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于1904年施行“癸卯学制”，语文在新式学堂独立设科，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发展已经历了逾百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间，中国文化教育界的累代学者，特别是其中一批又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杰出知识分子，通过一次次尖锐复杂的理论争鸣和一项项科学求真的实验研究，在改革进程中不断思考、不断探索、不断发现、不断开拓，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实绩。
　　但是，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凡是改革总不可能一帆风顺。特别是在封建积疾已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语文教育教学要革新祛弊，谈何容易。在思考、探索、发现、开拓的风雨历程中，总是伴随着怀疑、踌躇、退缩，甚至还会时时听到嘲笑乃至呵斥的声音。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现实常常昭示人们：老传统未必都是痈疽，舶来品也并非都是珍品，重要的是要放开眼光，慎重择取。如何选择，怎样取舍，见仁见智，全凭实践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改革之路，不能不是一条革新的进步思潮与袭旧的陈腐意识相互碰撞又相互纠结，精髓与痈疽并存的“老传统”跟珍品与劣货同在的“舶来品”相互碰撞又相互纠结，因而不断出现理论交锋的艰难跋涉之路。更由于语文学科特殊的复杂性，中国近现代社会又处于重要的裂变期，再加上中国特有的地域差异所造成的经济、文化严重的不平衡性，使这种“艰难跋涉”有时几乎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
　　这就难怪一些教育界的前辈如叶圣陶、徐特立诸公，在谈到语文教育的现状时，都要焦虑地慨叹，语文学科的教材和教法，“五十多年来似乎没有多大改变”。从本质上来考察，阅读教学固然“改变不大”，只是读几百篇选文；写作教学“几乎没有改变”，还是教师出题目、学生按题作文这一套；至于听话说话训练似乎还不如20世纪20年代推行新学制那时来得规范。连曾经担任过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相对比较年轻的叶立群也说：“语文教材，主要是中学语文教材，在编辑方法和体例上，半个多世纪以来，改革不大。如何改革，见仁见智，很不一致。”
　　这种“很不一致”，表面看来是在教材的“编辑方法和体例”方面，但究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对语文教育中若干根本问题的思想观念“很不一致”。理论争鸣的时起时伏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类“争鸣”，既有对立的根本观念之争，也有认识上某种分歧之争，也有新旧意识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时不易分辨的复杂矛盾之争，碍难尽述。
　　例如，新中国建立之前就有语体之争（先有文言与白话之争，后有白话与大众语之争）、语文课程目标之争、中学生国文程度是否低落之争等等。新中国建立之后，最初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处处事事强调统一，所以并未产生什么争论，一直到1953年以后，中共中央成立语文教育问题委员会，胡乔木出任主任，决定试行语言、文学分科改革，这才引起建国后第一场论争，即汉语、文学分科改革的利弊得失的讨论。随之而起的是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之争，即文与道的相互关系之争，以及语文课该不该上成政治课、该不该讲成文学课之争。争论之后刚形成共识，分科依然变成合科，重新制定大纲（1963年大纲），重新编制重视语文双基教学的新课本。短暂的平静，原本认为可以为探求语文教学规律作一些改革尝试，谁知1966年“文革”风暴袭来，岂止是语文教育，一切都陷入混乱之中。
　　1977年“十年浩劫”结束，人们又重新意识到改革语文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首当其冲的是要解决教材问题，前提是要弄清楚语文究竟“姓”什么，是姓“语”还是姓“政”（或姓“思”）的问题。“文革”期间，语文是姓“政”，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工具”。现在，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语文还是姓“政”吗？多数人认为语文应该姓“语”。洪宗礼当时就发表了长篇论文《试论语文的工具性》（1978），全文分两大部分，主要论述两大问题：一论语文是基础工具，二论文与道的统一。我当时曾用一句话对该文作了评价：“在当前的背景下，如此旗帜鲜明的阐述语文学科的‘工具性’，是在教学思想上坚决肃清‘左’的思潮影响的积极反映，十分难能可贵。”但还是有人提出不能仅仅强调“语”，还得重视姓“政”（政治性），起码还得姓“思”（思想性）。于是引起了一场语文姓“语”，还是既姓“语”又姓“思”的讨论。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语文高考中出现了“标准化”试题，这个“指挥棒”竟使正常的语文教学滋生了某种追求“标准”的僵化倾向，“语文姓‘语’”的正确命题遭到了空前猛烈的抨击，原来的“语文姓‘政’”或“语文姓‘思’”之风这时忽然转而成为“语文姓‘文’”，不过，这个“文”并非指“文字”，先是高扬文学大旗，是指“文学”，后又转而成为“人文”。据说这是从国外引进的语文教育“新理论”。在世纪之交，世界多元文化形成一股强劲的潮流猛烈冲击着各国传统文化的固有阵地。“从国外引进”，已经成为经济领域和文化教育领域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条。这就难怪全国中语会理事长、著名语文教育家、杂文家、诗人刘国正先生不能不认定：“高校特别是师范院校的中文系要大力加强外语教学。”“学中文可以不必通外语，这是闭关锁国时期形成的落后思想，现在是抛弃这种思想的时候了。”这是对的。早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关心语文教育改革的先驱者中，胡适、陶行知、夏尊、朱自清、廖世承、艾伟、陈鹤琴等等，无一不是精通外语、学贯中西；就连吕叔湘、张志公诸先生也都是从中外语言的比较研究中找到了中外语言的共同规律和各自的个性特点。不过是眼下这样的杰出人才极其匮乏而已。国正先生的呼吁是解决这一时弊的一剂良方。
　　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末，全国范围内展开所谓“文道之争”的时候，叶圣陶先生就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与其空发讨论，不如“把力用在实处”，为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多做些实事。到80年代初，当有人问他语文教学要怎样做才算成功时，叶老这样回答：“语文教学，谈者纷纷，书刊不少。我以为多谈不如见之实践，教出学生来，善读善写，有识见，能应用，斯为成功之语文教育工作者。”可见，在叶老看来，争论的目的在消除分歧、达成共识，但因此而在一些似是而非的名词术语或大致相近的概念上绕来绕去，定要争一个我是你非不可，那就大可不必。重要的是“付诸践履”，“把力用在实处”，让受教的学生真正受到助益，这才算“成功”。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尽快推进国家经济建设，小平同志曾果断地指出，不要在姓“社”还是姓“资”上争论不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容许试验，就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主张“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大而之于国家建设，小而之于一门具体学科的改革，都要容许试验，让事实说话，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增强才干、积累经验，最终达到成功的彼岸。空谈误国，同样，空谈也可误事。
　　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和90年代后期的两场有关语文教育问题的历史性大讨论中，江苏省泰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洪宗礼坚信实践出真知，经过不断地奋斗与拼搏，终于完成了他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历程中的两次历史性的大飞跃。
　　第一次是从理论探索到教材革新的飞跃。
　　洪宗礼的理论探索源自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有话要说。这是从主观方面说的。洪宗礼是幸运的。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他从苏北师专毕业，就怀着“一定要当个好教师”的宏愿踏上神圣的教坛。他初为人师就经历了双重洗礼：一重洗礼是全国范围内正掀起“语文教学目的任务”和“语文课基本特征”两大热点问题的讨论热潮，“循文以明道，缘道以析文”的辩证文道观和“语文课就是语文课”的课程性质观，给他以深刻的影响；另一重洗礼是省重点泰州中学是所名师荟萃的名校，早已被省教育厅确定为进行中学学制、课程、教材改革的试点学校，从“三三制”改为“四年一贯制”，从旧制课程教材改为新编课程教材，洪宗礼在诸多名师的指点下，全身心地投入，得到了多方面的磨练。作为耕耘在第一线的语文教师，他深知教学的甘苦，在“教然后知困”的过程中深谙语文教学的全部奥秘，他有充分的发言权。二是有话该说。这是就客观形势说的。老一辈语文教育家们的急切呼吁，使他心灵再次被震撼。经过“十年浩劫”，据调查所得，全国中小学毕业生语文水平极度低落、语文教学长期高耗低效的状况急需改变。老前辈们对此不能不感到焦虑：“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状况”是个“迫切需要改变”的问题。为此要“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革语文教学”。既然是“迫切的问题”，就需要“大力研究”，一切都不能再迟缓，必须“尽快”行动。老人们的急切心情，充分表露在文字上。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洪宗礼觉得有话该说，这是自己的责任。便继《试论语文的工具性》之后，又写了《重在引读》、《想，是一个总开关》、《给学生一双鹰眼》、《练字·练话·练文》等一系列重要论文。这些发表在80年代前后的200多篇论文，经精选后辑成题为《中学语文教学之路》（与程良方同署名）的论文集，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这部论著的出版，意味着洪宗礼理论探索已获得初步成果，奠定了他作为语文教学领域一代名师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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