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20世纪初的社会革命、文化启蒙和思想解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Romam Rolland，1866－1944)携《约翰·克利斯朵夫》Uohn　Christophe)进入中国知识界，以鲜明的个性式话语从主流话语中悄然逸出，树立不同于主流话语的精英反思式品性，体现出不同于主流价值观念的族群特色和利益诉求，由此在20世纪中国知识界中得到不断诠释、多样重组和话语实践。作为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和思想界的文学人物之一，克利斯朵夫形象经历了一个曲折丰富的诠释历程，体现出多样的话语情态之裂变和数度的意识形态之嬗变：从20世纪30年代备受赞赏的英雄主义者，转换为40年代受质疑的个人英雄主义；从50－80年代被完全否定的个人主义者，变换到80年代的拨乱反正与90年代的彻底“平反”；从高峰到低谷再到波峰，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克利斯朵夫形象在中国摇曳出一幅浮沉激荡的思想画卷，勾画出一条明灭不定的影像画廊，排演出一出充满戏剧性的话语场景。
　　符号学家安贝托·艾柯曾言：“说诠释(‘衍义’的基本特征)潜在地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像水流一样毫无约束地任意‘蔓延’”，因为“在神秘的创作过程与难以驾驭的诠释过程之间，作品‘文本’的存在无异于一支舒心剂，它使我们的诠释活动不是漫无目的地到处漂泊，而是有所归依”。克利斯朵夫形象在中国知识界的多样解读、合理阐释与过渡诠释，其各种解读背后所折射的内在理念，其在中国知识界的复杂接受态势，与意识形态、社会改革和思想论争之间的关系，无疑给世人提供了一枚透视百年来中国社会精英话语走向的典型切片和鲜活标本。这种复杂的变动过程不仅联系着30年代腥风血雨的社会战争背景，关涉着4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时代诗学思潮，更直接反映着政治第一、文艺第二的特殊年代意识形态对集体批评话语的绝对控制。随着社会变迁和话语嬗变，在意识形态相对宽松的环境里，评论家的诠释和解读则显示出更深刻的有效性和多样性，从而丰富着读者对形象的诠释、对文学的感知和对生命的体验。
　　
　　一．初识克利斯朵夫：英雄主义形象
　　
　　20世纪20年代，罗曼·罗兰进入中国学人的视野时．他独特的“英雄观”已普遍为中国学人所注意。张嵩年翻译错《精神独立宣言》时，在译文后附文论述过罗兰的“英雄观”：“但此不要误会，他的英雄是与常义不同的。如他自言，‘吾是不与或以无穷的思想(心力)奏凯或以独绝的体力获胜的，英雄之名的。吾所予英雄这个名的只是那以心之善成伟大的’，‘那作其所能的’(我们给他解释可说，就是永向至善勇进的)。”《小说月报》17卷6号的卷头语，刊登了徐蔚南翻译的罗曼·罗兰《贝多芬传》中话语：“我们不称那些依思想或体力来占胜利的人为英雄。我们所称为英雄的，只是心灵伟大的人……”编者将这一段话作为卷首语，意在拓展读者对生命个体的认识，由此也显示出这句格言所蕴含的精神力量。
　　20年代末期，杨人楩敏锐地意识到，中国颓唐的青年需要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来振奋青年的意志，因此他翻译了茨威格的《罗曼·罗兰》。30年代的中国面临着外敌的入侵，全民渴盼“英雄”!白桦、黄源等评论家就明确表示，罗兰的英雄主义正是积弱苟安的中华民族所急需的兴奋剂，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一位“天才典型英雄典型的主人翁。踏碎那横在自己的前程的障碍，不惧怕不避免任何灾难，直视着人生，深味着人生，没有妥协，没有虚伪，片刻不停的时时和困苦艰难战斗，时时以强者的姿态征服着人生的罪恶悲痛而同时在不断的征服中又连续感觉出战斗的意义和生命之喜悦的，就是这一位主人翁的英雄而又伟大的全生涯!”翻译家傅雷读完三大名人传记与《约翰·克利斯朵夫》，也立刻意识到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认为“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真诚、在战斗中体味生命意义的英雄主义精神，得到30年代评论家的激赏；他坚强的品格、不屈的斗志与温情脉脉的爱心，感动和鼓舞了无数的中国读者。作家王元化读完《约翰·克利斯朵夫》之后说：“这种英雄的心使我得到多少鼓舞啊!那时，上海正统治在敌人手掌下，戒严、封锁、屈辱、思想的压迫使许多人陷入极端的沮丧中。可是当我认识了克利斯朵夫的艰苦的经历之后，我看到他处于这样不幸的机遇中仍旧毫不动摇的趱奔他的途程，始终不放松他的远大的理想，什么都不能阻挠他的果敢的毅力。……我相信，克利斯朵夫不但给予了我一个人对于生活的信心，别的青年人得到他那巨人似的手臂的援助，才不致沉沦下去的一定还有很多。”这部小说还影响了路翎与胡风等许多作家，路翎就曾表示自己：“很欣赏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我认为在任何时代，真的理想主义就是英雄主义，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的内容，是当代人生追求和当代的人生现实之间的斗争的内容。在我写《财主底儿女们》的时候，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伴我走过这段行程。”巴金受到很多西方作家的影响，罗曼·罗兰便是其中一位。与路翎从文学角度接受罗兰的影响不同，巴金从生命哲学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欣赏罗兰的英雄主义。他在致明兴礼的信中说：“我喜欢罗曼·罗兰的早期作品，比方他所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三部传记、大革命戏剧。他的英雄主义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当我苦闷的时候，在他的书中我常常可以寻到快慰和鼓舞。他使我更好地明了贝多芬的‘由痛苦中得到快乐’。靠着他，我发现一些高贵的心灵，在痛苦的当儿可以找到甜美，可以宰制住我的痛苦。他可做我们的模范和典型。‘爱真、爱美、爱生命’。这是他教给我的。”罗兰的作品丰富了巴金的内心世界，拓展了他对于生活的认识，也使他获得“把生命视为斗争”的观念。
　　如果说胡风、路翎、巴金等人是以一名作家的视角从这部小说中汲取文学或者生命的浆泉，那么萧军的接受则是从民族的角度来接受克利斯朵夫的英雄主义，这种接受有着更为明显的用罗曼·罗兰精神激励青年的动机。真诚的英雄主义者克利斯朵夫如实地认识世界并且爱它、改造它，他是“执了这‘真诚’底剑从诸种悲苦、困厄、堕落、失迷……而冲杀过来的。而作者底一生也正是用了这‘真诚’的笔底剑，蘸了自己‘真诚’的血液，冲杀过来的一人”，“我们要使这‘大勇者’们的精神，英雄的气息，透进甚至每一条极纤细的血管里来吧，每一颗极微小的细胞里来吧……”萧军号召，但愿中国类似克利斯朵夫的“英雄”再多些，再勇猛些，一起为建筑新时代“铁城”而奋 战。
　　
　　二．再识克利斯朵夫：个人主义形象
　　
　　世事沧桑，时过境迁。40年代评论家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认识发生转折，这种转折是与中国格外重视罗兰政治立场与思想观念的变化相关联的。30年代，一系列诸如《向过去告别》、《我走来的路》、《七十年的回顾》等政论文显示出罗兰亲社、亲苏的倾向，他与高尔基深厚的友谊更强化了这种倾向。适逢马克思主义思想渐渐成为茅盾等一批左翼评论家的思想武器，而他们又格外注视苏联文学界的变动。在这种话语场域中，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罗兰这名勇敢向善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改变。40年代，“个人主义”成为“集体主义”、“人民大众”的对立面，成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处走来的知识分子要努力改造、抛弃的思想。此时罗兰在《向高尔基致礼》一文中，指出了他与法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未能与民众的根须相连接，这是这种个人主义的缺陷。事实上，罗兰笔下的“个人主义”和40年代中国语境下与“集体主义”对立的“个人主义”是有区别的。
　　茅盾、戈宝权等评论家不仅敏锐地意识到了罗兰这几篇政论文的重要性，从而以此将罗兰的思想分为前后期，而且捕捉到罗兰对个人主义——准确说是罗兰对脱离民众的个人主义——的批评。因此，他们认为罗兰告别了过去的思想、告别了“个人主义”，从一个个人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成为社会主义战士。在这样一番定位后，评论家们开始批判起罗兰前期思想来，认为他前期的基本思想是“个人主义，——或者也可称为新英雄主义”；同时认为这种保持个人精神独立、超越任何党派与利害的个人主义理想也许是“美丽”的，但在面对现实之时却不免碰壁。固然，罗兰的确由“超越混战”之外，走到“混战”之中，他宣称思想一定要和行动结合才有价值。他批判了早期强调精神独立的个人主义，但是他没有将“精神独立”抛弃，而是要求这种个人主义应与民众的根须相结合，融入集体大众之中。然而，40年代评论家过分武断甚至割裂了罗兰前后思想的连贯性，这显然是不正确的。罗兰说过：“我的得救完全来自我内心的真诚，绝对和不变的真诚，贯穿于我生命的每一瞬间。表现在任何场合。”正是这种真诚让罗兰不断地追求真理、不断向善，他的人道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追求从未间断过，他对于生命自由、精神独立的追求及和谐的期盼也时时刻刻贯穿于他的生命历程巾。1934年，罗兰曾在《全景》一文中表白：“抛弃曾赋予我生命的神祇——‘人道神’和‘自由神’，单单为一个‘革命神’服务，我办不到。”罗兰在战斗中完善更新了思想，但是他并没有抛弃过去所有的思想。遗憾的是，一方面，由于中国评论家太执著于中国社会现实，努力探寻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而来不及细细琢磨罗兰细微的思想变化；另一方面，40年代的评论家也无法在短短的时间内得以窥视罗兰思想全貌。因此，此时期关于罗兰的文字材料虽多，却没有真正深入探索罗兰思想轨迹的文章，也就无法完全理解罗兰。
　　由于这种误解，茅盾在《永恒的纪念与景仰》里，质疑并含蓄地批判了克利斯朵夫，体现出否定《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动人的灵魂》来取代它在罗兰创作中最高位置的倾向。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著名评论家戈宝权，他认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英雄个人主义苍白无力。40年代将这种观点发挥到极致而有失偏颇的是杨晦，他明确告诫青年不要再去崇拜被罗兰抛弃了的“英雄主义”思想。“约翰·克利斯朵夹的跟社会战斗，结果并不是那个社会的变革，而是他在那个社会里的胜利，换句话说，是他通过他的跟社会斗争而完成了他的艺术的伟大，完成了他的人格伟大；他要求的是伟大，是终于超越那个社会，高高地站在那个社会的上面。这就是巴黎的优秀的知识分子，伟大作家们的英雄主义。”这样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首次在中国评沦家的笔下成为一个完全消极的负面形象，一个为了成就自身的伟大才与社会作斗争的形象。杨晦表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是罗曼·罗兰过去思想的结晶，应该抛弃。
　　40年代的这种与文学艺术审美意蕴无关的政治性批判，在1958年的“个人主义”太讨论中进一步升级。几乎所有的读者与评论家都一致认为克利斯朵夫是一名个人主义者，但在认为他是一名高尚的个人主义者还是卑下的个人主义者上还存在分歧。这种讨论随着国内政治斗争的加剧而逐渐演变为政治性清算，克利斯朵夫成为完全反面的人物。他“狂热的个人英雄主义，助长了某些青年知识分子当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倾向，甚至成为有的反党分子的思想根源之一”。个人主义者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单人匹马向旧社会挑战的英雄”，他“反对工人阶级的伟大斗争，污蔑工人阶级斗争”，“敌视马克思主义”，晚年克利斯朵犬的反抗不是为了大多数，而是“从个人英雄主义出发，为寻求个人在社会上的一席地位，出人头地”。当他成名后便停止反抗，“蜷缩到个人主义的功成名就的安逸生活之中”，“放弃了个人对社会的反抗，陶醉在音乐大师和‘自我完成’的精神境界里，每天伴着心灵的上帝在生活”，“克里斯朵夫的爱情充满了资产阶级的感情冲动，表现了资产阶级在两性关系上的纵情，只图感官的享乐的思想”。罗曼·罗兰研究专家罗大冈在多篇文章中重申克利斯朵夫是“十足的个人主义者”，他的音乐不是为了广大的劳苦群众。此时中国评论家笔下的克利斯朵夫与罗曼·罗兰着力塑造的主人公是多么的不一致，他的主人公是具有“纯洁的目光，自由的目光，超出了国与国之间的‘混战’，超越了时间，具有独立思想的创造者，以贝多芬的眼光来观察和评价当今的欧洲”。罗曼·罗兰在1903年为《贝多芬传》写下的“初版序”中，多次强调英雄“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主要是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
　　
　　三．重识克利斯朵夫：多样的英雄形象
　　
　　改革开放后，一部分评论家充分肯定克利斯朵夫对自我尊严与自我价值的追求，认为他是真诚地追求真善美的人，他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积极进取、勇猛向上的生活态度和斗争精神，其出发点和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其人道主义理想”。而更多的资深评论家则认为克利斯朵夫是个人主义奋斗者。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克利斯朵夫才重新获得其正面英雄形象。这种拨乱反正的声音由著名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发出：“他是一切偶像、一切权威的挑战者，他是一切虚伪、低级、庸俗、保守、腐败、消极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的不妥协的否定者。他不迎时尚，他敢抗潮流，他具有强悍的个性，铮铮的铁骨。他集英雄精神、行动意志与道德理想于一身，他提供了一个强人的范例，展示出一个超人的意境。”也有学者指出：“克利斯朵夫为永不懈怠的向上精神不断战胜 自己，追求真、善、美，显示文明形象所特有的英雄气概和高尚的人格力量，他以其热爱生活，追求真理的‘力’和‘美’、‘光’和‘热’照耀和温暖周围的人，使他们走出冷漠、狭小，充满理解和关爱。”还有评论家认为，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什么个人奋斗者，而是自我生命的体验者、思考者和追求者”，“追求人格独立、探索生命自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全部目的。
　　从30年代备受赞赏的英雄主义者变为40年代受质疑的个人英雄主义，从50－80年代被完全否定的个人主义者再到80年代的拨乱反正，及至90年代的彻底“平反”，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旨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历程。这种变动过程不仅联系着30年代腥风血雨的社会战争背景，关涉着4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时代诗学思潮，更直接反映了政治第一、文艺第二的特殊年代对集体批评话语的绝对控制。在思想活跃、学术争鸣的环境里，评论家的诠释无疑更具有效性，更深刻，更能丰富读者对文学的体验、对生命的认识。随着罗曼·罗兰和克利斯朵犬形象在中国的曲折历程，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命运也起伏不平。对小说主题的开掘直到80年代才丰富起来，而对小说美学意蕴的探索到90年代才逐渐多样化。总体看来，《约翰·克利斯朵夫》自80年代起就一直在《外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中作为罗曼罗兰的代表作而占据一章的篇幅，这也的确意味着进入文学史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已经经典化，已成为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然而，国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远不够，相应也缺乏全景式的研究性专著。
　　
　　四．结语：诠释之嬗变
　　
　　“获得赞扬的作品的命运总是充满永无止境的变化运动……文学作品在大历史时段内的存在流传，是与它们获得的丰富相伴随的”，伴随对作品意蕴之追补性的发掘和诠释性的解读，当今中国知识界对克利斯朵夫形象的诠释也发生相应的偏移与变迁，在20世纪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上逐渐由国族宏大诉求走向个性微观愿景，由时代性激荡走向个性化体验。一如巴赫金所言，“每个时代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推重一批属于最近的过去的作品。经典作品的历史生命，实际上就存在于对它们在社会意识形态上进行重新推重的过程之中”；在“新的背景下”，作品展开“越来越新的内涵因子”。《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真实性和丰富性表现在既不粉饰也不歪曲人物特性和现实生活，与此同时揭示生活中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正因为克利斯朵夫形象传达或吻合着时代气氛和文化诉求，体现出真实的人物本质和出色的艺术手法，他才得到不同时代读者的不同程度的欢迎和持续多样的诠释。
　　一个世纪以来，克利斯朵夫形象携欧风美雨漂洋过海施施东来，在中国，知识界沉浮坎坷，毁誉参半，经历了从褒扬欢迎到贬斥批判再到重新认知乃至丰富诠释的复杂变迁。由此，我们从巾可以发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的交锋碰撞，体会到历史遗产与现代文明的转型对接，触摸到先锋潜流与颓废余脉的搏击脉动，体验到是家诉求与个性解放的彼此交织，管窥到细腻人性与粗犷暴力的矛盾并置。正是以上这些相互矛盾或彼此对照的文化特质的结合和存在，给20－21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界带来丰厚的文化遗产和广阔的反思空间，给处于文化转型中的中国知识话语开辟着兼具传统与现代的探索之途，更给中国学界的诸多形象谱系发展和话语生成模式以启示。克利斯朵夫形象在中国的复杂接受和多样解读的话语实践，恰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变迁紧密相连，由此成为一枚透视中国百年以来社会变迁、话语裂变和谱系嬗变的鲜活切片。从主体性的凸显到个体化的张扬，从国家诉求的彰显到个性解放的高涨，克利斯朵夫形象的诠释话语模式经历了一个解构崇高性、去意识形态化的逐次嬗变历程，显示出20－21世纪之交政治乌托邦向文化性反思的艰难转型，由此也呈现出面对市场新意识形态、商业经济浪潮和大众娱乐文化的悄然兴起，精英话语向大众美学渐次妥协的幽微路径和诠释模式。

• 涂 慧： 克利斯朵夫形象在中国的百年诠释嬗变　/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