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韵性质纵横论赵胜启文学教育下半月2008年第8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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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8年第8期 ID: 94261

[ 赵胜启文选 ] 　　

切韵性质纵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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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韵性质纵横论

◇ 赵胜启

　　一
　　
　　中古汉语语音的代表是切韵音系，但《切韵》是怎样性质的一部书，它的音系的基础音是什么，它是一个综合古今南北的音系，还是一个表示一时一地活语音的音系？对此学者们至今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种看法。
　　（一）综合体系说。代表人是章太炎、王力、董同和，他们认为《切韵》不代表一时一地的具体语音系统，它是古今南北语音的大杂凑，是一种力图适应读经、作文、正音各方面需要的纸上音系。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上）中说：“《广韵》所包，兼有古今方国之音，非并时同地得有声势二百六种也。”王力先生认为章氏的观点是正确的。
　　（二）单一体系说。这种观点有三派意见，即洛阳音说、金陵音说和长安音说。主洛阳音说的人以陈澧、邵荣芬为代表，他们认为切韵音系是实际存在的语音体系。邵荣芬说：“切韵音系大体上是一个活方言音系，但也多少吸收了一些别的方言的特点。具体地说，它的基础音系是洛阳音系，它所吸收的方言特点主要是金陵话的特点。”主金陵音说的以张琨为代表，张琨先生认为在切韵音系中南音成份多于北音成份。主长安音说的主要考虑了长安是隋帝国的都城，政治、文化影响较大。
　　（三）读书音体系说。代表人是陈寅恪、周祖谟、何九盈等，他们主张切韵代表的是洛阳士人的读书音。周祖谟先生在《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一文中明确地说：“它（指切韵音系）的语音系统就是金陵、邺下的雅言，参酌行用的读书音而定的。既不专主南，亦不专主北，所以并不能认为就是一个地点的方音的记录。”
　　（四）南北综合说。这是学术界的新观点，代表人是丁邦新。他认为《切韵》是由北音和南音在洛阳和金陵两个活方言的基础上综合而形成的。
　　《切韵》是韵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韵书，把切韵音系的性质阐述清楚是个非常重要而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本文认为切韵音系大体反映了北方音的实际音读，但也吸收了不少古音方言，而《诗韵》构成了它的体系框架。
　　
　　二
　　
　　《切韵》成书于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原本已不可见。宋人陈彭年等编的《大宋重修广韵》（简称《广韵》），在体系上与《切韵》相同，学术界一般用《广韵》代替《切韵》进行研究，本文研究的《切韵》的性质也就是《广韵》的性质。由于《切韵》、《唐韵》、《广韵》等韵书一般统称为切韵系韵书，所以本文采用“切韵”这个概念。
　　附在《广韵》前的陆法言的《切韵·序》是研究切韵的珍贵资料，它不但告诉了我们切韵成书的经过，而且表明了作者编纂切韵的原则和意图。通过《切韵·序》，我们可以了解到《切韵》成书的过程。《切韵》的写作始于开皇初年的一次音韵学讨论会（那时隋朝已建立，统一中国已成必然），参加讨论会的八个人（其实是十个人，陆法言和他的父亲陆爽都在场），都是当时有名望的学者。从时代背景出发我们可以看出陆法言等人的那次讨论会，是站在大隋的立场对南北朝时代的“各有乖互”的语音进行讨论的。南北朝时代政权并立，出现的韵书不少。我们可以想象，处于不同政权统治下的音学家所写的韵书只可能反映所在国家的语音，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时的韵书被后人斥为“各有土风”的原因，这些韵书对站在大隋立场的陆氏等人来说自然是些“疏野”（“疏”指分韵较宽，“野”指“各有土风”）之作。唐作藩先生在《音韵学教程》中说：国家的统一，自然要求文化上的统一，在诗歌创作的用韵上也要求统一规范。原来那些“各有土风”的韵书，自然就失去了作用，所以在隋文帝（杨坚）开皇初年，一些有影响的文人，聚在一起讨论南北朝以来各家韵书的得失和新编一部韵书的问题。
　　从唐先生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切韵》的编纂没有脱离当时的实际音读。李荣先生就此问题曾对六朝至隋初的诗歌作过深入研究，他在《庾信诗文用韵研究》一文中就庾信诗文的用韵情况归纳了一个表，并且得出结论：庾信用韵均合《切韵》193韵。
　　《切韵》所描述的是当时的实际音读，这是无可辩驳的问题。但是这个实际音读是某一地域的单一语音，还是几个地域的混合语音呢？
　　《切韵·序》说：“论及音韵，……吴楚则时伤清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这几句话是指斥当时的方言的，但是惟独没提及中原，这不正说明陆氏等人批评其他方言是以北方音为标准的吗？另外颜氏等人除萧该外皆为北人（当时的北方没有今天的北方范围大），再加上隋建都北方，陆氏等人讨论音韵不可能不考虑这些情况。日本汉学者平山久雄说：“切韵编纂的目的旨在制定以北方为中心的隋帝国的标准音。”有些学者指出《切韵》成书的标准音是当时的官方音（《颜氏家训·音辞篇》中有：“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的话），其实这官方音与当时的北方话大同小异。据历史事实，当时有影响的都城主要有洛阳、金陵、长安。洛阳、长安在北方，自然通行北方话，而金陵的士大夫所讲的也是以洛阳音为主的北方话。唐人张籍诗《永嘉行》云：“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这就是说，东晋初年中原士民大量南渡，他们说的是晋语，所谓“晋语”，是指西晋时以洛阳话为标准音的北方话。方言的融混使得当时以建康（金陵）话为标准音的吴语夹杂着大部分洛阳话的成份。
　　说《切韵》所描述的是当时的实际语音，成书的基础音是北方音，这还不能解决切韵音系的体系问题。但是通过《诗韵》（即《平水韵略》）与《切韵》的特殊关系我们却能解答切韵的体系问题。
　　隋朝实行科举取士，参加科举的人要作诗，他们作诗以《切韵》为押韵依据。但是有这样一个奇怪现象：《切韵》193韵中只有大约106韵经常被用作诗歌押韵依据，而其余的80多韵在诗文中作韵脚的罕见。当时还没有学者对《切韵》进行合并，对《切韵》进行合并是唐初的事。唐封演《闻见记》说：“隋朝陆法言……《切韵》……以为文楷式，而先仙、删山之类分为别韵，属文之士共苦其苛细。国初许敬宗等详议，以其窄韵，奏合而用之。”至于刘渊的《王子新刊礼部韵略》和王文郁的《平水新刊韵略》则是宋金时期才出现的著作了。那么以《切韵》为押韵标准的诗人对“苦其苛细”的《切韵》是凭什么只依据其中的106韵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当时的实际韵读，也就是说《诗韵》能大致反映当时的实际韵读。《诗韵》是一个完整而严谨的体系，它的106韵在《切韵》193韵中起了框架作用，同时它也限定了《切韵》的体系。
　　既然切韵时代的实际韵部有106韵，那么为什么《切韵》要分出193韵呢？
　　从《切韵·序》我们可以知道《切韵》的写作目的是“广文路”和“赏知音”。“广文路”是为了诗文押韵有明确的规范，“赏知音”是为了审音和正音。在这两个目的中又以“赏知音”为主。从“赏知音”的角度来说“支脂”不分，“鱼虞”不分，“先仙”不分，“尤候”不分都是不对的。应当“轻重有异”，应当“剖析毫厘，分别黍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切韵》分出的韵部自然要比实际韵部多。再加上当时古反切、方音乖互等原因，在从分不从合的原则下对实际韵部进行切割而出现增韵现象是顺理成章的事。说到这里我们就不会再难理解为什么《切韵》里含有那么多古音，方音（古音与方音有许多相通之处）。
　　有些学者根据《切韵·序》中：“颜、萧多所决定。”（颜之推身为北人，但长期生活于南方；萧该是南方人），认为切韵的基础音是金陵音，这种看法有待商榷。导致这种观点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分清语音体系与增加的韵部这两个问题，而把二者混为了一谈。语音体系是骨架，语音现象是个别韵部。当时金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影响，为了“广文路”、“赏知音”，自然需要吸收些金陵话（包括金陵话中的古音）。而精通金陵话或南北音皆通的学者，恐怕只有颜之推和萧该两人了，在增韵问题上两人显然起了决定作用。我们不能因为切韵音系里反映了古音，就说切韵音系杂糅了古音音系；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切韵音系里有了金陵音，就说切韵音系以金陵音体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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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语音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语言之间总有些必然联系，语音的发展亦是这样。对于研究切韵性质而言，单从横的方向还不能宏观把握住切韵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切韵性质，我们把切韵放在语音史的大环境里，让切韵音系与上古、近古、现代的语音系统作一下比较，这可以说是对横向研究的一个补充。这样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好如下一些难题：第一，北方音为什么在切韵音系里占有基础地位；第二，切韵音系为什么那么庞大。
　　上古有30韵部（据王力先生的研究），中古有193韵。从数字上看二者变化巨大，确实不大容易看出二者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在从上古到中古语音的发展中，由于反切和四声的出现（因此有了韵书，也有了“赏知音”的要求），语言发生了重大变化，反切和四声象一把手术刀把上古音一一解剖开来，这样中古的韵部一下子多了许多，这也就是切韵韵部之所以庞大的原因。假设上古韵部的构建采用四声的概念，那么上古韵部不也大约有120个了吗。这与106韵、193韵是何等的接近。假设中古韵部的构建不考虑四声作用，则中古韵部约有57个（加上祭泰夫废是61个），这57韵部与上古的30韵部有源流关系，如上古的鱼部到中古分为鱼虞二部，上古的候部到中古分为尤候二部等。当然这只是假设，而事实上上古韵部采用了阴阳入相配的规律，中古韵部采用了四声相承的规律。
　　数字相近，内容相似并非有意安排，也非巧合，而却更加说明上古音与中古音有一个共同的语音基础，这两个语音体系的基本框架是相同的，都是北方音。（《诗经》音系反映的是北音系统）。
　　把中古音与近古音、现代普通话比较一下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近古音主要指《中原音韵》反映的语音系统，有19个韵部（按拟音情况有47个韵母），分类的标准比较宽，所以韵部合在一起的较多，这与中古音比较起来，也可看出它们之间的包容关系：切韵音系包含了近古音系，近古音系构成了切韵音系的主体。由于现代普通话直接继承了近古语音的体系，所以它与中古音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难怪现代许多学者用中古音与普通话语音作比较来研究现代方言。《中原音韵》是记录北音系统的，现代普通话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也是反映北方语音的（注意：普通话吸收了一些方音成份）。上古、近古、现代的语音系统都以北方音为基础，中古语就不大可能偏离这根直线，北方音在切韵音系中也占有基础地位。但是中古音毕竟比其它几个时期的语音复杂，这跟中古的特殊语音现象，主要是与四声的发现和反切的运用有关。
　　
　　四
　　
　　经过以上横向和纵向论述，我们的结论已很明显：切韵音系大体反映了北方音的实际音续，但也吸收了不少古音、方音，《诗韵》构成了它严谨体系的框架。王力先生对音韵有很深的研究。在切韵性质这个问题上他先是追随章太炎先生的观点，认为切韵音系是一个综合体系。但是后来王先生又对其观点作了发展，他说：“切韵的语音系统是以一个方音系统为基础，同时照顾古音系统的混合物。”从王先生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王先生也是主张切韵音系有一个实际方音系统为基础的，这个实际方音系统就是北方音语音系统，遗憾的是王先生没有直接提出单一语音系统的观点。
　　赵胜启，湖北襄樊市第二中学教师，华中师范大学语文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