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接受美学 圣·约翰 形象变异 文化误读
摘要: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深入考察了《简·爱》中圣约翰形象在中国的变异及其成因。圣约翰形象在中国一直被误读成一个反面的宗教人物,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误读现象,与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和读者的期待视野有深切关联。
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 简·爱 》是一部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作品。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圣约翰,其形象在小说英文原著中本是正面角色,可在中国这个特有的文化语境中却长期被当做反面的宗教人物看待。这样的形象变异是如何产生的?在这一形象变异的背后,在民族文化、文学传统中有哪些深层因素与之关联?笔者拟在本文中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深入探讨这个饶有趣味的文化现象。
一、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圣约翰——反面
宗教人物的典型
在中国读者眼里,圣约翰伪善自私,野心勃勃(祝庆英,1995:9)。他虽然表面上几乎是个几无瑕疵的圣人,本质上却是个极端自私冷漠的伪君子(杨静远,1992:20)。在原著中,圣约翰是一个奉行禁欲主义的加尔文派传教士,他号召简爱去过一种完全克制的生活,和他缔结没有世俗爱情的婚姻,去印度传教。而中国的评论家则对他的禁欲主义大加抨击,认为他代表的是“虚伪怪诞的宗教文化”,他是“用所谓的神恩来压抑人的一切情欲,是以宗教狂热掩盖其勃勃野心”(吴晶,1994:22)。与罗彻斯特相比,他“奉行的是另一种大男子主义”(张蓉燕,1992:88),是简爱的又一个压迫者。诸如此类的批判之辞,在有关《简·爱》的评论文章里比比皆是。有鉴于此,国内不少人都觉得作者在小说中对圣约翰的溢美之辞不可理喻,认为作者把“他的严厉、苛刻和野心勃勃理解成为完成拯救人类这项伟大任务必不可少的品质”极为错误(张蓉燕,1992:88),乃至指责作者“主观上没想揭露圣·约翰的伪善面目,而把他写成为一个有貌有德的正人君子”(祝庆英,1995:9)。有些学者虽然没将圣约翰与宗教等同起来,但也同样批评他“自以为是忠实地传播上帝的福音,其实是不自觉地作了可怜的宗教信条的牺牲者”(王化学,1980:104)。总之,纵观《 简·爱 》自译介到中国后的接受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这个独特的文化语境中,圣约翰形象一直作为反面的宗教人物而遭到批判。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反面宗教人物,在作者和原文本中又是怎样的形象呢?我们有必要将人物还原到原文本中进行考察。
二、原文本中的圣约翰——近乎
完美的圣者形象
将圣约翰还原到原文本中后,笔者发现,原文本中的圣约翰,和中文译本以及中国读者眼里的圣约翰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换言之,圣约翰这个形象,在译介到中国之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以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祝译本(祝庆英译《简·爱》,上海译文出版社)为例,小说英语原文本中用来刻画圣约翰形象的许多中性词,在祝译本中都变成了贬义词。如原文中圣约翰对自己的描述,“I am simply, ……a cold, hard, ambitious man. ……my ambition is unlimited; my desire to rise higher, to do more than others, i atiable.”在祝译本中被译为“我……只是个冷酷无情、野心勃勃的人罢了。……我的野心是无穷尽的;我希望往上升,希望比别人做更多事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见祝译本,第492页)。此处的“a cold, hard, ambitious man”被译成“冷酷无情,野心勃勃的人”,“ambition”被译成“野心”,“desire”被译成“欲望”。又如圣约翰的妹妹对他的描述:“……he hides a fever in his vitals. ……he is inexorable as death”被译成“他的内心隐藏着一种狂热……他像死神一样无情”(见祝译本,第467页)。此处的“狂热”“像死神一样无情”都是明显的贬义词。这样的译例不胜枚举。其实在通读原文本后我们不难发现,圣约翰的“野心”无非是去印度传教;所谓“往上升”(有些译本甚至译为“往上爬”),无非是想在宗教事业中有一番作为,而非在世俗社会中的追逐名利;说他“像死神一样无情”,也有欠公允,因为“死神”是迫害者的代名词,而圣约翰并没有迫害过任何人。他也并非全然无情,他深爱着“天使般的”奥利弗小姐。只是他认为简能吃苦耐劳,具有一个传教士妻子的品质,只是能够在事业上助他一臂之力,所以向她求婚。他的所谓“无情”,只是出于其自身的宗教信仰,而在宗教责任和世俗感情的冲突之间选择了宗教责任而已。至于说到“伪善”,简从桑菲尔德府出走后,在荒原上凄苦流浪,几近死亡的边缘,是圣约翰收留了她,这怎么能称之为伪善呢?原文本中其实充满了对圣约翰的溢美之辞。作者从简的视角盛赞圣约翰的温和仁慈和献身宗教的热忱,在小说末尾交代人物结局时,甚至说他“坚定、忠实、虔诚、精力充沛、热忱、真诚地为他的同类辛勤工作”,换言之,原文本中展现的其实是一个几臻完美的圣者形象。
小说原文本对圣约翰形象的刻画,其实离不开其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背景。这其中有作家自身的宗教观念、道德意识和家庭濡染等多方面的文化心理动因,体现了深厚的文化蕴涵。众所周知,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本人就出身于一个宗教家庭。她父亲是英国北部约克郡的一个穷牧师,学识渊博,热衷于宗教事业。从小就深受宗教浸染的夏洛蒂是不可能将圣约翰作为反面人物看待的。小说中的简虽然最终拒绝了圣约翰的求婚,而奔向了世俗的爱情,但她对圣约翰的人品和他的宗教献身精神,显然怀有深深的敬意。
三、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形象
变异的深层因素
圣约翰形象在中国的变异,实际上是一种饶有趣味的文化误读现象。至于造成这种文化误读的根源,我们可以从接受美学中找到答案。接受美学认为,任何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之前,头脑中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有一定的期待视野。所谓期待视野,是“读者在阅读前就已存在的意向,这种意向决定了读者对所读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取舍标准,决定了他阅读的重点,也决定了他对作品的基本态度和评价”(陈??⑺锞耙ⅰ⑿惶煺瘢?997:475)。期待视野有两大形态:其一是既往的审美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较为狭隘的文学期待视野;其二是在既往的生活经验(对社会历史人生的生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更为广阔的生活期待视野。同时,由于读者总是处于一定的文化语境之中,基于读者审美经验、价值观念等因素之上的期待视野,无疑会受到这一文化语境中的文化文学传统、道德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以中国的文化语境而论,中国在近代曾饱尝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蹂躏之苦,在此期间,一些不法的在华传教士助纣为虐,成了列强侵华的帮凶,在中国干尽了伤天害理的勾当。于是,在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里,传教士就成了“伪善”的代名词,他们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爪牙”,(张学信1958:16)。这种记忆已经成了一种民族的文化积淀。正因如此,自近代以来,出现在中国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的传教士形象,几乎都是反面角色。在这样一个独特文化语境中的读者期待视野,无疑会将传教士形象定义为“伪善”“冷酷”“野心勃勃”这样的反面角色。这样的期待视野,自然会影响和制约读者去解读相关文本。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期待视野既是阅读理解的基础,又是其限制,作品文本包含着被各种期待视野对象化的可能性。以此而论,我们对圣约翰形象的“误读”,其实是我们基于自己独特的期待视野将原文对象化,从而得出了不同于原文读者的结论。圣约翰形象在中国的变异,因而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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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圣约翰选择去印度传教,在中国译者和读者眼里,“实际上是为殖民者效劳,起了帝国主义的先遣部队的作用”(祝庆英,1995:9)。正是基于这样的期待视野,我们的译者才会将原文中的中性词解读为贬义词;正因为西方传教士的形象在我们这个文化语境中已经被妖魔化,我们才不理解深受宗教浸染的作家为何对身为传教士的圣约翰有那么多的溢美之辞;也正因为在我们的文化积淀里,传教士是个贬义词,所以圣约翰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被解读成一个反面形象。而假以时日,在我们那份有关传教士的负面文化记忆渐趋淡漠之后,也许我们会以全新的期待视野来重新解读圣约翰。
圣约翰在中国的变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中国读者对西方宗教的文化误读问题。中西方毕竟隶属于不同的文化语境,基督教毕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深受基督教文化浸染的西方人可以对东方人的不信上帝感到不可思议,我们对基督教文化感到陌生也理所当然,更何况,在近代我国与基督教的那一段交流史充满了屈辱和血泪,因此,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的宗教在我们眼里是“虚伪怪诞”的代名词,小说中一个奉行禁欲主义的加尔文派传教士也就成了“虚伪怪诞的宗教文化”的代表(吴晶,1994:22)。曾经有学者试图抛开对西方宗教文化的偏激观点,认为圣约翰其实是一个古典的悲剧英雄形象,因为他在责任和爱情之间选择了责任,最后以悲剧而结束一生(范文彬,1991:47)。可在西方文化中,基督教精神并没有多少悲剧成分,人们对现实苦难的感觉全被升天堂的梦想钝化了。因此,作为悲剧英雄的圣约翰形象,其实仍是基于我们自身的文化语境和期待视野而得出的结论,是又一个中国化的圣约翰形象。
结语
不管是对圣约翰形象的解读,还是对西方文化的解读,我们其实始终是站在“他者”文化的立场上,绝对客观的立场是不存在的。圣约翰形象在中国的变异,其根源在于中西方属于不同的文化语境,我们用以解读圣约翰形象的期待视野与西方迥然相异。不同的圣约翰形象无疑会丰富作品的内涵,而在这一形象变异的背后所蕴涵的文化语境和读者的期待视野问题,更是令人深思。
(责任编辑:水涓)
作者简介:徐菊,安徽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参考文献:
[1]Charlotte Bronte, Jane Eyre.外文出版社,1993.
[2]陈???锞耙ⅲ?惶煺裰鞅?《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3]范文彬.对《简·爱》中罗彻斯特形象的再审视.外国文学研究,1991:(3).
[4]杨静远.《勃朗特两姐妹全集》总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
[5]王化学.说《简·爱》.外国文学研究,1980:(2).
[6]吴晶.维多利亚时代的三个叛逆女性:外国文学研究,1994:(2).
[7]张蓉燕.儒学:中国接受《简·爱》的伦理学思想基础.求实学刊,1992:(3).
[8]张学信.论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9]祝庆英.《简·爱》.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