩序的再生产，就连那些被统治者也同样痴迷于这种再生产。有庆也一直在为生儿子而努力，当他得知自己没有生育能力时竟然痛哭流涕。有庆的母亲曾经因为自己的儿媳怀着不是自己家的“种”处心积虑地把儿媳从桥上推下，使其流产。就是这样一个母亲在得知自己的儿子没有“种”但儿媳却怀上了王连方的“种”以后，竟“兴奋异常，弯着腿，张开胳膊，两只胳膊像飞动的喜鹊不停地拍打屁股。她压低了嗓子，对儿媳说：‘怀上就好，你先孵着这个，能怀上就好哇’”。对权力的渴望深入到生物性的行为中，作为社会的人还能得到人的资格么?我不得不佩服这些臣民对屈辱的巨大忍耐力。
　　这一权力体系中的女人也不是处于同等的受屈辱的地位。当女人攀缘上权力的高枝后她有可能借权力的威势使自己与其他受压迫的同性区别开来，甚至得到比某些男人占有更高地位的假象。比如玉米的婚姻，因为她是支书的女儿，长得又很漂亮，因此“两条胳膊随便一张就是两只凤凰的翅膀”，没有几个人敢于攀这个高枝。按王连方的意思“一般人家还是不行，……还是按照门当户对的准则找一个做官的人家，手里有权，这样的人家体大力不亏”。玉米因此俨然比村中的许多男性要高贵得多。在王家庄这个官本位的体系中，权力等于性。等式的反命题同样成立。因此，性与权力的联姻就成为权力延续的一种必要的方式。穷“箍桶匠”的“小三子”彭国梁之所以有这个福气是因为他是一个“飞行员”。飞行员是一种更高的权力的象征，正如这桩婚事在王家庄被想象的一样： “那架飞机不仅改变了玉米，肯定也改变了王连方。王连方过去很有势力，说到底只管着地上。现在，天上的事也归王连方管了”。但是上面等式反命题成立的条件之一是女性的背后必须也有强大的权力的支撑。因为女人终归不能代表权力，只能依靠权力获得暂时的荣耀。一旦所依靠的权力失去了，还是要陷入屈辱的地位。玉米最终失去了飞行员的“爱情”，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村里人给她造的谣言。最主要的是王连方的下台，原先罩在她头上的光环瞬间消失了。玉米在饱尝了失去权力支撑的痛苦之后，最终向父亲提出了自己的结婚条件：“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要不然我宁可不嫁”。玉米的这个条件是意味深长的。
　　权力不仅决定着人们在性中的地位，还改变着性本身。这种改变从人类离开动物界就开始了。向前比较我们可以称这种改变是一种文明的表现，它比动物单纯的生物冲动更具有人类的类本质。但是作为权力秩序的再生产它有时严酷到连交媾的动物性的快感也抹煞掉。性退化到仅仅是传宗接代的工具。王连方有着对全村女性的支配权，他还与自己的老婆施桂芳“干那事”，这其中没有什么情爱在里面，完全是因为他还没有完成生儿子的宏伟目标。他把生儿子作为一场“持久战”，当施桂芳表现出对“那事”的畏惧时，他吼道：“不肯，儿子到现在都没叉出来，还一顿两碗饭的!”因此他们之间的性不会有任何美感，更不要说一种享受了。“王连方像一个笨拙的赤脚医生，板着脸，拉下施桂方的裤子就插针头，插进针头就注射种子”。王连方不过把施桂芳当做一块地来种。当这块地有了收获之后，已经贫瘠的土地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吸引力了。“在王连方的那一边，施桂芳一生下小八子这个世上就没有施桂芳这个人了”。性的这一退化是一致同意的权力统治的表现。
　　一致同意的权力使性退化成传宗接代的工具，用暴力强加的权力则使性成为人在权力秩序中地位的标志。男女两性在性中的地位是现世权力秩序的缩影，因此性的快乐与美杳如黄鹤。王连方在王家庄的辉煌性史与他作为王家庄最高统治者的地位相适应。“王连方最大的特点是所有的人都怕他”，但这种权力的压迫使得“那些女人们上了床要不就筛糠，要不就像死鱼一样躺着，不敢动。胳膊腿都收得紧紧的好像王连方是杀猪匠，寡味得很”。这样的交媾实在不如动物的交尾，女人们的感受可想而知。(当然我不是奢望她们在其中享受到乐趣，也不是希望她们为了王连方的愉快主动迎合他)那么在这场交媾中占有绝对地位的王连方们是否会感受到性爱的享受呢?我想他们除了感受到权力所带来的优越感，支配的快感以外，他们不会有什么享受的，就像王连方的感受：“寡味得很”。
　　权力并没有使统治者获得真正的性爱的享受。长期在权力场中混迹甚至使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浸染了权力的污垢。除了对权力的痴迷，他们几乎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其他一切本质。那个“脸上布置得像一个会场”的郭家兴郭副主任，即使在性交中也不脱官场的做派。他把和一个第一次见面的女孩的上床称作“休息”，在性交中他的快乐仅限于两个官样的“好”，甚至他的性动作都“像办公室的抽屉那样一推一拉”。权力对性的异化竟到如此触目惊心的程度，毕飞宇的这个绝妙的结尾使我想起鲁迅先生一句话：“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②(《记念刘和珍君》)
　　那些受压迫者的性感受也充满了屈辱。有庆从工地上回来，发现“王连方正站在床边气焰十分嚣张。有庆立在门口，脑子转不过来，就那么看着，呆在那儿。王连方停止了动作，回过头，看了一眼有庆。王连方说：‘有庆哪，你在外头歇会儿，这边快了，就好了，有庆转身就走。”有庆走了，会发生什么呢?毕飞宇没有告诉我们。肯定是什么也没发生。像有庆这样的人他会有什么行动的权力呢?除了吞食屈辱他几乎没有存在的价值。他一开始接纳了明显已经大了肚子的柳粉香(也就是后来的有庆家的)就已经表明了他在这个权力体系中的地位。这一次他面对王家庄土皇帝给他的屈辱你还能要求他做什么呢?性中的灵与肉?不要对一个连肚皮都填不饱的人奢谈精神的痛苦。
　　《玉米》中最惊心动魄的是玉米对性的理解。玉米从小就生活在权力的中心，又身为女性，她对性的理解可以说深得其中三昧。她清楚地知道权力秩序的游戏规则，母亲没生儿子之前，她一直为这个家的不完整遗憾。施桂芳生了儿子，“玉米实实在在地替母亲松了一口气”。她不仅自愿地替母亲担当起了为母的责任，而且以小弟弟作为展示家庭、母亲权力的利器。她抱着小八子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地在那些跟王连方睡过觉的女人面前出现。一方面展示家庭的权势，一方面揭发那些女人的“无耻”。同时她自觉地学习运用权势，比如她与张如俊家的交往，就带有明显的合纵连横的意味。她在自家饭桌上的有打有拉大有纵横开阖的韵味。玉米虽然清楚地知道权力的重要性，正如她所想的“权力就这样，你只要把它握在手上，捏出汗来，权力就会长出五根手指，一用劲就是一只拳头”。作为这一秩序中的弱势群体她也知道自己的局限，但她知道女人如何在这一秩序中获得权力的支撑：“做女人的可以心高，却不能气傲，天大的本事也只有嫁人这么一个机会。”这虽然是有庆家的血泪经验，但玉米知道其中的真理性。那就是通过婚姻，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性攀上权力的高枝。一开始，玉米想通过自己的美貌和父亲的权势，更确切地说是通过父亲的权势与权力联姻。村里有几个“不错的小伙儿”，但没有人能人她的法眼。因为他们的背后没有权力的支持。她 [##] 最终“跨过了彭国梁长相上的不足”，被他的飞行服以及相片背后的权力的可能性所征服。在恋爱中她感受到的是通过婚姻可能得到权力的憧憬。她也曾感受到性的快感，但她从没有把它当做爱情的享受。她在欲火中烧的时候，下意识中也不忘如何把性在这场权力与性的交易中的效益比发挥到最大。她最终拒绝了彭国梁的“干那个”的要求，她要以此拴住他。
　　如果说玉米在与彭国梁的恋爱中还要通过父亲的权势保持一点人的尊严的话，那么王连方倒台以后，经过失去权力的种种屈辱，她通过性对权力的追求则剥尽了权力秩序的一切温情的伪装。上一次彭国梁到玉米家相亲，这一次是玉米到县城相亲。与彭国梁还有一点相亲相爱的羞怯与感受，这一次在郭家兴面前玉米不过是他权势刀俎下的一块肉。整个相亲，不，应该称为卖肉的过程对玉米来说都充满了屈辱。所谓相亲就是要这块肉主动地把自己送到砧板上去。郭家兴深夜潜入玉米房里的第一句话是“倒杯水”，第二句话是催促玉米解衣上床，“休息吧”。第三句话是责怪玉米不是处女：“不是了吗!”再就是性交过程中两个官样的“好”字。在郭家兴的眼中，玉米只不过是替代他那躺在病床上，癌症晚期，没有几个月生命的老婆的一块嫩肉。如此大的屈辱，玉米也一口一口地吞了下去。虽然郭家兴要玉米自己脱衣上床的一刹那，“玉米觉得自己扒开的不是衣裳，而是自己的皮”。但是玉米还是主动把自己送上了砧板。在整个被宰割的过程中，玉米始终关心的是自己的身体能否为她换来攀上权力的高枝的可能。在宰割结束后，玉米首先想到的是“这一回真的落实了”。
　　
　　三
　　
　　《玉米》的魅力还来自叙述的力量。叙述，从先锋小说那里开始成为小说力量的主要源泉。经过新写实主义的改造，早期的暴躁凌厉变成舒缓平稳的裕如。毕飞宇的这篇小说就如同一首小夜曲，缓缓地展开，似乎没有什么急需倾诉。在一个正月的小村里，支书的女人在生了七个女儿之后终于如愿以偿生了一个儿子。这个事件与过年的气氛多么相称。一切就如生活一样自然亲切，在毕飞宇舒缓的叙述中，王家庄的权力秩序展开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支书的女儿玉米承担起抚育小弟弟的主要责任，她跟年轻的母亲们学习哺育的经验，抱着小弟弟四处串门。在农村这种事情就像日出日落一样毫无可炫耀之处。然而正足在这种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显现着权力的力量。甚至在变故发生之后，权力失去了，王连方的闲庭信步变成了世态炎凉，玉米们也由凤凰变成了卑贱的鸡；同时，失去权力的屈辱使玉米下决心用性换取权力的支撑而展开了小说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毕飞宇也没有因此而把他的叙述局促起来，他仍然使他的叙述平缓，悠然。甚至在叙述玉米主动送上权力的砧板这样的屈辱时，他也不动声色，慢吞吞地剥开玉米屈辱的内心和郭家兴的面皮，平稳得几乎感觉不到叙述的紧张。这与他早期强烈的叙述热情有了很大的不同，这种改变证明作家对自己的叙述有了充分的自信。
　　叙述的裕如并不是散漫。毕飞宇在叙述王家庄的权力与性的故事时，细心地剪裁一九七一年春夏之间的短短的几个月作为叙事时空。之所以选择这一段，因为“一九七一年的春天，王连方的好事有点像老母猪下崽，一个跟着一个来。先是儿子落了地，后是玉米有了婆家，现在，又有了有庆家的这么一台发电机”。也正是在这个春夏之问，玉米一家由权力的顶峰落到了生活的谷底。在这升落之间，权力与性的关系得以清晰地展现。同时，展示这一关系的理性始终贯穿于日常生活的琐碎中。因此对琐碎的日常生活的叙述便句句有深意，读来如嚼橄榄。
　　《玉米》叙述的力量还在于细部描写的成功。我之所以不用细节而用细部来阐述《玉米》叙述的力量是因为细节描写早已被现实主义的虚情假意和做作糟踏得面目全非。细节和细部从它们的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对事件的细微之处进行描绘。但是对这些细微之处的截取方式和叙述的不同划开了细部与细节的不同。在一些拙劣的追求细节真实的作者那里，细节成了他们追求成为大师的工具，因为几乎所有的大师在细部描绘上都十分在行。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充斥着强行堆积起来的所谓细节。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大师们进行细部描绘时的秘密：感受。即要用自己的感受进行细部的描绘，不然，细部就会变成冷冰冰的，毫无力量的琐碎。毕飞宇正足在细部的描绘中显现出他的人文主义的力量和情感。在日常生活的事件中，许多事件对于旁观者来说可能是凌乱的、琐碎的。但是进入小说家叙述视野的哪怕再细小的事件都应该含有叙述者强烈的感情。《玉米》中细部的力量来自于毕飞宇对权力与性丑恶关系的憎恶。他的憎恶在他平稳的叙述中不足以完全发泄出来，在对细部的选择和叙述才使他的憎恶发泄得一览无余。比如，彭国梁到玉米家相亲时，除了按规矩送了衣料、毛线之类通常在相亲的场合应该有的礼物之外，“另外又准备了一份。一枝红管英雄牌钢笔，一瓶英雄牌蓝黑墨水，一扎四十页信笺，二十五只信封，外加领袖的夜光像章一枚。这一份礼物更有了私密性，同时兼备了文化和进步的特征。彭国梁把它们放在风箱上，旁边还有他的军帽，军帽上有一颗红色五角星，鲜红鲜红的，发亮，是闪闪的红星。这几样东西组合在一起，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一个细部的描绘细腻地揭开了这场乡利‘爱情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权力和性丑恶的交易关系。彭国梁、玉米，如果不同时是飞行员和村长的女儿，他们的爱情还能成立么?更为可怕的是，权力的魔爪竟伸进了恋人之间的私密性极强的爱情信物中。领袖的夜光像章和彭国梁军帽上闪亮的红星，不正是那个时代权力的象征么?笔、信纸、信、领袖像章都是那个时代爱情信物中最普通不过的东西，在一个对叙述没有感情的作家那里它可能也会出现在那个时代的爱情描写中。但是我敢肯定，它不会有什么力量，甚至一个平庸的作者可能因为它的常见而抛弃它。但是毕飞宇的叙述使这一再平常不过的细部熠熠生辉。五角星不会是闪闪的，它却可以在一个被它背后的权力的光辉眩晕的农村少女的心中闪光。这些隐晦叙述姿态力量还不足以发泄尽毕飞宇的憎恶，最后他不得不自己跳出来以叙述者的身份发泄自己的愤怒：“这几样东西组合在一起，此时无声胜有声”。
　　一部好的作品常常有多层的意蕴。多层的意蕴来自于作家深邃的思想，这毫无疑问。但是作家的叙述行为在小说的多层意蕴的建构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人认为“叙事人是构成此故事多层意义的关键”^③(《国民性理论质疑》)。《玉米》中叙述人的声音和人物的声音构成了众声喧哗的效果，对《玉米》多层意蕴的显现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物的声音就是故事中的人物所发出的独立于叙述人的声音。它与通常理解的人物对话不能完全同一，人物的对话完全受控于叙述人的声音之下，而人物的声音则往往超脱于叙述人的声音。对人物声音的尊重是许多先锋小说家在试图摆脱暴躁凌厉的叙述圈套的诱惑时所感受到的。正如余华所说：对人物声音的尊重，使他脱离了那种“保持距离的冷漠的叙述”，消除了他在写作中“隔”的感觉。因此他认为“人物有自己的声音，我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远比叙述者的声音丰富”^④。《玉米》中的人物的声音是如此的响亮，不容你无视它。比如王连方下台以后对自己的评价：“王连方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虽说支书不当了，但他这一辈子睡过那么多的女人，够本了，值得”。再比如，王连方下台后到他的自留地有庆家的那里寻找最后的安慰遭到拒绝，他旁若无人地在有庆家的西厢房脱衣大唱《沙家浜》中的“智斗”，也很巧妙地发出了一个落魄者的声音。
　　更多的时候，叙述人的声音和人物的声音在叙述中交错回响，构成一种众声喧哗。上面所引的彭国梁送定情物那一个细部中，玉米作为乡村少女美化自己爱情的声音和叙述人愤怒的叙述声音纠缠交错。在交错中，相亲这一事件的深层意蕴显露无疑。最有力量的一次众声喧哗在结尾：当玉米得知郭家兴还有一个卧病在床的老婆时，“玉米的身上立即弥漫了酒精的气味，就觉得自己正是垫在郭家兴身下的‘晚期’老婆”，“玉米的身子在被窝里疯狂地颠簸。郭家兴说‘好一’。在这里主要是郭家兴的声音、玉米的声音，但叙述人的声音并没有退场，它通过对郭家兴、玉米两人的声音的安排显示自己的存在：玉米的颠簸是源于巨大的恐惧和痛苦，在郭家兴那里却使他达到了性高潮。这还是人间么?这就是毕飞宇的声音。
　　① 汉娜·阿伦特：《暴力的思考》［M］。转引自凯
　　特·米利特：《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
　　出版社，2000。② 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③ 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z］。上海：东方出版中
　　心，1998。④ 余华：《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J］。当代作家
　　评论，1999，(1)：4—13。

• 徐仲佳： 权力与性——《玉米》解读的一种可能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