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的《〈名人传〉序》到底表达了怎样的人文内涵，如何看待被作者誉为“英雄”的贝多芬等等，在我看来，这涉及到语文教学能否真正开展阅读对话的问题，更关系到如何切实地进行人文教育，怎样给学生以水乳交融的精神哺育的问题。
　　语文新课程标准的所倡导的理念中，重视语文教学的人文内涵，开展有效的阅读对话，无疑是我们语文新课改应该特别关注、格外用力的焦点和支点。但是，就新课改推进的实际情况来看，这又往往成为我们思想认识和教学实践的盲点。
　　显然，人文教育的中心任务，是使学生获得较为完善的理性、健康的情感和丰富的想像力，开发主体自我实现的潜在可能，成为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人。就语文教学而言，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该而且必须经由对文本的解读，来培养理解力和判断力，用杨贤江的话来说，就是“即须养成学生有审慎批评的技巧，有抉发隐在事象背后的真相的能力，有作成最合理的判断的决志”。^①不应从观念层面出发去套某一具体的文本，甚或曲解文本本身的规定性，或仅借文本之事由无限阐释、任意升华。否则，人文教育的指向不是让学生理解人的情感的丰富性，人文现象的复杂性，而是有意无意地使学生的头脑简单化、幼稚化。
　　下面我结合《〈名人传〉序》的教学，就此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
　　
　　《名人传》是罗曼·罗兰在英雄主义激情的激励下写作的经典。它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坐标，一种高度，一份财富。《〈名人传〉序》当然集中体现着这种思想，它明白地表示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它用“英雄”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旗帜，旨在唤醒人们回忆高尚的情操，超越平庸和狭隘，增加忍受痛苦的力量。
　　像教学《〈名人传〉序》这样的文章，最容易产生的现象是泛道德化。罗曼·罗兰在《〈名人传〉序》的题记中说“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又在文中强调“我把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于是，人们很容易孤立地理解“善良”与“纯洁”等词语，脱离了具体文本所指，抽象地理解和解释文中所说的“英雄”概念，将贝多芬等名人美化甚至神化，使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教育实际上由“人学”嬗变为“神学”。其结果是，在教学中虚拟了一个非人性的世界以烘托“崇高道德”，而忽视了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作为“人”的一面，不是从“人”的角度去思考英雄的生命意义。这只会使学生的思维方式变得狭隘，长此以往，学生就会沉浸在狂热的道德激情中，而失却审慎理性地思考问题的头脑。
　　
　　二
　　
　　《<名人传>序》的末两段里，作者正面提到：“在此英勇的队伍内，我把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为什么要将贝多芬置于如此崇高的地位?作者从贝多芬的自助——以超人的努力克服困难完成大业和助人——以榜样的力量支持不幸的人们这两个方面来具体展开，这也正是作者所认为的贝多芬“坚强与纯洁”的根本原因。
　　正如施莱尔马赫在《阐释学箴言》中所说的那样：“对单一段落的任何理解都受对整体的理解所制约。”^②因此我们有必要再联系文本的整体思路来看。
　　全文的一、二两段，作者先从生存环境的恶浊沉闷起笔，指出人们精神生活的平庸凡俗，他们的生活是一场无日无之的斗争：斗争的对象是无形的，斗争的结果让人绝望。更可悲的是，孤独的他们还彼此隔离着。这是为呼唤英雄蓄势、铺垫。接着在第三段想到召集“一般英雄”进行精神的援助——即便黑暗笼罩，也有着“正义与自由”的“神光烛照”；即使平庸的时代，也有横空而出的英雄——这是平庸所毁灭不了的。在四、五两段，便把他心目中的英雄定义为“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和受尽磨难而百炼成钢的人。这些“英雄”，不是智慧绝伦的思想圣哲，不是开拓疆土的枭雄霸主，既非权势的标志，更非金钱的象征，他们只是承当苦难的代名词。在最后一段“把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将他比作普罗米修斯。这当然基于作者对时代的深刻批判和对英雄独特的见解，想展示的是贝多芬身上所集中体现的饱经磨难、战胜厄运的英雄精神。
　　殷海光先生说：“人所注意的问题，所思想的内容，所研究的题材，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以内，常常受到他所在的时代和环境的影响。”^③我们如果联系文章所提供的相关的写作背景，就会对此有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如前所述，罗曼．罗兰是有感于世风日趋颓靡，把变革现实的希望寄托于“英雄人物”的力量，才先后写了《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等名人传记。想通过赞美那些为坚持真理和信仰，而受苦受难的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们来告诉人们：悲惨命运不只降临于普通人，它同样也降临在伟人身上，享有盛名并不能使他们免除痛苦的考验。通过跟随那些忍受痛苦、超越苦难的杰出榜样，感念到杰出的灵魂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分担同样的苦难，并由此自觉地承担命运的重负。也正因为如此，在《贝多芬传》结尾，作者深情地写道：“对于一般受苦而奋斗的人，他是最大而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对着世界的劫难感到忧伤时，他会到我们身旁来，好似坐在一个穿着丧服的母亲旁边，一言不发，在琴上唱着他隐忍的悲歌，安慰那哭泣的人”，“什么胜利能与这胜利相比?波拿巴的哪次战斗，奥斯特里茨哪一天的阳光曾经达’到这种超人努力的荣光?曾经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凯旋?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就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铸成欢乐……”说得够明白了，通过贝多芬昭示于人的，不是或主要不在于才华，而在于患难，以及他患难的榜样给不幸者的精神鼓励，就在于战胜痛苦的荣光。可以这样说，磨难使英雄的品格更高尚，使他们的精神更高贵，使他们的使命更崇高，因而也更能影响大众，给大众带来精神上的鼓舞，因此磨难使他们成为伟大。
　　
　　三
　　
　　仅就《<名人传>序》文本本身来看，作者虽然并没有把这些巨人看做是完美的化身——作者的本意是，让每一个伟大人物的肖像能以其独具个性的真实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不过一定程度上，他确实夸大了个性的力量。
　　其实，罗曼·罗兰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随着收集的材料日益增多，对贝多芬的研究日益深入，罗曼·罗兰越来越清醒地感到作为英雄的贝多芬极其复杂的内心世界。他曾不止一次说过，写那部书时自己还太年轻，以至于一味膜拜这个“时代的精灵”。随着作者思想的日渐成熟，他有更为充裕的条件从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更加客观、真实、深刻地对这个“时代精灵”进行剖析。
　　1936年，在致美国文艺理论家罗·威尔逊的信中，罗曼·罗兰说，在研究伟人生活的时候，他逐渐证实了，他们并不总见得在一切方面都是值得仿效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错误和弱点。同年，即在发表《名人传》三十三年后，罗曼·罗兰在创作《复活 [##] 之歌》的时候写道：“我们研究贝多芬三十年了，在这期间，我们不仅更清楚地了解了贝多芬的生平，而且了解了一个人……现在，为了一块面包，我们已经不能把贝多芬这一个人看成是想像中的英雄，看成是由不锈钢铸成的具有倔强性格的英雄。”^④他对贝多芬的这种新认识，不是对他自己在《名人传》中所持观点的否定，而是对原有思想的继续开掘和不断深化，使人看到了贝多芬作为伟大的艺术家的痛苦的深度。
　　罗曼·罗兰的这种认识的深化，其实也启示我们：消除对经典的“仰视心态”，破除对文本的盲目崇拜，否则就很难与文本产生真正有效的对话。我们既要立足于文本思考，又要跳出文本观照。杨贤江说：“教科书常被认为是最后真理……承认教科书上的话都是对的，都是好的，毋庸怀疑的，差不多崇拜教科书为‘天经地义’；其结果养成了只会盲从而无独立思想的恶习”，^⑤因为我们开展阅读对话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养成虚心的不武断的精神，也就是尊视独立思考而不盲从权威、传说及他人意见的初步。”^⑥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有太多不容置疑的权威和预先设定且不容争议的结论，所以，抉发隐在事象背后的真相，与文本进行深度对话就变得尤为必要。
　　
　　四
　　
　　那么，历史上的贝多芬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无可置疑的是，他是被全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音乐家，一个敢于扼住命运咽喉的强者。在贝多芬的生命历程中，战胜恶劣的命运，战胜人类的平庸始终是激越的主旋律。他自幼不幸——母亲的早逝，父亲的冷酷，接二连三的大病，直到后来耳朵失聪，再加上经济的窘迫、爱情的失落……简直可以这样说，他的人生始终就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但面对贫穷、孤寂、残疾，他把悲观深藏在心底，“由痛苦换来欢乐。”——生活并没有给予他欢乐，他却将所创造的欢乐赐予了这世界。正是依靠着这些超凡的精神力量，贝多芬闯过了人生的无数个痛苦的关隘，达到了对人生的最清醒的领悟。
　　但从我们可以接触到的传记作品来看，就贝多芬的真实的思想和生活面貌而论，他不可能是完人，更不是什么道德的高标。日常生活中的贝多芬有时甚至是一个庸人，至少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那么宽容和仁慈，尤其是当耳疾发生后，专横、暴躁、多疑差不多伴随了他的后半生。
　　比如贝多芬对女佣粗暴和横蛮的态度：“贝多芬通常要亲自一一检查放在盘子里的生蛋。他把蛋一个个拿到窗边透视，一个个嗅一嗅，如果一闻到味道，就麻烦了，立刻把女佣召来臭骂一顿。据说：如果那位可怜的老妇人行动不够灵敏、躲得不够快的话，她的背上可能挂满流着一股火山熔岩似的臭黄色的蛋汁。”“根据1819-1820年间贝多芬的日记显示，管家、厨房以及室内仆役们，无不兴冲冲地来，气冲冲地离开，都待不了多久。”“他常让人觉得他是一个肆无忌惮、不可靠的商人，他狡猾地把早期作品当成新作品提供给出版商，设法以微不足道的作品换取大笔金钱……贝多芬毫不考虑道德问题，把同一件作品同时提供给好几位出版商。”^⑦
　　“除了和朋友在一起时，仁慈和蔼都跟他沾不上边。”“他充满了鄙视，不仅鄙视弱者、愚昧者、普通人，同样藐视贵族甚至那些热爱和崇拜他的好心人。这是种可怕的对全人类的鄙视，对此他从来没有成功地完全克服过。”^⑧
　　这是作为英雄的贝多芬的另一面，也是罗曼·罗兰在《<名人传>序》及《名人传》里所没有涉及的一些背景材料。综合起来，我们眼前的贝多芬似乎被卸去了令人炫目的光环，但这倒是更接近于原型。这并不会让贝多芬因此而黯然失色，恰恰相反，使我们觉得贝多芬就是与我们一起生活的、可以理解可以亲近的人。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有着作为血肉之躯的人所可能存在的各种缺点，这是人的缺陷。也只有这样冷静地面对人生，客观地观照人性，才会对人性的弱点持理解和宽容态度。如果我们把人性神圣化，甚至迷恋于道德的想像或热衷于道德的叫嚣，那么去做一个好人都将是困难的，更不必说去做一个英雄了；如果这样的教育配叫做人文教育，那么，或许只能产生违反常情、逆背常理的矫情的伪道德。因为在我看来，沉溺于自己幻境中的完美执著，将人神化，跟把人妖魔化一样，都与真正的人文教育南辕北辙。
　　①⑤⑥《杨贤江文集》(第二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第682、673、683页。
　　②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阐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第41页。
　　③《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1页。
　　④http：／／www．ywzk．com／readarticle／htm／29／2004__10_28_978．html
　　⑦⑧转引自《音乐不承担道德担保于对音乐本质的思考》，邓双林作《中国音乐》，2001．1
　　浙江慈溪中学 315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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