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焕杰先生《对(愚溪诗序)一处译文的思考》一文发表在本刊2006年第5期，专门针对《愚溪诗序》文末“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一句话，对人教版教参里的解释提出了一些质疑。文章较长，归结起来有两点：一是“寂寥”的解释有错．二是“莫我知也”的内容应该修正。我仔细阅读了蔡先生的文章，回头再重新研读了《愚溪诗序》原文，发现蔡先生的观点亦有可商榷之处。
　　首先是关于“寂寥”两字的解释。蔡先生认为应该是“寂静空虚”，而不应该是教参中的“清净寂寞”。文章引经据典，言之凿凿，表现了一种严谨求实的治学作风。总体看，蔡先生认为“寂寥”是对宇宙大道的一种描述或实为“道”的一种表现形态．其含义大抵倾向于反映客观。而教参中解释为“清净寂寞”，则完全倾向于反映人的主观。一为客观，一为主观，大相径庭。
　　蔡先生证据比较充足，我有一部分是赞成的。比如“寥”字，到今天为止仍然有“空虚”“广大”的意思，也基本上还是对于客观事物形态的一种描述。但也有一点异议。比如“寂”字，汉许慎《说文》中说：“无人声也。”这看似描述客观。不过关于哲学意义上所谓“道体”(客观的自在之物)的意义要少些了，因为有了一些需要人的感知方能体会出“寂”来的迹象，不免带有较强的主观印记。《易·系辞》也说：“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更明白无误，这个“寂”是依赖人主观意识的反映方能描述出来的“道体”表现形态，而非一个绝对的客观的自在之物了。后来“寂寞”两字常常连用，其主要用意就是在描述主观上的“孤单清冷”。《汉书·扬雄传》中“唯寂寞自投阁”，唐代元稹《行宫》中“宫花寂寞红”，传达的主观感受更是纯粹了。因此，按我的理解，“寥”一般重在描述客观，“寂”则重在描述依赖主观感知而得的客观，“寞”是倾向于描述主观。“寂寥”两字，一半是“寂静虚空”之意，一半是“孤独寂寞”之意，也就是说柳宗元在“寂静虚空”中产生了“孤独寂寞”的主观情怀。这种解释应该更为完备。
　　蔡先生用大段文字去解释“寂寥”是“寂静虚空”的意思，目的无非是以此作为柳宗元悟出了形而上的“道”从而超脱世俗获得了“怡然与安乐”的根据。由此产生了我要与蔡老师商榷的第二个问题。蔡先生认为“因‘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的‘容颜憔悴’的柳宗元最终从老庄哲学中吸取了生存智慧：回归真朴，在与自然的冥合中抛却杂念，超脱世俗，求得生命的自由与欢悦”，从而认为柳宗元在文末所谓“莫我知也”，是在向读者暗示自己获得解脱之后的“怡然与安乐”。因此“莫我知也”就应该译成：“没有谁了解我的(怡然与安乐)。”这是对教参中“没有谁了解我的(愤懑、苦闷)”的解释的又一修正。
　　那么柳宗元最后到底传达的是“怡然与安乐”，还是“愤懑与苦闷”?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弄清楚被贬谪后的柳宗元有没有摆脱过现实是非曲直问题的纠缠，有没有通过纵情山水而真正忘怀世俗求得解脱。如果有，那么他内心就可能“怡然和安乐”，自然在文章中也就会传达出他的“怡然和安乐”来。但是仔细解读原文，我们发现，柳宗元显然始终也没有摆脱“永贞革新”带来的是非曲直问题的纠缠．不但没有借山水得以自解和超越，反而“无故将所居山水尽数拖入浑水中，一齐嘲杀”(清代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卷五)。没有解脱和超越，何来“怡然与安乐”?故清人何焯有言，该文“词气殊怨愤不逊，然不露一迹”(《义门读书记》评语)。这结论是很多评论家公认了的。准确地说，一篇《愚溪诗序》是以试图摆脱怨愤始，而反以加剧怨愤终。只是文章蕴藉含蓄，“不露一迹”，对柳宗元的一些“微言大义”，我们还不得不作一番细致推敲。
　　文章第一段写愚溪地形、方位及更名原因，其中关键一句“予以愚触罪，谪潇水上”，实是以愚自嘲。初贬永州，内心苦闷，柳宗元试图从山水中寻求一点慰藉，借自嘲之法来纾解苦闷，自然是在情理之中，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仕途失意时很常用的自我解脱方法。
　　但柳宗元果真能找到解脱之法吗?他试图做出努力，但是他不能够。
　　文章第二段实写愚溪八景，每个景都以“愚”命名，表面用意也正是以愚自嘲，而且一连八个“愚”字，有将自嘲进行到底的意味。但是对此我们要格外注意，这八景本可用一句话一笔带过，唯在此却是一一列举，抓住一个“愚”字不放，反复饶舌，不厌繁复琐碎，使得本来以纾解苦闷为目的的正常的“自嘲”好似变了味。这到底是否别有用意，让人颇生疑窦。
　　答案很快在下面就有揭示。第三段文字，有一个关键句。说愚溪之所以为愚，“我”之所以为愚，是因为“无以利世”。一个“利”字，把原本还未来得及融入山水的自己又重新拖回到现实的是是非非中来。自己是否“利世”，自己在“永贞革新”事件上到底有无错误，柳宗元心底最清楚。他是不会甘心承认自己有错的，他有一股怨气，他要正话反说，他要不断辩解。
　　果然这层意思在第四段中进一步明晰起来。第四段里拿宁武子、颜子两个人的行为和自己的作对比，说是“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表面上仍是自嘲，把自己写成天下第一等大傻瓜，自我嘲弄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在这自嘲底下，柳宗元设计了一个悖论：“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而我却是“违于理悖于事”。也就是说，颜子终日不提意见还算聪明人，被人认可，而我柳宗元只是对皇上提出了改革朝政的不同意见就是违背事理，而且遭了罪，成了天下最蠢的人，这难道是符合常道的吗?柳宗元所设计的悖论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咄咄逼人的质问，一种要把是非曲直辩解清楚的犟劲，一种在封建皇权压制下难以抒发而又不发不快的怨愤。只要是古代的读书人就会知道，柳宗元自己更是清楚，正常的君臣伦理关系本应是“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而柳宗元抗言直谏，锐意改革，正是“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之举，颜子之类“终日不违”，却是一种违背了封建纲常伦理的行为，两者自然高下有别，是非判然。至于拿自己同宁武子作对比，提到“邦无道”“邦有道”的问题，也同样可以让我们读懂他更深一层的意思：他在怪罪当今之世没有一个开明君主，没有一个宽容的政治环境。其怨愤之情，虽强作抑制，但因蓄之深、思之广，仍免不了时露峥嵘，甚至达到了力透纸背、惊心动魄的程度。
　　柳宗元所坚持的是“武死战，文死谏”的价值观，所崇尚的是刚直不阿舍生取义而不是苟合取容的作风，是非的界限是划得非常清楚的。文章的后一段即第五段，对此有了更明显的暗示，因为最后柳宗元不再沿用正话反说的手法，而是用正面的象征手法来表明自己的心志，可算是“图穷匕见”。柳宗元以溪喻己，说愚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所谓“善鉴万类”就是明察，也就是自己并不愚；所谓“清莹秀澈”就是屈原讲的“内美”，也就是自己品格高尚；所谓“锵鸣金 [##] 石”就是刚正不阿，也就是自己有着那种宁折不弯的精神。这不是明明在承接上文，与宁武子和颜子作是非界限上的区分，表明自己在真理受玷污的时候有着宁武子和颜子等人所不具备的高尚的人格特征吗?蔡先生把此处对愚溪的描写作为作者与大自然相融的根据，从而认为作者“在与自然的冥合中抛却杂念。超脱世俗”，其实是误读了柳宗元的本意。
　　柳宗元太执著于现实，太纠缠于是非，太富有原则，处处有我，像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忘我无我之境他是达不到的。虽然笃信佛教，眼前有这么一条“清莹秀澈”的愚溪，而且说“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但到底还是无法“与自然的冥合”，苦痛到底还是在溪水里“浓得化不开”。如果硬要说这条溪水“相融于余”(蔡先生语)，那么我说，这个“融”不应是“物我合一”，充其量只是有同一性而已，本质上两者还是各自独立的个体，是绝不可能融为一体的。清人林云铭所谓“以溪不失其为溪者代溪解嘲，又以己不失为己者自我解嘲”(《古文析义》)，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更明确说，柳宗元更愿意把溪水作为自己精神品格的外在投射物，更愿意把溪水作为自己的高尚品格的物化象征；或者也有可能，柳宗元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有感于自己的被排挤被遗弃被埋没，而把愚溪幻化成自己的亲切知己。(高文、屈光《柳宗元选集·序》中有此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因此所谓的“超鸿蒙，混希夷”，最多不过是为摆脱苦闷实现超脱所作的一种象征性努力而已。在这个广大的宇宙空间中，柳宗元透露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孤独寂寞，以及孤独寂寞背后隐藏的地火一般的愤懑不平。这种情绪他唯恐别人不知道，故在文末还不遗余力地强调“寂寥而莫我知(愤懑和苦闷)也”。
　　柳宗元文从先秦两汉，诗从陶渊明、谢灵运，造语清峻，意境幽眇，但“唯效陶诗，是其性所好，独不可及也”(何汶《竹庄诗话》)，性格气质也实在更接近整日“幽愁忧思”的屈原。柳宗元被贬永州，整日蓬头垢面，丧魂落魄，甚至神经过敏，担心蛇咬，害怕蜂蜇，还怀疑水里有一种虫子会含沙射向他的影子，使他生疮。(见《新唐书·柳宗元传》)这很难让我们对柳宗元产生那种潇洒从容超凡脱俗的世外高人的印象。宋人蔡启说得好：“子厚之贬，其忧愤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闵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愤死，亦未为达理也。”(《蔡宽夫诗话》)柳宗元更像一个身单力薄但倔强顽强的战斗者，一个在寂寞中挣扎的悲情英雄。他在《惩咎赋》中反复表示自己虽然政治上遭受失败，但志不可屈，时刻准备“蹈前烈而不颇”，认定屈原是他学习的榜样。宋人严羽认为“唐人唯柳子厚深得骚学”，清人刘熙载说：“宪章《骚》《雅》…… 有唐以来，子厚一人而已。”清人沈德潜说：“柳子厚哀怨有节，律中骚体。”(《说诗啐语》)清人施补华说：“柳子厚幽怨有得骚旨而不甚似陶公，盖怡旷气少，沉至语少也。”(《岘慵说诗》)凡此种种，皆可见柳宗元为人气质与为文风格。我们今天仍可从他自己的文集中找到大量典型的怨愤之作，如《牛赋》《赠王孙文》以及这篇《愚溪诗序》等。所以不管从文本本身还是从作者性格气质来论，我更相信柳宗元写到《愚溪诗序》的最后仍不免是愤懑不平的苦痛，而他最终试图极力向我们传达的也正是这种愤懑不平的苦痛。
　　
　　浙江全华一中 3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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