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君(1917～2006)，台湾女作家。原名潘希真。浙江永嘉人。位于瞿溪的琦君故居，现辟为，“琦君文学馆”。14岁就读于教会中学，后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后改名杭州大学)中文系，师从词学家夏承焘。1949年赴台湾，在司法部门工作了26年，并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定居美国。琦君在小说：散文。诗词方面均有很高的艺术成就，首篇散文《金盒子》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副刊上，之后她一直笔耕不辍。根据她的同名作品改编的电视剧《橘子红了》更是风靡海峡两岸。部分散文《泪珠与珍珠》《春酒》《桂花雨》还被选入中小学课本，作品被译为英、日、朝鲜文。琦君深受海内’外读者的喜爱，被誉为“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代表作品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30余种，包括《琴心》《烟愁》《红纱灯》《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千里怀人月在峰》《与我同车》《留予他年说梦痕》《灯景旧情怀》《青灯有味似儿时》《母心·佛心》《菁姐》《七月的哀伤》《琦君寄小读者》以及《琦君自选集》等。
　　琦君以散文享誉文坛，笔致细腻柔婉，善于捕捉人物心理活动的微妙之处，精心筛选出典型的生活细节。在她的全部作品中，半数以上是描写她在家乡的童年生活和求学过程中的人和事。不论写人、事、物，都以行云流水、舒放自然的文笔，亲切真情之感，把读者牵引至她所无法忘怀的故乡，使读者与她重回时光隧道再次感受昔日的悲喜心境。诚如琦君《琴心》一书后记中所言：“我只是朴实地用肤浅的文字，传递出我的点滴心声，这一字一句里有我的欢笑、我的眼泪，有我对过去不尽的怀念、对未来无穷的希望。”
　　
　　外祖父的白胡须
　　
　　我没有看见过我家的财神爷，但是我总是把外祖父与财神爷联想在一起。因为外祖父有三绺雪白雪白的长胡须，连眉毛都是雪白的。手里老捏着旱烟袋，脚上无论夏天与冬天，总是拖一双草拖鞋，冬天多套一双白布袜。小帮工阿喜说财神爷就是这个样儿，他听一个小偷亲口讲给他听的。那个小偷有一夜来我家偷东西，在谷仓里挑了一担谷子，刚挑到后门口，却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公公站在门边，拿手一指，他那担谷子就重得再也挑不动了。他吓得把扁担丢下，拔腿想跑，老公公却开口了：“站住不要跑。告诉你，我是这家的财神爷，你想偷东西是偷不走的。你没有钱，我给你两块洋钱，你以后不要再做贼了。”他就摸出两块亮晃晃的银元给他，叫他快走。小偷从此不敢到我家偷东西了。所以地方上人人都知道我家的财神爷最灵，最管事。外祖父却摸着胡子笑眯眯地说：“哪一家都有个财神爷，就看这一家做事待人怎么样。”
　　外祖父是读书人，进过学，却什么都没考取过。后来就在祠堂里教私塾，在地方上给人义务治病。他医书看得很多，常常讲些药名或简单的方子给妈妈听。因此妈妈也像半个医生，什么茯苓、陈皮、薏米、红枣，无缘无故地就熬来喂我喝，说是理湿健脾的。外祖父坐在厨房门口的廊檐下，摸着长胡须对妈妈说：“别给孩子吃药，我虽给旁人治病，目己活这么大年纪，却没吃过药。”他说耳不医不聋，眼不医不瞎，上天给人的五官与内脏机能，本来都是很齐全的，好好保养，人人都可活到一百岁。他就说他自己起码可以活到九十以上，因为他从不生气。我看着他的雪白胡须，被风吹得飘呀飘的，很相信他说的话。
　　冬天，他最喜欢叫我端两张竹椅，并排儿坐在后门矮墙边晒太阳。夏天就坐在那儿乘凉，听他讲那讲不完的故事。妈妈怕他累，叫我换张靠背藤椅给他，他都不要。那时他七十多岁，腰杆挺得直直的，没有一点佝偻的老态。他对我说：古书里有个“兮”字，是表示肚子里有气，这口气到喉咙口又给堵住了，透不出来，八字须子气得翘，连背都驼了。他把“兮”字画给我看，所以我“人手足刀尺”还不认识，第一个先认识的“兮”字。长大后读《楚辞》，看见那么多“兮”字，才知道这位愤世爱国的诗人，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地行吟泽畔，终于自沉而死，心里有多么痛苦。
　　坐在后门口的一件有趣的工作，就是编小竹笼。外祖父用小刀把竹篾削成细细的，教我编一个四四方方的小笼子。笼子里面放圆卵石，编好了扔着玩。有一次，我捉了一只金龟子塞在里面，外祖父一定要我把它放走，他说虫子也不可随便虐待的。他指着墙角边正在排着队伍搬运食物的蚂蚁说：“你看蚂蚁多好，一个家族同心协力地把食物运回洞里，藏起来冬天吃，从来没看见一只蚂蚁只顾自己在外吃饱了不回家的。”他常常故意丢一点糕饼在墙边，坐在那儿守着蚂蚁搬运，嘴角一直挂着微笑。妈妈说外祖父会长寿，就是因为他看世上什么都是好玩儿的。
　　要饭的看见他坐在后门口，就伸手向他讨钱。他就掏出枚铜钱给他。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他再掏一枚给他。一直到铜钱掏完为止，摇摇手说：“今天没有了，明天我换了铜钱你们再来。”妈妈说善门难开，叫他不要这么施舍，招来好多要饭的难对付。他像有点不高兴，烟袋敲得咯咯地响，他说：“哪个愿意讨饭?总是没法子才走这条路。”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女乞丐向外祖父讨了一枚铜钱，不到两个钟头，她又背了个孩子再来讨。我告诉外祖父说：“她已经来过了。”他像听也没听见，又给她一枚。我问他：“您为什么不看看清楚，她明明是欺骗。”他说：“孩子，天底下的事就这样，他来骗你，你只要不被他骗就是了。一枚铜钱，在她眼里比斗笠还大，多给她一枚，她多高兴!这么多讨饭的，有的人确是好吃懒做，但有的真是因为贫穷。我有多的，就给他们。也许有一天他们有好日子过了，也会想起从前自己的苦日子，受过人的接济，他就会好好帮助别人了，那么我今天这枚铜钱的功效就很大了。”他喷了口烟，问我：“你懂不懂?”
　　“懂是懂，不过我不大赞成拿钱给骗子。”我说。
　　“骗人的人也是可以感化的。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就是位最慷慨、最不计较金钱的人，他自己没钱的时候，人家借给他钱，他不买吃的、穿的，却统统买了书。他说钱一定要用在正正当当的地方。所以他鼓吹革命的时候，许多人向他借钱，他都给。那时他的朋友胡汉民先生劝他说：许多人都是来骗你钱的，你不可太相信他们。他说没有关系，这么多人里面，总有几个是真诚的。后来那些向他拿过钱，原只是想骗骗他的人，都受了他的感动，纷纷起来响应他了。这一件事就可证明，人人都可做好人。当他坏人，他也许真的变坏；当他好人，就是偶然犯了过错，也会变好的。而诚心诚意待人，一定可以感动对方。我再讲一段孙中山的故事给你听。”他讲起孙中山来就眉飞色舞，因为他最钦佩孙中山。他说：“孙中山在国外的时候，有一个留学生愿意参加革命，后来又有点害怕了，就偷偷割开孙中山的皮包，偷走了一份革命党员的名单。孙中山却装作不知道，等到革命成功以后，他一点也不计较那人所犯的过错，反而给他一个 官做。那人万分的感动，做事做得很好。”
　　他忽然轻声轻气地问我：“你知不知道那一次你家财神爷吓走了小偷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你别告诉别人，那个白胡子财神爷就是我呀!”
　　“外公，您真好玩，那个小偷一定不知道。”
　　“他知道，他不好意思说。故意那么告诉人的。我给他两块银元，劝说他一顿，他以后就去学做手艺，没有再做小偷了。”
　　他又继续说：“我不是说过嘛，哪一家都有个财神爷，一个国家也有个财神爷，做官的个个好，老百姓也个个好，这个国家就会发财，就会强盛。”
　　这一段有趣的故事，使我一直不会忘记。进入中学以后，每次圣诞节看见舞台上或橱窗里白眉毛白胡子的圣诞老公公，我就会想起我家的财神爷——我的外祖父，和他老人家对我说的那段话。
　　“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中外古今不变的真理。外祖父就是一位专门赐予快乐给人们的仁慈老人。
　　我现在执笔追述他的小故事，眼前就出现他飘着白胡须的慈爱脸容。他活到96岁，无疾而终。去世的当天早晨，他自己洗了澡，换好衣服，在佛堂与祖宗神位前点好香烛。然后安安静静地靠在床上，像睡觉似的睡着去世了。可是无论他是怎样的仙逝而去，我还是禁不住悲伤哭泣。因为那时我双亲都已去世，他是唯一最爱我的亲人，我自幼依他膝下多年，我们祖孙之爱是超乎寻常的。记得最后那一年腊月廿八，乡下演庙戏，天下着大雪，冻得手足都僵硬了。而每年腊月的封门戏，班子总是最蹩脚的，衣服破烂，唱戏的都又丑又老，连我这个戏迷都不想去看。可是外祖父点起灯笼，穿上钉鞋，对我与小帮工阿喜说：“走，我们看戏去。”
　　“我不去，外公，太冷了。”
　　“公公都不怕冷，你怕冷?走。”
　　他一手牵我，一手提灯笼，阿喜背长板凳。外祖父的钉鞋踩在雪地里，发出沙沙的清脆声音。他走得好快，到了庙里，戏已经开锣了，正殿里零零落落的还不到三十个人。台上演的是我看厌了的《投军别窑》，一男一女的哑嗓子不知在唱些什么。武生旧兮兮的长靠后背，旗子都只剩了两根，没精打采地垂下来。可是唱完一出，外祖父却拼命拍手叫好。不知什么时候，他给台上递去一块银元，叫他们来个“加官”，一个魁星兴高采烈地出来舞一通，接着一个白面戴纱帽穿红袍的又出来摇摆一阵，向外祖父照了照“洪福齐天”四个大字，外祖父摸着胡子笑开了嘴。
　　人都快散完了，我只想睡觉。可是我们一直等到散场才回家。路上的雪积得更厚了，老人的长筒钉鞋，慢慢地陷进雪里，再慢慢地提出来，阿喜撑着被雪压得沉甸甸的伞，在摇晃的灯笼光影里慢慢走回家。我埋怨说：“这种破戏看它做什么?”
　　“你不懂，破班子怪可怜的，台下没有人看，叫他们怎么演得下去。所以我特地去捧场的。”外祖父说。
　　“你还给他一块大洋呢。”我说。
　　
　　琦君与我
　　
　　我认识琦君女士，大约有二十年了。那时《读者文摘》中文版正要开始转载中国作家的作品，以增加这本杂志的趣味。身为总编辑，我从香港飞到台北，到处向朋友打听，有哪些作家的作品是我应该注意的。凡是他们提到的，我就把作品买来看。有许多作家的作品很不错，但是不合《读者文摘》的风格，即文章必须真实、生动、无时间性，也就是我们的座右铭“文章隽永，历久弥新”的标准。
　　我遇到琦君时，她把她的几本散文集送给我，回到香港我就读起来，发现她写童年在浙江永嘉的老家，后来在杭州读书的回忆，真是难能可贵。透过一个成长中的女孩儿的慧眼，她把周围的大人的喜怒哀乐，描写得清清楚楚。她的父母、二妈、阿荣伯等人，就像我自己认识的人。后来我把琦君的作品全部买来看，发现写她母亲是她作品中最杰出的部分。于是我请她为文摘写一篇以她母亲为专题的文章《忆母亲》，后来收在《读者文摘》出版的中国作家文选《文华集》。
　　琦君也以幽默的笔调，写了许多散文，如《我的英文突破》《秋扇》《“三如堂”主人》，我也很欣赏。《读者文摘》转载琦君的文章，总有二十来篇，她成为作品最常为文摘转载的中国作家。
　　琦君是虔诚的佛教徒，她写的生活篇，使读者希望自己也能像她这么达观。新书《青灯有味似儿时》分两辑，第一辑是怀旧篇，第二辑是生活篇。不用说，这本书我是篇篇读了，但是我最喜欢的一篇是《南海慈航》。琦君在文中描写她和母亲并排跪着，跟着母亲在木鱼清磬声中，灯光摇曳，香烟袅袅的情况下，念心经、大悲咒、白衣咒……觉得房子里空空洞洞的，好冷清，心头忽然浮起一阵凄凄凉凉的感觉，好像整个世界就只剩下她们母女两人。这一段美丽的文字描绘出一个敏感的小女孩儿的困惑的心灵，极使人感动。(《菜篮挑水》旁敲侧击地，轻描淡写赞美她母亲的善良坚强的性格，也是我喜爱的一篇。书中最引人注意的自然是《三十年点滴念师恩》和《一回相见一回老》两篇。前一篇忆念词学大师夏承焘教授，后者追述琦君和沉樱的友情，以动人的笔调，从作者真挚的感情中，显现她自己的优美品格。难怪她会有这么好的老师和朋友。
　　琦君毕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
　　——1988年夏于华府
　　“让他们打壶酒，买斤肉暖暖肠胃，天太冷了。”
　　红灯笼的光晕照在雪地上，好美的颜色。我再看外祖父雪白的长胡须，也被灯笼照得变成粉红色了。我牵着阿喜的手说：“外公真好。”
　　“唔，他老人家这样好心，将来不是神仙就是佛。”阿喜说。
　　我看看外祖父快乐的神情，就真像是一位神仙似的。
　　那是我最后一次跟外祖父看庙戏，以后我外出求学，就没机会陪他一起看庙戏，听他讲故事了。
　　我抬头望着蔚蓝晴空，朵朵白云后面，仿佛出现了我那雪白长须的外祖父，他在对我微笑，也对这世界微笑。
　　又是一个暑假，窗外艳阳高照，屋内凉风清爽；步伐已不像上学时那样矫健、匆忙，思维亦不像课堂上那般敏捷、活跃。是在这个炎炎夏日“蛰伏”，还是轻推家门，让自己远足?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可是，激扬的青春又怎能被岁月慢慢地侵蚀呢?在这个夏日，头顶骄阳，放松心情，抛开所有烦恼，摆脱一切羁绊，背起行囊，行走在中国大地上，让自己尽情领略她的风情万种、沧海桑田。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度，然而，置身其中的我们总是忘记触摸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们总是行色匆匆，感受着自己的快乐和悲伤，却不曾仔细认真地感受她那一个城市的气息
　　一座山的思念，一片海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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