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高考命题人在鼓励考生大胆创新这点上，是颇费心思的。但尽管如此，每次高考阅卷结束，人们总是感到平庸的作文还是占了太大的分量，而创新作文的数量总距离人们的期望值太远太远。
　　固然，学生作文水平的总体状况，本来就应该是平庸多于创新，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一种命题形式和评卷标准下，平庸的作文会更多，创新的作文会更少；而在另外一种命题形式和评卷标准下，平庸的作文会少一些，而创新的作文会多一些。那么，就命题形式和评卷标准来看，目前的作文考试应该属于上面的哪一种情形呢？
　　如果我们敢于面对实际，如果我们不回避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高考作文，那么就会发现：具有创新能力或创新可能的很多学生，在目前的命题形式和评卷标准下并没有熊熊地燃烧起创新的火焰，而是轻易地冷却了自己本有的一点创新之火。
　　一、创新之火的熄灭
　　现象之一：就某一个敢于创新、有创新实力的考生来说，他在高考中的创新意识往往要比平时的创新意识淡薄得多。
　　平时写作水平平庸甚至低劣的学生，在高考中有超常发挥甚至在某项创新指数上有惊人的突破，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但那些平时敢于创新同时又有很强创新实力的学生，在高考中真正焕发出创新活力，这应该更有可能，而且可能性应该更大。然而，后者在高考中的实际表现，往往不能尽如人意，多半不是差强人意，就是令人大失所望，远远达不到创新的高度，甚至是了无新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非常担心自己创新的一面不能被评卷人所理解，从而分数被大打折扣，甚至还远不如在应试模式下训练札实的那些保底文、保险文赚取的分数高。
　　他们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2003年的夏季高考中，一位在首届全球华人少年写作征文中荣获金奖、佳作被收入高中语文读本的南京金陵中学高三女生费滢滢，她毫无顾忌地把平时积淀的创新热情释放了出来，试图“从一个更高层次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理解和认知感情”（作家苏童语），难能可贵地写成了《人情和季节》。作者抛开了众多考生拼命迎合评卷人口味的终南捷径，把应试文章写得那样的大胆：构思奇特，有小品文的风味；语言朴素、冲淡，却又含蓄、蕴藉。当然毕竟是一场考试，作者还是不能完全免俗的，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惟恐阅卷老师看不出我要表达的意思”，特意加上了最后两句画龙点睛的话，“没想到，还是被判跑题”，只得了25分。究竟有没有“跑题”，我并不想做仲裁。但有一点，我觉得，即使是“跑题”的文章，也不能一刀切，不能跟那些既“跑题”又平庸低劣的文章混为一谈。无论如何，费滢滢的文章断然不至于就得到这么一点凄惨的分数！
　　能够放开手脚、大胆创新却只得了可怜兮兮的分数，这样的人在高考中难道只是一个费滢滢？没有机会被媒体披露的“费滢滢”又会有多少呢？担心自己也会成为费滢滢的又有多少呢？他（她）们完全有理由担心自己可能会在高考中同样遭到沉重的打击，担心自己的创新意识同样不能被理解。于是乎，还没有成为费滢滢的人们，在又一年的“生死攸关”的时刻，可能就要徘徊在创新的门槛边，不敢闯进创新的殿堂，他们的创新意识反而要比平时淡薄得多。
　　现象之二：就不同情形的学生来说，各学科全面发展的学生在高考中的创新决心，往往要比平时严重偏科、升学把握不大的学生的创新决心小得多。
　　高考是一场选拔性的考试，虽然每个学生最终只能被一个专业录取，将来专攻一个专业，但录取的依据首先是各门学科的总分。这体现了学科的“全面发展”的学习要求。在“全面发展”的学习要求下，几乎没有哪一个学生不在追求自己成绩的均衡和优势，虽然这样的均衡和优势，事实上不可能在每个学生身上都能成功地实现。一般地说，越是管理上层次、教学上质量的学校，越是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越是这类学校的学生，越是追求学习的全面发展。作文作为语文学科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板块，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高考关头，那些注重均衡发展的学生无疑是不敢掉以轻心的，他们总祈祷自己在这一板块上不会出现“滑铁卢之败”。
　　毫无疑问，这样的心理，在高考中是不能振奋起创新决心的。令人遗憾的是，不大容易振奋起创新决心的人，恰恰就是高考录取的主要对象。如果他们的创新决心果真不大，那么现行的考试制度该不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呢？国家级的考试，不能真正地动员出这些全面发展、总分领先、报考名牌大学的人大胆创新，不能使他们痛下创新的决心，这不正说明我们的作文考试评判标准有严重的弊端吗？
　　这些人少有创新决心，乃是因为他们在作文考试中难以最大程度地获益，或者反过来说，目前的作文考试不能真正照顾到这些人的利益。这部分人在创新队伍中的缺席和流失，只能使平庸之作在高考中泛滥成灾。
　　当然，不是说注重全面发展的学生，一定缺乏创新决心；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高考中也有敢于创新的，也有创新成功的。但创新队伍中，这些人的数量远远达不到人们的期望值。如果说促使学生追求创新程度的最大化，是作文考试改革中的一种理想，那么，这一理想在目前的命题形式和评卷标准下还远没有实现。
　　高考中作文创新的程度，在全面发展的学生身上呈现的是最小化的趋势，那么在另外一部分人——平时严重偏科、升学把握不大的学生身上，创新程度又怎样呢？我想，除了极个别人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平时的作文训练中，创新热情未必比前者高，创新实力未必比前者强；但往往就因为他们偏科，就因为他们升学把握不大，甚至就因为他们就读于普普通通的学校，所以他们在临场发挥时，一般没有恐惧失败的心理负担。
　　他们的坦然心态，无疑是可贵的，但作为一种考试，我们难道仅仅满足于这些人的创新成果？好的考试制度，应该还能够为全面发展的学生大胆创新扫除障碍，为他们的创新购买一份保险单，使他们也能够坦然跨入创新的门槛。
　　二、命题和评卷的流弊
　　那么，学生在高考中的创新之火，何以会如此容易熄灭呢？这是因为目前的命题形式和评卷标准有严重的缺陷。
　　缺陷之一：题以传“道”，往往导致学生因文证“道”。
　　“道”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往往有特殊的含义，比如“文以传道”、“文以载道”。在这里，“道”是儒家思想，是政治教化，是世间道义。这样的文学观，既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在此不再赘述。
　　中国一向有这样的文学观，然而想不到，在中国的高等考试中，同样出现了这样的作文命题观——题以传“道”。一些公认的道德话题，一些带有劝善性质的话题，在中国作文命题中屡屡出现，一直成为主旋律，尽管偶尔也出现过一点非道德话题。
　　劝善性质的作文题目，在极左年代（包括文革前和恢复高考初）曾经流行一时，而后来尽管没有如此“露骨”了，但命题意图仍然有“传道”、“布道”之嫌。最近十年，最典型的要算去年的题目了。命题人这样表述：一位登山者途中遭遇暴风雪，自救尚且困难，在心灵经过一番艰难的斗争之后，还是作出了选择——扶救无意中发现的一个快冻僵的人，然后共同走出困境。命题人要求考生以“心灵的选择”为话题写一篇文章。既然是题以传“道”，那么考生就只能有因文证“道”的义务了，而失去了离经叛道的权利。在因文证“道”时，固然也有一些考生能够寻找到创新的灵感，写出精彩的文章来，但更多的考生往往只能写出平庸之作。
　　缺陷之二：说而未明，导致很多考生敢想而不敢做。
　　作文题目后面附加一些说明文字，是大有必要的，它既是一种限制，也是一种鼓励，鼓励考生敢于创新但又不要突破限制。但既然是“说明”，我想，一定要说“明”，而不能说而未明。仔细推敲一下，现在的高考作文命题，就有“说而未明”的意味。虽然我们应该承认命题人的努力，有的没有说清楚，完全可以原谅，也无大碍，但是有的话说不清楚，完全是因为命题人自己压根儿就不想说清楚，可以说是态度的暧昧。

• 陈俊江： 理想中的高考作文:平庸的最小化与创新的最大化　/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10期
• 陈俊江： 刍议说明文教学内容的确定　/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