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者,是从历史的发展看问题;横者,是从不同试题的比较看问题。既纵且横,可探讨的问题真不少。我们仅说三个“点”——是考试之“点”,也是语文教学之“点”。
作文:现实与诗意
今年高考之后,由于读“细雨闲花”诗引发感想(北京)、《诗意地生活》(湖南)、《行走在消逝中》(浙江)、《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山东)、《怀想天空》(江苏)等作文题目的出现,引发了一点争论:有人批评说,这些题目没有切实引导考生关注最为现实的、切身的、真实的社会问题,而没有现实感就没有真问题。一个虚飘的题目,到底要考查学生的什么语言能力呢?是那种无关痛痒的写作呢,还是那种不知所云的套话?有人的意见正相反:高考作文题多点诗意又何妨?高考作文命题也只是一道考场命题罢了,何必让它承载沉重的现实意义和社会责任感?强加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的理想抱负,未必会在考场上收获到思想进步。诗意既不排斥真情实感,也不拒绝思辨灵魂,更不意味着内容上的“假大空”,哪里会因此失去语文作文的风度呢!况且,针对这些十七八岁涉世未深的青年,用诗歌的意蕴来打动和触发他们去思考,不也能体现作文命题的一点进步吗?作文题目诗意的一小步,考生作文灵动的一大步。我们不妨把持上述意见的人分别称作现实派和浪漫派。
两种意见,矛盾对立,很值得业内人士思考。
这关系到对中学作文教学性质和任务的认识。中学作文教学主要不是文章学领域的事,而是或主要是教育学领域的事。其主要价值在于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历史,关注大自然,表述社会,表述人生,表述历史,表述大自然,使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养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科学的价值观、世界观,养成健康的个性心理,学习辩证的方法,并形成表达的能力。这是促使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是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过程。
作文,对于中学生来讲有三重意义。首先是为了自己的精神生活(这一点有别于作家的创作),为了自己的精神健康,为了自己精神的成长。他们在作文中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创造并表述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他们也在作文中不断审视自己,校正自己精神的航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作文”是他们精神的园地,是他们人生的“史记”。还不仅此。他们要在作文中说真话,抒真情,讲真理,这也是学做人的一种历练。其次,也是为了自己的社会生活。练习作文,也就是练习交际,也就是学习与人沟通的本领。再次,是为了他人,为了他所生存的这个社会。作文,就是参与社会的改造,就是尽自己作为社会一员的责任。这样,学生通过作文而走向成熟,走向高尚。
一般论者以为中学作文教学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两个,即“写什么”和“怎么写”。我以为还应该加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写”,这个问题还应当放在第一位。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学生对作文就没有兴趣,他们就会把作文当做“额外”的负担。这个问题不解决,作文会走上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道路,会形成恶文风,会把学生引向唯心的方向。
即使是“怎么写”的问题,也不仅仅涉及技巧,它首先还要回到“为什么写”的问题上来,当然也与“写什么”有关。为了普及,就要通俗,就如白居易,就如托尔斯泰;为了把读者引向高雅,就不能“我是流氓,我怕谁”。作文,是发现美,是表现美,也是创造美。创造美的文字,也创造美的心灵。即使仅仅为了自己的精神生活,作文也要追求高雅。
如此说来,“追求诗意”与“关注现实”还有什么矛盾吗?套一句有点过时的话说,中学的作文教学应走一条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路。失去现实基础的“诗意”是无病呻吟,是没有阳光的苍白孱弱的花;失去诗意情怀的“现实”是繁重与浮躁,是杂草丛生野狐出没的荒场。
作文教学的性质、任务如此;从中学教学的角度看,高考作文无非是对中学作文教学的一次检验——尽管高考的目的是在“选拔”。检验什么?检验考生对现实的观照,检验他们的诗意情怀,检验他们表达这种观照与情怀的语言能力。
不要为作文题目的字面所迷惑。仅仅从题面上判断作文是否要有(或会有)“诗意”是靠不住的。字面带有“诗意”的,未必不是引导考生关注现实。我们不妨把看似“脱俗”的题目“还俗”:“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不能忘怀的一件事或一个人;“行走在消逝中”——为了前进,忘掉该忘却的吧;“诗意地生活”——追求精神生活的质量……虽不完全对等,但总是八九不离十。这样一看,每一个题目都是充满现实感的;而再富有“诗意”的题目,写的结果也未必有“诗意”,全看考生修养的功夫了。另一方面,看起来非常“现实”的题目,又未必不能写出诗意来,比如重庆的“酸甜苦辣话高考”,天津的《有句话常挂在嘴边》,辽宁的《我能》,湖北的“学习母语,运用母语”,等等。
除了“现实性”与“诗意”的问题之外,综观全国18个作文题,最突出的印象是“多样性”:有纯命题作文,有解题式命题作文,有给材料作文,有所谓话题作文。就题目的基本样式说,这种多样性并非当下“创新”所致,而是“天道轮回”的结果。四种模式都是历史的创造,去年你用这一种,他用那一种,今年他用这一种,你用那一种,于是就呈现出多样性。第二个印象是文体的“开放性”。全国各家都主张“文题自选”,其中有半数坚持“诗歌除外”。有人为“诗歌除外”愤愤不平。高考作文都有“不少于800字”的要求,如果允许写诗,达不到800字怎么办?况且,文字水平高的人,即使不发诗兴,也能尽展才华,在考场上暂不让写诗,未必就屈了谁的“才”;而如果有人在试卷上诌几句朦胧诗,还真不好评价——也是“诗无达诂”啊。
结论:不要跟着命题形式走,更不要去猜命题的内容和形式,要学学解牛的庖丁: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作文正道:厚积才能薄发,有情才能有文,会想才能会写,识体才能得体,有法才能变通。
阅读:三种文本与三个层次
研究阅读,就不能不研究文本。对于文本有二分法,即分为文学类文本与非文学类文本;有三分法,即分为文学类文本、论说类文本、实用类文本。
阅读,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有共性,有一般性规律。但文本不同,具体的阅读策略也有不同。最重要的是区分论说类(特别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本和文学类文本。虽然二者有交叉,但区别是明显而重要的。
一张好的试卷,要全面考查考生的阅读水平,选材必然要兼顾多种文本,而且要选择典型的文本。过去的教训是,所选的文学类文本缺乏文学特色(像《普希金之家》《话说知音》《快乐的死亡》等)。
今年在文本选择上态度最自觉而鲜明的是广东卷和宁夏海南卷。广东卷除古诗外,文言文选的是《聊斋志异·郭生》,属于文学类;现代文选一篇《创新与想象》,属于论说类,必做;再选一篇散文《泥泞》和一篇《访问钢琴演奏家傅聪》(实用类),让考生任选一篇。宁夏海南卷,一篇论说类,必做;文言文选传记(实用类),必做;选做题分别选了《水浒传》的一段(文学类)和《叶圣陶和他的世界》的一段(实用类)。这样的选材,是相当合理、相当有眼光的。
文本选好之后,就要研究出什么题。因文设题,这是谁也躲不过的原则。而综合地看,阅读题可有三个层次。一是文章所写的内容,或者说写的“是什么”,这属于第一层次;文章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或者说“为什么写”,是第二层次;艺术水平(语言艺术、文学技法等),或者说“怎么写”,是第三层次。三个层次题目的比重常常决定着试卷的难度。我们不妨选两份试题比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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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卷选散文《湿湿的想念》,共拟4题:1.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两项是(选择题)。2.文章第一段指出“这些文字与画托举的永远是一个沅水边形成的理想”,说说这“理想”是什么?3.结合“湿”字在文章中的特定含义说说为什么沈从文认为“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4.沈从文从二十岁起就离开了家乡,有位评论家却说“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结合本文,谈谈你对这种说法的理解。很清楚,4个题目都属于第一第二层次,第三层次的题一个没有。这当然不是有意回避,而是缺乏命题的自觉。
再看全国Ⅰ卷。它选散文《总想为你唱支歌》,也是4个题:1.文中刻画的“左公柳”和“民勤人”两个形象具有哪些相似的特点?(属第一层次)作者描写这两个形象的用意是什么?(属第二层次)2.解释下列两句话在文中的含义。(属第一层次)3.文章第5段运用了哪些表现手法来描写枯死的胡杨林?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属第三层次)4.文章后一部分写到了“戈壁石”,这对表现文章的主旨有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属第三层次)一、二层次的题占10分,第三层次的题占12分。试想一下,假如考生同样得到15分,从北京卷得到的与从全国卷得到的,其“含金量”有可比性吗?
文言文阅读。其发展的方向是什么?除了选材的多样性(经史子集无所不可)之外,应该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单项试题的减少与综合试题的增加,一是选择题型的减少与简答题型的增加。全国卷文言文的选择题从2005年起减为3个题,一个单项(词语解释)两个综合,2006年更舍虚词而考实词,今年沿袭去年的思路。不考虚词,恐怕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过去考虚词的传统题——“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组是”——是最让人头痛的题目。
考查文言文阅读水平最好的办法是断句和翻译。上世纪60年代,有时高考文言文就是一段文字的翻译,效果并不差。“文革”后恢复高考,最初也有翻译题,后来选择题一统天下。2002年全国卷恢复译句的题目,沿袭至今。但两句翻译赋予10分,权重未免失衡。今年湖北、湖南、山东、江西、江苏等省试题都增加到3句。北京卷一直用断句题。广东、辽宁、浙江三省试卷则兼用翻译和断句。上海、福建更是采用简答题。看来,断句,翻译,以至简答,是文言阅读考试的必由之路。
古诗词阅读题,也呈现取材广泛的特点,上至《诗经》,下到明清,都有所取用。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是选什么,怎样拟题。和现代文阅读一样,古诗词阅读题也应顾及三个层次:先看看字面意思(说的是什么)懂了没有,再看看是否把握了作品的思想情感(为什么说),第三再看对作品的表达技巧、语言特点理解到怎样的程度(是怎样说的)。与读现代文不同的是,读古诗词常常需要一定的背景知识。命题者必须清醒,你是作有背景阅读的考查,还是作无背景阅读的考查。如果是前者,就得考虑考生是否具有了相关的背景知识。如果没有,就需“给出”。多数试题直奔第二第三层次,因为如果第一层次不过关,后两个层次的题目就不易答好。这种想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翻翻各种各样的诗词“鉴赏辞典”,有时会发现撰稿者连诗词的字面都没弄明白,照样写出一大篇“鉴赏”的文字来。高考也一样:他根本没弄明白字面在说什么,连蒙带唬也能得分。至于“背景”问题,命题者更是常常失去分寸。
今年江西卷的诗词题就不太理想。它选晚唐诗二首作比较阅读,一首高蟾的《金陵晚望》,一首韦庄的《金陵图》,题下注明两位作者都是“晚唐诗人”。有两道试题:1.这两首诗都写到了“伤心”,诗人为什么伤心?2.两位诗人一位说“一片伤心画不成”,一位说“谁谓伤心画不成”。请结合诗歌对此作简要分析。要回答第一题,就离不开时代背景的知识,而命题者悄悄给出的“晚唐”二字是否足够?要回答第二题,题干就有点含糊。“对此作简要分析”,是“分析”两种说法各自的因由,还是“分析”两种说法的优劣、正误?或者是要求分析说法不同其情一也?也许是要求考生作全面“分析”。两道题,没有涉及第三层面的问题。
相对而言,全国Ⅰ卷的题就比较合理。它选了苏轼的《望江南·超然台作》,给出了两个注解。也是两个题:1.从词中的“咨嗟”“休对”“且将”这些词语看,你认为作者在词中要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请简要分析。2.请从“情”和“景”的角度对这首词作一赏析。第1题涵盖了第一第二两个层次的考查,基于对苏轼熟悉的程度,再加上注解的提示,考生回答起来会心中有数。第2题从第三层次入手,设问角度明确,考生也不会因猜不透命题者意图而煞费苦心。
语文知识及运用:实用性与生活
不说“语言知识”而说“语文知识”,不是笔误,而是“故意”。因为学生学的、高考考的都不限于“语言知识”,而是涉及到广泛的“语文知识”。语文知识包括语言知识、文学知识、泛文化知识。
从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整体结构看,今年的18套试卷和去年一样,可分成两类:上海、福建为一类,不单独设题考查字、词、句;其他16套为一类,坚持单考字、词、句。
有人认为,识字写字,用词造句,不过小儿科,不值得高考去管;又有人认为,考了也没用,他错字照写,别字照读,病句照造。笔者以为不然。读读我们的报章杂志,听听我们著名人士的高谈阔论,或者到大街小巷去看看各种招牌广告,你就会感到,语言文字的规范在受着多么强烈的侵蚀和挑战,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是多么可笑。而追寻根源,则与学校教学有关。现在多数大学生根本不上中文课和历史课;为了应付高考,多数中学从高二就分文、理科。即使是中文系毕业生,在这样的群体中,其语文水平也受到很大限制。
高考的影响力之大,众所周知。试卷中专考字的读音、字的写法、词的用法、句子的造法,以至段落的结构法,不仅促使中学语文教学在这些方面不敢怠慢,对社会也是发出一种强烈的信号,提醒每一位公民,特别是那些耍笔杆子的人,万万不可忽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全国卷与大多数省市的试卷坚持字、词、句的考查,有很强的“实用性”,是功德无量的事。其实,就是上海卷、福建卷也有相当数量的“知识”题。比如,也考文言的实词、虚词,也考默写,也考作家作品的常识,等等。而片面强调“能力”的说法很可能产生错误的导向,从而忽视“知识”的学习和积累,造成学生终生不愈的知识残疾。
但是考“知识”又必须有一个范围,有一个“度”。比如汉字音、形的考查,要不要有一个“量”的规定?哪些字是高中毕业生必须掌握的?应该给出一个字表,而不能随心所欲,随机采用。再比如成语的考查,一部《汉语成语大辞典》就收录成语2.5万条;现在高考又扩展到“熟语”,更难以数计,也应该给出一个常用成语、熟语表。给出字表、词表,看似缩小了知识面,其实更有利于落实。漫无边界,老虎吃天,勤奋者苦不堪言,怠惰者干脆放弃,得益者唯有命题人——他们有了随心所欲的自由。这既不公平,也不人道。
对于文学常识的考查,也有一个“度”的问题。一般试卷限于作者名姓、国别、作品名称以及典型形象,今年福建卷心裁别出,要求考生简述名著“情节”,这很值得注意。
再说“语用题”。为什么在作文之外还要考“语用”?如果这只是“另一篇作文”,那就没有多大意义。如果这只是为修辞而修辞的文字游戏(像“仿写”之类),那就更没有意义。愚以为,语用题必须具有“生活实用”的品格,这才是它区别于“作文”的地方。从当初的“以‘歌声’为重点扩写”为一段话之类到改写公园、阅览室“提示语”、写对联等,是一步步走向“生活化”的过程,是不断进步的过程。但是,没有多大实用价值的题目每年都有,这也许是出于对考纲的遵循,也许是未能从生活中找到恰当的话题。其实,“生活”的话题是取之不尽的,比如介绍、证明、请托、拒绝、批评、表彰、劝阻、鼓励、赞许、反驳、祝贺、安慰,等等等等。就说对联,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又非常实用,南怀瑾先生甚至把它和唐诗宋词明代小说相提并论(见南怀瑾《论语别裁》上册第56页)。这样的东西即使年年考,也没什么不可以——假如明示对联是必考项目,促使每一位高中毕业生都能根据特定要求写出一副大体合格的对联,大概全国人民都会高兴。
有意思的是,今年有6个省市都采用了“图(表)文转换”题型,以致有人戏称进入了“读图时代”。“图文转换”也是一种语用能力,但如此“扎堆”拥挤,恐怕不仅仅是巧合,而是有命题者思路闭塞的因素。如果着眼于生活实际的需要,“语用题”的道路宽广得很。命题者不必在此逗留,应考者更无需望尘而趋。
北京第十二中学高中部 1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