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后殖民主义 女性作家 两性关系 形象
　　摘要：后殖民印度英语小说中有一批女性作家在创作中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审视男性社会，审视殖民文化，细腻地勾勒出印度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困境。与后殖民男性作家相比，后殖民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虽然同样是在殖民与后殖民的大文化语境下创作出来的，但女性作家更注重性别问题，往往以两性关系作为读解殖民关系的一种隐喻方式。
　　
　　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同属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二者在发展过程中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联系体现在两者都是以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挑战，都是“边缘”向“中心”的对抗，都是关注政治、集中指向西方以白人为主的男性世界的文化话语；然而也就在两者相互联系的过程中，尤其是当第三世界女性的生存状态走入研究者视野之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介入使传统的西方女性主义开始被质疑。在这里，之所以必须在女性主义之前加上一个前缀“西方”，是因为传统的女性主义描述的是以白人女性为主的受压迫群体，她们的“女性”实际上仅仅局限在西方的白人女性，更重要的是，在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形象往往与第三世界在西方文本中出现的形象一样，被冠以神秘、落后、愚昧无知、受宗教控制等等固定的模式，很少能够在第三世界特有的文化背景下去分析第三世界女性的真实面貌和她们的真实处境。斯皮瓦克在《 属下能说话吗？ 》（载《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 》）中深入探讨了第三世界女性话语权问题，斯皮瓦克尖锐地指出，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属下没有历史，不能说话，作为女性的属下就被更深地掩埋起来了。谁能代表这些属下中的属下、贱民中的贱民来说话？既然西方女性主义者在描述自己的“姐妹”时也不免带有隐含的文化等级和殖民色彩，于是第三世界女性开始打破静默，发出自己的声音。
　　后殖民印度英语小说中有一批女性作家在创作中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审视男性社会，审视殖民文化，细腻地勾勒出印度女性作为双重边缘化“族群”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困境。与其他后殖民作家相比，这批女性作家更注重性别问题。在殖民历史中，帝国统治同时意味着男性霸权，而女性无论是身体特征还是个性气质都是被男性征服的“他者”形象的象征。而在后殖民时期，当英帝国主义退场之后，女性作家对男权社会中传统女性形象的分析与思考，挖掘出女性的“他者”形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这本身就具有一种文化反思的意义。
　　
　　1.家庭关系中的玩偶形象
　　
　　根据女性主义者的基本理论，性别优越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的最坚固堡垒就是家庭，家庭中存在着最为微妙的人际关系。在家庭中的男性力量和统治经常是隐藏在所谓“爱”的屏障之下的。印裔女作家阿尼塔·德塞就在作品中透视了这种看似慈爱实际强压的家庭关系的本质。她的第一部小说《 哭泣吧，孔雀 》，追溯了玛亚这个极度敏感的女人如何蜕变为神经质杀人犯的人生历程。围绕在她身边的男性力量即是她蜕变的土壤——父亲的纵容、溺爱；与丈夫缺乏沟通与交流的夫妻关系。从表面上看，玛亚没有经受过身体暴力或者精神虐待，然而她正是被这些看似仁爱的男性力量所毁灭了。
　　小说通过玛亚的回忆为读者展示出她的父亲是如何以一种怜爱的方式和保护者的姿态实现了男性自私的控制欲。他为玛亚建造了一个童话的世界，一个建立在想象和神话基础上的世界，使她仿佛置身于玩偶世界的玩偶公主与现实隔离。玛亚对父亲近乎病态的依恋使她即使在成人之后也自然地选择了拒绝成长，拒绝独立，她已经没有办法拥有独立的人格和身份，也因此而失去了他人的尊重和理解。童话世界看似美好，但其可怕的后果是玛亚已经为成人世界所流放，只能像一个玩偶一样痛苦地生活在社会边缘。对于玛亚来说，父亲的权威是不可质疑的。女性对于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从属地位唯有默默地接受才最明智。正是这种宿命论牢牢地控制着玛亚的思想，使她始终被笼罩在死亡预言的阴影中。童话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巨大差异加上精神上的疑惑和恐惧让敏感、脆弱和神经质的玛亚对现实越来越绝望，由不知所措到不安再到精神失衡，最后导致精神崩溃。正是因为父亲在成长过程中对玛亚负担了过多的责任，隔绝了玛亚与现实世界的正常联系，以个人意志和个人观念过多地控制玛亚的个体人格的形成才导致了玛亚焦虑的内心世界。她永远也无法以一种正常的心态与现实和谐相处。作品中，德塞反复使用“玩偶世界”和“玩偶公主”的意象，正是为了强调作者对那种非自然的关心与爱护的认识与理解，玛亚式的女性正像牵线木偶一样为男性家长所控制。
　　
　　2.失调婚姻中的疯女人形象
　　
　　除“父爱”之外，婚姻中的两性关系是又一个展示男性性别优越主义的平台。在印度英语女作家的笔下，婚姻关系的尖锐矛盾并不是经济纷争或者暴力问题，她们所着力表现的是更加潜在、更加隐晦的心理斗争和心理压迫，她们所关注的是在一例又一例失调的婚姻中，男性性别优越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毁灭着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对自我身份的确认。
　　在阿尼塔·德塞的作品中，大部分婚姻是不协调的。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敏感而深情，而她们的丈夫尽管从不粗暴，也尽职尽责地履行着丈夫的义务，然而对自己妻子要求理解、要求沟通、要求人格尊重的诉求却漠然而无动于衷。以《 哭 》为例，很多对于玛亚和格特马的婚姻的评论都认为，他们的悲剧是源自于两个人性格的不和谐。女性往往是感情化的，而男性往往是理性化的，这种区别导致了婚姻的失败，也使男女主人公都沉浸在痛苦中。玛亚和格特马的确存在着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但除此之外，这些评论都忽视了一个关键性问题，那就是性格上的差异之所以会发展成不可逾越的婚姻障碍是因为格特马没有给予玛亚以平等和尊重，不能接受有区别于自己的思想存在，格特马一直试图以自己的个人意志影响着玛亚，用自己冰冷的理性来冻结玛亚对于生命和生活的强烈感受。因此，只有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他们的两性关系才有可能拨开文本表层，挖掘出作者隐藏在文本内部的真实意图。在作品中，格特马所持有的态度就是父权制社会结构影响下的男性性别优越主义。生长在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传统之下的格特马对妻子敏感的性格所施加的是一种残酷的压迫力量。对于按照他的标准不是正常的或者不能接受的行为和思想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嗤之以鼻。玛亚的思想在他看来都是幼稚、乏味的。他蔑视地嘲笑玛亚“孩子把戏”“极端荒谬”“无聊”“愚蠢”。小说中有一个情节是玛亚试图进入格特马的朋友圈子，试图加入他们的谈笑之中，但是遭到了冷落和拒绝。对于玛亚来说，最终的拒绝来自于格特马。玛亚意识到，格特马是绝对不允许自己进入他的男性世界的。一次次的失望使她在现实中的自我越来越瑟缩，最后只能沉溺在梦幻和想象的空间去释放自我的个体价值。而这无疑更加重了格特马对她的厌烦和漠然，甚至把她当做不正常的疯女人来看待。正如女权主义所分析的《 简爱 》中伯莎的形象一样，一个渴望爱也追求爱的女性在现实中屡屡受挫，在极度的孤独、惶惑中精神崩溃，最终做出极端的行为。玛亚最后的杀人与自杀看似疯狂，但实际上却是她为自己的痛苦寻找的解脱的唯一途径。
　　
　　3.神话提升之后的贞洁形象
　　
　　每一种文化都是根据自身的文化特点在制造理想形象或者模式。印度民族神话的发达以及整个民族对于神秘性的崇尚使印度女性性别角色的形成建立在神话形象的基础上。那些神话中的人物，或者带有宗教意味的形象把古代文化传统沿袭到现代社会的生活现实中。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悉多的形象。悉多的贞洁，对罗摩的忠实，即便是遭到误解和抛弃时都始终顺从、隐忍的品质使她在印度千百年的文化传统中成为所谓完美女性的代表。达摩扬蒂、莎维德丽和蒂劳柏迪的故事也都传达着对于女性恭顺、纯洁的颂扬。这种女性气质逐渐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传统力量，无论现代化发展、都市化发展,还是受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都没能转变印度精神中这种根深蒂固的“完美”的女性形象。女性在现实中必须执行她的“义务”和“责任”——做一个对丈夫虔诚、忠实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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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神话形象为基础的性别角色的定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普通女性形象进行了某种神话意义的提升，然而这种提升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即女性形象越是被神性化，就越是强调她的精神性，越是强调伦理和理性力量，于是也就越是要贬抑她作为一个人的血与肉的个体性。在印度社会，即便是20世纪后期，对女性的性意识仍然是讳莫如深的，任何有关于性欲望的表达，无论是婚姻内部还是婚姻外部的都会被视为淫荡、堕落，女性的性功能似乎只在于她们的生育功能。后殖民印度英语女作家们在作品中凸现了这一主题，她们写到了男性是如何反对女性的婚前性行为和婚外两性关系，而传统习俗又是怎样压迫着女性的天然性意识。阿尼塔·德塞的《 哭泣吧，孔雀 》、纳延泰拉·萨赫嘎尔的《 昌迪加尔的暴风雪 》均属此类作品。
　　纳延泰拉·萨赫嘎尔在《 昌迪加尔的暴风雪 》中塑造的男主人公因德尔一直固守传统，以纯洁和无欲作为标准衡量妻子萨若耶。当他得知妻子曾经有过婚前性行为时，萨若耶的形象在他心目中就变成不守“妇道”的肮脏的女人，让他憎恶。尽管萨若耶为人正直、坦诚，完全为了不想欺骗丈夫而和盘托出自己的过去，并且每次受到丈夫盘问时总是向他表白自己的爱是完整而纯净的，但是因德尔的男性自我早已在对女性性别角色的确认中建立了一道不可冲破的樊篱。他认为妻子的过去就是不贞洁，是他男性世界中永远抹不掉的污点。萨赫嘎尔尖锐地揭示出，即使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男性，仍然会像最古老的社会一样，需要用处女之血来证实女性的纯洁。而她更尖刻的笔触则表现在，就在因德尔对妻子的“背叛”耿耿于怀的同时，自己却迷恋着魅力十足的已婚女人玛拉。可见，在男女两性中，是由“性”差异转变为“性别”的差异，再转变为“性”的不平等。所谓的忠实、纯洁都是男权社会针对女性所制定的规则和标准，而这一切规范在面对男性时自然变得毫无意义。
　　
　　4.沉默恭顺的麻木形象
　　
　　文化传统的巨大力量控制着男性对于女性的认识，同时也控制着女性对于自身的认识。女性意识的压抑当然是因为受迫于外在力量——公众标准、舆论压力等等，但同时还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来自于女性自身。作为与男性同样浸染在传统文化氛围中的女性很难不受其影响，很难超越文化约束而达到真正的女性意识解放。
　　莎西·黛西帕黛的《 根与影 》和《 长久的沉默 》就是力求从女性自身来探究问题的根源。《 长久的沉默 》的女主人公查亚与玛亚和萨若耶所不同的是，这是一个符合男性规范的女性形象。对她的女性角色可以有很多种定义——听话的女儿、顺从的妻子、关爱的母亲，但唯独只有“自我”这个角色被吞没在种种“他者”之中。黛西帕黛的女主人公在进行自我确认时，往往难以摆脱复杂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她们自觉地用社会规范牵制和约束着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丈夫对于她们来说是具有权威意义的。从结婚前不能选择结婚对象，到结婚后对丈夫的无条件服从，这都是女性的“本分”。查亚周围的女性灌输给她的是这样的观念：男性与女性仿佛大树与藤蔓，一个女人失去丈夫就像藤蔓失去了大树的庇护。因此在意识到女性应尽的“职责”之后，查亚终于懂得如何做到丈夫心目中一个妻子应该的样子——迎合丈夫的喜好，接受丈夫的所有决定，对任何事情都要学会服从。如果说，玛亚的形象过于专注于自我困境，萨若耶的形象过于天真，那么查亚就是一个在沉重的社会角色中完全丧失自我的典型形象，她努力使自己生活得像一个“圣洁的家庭主妇”，尽量压抑自己的感觉，控制自己的情绪，对于“性”，她只是被动接受，从没有勇气对丈夫说出自己的要求和感受，像一个躯壳一样麻木无欲。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沉默中，她按捺着所有的不满、希望和痛苦。婚姻是她的唯一事业，丈夫是她的唯一中心。黛西帕黛笔下的女性形象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针对传统的两性关系不断声讨男性意识形态的时候，往往忽略了来自女性自我压迫的强大力量。她们的木然和不争助长了男性意识的强化，一具连感受到疼痛都不会呻吟的躯壳无论如何是没有反抗力量的。作家洞察到，是女性自己主动放弃了话语权，一点点屈从，一步步退缩，直至默然无声。黛西帕黛通过作品挖掘出这类女性的潜在心理，也打破了她们试图以沉默、隐忍来保持两性关系平衡的幻想。
　　毫无疑问，印度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在共同扮演着压迫女性、歧视女性的角色。对女性来讲，这远比个体的男性权威更强大，更危险。实际上，人类文化是以两性文化发展作为基础的，是在最原始的两性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然而随着文化不断的更新和复杂化，复杂的以及象征化的文化形式掩盖了原始的两性关系，这与人类在发展中逐渐远离和背叛自然是同一道理。正当人类骄傲地认为自己已经脱离了原始毫无禁忌的两性关系，终于完成了两性关系文明化的时候，这种所谓的文明却是以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以女性的被排斥、被贬抑作为代价的。女性形象也在这种由男性所制造的文化迷思中被扭曲、变异直至失去其本体性。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齐园，天津师范大学在读博士，河北大学教师。
　　

• 齐　园： 另一种意义的“他者”形象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