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鲁迅 《孔乙己》 时间 内涵
　　摘要：本文从时间角度切入，探讨了小说《孔乙己》在时间处理上呈现的时段！择、时态“套盒”、无时间刻度叙事、时间空间化诸方面的独特形式及其对叙事视角带来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其背后深蕴着的丰富内涵。论述中对钱理群“童年视角”说存在的漏洞予以纠正，对严家炎未及展开的“复调”机制予以补充、旁证，并见出詹姆逊“第三世界民族寓言”说的局促之处，凸现小说潜在的艺术特质及其现代性。
　　
　　现代小说的叙事革命是从作家的时间意识觉醒开始的。西方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时间认识的飞跃式推进，尤其是爱因斯坦的时间相对论 、柏格森的“空间时间”与“价值时间”的划分，无疑对推动西方文学超越客观时间、引入主观的心理时间，超越自然时间、建立独立的叙事时间起到了启蒙导师的作用。普鲁斯特说他和爱因斯坦“似乎在使用相同的方式给时间变换形态”①，从而使他的《追忆逝水年华》成为“一部作为个人征服时间的纪念碑而矗立起来的作品”②。陈众议在《拉美当代小说新观念新技巧评述》中，更开宗明义地指出时间是小说形式的突破口，他说：“现代小说形式变化是从时间切入的，由于对传统小说时间的突破，遂有了故事结构和叙事程式的巨大变革。”③
　　令人惊喜的是中国现代小说，在其起点上即与西方文学取同一步调，开始了自己的革命性转换。陈平原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之所以石破天惊，不仅在于强烈的反封建意识，而且在于全新的表现技巧，包括对小说叙事时间的处理”④。《狂人日记》中的确存在两个非常触目的时间系统，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过去的事件不断地借主人公的感受、联想频频插入现在的时间进程，过去时间对现在时间的冲撞、对抗与融合，使这部作品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探索小说叙事时间的杰作。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创作的第二篇白话小说《孔乙己》也体现了这种特色，它虽不像《狂人日记》那样，取一种心里时间的向度，打破过去、现在、将来的连续性，而进行时间上的倒置错位、往返跳跃的安排，但也不同于传统小说那种纯粹客观的线性时间模式。如果说《狂人日记》艺术创造的时间主体性是对客观与自然时间模式的全面颠覆的话，那么《孔乙己》则是在基本合乎人们阅读习惯的时间模式内，对传统叙事作有限定的然而却又有力度的反拨，仔细分析，这种“带着镣铐的舞蹈”比起“无所拘束的自由舞蹈”来，自有其个性化的内在张力与独特内涵。
　　
　　一、 故事时段：“横截面”结构的时间效应
　　
　　《孔乙己》对小说叙事时间的突破首先表现在故事时间！择的特异性 。孔乙己的一生是颇为坎坷酸楚的，早年入塾苦读 、应试，因为终于没有进学，也没有学会其他营生手段，只好给别人抄书换取些微薄的报酬，穷困潦倒地活着。孔乙己书没读出来，读书人的坏毛病倒沾染了不少，他自然不能像富家子弟或跻身统治集团的读书人那样诗酒风流、风花）月，难得有口酒喝、有几粒豆吃、有机会展示一下“茴”字的四种写法便足矣……以鲁迅惊风泣雨之笔，循着孔乙己的生命历程慢慢道来，这个故事也一定非常的精彩感人，人物形象也许会更加饱满。无奈，鲁迅天生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对故事时间特有的敏感，使他挥动鬼斧神工般的艺术之笔，在孔乙己原生的线性生活经历中，断然砍去了前半生的事迹，又砍去了后半生许多片断和日常行状，只留下他在鲁镇咸亨酒店一截的几个典型的场面——几个他生命中时间的“点”：曲尺形柜台前“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受到酒客们的奚落而涨红着脸争辩，考问小伙计“茴”字的四种写法和给孩子们“一人一颗”茴香豆，最后一次“盘着双脚，下面垫着一个蒲包”来喝酒的惨状……这几个简约的场面。其前半生中对于命运和为人具有影响的重要事件，则见缝插针地以补笔适时带出。整个故事由小伙计“我”穿针引线、衔接缝合，由“点”带“面”、以“点”牵“线”，驭繁于简，寓言化地昭示了孔乙己式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胡适曾把这种新的小说结构方式，定义为“横截面的小说”，他看出了这部小说对传统线性封闭式结构的背叛，拓展出一片开放的小说新天地。但是，人们似乎都忽略了鲁迅这种！择的深层动因：他对时间认识的敏感与创造性。正是因为这种忽略，造成我们对小说的误读现象：《孔乙己》没有纵向展开的情节故事，可我们往往还习惯性地按照固有的阅读思维方式 ，把小说还原成了线性的历时叙述，这样一来，小说着力描述的孔乙己在咸亨酒店的几个并列的场景所烘托的内容倒成了第二位的东西，人们无视大量关于酒客、店主与小伙计的描写，而小说中顺笔带出的这一时段外的或酒店场景外的背景式交待，如“没有进学”及迂腐无能、好喝懒做，于是偷窃，终被丁举人打残致死，这些有着明显时间顺序的故事，似乎成了作品的主要用力点，于是自然地就把小说主题归纳为揭露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愚弄与戕害。
　　就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形式是作品内容的呈现方式，但形式也有意义的生成作用，形式本身也有独立的意义，此即所谓“有意味的形式”。《孔乙己》有意味的形式即在于鲁迅对孔乙己人生时段的截取及这一时段中几个时间点的奇特组合，作品的“意味”也首先应当从这一时段及片断组合的关联域中去寻找，这样鲁迅先生的夫子自道：“单在描写社会上的一种生活”⑤，“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⑥，或许更适宜于小说显在的现实层面的解读。我们对《孔乙己》的误读除了对其结构上时间形式的忽略外，再一点就是来自《白光》的影响，不少学者认为《孔乙己》与《白光》属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其实，这二者其实相去甚远。从对故事时间的！择上来说，二者有共同之处，《白光》也是横截面的写法，从陈士成一生中截取他第十六次科考发榜后这一时段着笔，着意写他屡考不中后的精神失常、崩溃、乃至在“白光”的指引下出城落水而亡。但对故事叙事时间的处理上，《孔乙己》与《白光》又有着截然的不同，《白光》中陈士成的科考及由此导致的变故是“正在进行时”，而《孔乙己》中孔乙己的科考则是“过去完成时”，它只是“咸亨酒店”中发生的故事的必要补叙 ，是孔乙己被凌辱被损害的由头。时态的不同，导致了两篇作品主题走向上的大相径庭。《孔乙己》这一时间形式上的特点则是下文我们要着重考察的内容。
　　
　　二、“时态套盒”：叙事时间的“迷宫”
　　
　　对于故事套故事的叙述模式，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称之为“装在小说盒子里”的故事，而拉美爆炸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略萨则概括为“中国套盒”。《孔乙己》中也存在这种古老而又现代的艺术倾向，其具体表现不但在故事的一级套一级，而更在于对时间的独特处理，即小说中存在着一种“时态的套盒”。也许“时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学概念，但时态恰又常常是制约小说形式表达的重要因素，对其考察确可发现其他视角下无法说清楚的东西。《孔乙己》中存在着三个层面的时态：最外的一层，即由小说的首尾构成的一般现在时态，由叙述者采用回忆往事的形式构建，它暗示作为叙述者的“我”的当下时间状态，在具体内容上体现为文本开头对鲁镇酒店格局的介绍和结尾处对孔乙己归宿的揣度，这是小说时态的第一个层次。由一般现在时所包裹着的是小说故事主干——孔乙己在酒店的种种情形，其时间状态主要标识为一般过去时。在故事层面还有更低一级的时态形式，即过去完成时，对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终于没有进学”，替人抄书混碗饭吃，直到后来没办法，偶然做些偷窃的事等的介绍，均属这一时态下的内容，从时间与空间上说，这些事情均发生在文本中酒店故事之前或之外。我们发现，《孔乙己》的“时态套盒”有两大特点。第一，不同时态层面所用的写作技法不同，第一层的一般现在时层面和第三层的过去完成时层面，使用的是陈述介绍的表达方式，而第二个时态层面则是以描写为主的表达方式，可见鲁迅对时间安排寓有良苦用心的。第二，这个“时态套盒”的母体和子体之间，即各层面之间有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时态套盒”的三个层面，存在由内到外呈辐射状的逻辑因果关系和由外到内的叙述干扰。第三个时态层面的内容，成为第二个层面故事铺写的必要依据与前提条件。孔乙己的没有进学以及他偶尔的偷窃行为成为酒店里反复渲染的笑声的由头，在这“快活的笑声”里我们可以看鲁迅所谓“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凉薄”残酷之处，展现的是知识者与群众的双重悲喜剧，这是一个对弱者没有同情心，缺乏人道与关爱的冷漠世界。而孔乙己“从不拖欠”的诚信行为，则在第二个层面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示。所有这些也正是促使作为叙述者的“我”念念不忘孔乙己，对他的命运关注而同情并且进入小说第一个层面展开回忆的根本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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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明确了“时态套盒”由外到内的叙述干扰关系，即中年的“我”不时地对幼年的“我 ”的叙述实施干预，使我们得以清晰分辨叙述者“我”在不同层面的声音。由于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我”来叙述的，是成年的“我”回忆二十年前作为小伙计的“我”的所见所闻所感，这种视角的！择一方面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可信度，另一方面，也遮蔽了文本中两种不同声音的表达：二十年前的“我”和二十年后的“我”。小说时态的外层是以一个中年的“我”的口气从容不迫地回顾往事；一般过去时层面是以小伙计“我”向人描述孔乙己来到咸亨酒店的种种情形。成年的“我”回忆往事时，胸怀是宽厚的、善良的，已具备理性的思辨能力。这种态度明显地也投射在了幼年的“我”对于孔乙己的描述中，如“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样准确的特征概括，“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样深刻的人生感叹，都不是幼年的“我”所能说出的。尤其是面对孔乙己热心地教“我”“茴”字四种写法时，努着嘴不耐烦地走远，孔乙己叹气、惋惜的细节，幼年的“我”无法感知亦无法看到，显然来自成人的“我”的[睛，还带着一点追悔的意味。孔乙己最后一次出场的凄惨情形，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实质上是已将深深的同情蕴涵其中。在时态的第三个层次“过去完成时”层面，成年的“我”的叙述干预特别强烈，密度也比较大，文中使用了大量的副词，为孔乙己进行充满同情的辩护。如 “终于没有进学”，“终于”表明他经过努力的。“幸而写得一笔好字”，既表明对他不幸中的庆幸，又肯定他的一技之长。“可惜他有一样坏脾气”，“可惜”饱含惋惜之情，“坏脾气”有大事化小之意。“没办法”“偶尔做些偷窃之事”，说明他实出无奈本非所愿，且仅是偶尔为之，怜悯袒护之情溢于言表。在叙述他不拖欠的品格时，用了“都”、“间或”、“暂时”、“定然”等词，都意在扩大、突出他诚的一面。不谙世事、只知道跟着看热闹的“我”的叙述中，明显夹杂着成年的“我”的口吻。叙述者的声音在两个“我”之间滑动，互相映照、干扰，形成一种微妙的艺术张力。两种叙述声音在不同的层面之间的比照认同、侵入交织，不但体现了作者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与透视自我灵魂的反思品质，也赋予作品一种复调的意味。小说复调关系及其相应意义的获得，真正应了巴赫金的一句话：“一切事物——从最抽象的思想到河岸上的碎石子——自身都打上时间的烙印，充满时间，并且在时间中获得自己的形式和涵义。”⑦从根本上讲，这是鲁迅独特的感受体验世界的方式使然。
　　必须指出的是，巴赫金的复调小说模式是一种“对话的复调”，体现为思想上互不妥协的交锋。鲁迅的小说尤其是《孔乙己》更多的是一种类似音乐对位的复调音乐的双声部，两种声音既独立又关联，结合成一种特殊的非对话体的复调小说形态。严家炎先生在《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⑧一文已经指认了《孔乙己》的复调特征，但未作展开，这里对《孔乙己》复调手法的具体形态，尤其内在作用机制等的揭示，是从时间——时态的层次——对故事意义的生成与制约作用角度引出的分析，也算是殊途同归，并对严先生观点的一个旁证与补充。
　　
　　三、 无时间刻度叙述：叙事时间的泛化与弱化
　　
　　所谓无刻度叙事，指《孔乙己》叙事时间在作品中失去了明显的刻度标识，叙事成了以记忆位置为中心的共时态描述。按理说，孔乙己一出场，他的言行必然形成过程的发展和时间的流动。可小说并没有这样处理，本文并没有叙述他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次具体行动，而是列举常态：“孔乙己 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其中“一……便都……”以及“每每”“又”等都说明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没有具体的时间刻度。同样，由于说明了“孔乙己……只好向孩子说”，因而“有一次对我说道……”便带有列举的性质，其时间的标识同样模糊。这种对反复出现的情形进行综合的描述，使历时性的事件变成共时性的形态，小说中这种无时间刻度的叙事，无疑浓缩了更多共时态的信息。
　　值得关注的是，《孔乙己》一般过去时层面的这种无时间刻度叙事，在《呐喊》中是个特例。这是为什么？鲁迅这种时间形式！择是否带有偶然性、随意性？如果是作者的一种刻意追求那又意味着什么？这也许要和作品中在这种时间状态下存在的主人公联系起来加以综合考察。
　　孔乙己的可悲在于他身份认同的错位、价值观的分裂，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即他是一个为“短衣帮”与“长衫客”共同排斥，游离于社会秩序、道德规范之外的边缘人，是一个被“悬置”于生活夹缝中的人。边缘的身份注定了他孤独无助，不能依附于任何一方获取支持生存的力量，但任何一方都可以肆意嘲弄取笑他。所以当孔乙己形单影只地出现在酒店时，他成为“短衣帮”与“长衫客”共同取笑的对象。孔乙己身份的边缘性还与他生存的模糊性相关，他从何而来，往何而去？没有人知道，小说除了一段寥寥数语的补叙和最后的交待，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甚至他的名字也不十分的了然，从描红纸上信笔得来的“孔乙己”三字带有一种似通非通的模糊性与反讽色彩，他的归宿是“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大约”与“的确”并列，这种对孔乙己生死的矛盾性判断，十分恰切地概括了他终其一生的模糊性存在：不仅生是模糊的（没有自己确切的名字，“平时满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他生命的价值仅限于充作无足轻重的笑料），就连他的“死”也是含混不清不可确定。可见，作者对孔乙己行状的描述所取的无时间刻度叙事，与其边缘化身份和模糊性生存是颇为一致合拍的，自有其深意。另外，叙事的无刻度性还与作者“时态套盒”的设置有关，套盒外层是一中年人追忆往事，这个“我”在调动故事、叙述“过去”的时候，故事在他记忆中的时间位置已经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汇拢聚合是否能很好地呈现他体验到的意义，无刻度叙事恰好便于加强叙述者对故事内容安排的灵活性与自由度，以利这一意图的实现。
　　尤为重要的是，小说叙事时间的无刻度性使小说的时间带有一种泛化、弱化色彩，这与寓言故事的时间要求有异曲同工之妙。寓言因为要表现超越时代的永恒真理，往往在时空要素的构置上要摆脱某种具体局限，常常以“有一天”、“有时候”等不确定的时间刻度来指称。如此，小说时间的无刻度处理就带有一种寓言色彩。而小说中对孔乙己模糊性生存境况的描述，也使这个人物有一种向抽象化符号前趋的倾向，酒店中的看客，在鲁迅几十篇小说中反反复复地出现，早已成为老中国麻木不醒的儿女的象征，成为“无物之阵”的代名词。“咸亨酒店”这个小世界，其实是大社会的一面缩影，鲁迅这篇以写实的手法构建的《孔乙己》其实也就成了中国社会特定时代的一种寓言。在此，我们从时间这个特定的角度回应了詹姆逊——鲁迅是“中国文化民族寓言”的观点。⑨
　　但是，有一点我们还不能完全清楚，即鲁迅为何最喜欢《孔乙己》这篇小说？这同学术界普遍推重《故乡》《阿Ｑ正传》《狂人日记》颇为相左。我们除了从作品的形式突破中寻找答案，小说的深层是否还隐藏着鲁迅没有明示的心灵密语？孔乙己边缘化的身份与模糊性存在，成年的“我”对幼年的“我”的审视，为我们提示了继续探索的路径。孔乙己这个人物身上容纳了太多的东西——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同样也承载了鲁迅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甚至哲学观念。从边缘人这种特殊的文学典型来说，在鲁迅创造的文学人物家族中，孔乙己并不孤单，祥林嫂捐了“门槛”也做不稳奴隶也算一种类型，革命者夏瑜为革命而死却又不为群众理解，这也是一种类型，吕纬甫、魏连殳由愤激而入颓唐甚至走向自己原先反对的一面，这又是一种类型，阿Ｑ式的生存、糊里糊涂地革命糊里糊涂地被砍头，何尝又不是呢？病中的狂人、丧子的单四嫂子……他们都行走在各自人生的边缘、命运的临界点上。鲁迅在小说中刻画了太多的社会边缘人及其尴尬可悲的命运，不管这些人物的身份地位境遇如何，其存在的边缘性却是相同的。归根结底，它来源于鲁迅内心体验到的存在的边缘感：幼年家庭变故在心灵投下的阴影；多年抄碑于“待死堂”的魏晋感受；文学革命来了，按理说可以一展当年的宏愿了，但振臂一呼，回应的却是“无声”，如置身于大漠荒原，寂寞如毒蛇一样缠住他的灵魂（他的启蒙话语遭到了与孔乙己“之乎者也”一样相类的情境）……这是一种怎样的刻骨铭心的边缘感啊！这种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于是不由分说地涌入了孔乙己等人物的生存状态之中，孔乙己身上自然就寄寓了鲁迅特有的人生哲学：存在的荒诞与无奈，人的生存的尴尬及其悲剧性。由此我们就体会到了鲁迅“但在描写社会上的一种生活”背后的深意所在，在这一点上，鲁迅与存在主义走到了一起。游戏的看客们构成的“无物之阵”，如影随形地盘踞在鲁迅的心头，聚散在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它销蚀着存在的一切，把这个世界的荒谬性]绎得淋漓尽致。孔乙己的死固然宣告了旧文化的腐朽性及其不可避免的灭亡命运，他的死也构成了对麻木群众的批判，凸现了改造国民性的必要，但这同时也表现为对他的改造理念的一种挑战，因为鲁迅明白，看客们构成的“无物之阵”永远是最终的胜利者（《孔乙己》中何尝不是），这又似乎是一个悖论，他的改造国民性的矛盾性与未完成性也正体现于此。或许我们一步步逼近了鲁迅思想上原理性终极性的本质——竹内好称之为“黑暗”与“无”⑩的东西，但竹内好的概念“无”与他对鲁迅抄碑时期所概括的“回心”一样，带有佛旨禅意，这是否可以理解为鲁迅对存在的一种彻悟，即存在的虚无荒谬。尽管虚无、绝望，然而鲁迅仍然要举起希望之矛挺身而出。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既是启蒙者又超越了启蒙的鲁迅。他对社会存在的他者的怀疑批判与个人灵魂的纠结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从容不迫”的叙述中，留下了一个思想者挣扎、痛苦灵魂涅??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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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可以这样说，《孔乙己》的无时间刻度叙述结构，是鲁迅长久沉积在心底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观、独特的个人生命体验的一种自觉与不自觉的投射和释放的结果，也正是这种结构，使《孔乙己》突破了单一的写实性向度，成为个体／民族、文学／政治、文化／哲学相结合的“民族寓言”{11}，带有明显的寓言性和特殊性。而对人的存在的追问又显示了鲁迅的人类情怀、世界意义，见出詹姆逊第三世界民族寓言说的局促之处。
　　
　　四、 时间的空间化：叙事时间的变形艺术
　　
　　从哲学的意义上说，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方式和基本属性。从人类认识的角度来说，时间与空间又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因此，就文学来说，绝对的时间形式的小说与绝对的空间形式的小说都是没有的。作家时空观念的强弱决定着他通过作品把握到的世界的深度与精度，尽管我们强调时间意识对作家的重要，但也须明白，任何时间都是特定空间下的时间，那么，对《孔乙己》叙事时间的空间化影响的辨别，也就不可忽略了。
　　前述《孔乙己》叙事时间的弱化，某种程度上已表明空间对时间的影响，故事历时性链条的断裂，空间特征的凸显与压迫，使叙事时间沦为无刻度的并举。这种无具体时间刻度的叙事，实际变成即时场景的并列展览。这种情况在小说的空间形式理论中被称为“并置”，弗兰克提出“并置”的概念{12}，其出发点首先是针对传统时间艺术的“变化”而言的。《孔乙己》中小伙计“我”描述的故事即存在于这种时间的空间化布局之中，小说在共时平面上并置了三个大的叙事单元，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的时间先后顺序。第一个单元是孔乙己两次被取笑的故事，第二个单元是孔乙己“只好向孩子说话”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之间没有先后的联系，只起过渡性的连接作用。而第三个单元有关孔乙己被打折了腿及最后一次到店的故事，与前面两个单元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是必然的，他的断腿与到店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只是“最后一次”先在地决定了它在文本空间中的位置。可见，这些叙事单元都是独立的、自足的板块，每一个故事都是“平等”的，文本统一的时间关系减弱、因果逻辑取消，空间关系增强，而这同一空间内几个故事的叠加，从而制造出特殊的美学效果则成为表达的主要目的，孔乙己在凉薄的酒店世界同周围人等的互动关系及其命运的存在状态成为小说着意突出的东西。
　　值得关注的是《孔乙己》后半部分对其结局的交待，这里的时间线索似乎很明显，但又与通常的线性叙述有所区别，它是变了形的时间形态，有的论者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时间特点{13}，“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与酒客们谈论“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了年关，又如是说。小说接着密布了第二年的端午——中秋——年关，一直持续到二十多年后“时态套盒”外层的“现在”，读者可以联想到二十几个年关——端午——中秋——年关。这样一来，直线延伸的时间，就变成了螺旋式上升的空间形式，而这正是现代小说将时间性情节空间化的常用手法。Ｓ·雷比肯说：“当我们谈到圆形的——或至少是螺旋型的——构成情节的故事，圆周图式则正确描述了我们不断发展的感觉。”“这种空间化具有一种自然的吸引力，因为我们大家都习惯地想起季节的循环。”{14}杨义认为：“叙事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把自然时间人文化的过程。”{15}鲁迅此处对时间的独特设置与操作，已经输入了民俗文化与个人情感的密码，年关——端午——中秋——年关……节气的往复转换中寓有大匠心。一、把孔乙己的结局放在掌柜的心目中（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委婉、含蓄地予以揭示，因为在国人的传统习俗中，这些节日都与债权人收账有关，“端午”麦子登场、“中秋”早稻入仓，在旧时代都是催收积欠物款的重要时节。“年关”更是催租逼债的关口，对穷苦人来说过年更像是过一道“关”。而且作者有意在一段不多的文字中，让两个“年关”重复出现，“年关”一词的民俗文化内涵在复现中得到充分的强化。孔乙己向来是守信用的，此处的暗示自然给人不祥的预感。二、时间刻度定位在节日，节日是喜庆、祥和、祝福、娱乐、狂欢的象征，这同孔乙己悖舛的命运构成强有力的反讽性对照关系，并且作者的情感倾向在时间的螺旋形递进中，得以累积叠加并充分地明示化进而渲染出来。这种独特的时间处理形式也为人物奏响了一曲命运的哀歌，把小说中此前笑闹的喜转为无言的悲，而且这种悲的调子与色彩随着时间的螺旋式推进快速加浓、扩散，直到最后占据整个画面。三、这种时间形式及其美学效果表明：作者对时间机制的领悟、对叙事节奏的巧妙把握已入化境。从“时态套盒”的第二个层次来看，前面的叙事板块，其叙事时间刻度为无，此处则有了清晰的标注；前面空间场景的叙事时速为匀速，因为“场景”的故事时间与本文的叙事时间最切近，通常就把“场景”的叙事时速假定为自然状态下的匀速，此处的叙事时速却为无限大，因为故事时间是年关——端午——中秋——年关……而本文的叙事时间极短（有向零靠近的趋向）。“场景”的匀速叙事是为了“从容不迫”地展现孔乙己的日常形状，螺旋推进的极速叙事是为了在“逼促”的时间循环中无所凝滞地暗示人物结局，收到戛然而止的效果。鲁迅是深得时间张弛之道的，一张一弛之间显示了他对时间的洞微烛渺，这保证了他的叙事在传情达意的时候能够精确深刻又不失含蓄简洁。
　　上面所述的“并置”技巧与“螺旋推进”模式，是《孔乙己》时间空间化的重要特征，小说开头“时间记忆的空间化再现”也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小说落笔于空间因素——酒店的格局及几种不同人物的位置，为孔乙己的出场做好铺垫。在介绍酒价时有一个夹注非常重要，“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小说如果仅有空间场景的共时展现，失去了时间的暗示，那么整个故事的“时态套盒”及其复调性等相应的艺术魅力将全然丧失。实际上，这句不起[的夹注，更多地在暗示我们作者所介绍的空间场景的时间位置，暗示故事发生的历史位置，也暗示我们“时态套盒”中不同叙述者间的时间距离，作品所具有的审视批判功能与反省能力均由此而生。因此，小说所作的空间场景的交代不过是“时间主角”的一种“记忆”，这是一个通过空间场景再现了的“记忆的时间”，也是一个被充分人文化了的时间。
　　从时间空间化的角度，我们同样感受到了鲁迅对时间感知的细微程度，及其利用空间形式塑造时间的奥妙，我们也同样感受到这种形式背后易为忽略的隐秘意蕴。显示了鲁迅时间观念的现代性及作品审美现代性的另一个侧面。
　　
　　五、时间框架下的叙事视角考察
　　
　　任何叙述都是在特定时空中展开的叙述，不过，文本的叙述行为本身，即叙述动作，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时间性的存在，叙述视角的！择、展开固然服从于文本内容呈现的需要，也受制于文本具体时间因素。前述论及《孔乙己》“时态套盒”，已经讨论了小说中的叙述声音，实际上已经道出了叙述者在文本中的存在方式，因时间的因素文本出现了两个能够互相发生潜在影响的叙述者：成年的“我”与幼年的“我”。又由于“时态套盒”的“迷宫”存在，给读者的接受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钱理群先生儿童视角下三重“看”与“被看”的解读{16}，是目前学术界对《孔乙己》最为深刻且充分凸显小说思想艺术上独具的现代性的解读。不过，钱先生所持的单一儿童视角观有一个难以弥合的漏洞，即对小说文本中大量存在的非儿童化声音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有人持成人视角观，这种观点也难与文本实际契合。正像上文所述，作品中存在两个一体相存的叙事者，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个特例，其原因在于小说中有一个潜在的“时态套盒”，“时态套盒”的存在导致了“故事套盒”成为可能性。对于这种奇特的叙事现象，上可追溯到《一千零一夜》，晚近则体现在拉美及西方的一些后现代“元小说”中，只是《孔乙己》的“故事套盒”比起《一千零一夜》来要简约得多。从现代叙事理论的角度看，《孔乙己》的“故事套盒”存在两个故事层面，一是小伙计“我”描述孔乙己的故事，这是小说的“内故事层”，进入“我”的视野的是孔乙己及酒客、看客们；另一个故事层面是成年的“我”的回忆，这是小说的“超故事层”，进入这个“我”的视野的不但有小伙计“我”描述的故事，还有小伙计“我”，他们都成为这一个“我”观察的对象，小说的文化意蕴、文本内涵，在两个层面的互动中得以呈现，尤其对超故事层的关注，会使我们有新的发现。在此理论框架下，钱理群先生三重“看”与“被看”之说可以得到合理的安置，且与他所解读到的题旨并无半点伤害，而这两个层面的叙述者则分别被称为“内故事层叙述者”和“超故事层叙述者”。必须指出，这两个叙述者在作品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内故事层叙述者只是一个观察的主体，取消了叙述者与人物、事件的时间距离，使叙述成为叙述者在场的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的罗列。超故事层叙述者既是一个观察的主体（视野更大），更是一个认识的主体。二者在小说中却又一体相存相互为用，其意义主要有二：一、意义的呈示方面，超故事层叙述者站在“现在”这一时间刻度，小说对“现在”的强调（首尾各有一次），标明叙述活动发生的时间，借此与故事层回忆之事拉开时间上的距离，只有时间距离的存在才会使作者的情感态度，在叙述中介入成为可能，也赋予了这个叙述者以强烈的主观色彩，这种主观的情感态度是作品意义生成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它的实现是通过对内故事层叙述的干扰。二、结构上的作用，内故事层的叙述，尤其是一般过去时层面的酒店场景故事，因取无时间刻度式叙述，取消了故事间的时序性与必然的因果逻辑，使小说成为散漫的故事片断呈现，会给人“散”的感觉，但有了超故事层叙述者的存在，就赋予文本一种整合能力，超故事层把故事层密实地包成一“团”，寓散漫于谨严之中，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言的“从容不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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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我”不但是故事的讲述者，而且还成了被讲述的对象之一，鲁迅不但关心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而且更关心如何讲述。对这一层的揭示，我们可以看出“故事套故事”这种既传统又极现代的手法，被鲁迅运用得举重若轻、不着痕迹。小说创造了别致的时间形式的同时，也创造了特异的叙述形式及叙述人。
　　
　　“善于在世界的空间整体中看到时间、读出时间……善于看出时间前进的征兆”{17}，“在任何静止不动、纷繁多样的事物背后，他都能看到不同的时间存在”{18}。“世界文学中审视历史时间而达到顶峰，其中之一便是歌德”{19}。巴赫金这些评述歌德对时间独具敏感与表现力的文字，移来描述《孔乙己》中鲁迅对时间形式的独特塑造亦十分恰切。当然，对鲁迅大量文本的时间形式进行解读，对鲁迅独特的时间意识进行考察，目前学术界做得太少太少，都是有待于进一步开展工作，这也是鲁迅研究的一个潜在重要生长点。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赵光亚，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教师。
　　
　　① 法国《普鲁斯特研究通讯》,1956年第6期｡转引自徐岱《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
　　②?{1} 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秦林芳编译《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第12-15页｡
　　③ 陈众议:《拉美当代小说新观念新技巧评述》,柳鸣九主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
　　④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⑤ 鲁迅:《孔乙己•附记》,《新青年》,1919年4月｡
　　⑥ 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鲁迅博物馆等编选:《鲁迅回忆录》（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⑦{17}{18}{19} [苏联]米哈伊•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第234-235页,第238页,第235页｡
　　⑧ 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新华文摘》,2001年第11期｡
　　⑨{11}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鲁迅:一个中国文化的民族寓言》,何梦觉编《鲁迅档案:人与神》,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第282页｡
　　⑩ [日]竹内好:《鲁迅》,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13} 参阅李友益《<孔乙己>空间形式及其历史性误读》,《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期｡
　　{14} [美] #8226;雷比肯:《空间形式与情节》,秦林芳编译《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页｡
　　{15} 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页｡
　　{16} 钱理群:《<孔乙己>叙事者的选择》,见《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 赵光亚： 时间形式与文本内涵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