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北京地图,在棉花胡同与护国寺大街西北角有家小人书店。从小人书店往西,过了花店,就是著名的护国寺小吃店。那儿有令人垂涎的糖耳朵、驴打滚、艾窝窝、麻团、面茶和豆腐脑。小吃店玻璃窗下半截刷上白漆,上半截罩上雾气,人影绰绰,炸锅吱吱响,香气四溢。兜里钢蹦儿有限,我常徘徊在小吃店与小人书店之间:饥肠辘辘,头脑空空。若二者择其一,当然是后者。
小人书店店面不大,主要顾客是孩子们,功能有点儿像如今的网吧。进了店,墙上挂满编号的封面,琳琅满目,令人怦然心动。而一本本“裸书”再用牛皮纸糊成封皮,上面是手写的书名与编号。柜台明码标价:每本每日借阅两分钱,押金另计;在店内阅读仅一分钱,不收押金。
困难时期,小学只上半天课。下午分小组在家做完功课放了羊,各奔东西,小人书店即去处之一。三五结伴,各借几本,资源共享。虽说店里有不准交换的明文规定,但老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贴墙是高低错落的双层长凳,深棕色油漆磨损,隐隐露出木纹。中间散放着小板凳。我们刷刷翻动书页,时而惊叹时而低声议论,交换读书心得。老式挂钟嘀嗒走动,叮当报时,提醒消逝的时光。天色暗下来,要关门了,在老板催促下,我们向结尾冲刺,不得要领。走出小人书店,仿佛从另一世界返回人间,不知哪个更真实。摸摸,兜里还剩五分钱,一激动,冲向小吃店,买个糖耳朵犒劳自己。
除了流行的《水浒》《三国演义》《杨家将》等连环画,我更喜欢地下斗争或反特的故事,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五十一号兵站》,不少是根据电影改编的。
小人书弥补了认字不全造成的阅读障碍,更重要的是娱乐性。所谓娱乐,说到底,就是满足中等智商以下读者的阅读期待,如我们这帮男孩。是非曲直黑白因果,一目了然:英雄就义有青松环绕,坏人总处在阴影中;叛徒从一开始就留下破绽,最后准没好下场。
在小吃店旁阅读,多少有点儿英雄主义色彩,等于抗拒各种威胁利诱,决不做叛徒。
从小人书到字书是我人生一大转折,好像从猿到人的进化。
我父亲是个业余文学爱好者。所谓业余爱好,就是杂而无当,逮啥买啥,从不挑挑拣拣。我家有个棕红色木书架,不大不小,可放两三百册书,位于外屋北墙正中(按过去是供牌位的地方,“文革”中挂着毛泽东像)左侧,可见文化在我家的重要地位。
我的字书阅读首先从电影杂志开始,特别是电影剧本(包括供导演用的工作脚本),大概是由于文字简单,以对话为主,情节紧凑,画面感强,那是从小人书到字书的过渡阶段。虽说跟着一大堆专业术语——定格、闪回、淡出、长镜头、画外音、推拉摇移等,但一点儿都不碍事,就像不识五线谱照样会唱歌一样。
读剧本等于免费看电影,甚至比那更强——文字换转成画面,想象空间大多了。我后来写诗多少与此有关。依我看,爱森斯坦关于蒙太奇的探讨,与其说是电影理论,不如说是诗歌理论。
再上一层楼,我开始迷上革命小说。其中最激动人心的还是那些性描写。我得承认,我的性启蒙老师首推冯德英。他的长篇小说《苦菜花》和《迎春花》是最早的性启蒙读物,那些带有暴力、变态甚至乱伦的色情部分,看得我心惊肉跳,欲罢不能;由于阶级立场问题,还伴随着强烈的负罪感。我相信,我们这代人的性启蒙都多少与此有关——暴力与性,是以革命的名义潜入我们意识深处的。
读字书,为大人赞许。小小年纪,哪儿经得住夸?记得小学三四年级,母亲把我带到她所在的人民银行总行的图书馆。我从书架上挑了一本最厚的苏联小说,七百多页,坐在阅览室装模作样读起来。图书管理员大惊小怪,引来借阅者围观,好像我是外星人。在这个意义上,我真是外星人,读的是天书——硬着头皮在生字间跳来跳去,根本无法把情节串起来。
现在想想,多少还有点可笑……
※ 北岛,当代著名诗人,著有诗集《北岛诗选》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