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是一个坚持做“社会的良心”、坚守“知识分子”岗位的作家。他的小说大都有着强烈的批判性，无论是早期的《 少年扬淇佩着刀 》还是近来的《 爱人有罪 》，从短篇到长篇，作家大都以一种挑剔的眼光穿透世事、洞悉人心。他的批判是立体的，他不仅对社会上的不良之风予以针砭、对文化特别是对现代文明充满忧虑，而且，他对人性的暗淡更是有着持久的批判激情。总之，在艾伟小说里，批判精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对它进行系统探讨有助于理解他的小说。
　　
　　
　　一、社会批判
　　
　　从时间上看，艾伟小说的社会批判大都集中在两个时代：一是阶级斗争年代，一是经济发展年代。显然，前者可能与岁月在少年艾伟心中留下的隐秘记忆有关，后者则是作家的当下人生感受。
　　历史经验是艾伟创作的一个起点，社会批判是他创作的目的之一。在一个高度政治化、阶级化了的时代，《 回故乡之路 》里的解放，就因为他父亲应他的要求在毛主席像的旁边画上炸暗堡的董存瑞，他父亲理所当然地成为反革命，而他也因此抬不起头来。解放从此走上了不归路，这是他人生悲剧的起点。造成解放悲剧的根本原因是洋溢在时代天空上的“火药味”，它不仅弥漫在成人的世界里，而且也渗透到少年的大脑中，解放之所以崇拜董存瑞、之所以跟强牯明争暗斗，都是因为时代的“斗争”因素在作怪。《 回故乡之路 》《 少年扬淇佩着刀 》等写的是少年在“做”；与此不同的是，《乡村电影 》《 水上的声音 》等小说则叙述一群孩子在“看”，在“舞台”上表演的是成年人。《 乡村电影 》里的守仁，对待“四类分子”真可谓残酷无情，他不仅在肉体上摧残他们，而且还剥夺他们做人的尊严。总之，我们看到，在一个阶级性被高度强化的年代，社会生活以“怪现状”的方式被呈现，因而，人或者是小写的，或者是一个空洞的存在。艾伟这一类小说，当然也包括其他作家的同类作品在内，它们与成人记忆的“伤痕”“反思”文学一起，共同组成特殊时期民族精神创伤的文学的资料库。
　　在注重历史的同时，艾伟更喜欢思考当下的社会，对当今社会中不正之风的批判是他这类小说的主题之一。他的一些小说如《 重案调查 》《 越野赛跑 》等涉及官场的腐败问题。在《爱人有罪》中，作为派出所副所长的姚力，他是黑社会的头目，他有一群不法属下，凡他看不顺眼或者说冒犯了他的小民，他都以暴力解决问题。他生活腐化，包养二奶，如果没有经济问题，他有能力这么做吗？对鲁建，在“严打”期间，他不是去细致地勘察与调查，而是敷衍了事，“公报私仇”。显然，这一类人物的刻画，表明作家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也能体现出他的批评勇气、力度、智慧。
　　《 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说。一个城市突然冒出一个新单位，因为据初步勘探，东郊可能有天然气，这样，一个开发天然气的班子成立了。当最新报告表明东郊根本就没有天然气时，那么做当然是巨大的社会浪费。不过，小说将更多的文字花在处理单位的人际关系上，譬如暧昧的男女关系，它像润滑剂一样使得无所事事的单位生活不沉闷、不无聊。单位里的殷主任，在有可能要成为替罪羊时突然病倒，而且是不治之症；突然，他的病戏剧性地好了，据说他的一个部下做组织部长，他的前途阴转晴。最后，在殷主任的安排下，这些因天然气工程凑在一块的人，又因天然气的消失重新飘散到不同的地方。“到处都是我们的人”，这是一句轻松、戏谑的话，也是一句严肃、沉重的话。艾伟在沉重与轻松之间舞蹈，他将沉重与轻松置于两端，沉重出自批判，轻松则是艺术上的一种追求，它也可能是一种批判技巧。这种操作方式在许多小说里能见到，如《 越野赛跑 》《 重案调查 》等，它反映出作家在有意识地寻求艺术与社会批判的最佳契合点，以免生硬的批判语词取代生动的艺术趣味。
　　总的来说，从儿时记忆到当前感受，艾伟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都有着持续的关注，这种执著的参与意识是他小说社会批判的基础。或许，在当今倡导社会责任感对文学创作来说似已落伍，但这并不表明文学能完全卸载现实批判精神；相反，文学的社会批判还有助于文学的视野更加开阔，而这也是文学多元中的一元。
　　
　　二、文化批判
　　
　　如果说社会批判处于表层的话，那么，文化批判、尤其是思想层面上的文化批判则是深层次的。毫无疑问，与前者相比，文化批判能使小说更有深度。
　　艾伟小说的文化批判一是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上。《 小姐们 》看起来是一个闹剧，其实，热闹的背后隐藏了作家对传统的否定。在母亲死后，长期不被允许进家门的大女儿回来了，由于没有家人愿意随同出席葬礼，大姐只好带着自己店里的六个小姐来奔丧。看到六个小姐，从未结过婚的大儿子花痴病复发，而深得母亲疼爱的小儿子则将注意力与精力集中在与小姐的鬼混上。显然，小姐成了小说的焦点，她们的到来构成了对葬礼的反讽。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母亲难辞其咎。母亲是一位传统的中国母亲，一位专横、专制的母亲，她希望所有儿女都围绕在其膝下，因此，在母亲身上，我们能找到中国的家庭主义。她是家长，她竭力将儿女限定在自己能掌控的范围内，她要凸显家长的权威，也要享受中国家文化的乐趣。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她以绝对权威彻底地击溃大儿子的自尊、独立，这使得他一直生活在病态中。大女儿有个性，跟人私奔，又因父亲外出寻找她时出了车祸，从此，她被母亲坚拒。二女儿考取大学，跟人恋爱，本有希望留在城里，但在母亲的要求下回到家乡。她丈夫也来到这里，可后来调进城里，并越走越远。小儿子受母亲宠爱，好逸恶劳。以上种种，说的是母亲要对儿女们的是是非非负责，如果我们再追究，艾伟的批判指向就是中国的家文化、家庭主义。是传统造就了母亲，她以传统观念养育儿女，他们在葬礼上的作为是对家长权威、传统文化的无情嘲弄。《 小姐们 》不是一个孤立文本，如《 亲骨肉 》里王申夫妻对儿子过度溺爱，它带来的后果却是与良好的愿望相反。从上述分析，我们能看出，作家对中国的家庭中心主义，如过分恋家、父母权威、过度关爱孩子等予以坚决否定。
　　艾伟还将批判的目光投向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物质财富日益增多，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日趋光怪陆离，这一切固然满足了人的生活需求，但它们也带来巨大的副作用。《 重案调查 》里的顾信仰被派到无人居住的小岛守灯塔，二十多年后，他回家了，可社会完全改变。他无法适应，迷失在现代的舞厅里。在他看来，这个地方藏污纳垢，助长了物欲横流，因此，他痛恨它。同时，情色的舞厅又唤醒他沉睡多年的欲望，这使得他精神恍惚，以致犯下重罪。对现代社会失望的还有《 爱人同志 》中的刘亚军，他因战争而残疾、而成为英雄，因残疾，他自我封闭。当社会忘记他之后，他不得不面对社会；然而，在他看来，社会已经堕落了，到处都是不洁的东西。这两个人物相对于现代社会都有点不合时宜，尽管他们的守旧能衬托出时代的光鲜，可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指责的确击中要害。
　　现代社会究竟怎么啦？艾伟对现代文明的批判直指社会发展理念。《 爱人同志 》里的女记者认为，趋利忘义是现代人的准则。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现代人趋利忘义，现代社会也如此。现代社会的发展往往就是建立在人对利益的片面追求基础上的，人对利的疯狂追逐促使现代文明高速发展，也使人忘掉廉耻，忽视周围的一切。《 越野赛跑 》里的小山村摇身变为乡镇，就在于乡民对“天柱”的过度开发。“天柱”是一座富有神话色彩的山，那里有奇特的昆虫，这使得“天柱”旅游成为山村的支柱产业。不仅如此，人们还将油炸昆虫视为当地特产，它使得社会经济更加繁荣，当然，现代色彩十足的社会也就更适合人们娱乐、纵情、狂欢。就在人们沉溺于享乐之时，“天柱”，这个美丽、神奇的地方终于不堪重负，对它的掠夺性开发毁灭了“天柱”，它成了一片荒凉的土地。毫无疑问，“天柱”模式是畸形的，狂热逐利必然带来人的沦丧、环境的恶化等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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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传统，艾伟是站在现代的立场上；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他又转向反现代一面。无论是现代性批判还是反现代性批判，他都有一个同一的标准，那就是文化应尽可能促进人的良性发展。人既不应该被文化束缚、也不能借助文化放纵自己，否则，文化对人的作用将呈负值。
　　
　　三、人性批判
　　
　　从艾伟对小说创作的理解来看，他十分注重人性的剖析。无论是社会批判还是文化批判，他都着眼于人、人的心性的呈现，譬如，所批判的社会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它对人造成什么伤害？这两个问题都能从人性里找到答案。这说明，深入到人性、挖掘文学的人学内涵是艾伟创作的一个自觉追求。
　　在对“阶级斗争”的再现时，艾伟乐意思考人性所承载的信息。在《 越野赛跑 》中，常华将大字报、大批判带到山村，这就为人性的表演提供了一个舞台，守仁的凶残、小虎的蛮横、步青的投机都是戏台上的主角。正是由于他们人性中丑恶一面的兴风作浪、推波助澜，“革命”才能得以红火展开。至于被革命者的四类分子，由于肉体与精神遭受双重摧残，他们通常人性孱弱、猥琐，如在《 乡村电影 》，守仁叫有灿走，他就不敢跑，叫他爬，他就不敢走。再看成人之外的世界，那里往往有一个威风八面的“孩子王”，他下面有一群“哈巴狗”，与之对立的一方是一个孤寂的少年，如强牯之于解放、小虎之于花腔。双方的较量同样充满了卑鄙。我们看到，在“斗争”的氛围中，人性遭扭曲，它极容易滑向恶的一端。
　　艾伟小说的男性欲望叙事有着显著的位置，如《 重案调查 》《 小姐们 》《 爱人同志 》《 爱人有罪 》等都将男人赤裸裸的欲望坦陈出来。这其中的用意不是单一的，如刘亚军拼命地以身体欲望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但是，从总体上看，躯体欲望批判应该是艾伟的主要创作意图。艾伟喜欢将欲望与现代文明放在一起考察，这一方面的集大成者是《 越野赛跑 》。小说所叙述的山村飞跃为乡镇的过程，既是一次现代化进程，也是男人的欲望得以尽情地发泄的过程，利欲、性欲与现代文明在步年等人身上达成互惠互利的共谋。可是，人疯狂了，环境遭到破坏；显然，作家不仅对现代发展理念予以质疑，而且，对理念的驱动力即过度人欲也持否定态度。因此，艾伟的这一种批判可以称之为男性欲望批判，一方面，他以男人的躯体来探索男性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他对男人的原始生命力有着清醒的认识，步年、顾信仰、刘亚军等人的亢奋足以形成破坏力。或许，这里可以借用女性躯体写作理论，但艾伟展示的是批判性的男性躯体。
　　艾伟批判人性恶，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人性是恶，事实上，通过小说，我们能看到，在艾伟看来，至善或至恶的人是不多见的，换言之，人性之善恶常常是纠缠在一起的。《 乡村电影 》里的守仁，也脆弱得掉过两次眼泪，这说明他并不总是恶人。对人性之复杂性的开挖，艾伟最用力的小说可能是《 爱人同志 》。就对刘亚军内心隐秘的探索，我认为，小说已达到很高水准，另一方面，小说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可能是出于写作目的的考虑，小说简化了刘亚军的社会关系，他是一个“天外来客”，没有父母、兄妹、好友，而小说也没有交代他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孤儿。他们定居的小城有刘亚军的过去吗？这也是一片空白。对于一个写实的作品来说，这是不正常的。再说，亲友的出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丰富小说的内容，如它会激化或缓解刘亚军、张小影之间的战争，这将波及他的内心活动，也就是说，他的孤傲、阴暗、强悍、暴力、落寞、光亮、脆弱等就因此而有更多的上演机会。艾伟显然不愿这么做，他只是开了一个很小的口子，再沿着它下去开掘刘亚军生命深处的奥秘。
　　综上所述，艾伟在展示人生命内在真实的同时，对人性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人性批判表明艾伟的批判精神超越了社会、文化层面，进入一个不透明的深度世界。在那里，人不仅是现象中的人、文化中的人，也是黑暗空间里的自我。当然，那里也有光、有亮。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陈绪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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