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精心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随后又复攻淞沪，更大调其贼军屡肆骚扰，在天津演习巷战，在汉口增加驻军，在苏杭用飞机抛炸弹，并有扰我长江沿岸及破坏我全国要埠之言。面对“弹丸小国”日本的入侵，国人逐渐意识到：一个独立自存的国家并不是专靠土地辽阔、人民众多、物产丰富，而新兴的民气、独立自主的明确意识才是得以生存在世界的重要因素；面对拥有精利武器、奉行军国主义政策的日本侵略者，中国人要本着创造文化、抵御外患的精神，从禽兽啮人、毒草蔓延的荒凉世界之中，拿出刚毅勇敢的力量、不屈不挠的志气；要恢复民族的精神，摧毁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钢壁铁垒，保障民族的生存，只要我们的精神不死，国势总有复兴之一日。因此，“要排除国难，要挽救中国，须先从恢复民族精神做起”。“民族精神”不是单靠一时冲动，不是单靠一时热烈的情感，尤不是开会游行、贴标语、喊口号所能了事，它要具有以下特质：要有克服私欲，抑制小我的伟大精神；要有牺牲个人，奉仕祖国的高尚爱国心；要能杀身成仁，舍弃个人生命，为确保大生命的永远的灵魂。而恢复民族精神，根本要从人格教育做起。“发扬民族精神是目下救国唯一的方法”，成为当时教育界的共识，并力求通过学校课程中的各个科目对青少年进行培育民族精神的教育实践。
　　一、培养民族精神，了解固有文化：国文教科书选入大量爱国主义作品
　　国文学科与培养民族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宗白华以唐代诗歌与唐代社会的关系为例，指出民族自信力——民族精神的发扬，却端赖于文学的熏陶，因为文学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李絮非引用海尔伯特的观点，“文学的传统是保存国民的传统之各种努力中最有力量的，文学的复活常为国民性更生的标识”，他还建议文学家与历史家打成一片，文学要有历史的依据（有真和善的存在），历史要有文学的表现（有美的存在），自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来，“这也便是我们尽我们对于今日国家民族最大的责任了”。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2年颁布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中增加了“了解固有的文化，以培养其民族精神”，并把该条列为第一条；在对选用精读教材之标准中增加了“含有振起民族精神者”的规定。在1936年，教育部又修正颁行了课程标准，更是明确规定初中国文课程要“使学生从代表民族人物之传记及其作品中，唤起民族意识并发扬民族精神”。
　　1932年以后编辑出版的初中国文教科书，均在其《编辑说明》中明确表示编排选文时格外注重培养民族精神。如中华书局版《初中国文读本》：“一方面顾到文学本身，一方面更注重民族精神之陶冶、现代文化之理解。多采积极发扬的作品，感情沉郁足以沮丧青年精神者不用。”正中书局版《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选材，其内容合于唤起民族意识，陶冶学生情意者。”大华书局版《实验初中国文读本》：“选材更注意于民族复兴之训练，以完成国文教学之新使命。”世界书局版《朱氏初中国文》：“各册中，均选列发扬民族精神的文字三、数篇，以期青年学子在此国难期间有所警惕，对于振兴民族常抱有积极的思想。”
　　本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选人的能够发扬民族精神的选文，既有描写古代爱国人物的作品，如《苏武传》《烛之武退秦师》；也有记叙当前抗战英雄的作品，如《沪战之夜》《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还有介绍外国抗敌英雄的作品，如《少年爱国者》《亚美利加之幼童》等。有些教科书还把同类选文组成一个专门的单元，既方便师生教学，又能达到较好的教育效果。如中华书局版《初中国文读本》，第二册第五组、第三册第八组的组名为“民族精神的发挥”，该书中的教学内容提示还分别对其中的选文做了简要的说明：《马援传》《左忠毅公轶事》《文天祥》《桂公塘》《任公画像赞并序》叙述先民勇武强毅的事迹，《最后一课》暗示语言文字为民族精神所寄托，《长城外》写塞外民众同仇敌忾的行动，《自卫的战争》论现阶段的中国民族不能不以战争为自卫的手段，《出塞二首》表示我民族一方酷爱和平、一方不弃武事的精神，《从军》写现代青年同仇敌忾的行动，《赴敌》《词三首（诉衷情、沁园春、满江红）》为述怀及咏史之壮烈诗词——皆以唤起民族精神为中心。再如正中书局版《初中国文》，第二册设有“民族意识”单元，选人的都是“关于卫国御辱及发扬民族精神之文”，包括《国旗》《少年侦探》《黄花岗烈士事略序》《雪耻与御侮》《岳飞之少年时代》《林尹民传》《孟子对滕文公问》7篇选文；第四册设有“民族德性”单元，包括《皆有不忍人之心章》《自燕京寄弟书》《龙潭之役》《淞沪战役之意义》《祭孙中山先生文》《玉门出塞歌》《哑孝子传》《祭妹文》《木兰辞》《祭田横墓文》《伯夷颂》《止水的下层》12篇选文。
　　二、激发昂扬斗志，复兴固有美德：国文特种（补充）读本的编辑出版
　　在与学制配套的教科书增加爱国题材选文的同时，国民政府国立编译馆还组织编纂了“以唤醒我国固有民族精神为主旨”的《中学国文特种读本》。该读本由国立编译馆专任编译孙俍工编选，于193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其选材标准为：“对于我民族发展上有关系的先民著述及传记；含有抵抗外侮、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论著及抒情文；当代革命先辈之论著及诗歌；国外富于爱国思想之文艺作品。”“暂选上下两册，上册供初级中学之用，下册供高级中学之用，得与正式课本参差教学”，上册选文包括《林觉民传》《中华民族自救之道》《耻辱之夜》《复仇》《沪战与科学》等，下册选文包括《苏武传》《文天祥传》《十九路军第五军二月一日通电》《确立自信心以拯救中国》等。
　　1935年6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由郑业建编纂、孙俍工校订的《高中国文补充读本》。该书“以复兴我国固有美德、并唤起读者对于固有文学之兴趣为主旨”，选文标准为：“历史中之故实，足资青年范式者；先哲之嘉言懿行，有益青年修养者；慷慨激昂富于情感之诗词，堪资青年玩味者。”。该读本全部由中国古代作品选文组成，并依内容分为明耻、公忠、义勇、节操、俭约五目：“明耻”目选入了《勾践复国仇》等4篇，“公忠”目选人了《蔺相如先国难后私仇》等17篇，“义勇”目选入了《秦士录》《木兰辞》等26篇，“节操”目选人了《张中丞传后序》等3篇，“俭约”目选人了《禁浮华诏》等3篇。 　　1934年，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会在宁波举行第二届年会，与会代表对于国文教材与发扬民族之精神之联系甚为重视，“按目下中等文选中，固不乏能发扬民族精神之教材，但非复集中纂编，故多散漫而无纪”，于是议决编订民族文教材，“选定能发扬民族精神选文若干篇，则学生以必须精读”，并拟于暑期内编订完竣。民智书局也出版了江苏省立镇江中学国文学科编写的《民族文选》，其中包括散文如《左宝贵死难记》，诗歌如《木兰辞》《从军行》，戏剧如《一致》（独幕剧），小说如《柏林之围》《济南城上》，等等。
　　三、争取民族生存，坚定胜利信心：战时（抗战）国文读本的编纂与发行
　　193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修正中学课程标准，对公民、国文、史地等科特增关于民族精神之教材，而定之为标准，“岂特适应环境之需要，抑且为民族存亡之关键也”。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为唤醒我国固有的民族精神，强化青少年学生不屈不挠抵抗外侮的抗战意识，爱国的教育家、出版家陆续编辑出版了一系列的抗战特种读本，选入的都是富有抗敌情绪、易使读者感动兴奋的作品。尤其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让学生在战火纷飞的动荡环境中继续读书识字，同时增强争取民族生存、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更多的“战时读本”“抗战读本”应运而生（详见下表）。
　　《战时国语读本》，专供初级中学及高级小学在抗战时期补充国语之用，全书有28篇课文，分为五大单元：关于敌人疯狂的侵略行为、残暴的野蛮行动、我们英勇的抗战精神、我们当前的外交方针、我们民族的后方工作。选文包括议论文（如《“泥足”是终究站不住的》）、记叙文（如《救护伤兵们》）、说明文（如《倭寇侵略中国的鸟瞰》）、书信（如《致前方战士书》）、诗歌（如《对日经济绝交歌》）、小说（如《虹口在火烧》）、剧本（如《最后的一课》）等多种文体。为了增加读者兴趣，还插入了抗战名画五幅。该书1937年11月发行，到1938年5月已经三版，可见其发行销售之顺畅。
　　《战时初中国文》全书41课，共选48篇诗文，包括了当时政界、军界、文艺界著名人士的作品，如毛泽东《长征》、林彪《平型关战斗的经验》、宋庆龄《向光荣的将来前进》、冯玉祥《阎烈士》、茅盾《孤岛见闻》、李初梨《初入延安的印象》、田汉《坚持抗战与积极办法》、王统照《伙伴你该闻到这一阵腥风》等。
　　《抗战时期中学国文选》主要由时文组成，并按照文体进行单元分类，如记叙文《月夜访大场战线记》《平型关之血战》《二十九军的两个抗敌英雄》，小说（附小品文）《我有右胳膊就行》《伟大的抗战》《东北——我的母亲》，戏剧《卢沟晓月》等。
　　《战时初中文选》也是全由慷慨爱国之作组成，如《毅力》《少年爱国者》《寄东北同胞》《空军的第一战》《胜利的曙光》等。
　　《抗战读本》共十单元92课，内容分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历史等，采混合编排法。十个单元的名称分别为敌人的侵略、疯狂的野歌、认识敌情、全面抗战、游击队与发动民众、后方工作、寻找战友、残酷的战争、敌我的再认识、最后胜利。该书的编排非常系统，如第一单元“敌人的侵略”，就包括《甲午之战》《九一八》《一二八》《塘沽协定》《日本企图分割华北》《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按照时间顺序详细介绍了晚清以来日本对中国发起的历次侵略；第三单元“认识敌情”，包括《日本人》《日本军人与内阁》《日本的军事工业》《日本的经济》《敌国现势》《敌国弱点》等，系统地介绍了日本当时的国情国况，力求让读者“知己知彼”，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教科书更像是一个社会的理想寄托，不论是国家权力机构还是精英知识阶层，都力图通过这种形式塑造理想的未来民众。抗战时期，在国家危难之时，民族存亡之际，为了避免养成“唾面自干”“逆来顺受”的不抵抗主义陋习，有志之士纷纷主张把国文教科书中不合时代思潮的题材一概删去，并补充富于抗战情绪（如《沈云英传》）、富于忠贞之气（如《正气歌》）、富于果敢之气（如《项羽破釜》）的作品，从而建设新的、勇于抗战的国民心理，以挽救国运的危殆。此时，不乏正直的教育工作者、编辑出版者，他们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的时刻，高举反抗侵略、抵御外辱的大旗，自编战时国语读本，利用对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与传播，激发青年学子的爱国之情，在他们心中播下了民族振兴的种子。
　　参考文献
　　[1]子亭.社论：民族精神[N].河南教育日报，1932—2—28.
　　[2]卢建人.以民族精神摧毁日帝国主义者的壁垒[J].奋斗，1931（12）.
　　[3]雷震.救国应先恢复民族精神[J].时代公论，1932（29）.
　　[4]发扬民族精神为救国唯一方法：郑厅长在福建学院校庆纪念会演讲辞[J].福建教育周刊，1933（151）.
　　[5]宗白华.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J].建国月刊，1935（6）.
　　[6]李絮非.历史小说与民族精神[J].图书展望，1936（4）.
　　[7]国民政府教育部.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S].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3.
　　[8]国民政府教育部.初、高级中学课程标准[S].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23.
　　[9]孙俍工.中学国文特种读本：编辑例言[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
　　[10]郑业建.高中国文补充读本：凡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
　　[11]教育消息：中教研究会编订发扬民族精神之国文教材[J].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4（37）.
　　[12]力行.添增民族精神教材[J].民间旬报，1936（14）.
　　[13]毕苑.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1.
　　[14]戚维翰.战时中学国文补充教材[J].青年月刊，1938（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意义研究”（项目编号11AZD067）阶段性成果。】

• 赵新华 贺朝霞： 抗战特种国文读本述略　/　语文建设 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