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蒋光慈后期小说创作的两部代表作《丽莎的哀怨》和《冲出云围的月亮》分别以边缘化的女主人公丽莎成长的失乐园模式和进行“性复仇”极端体验的王曼英成长的教育模式，完成了女性成长的另类书写，从不同向度上彰显了对普罗文学革命者成长经典叙事的悖理，并呈现了某些具有历史深度和人性深度的生命真实。
　　关键词：女性成长 失乐园模式 教育模式 “性复仇”
　　
　　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由于接受环境的复杂多变，文学意义的接受充满了如此多的悖论、陷阱与不平衡。文本意义、作者赋义和读者释义之间总是呈现出彼此遮蔽、背离、甚至歪曲的错综关系。由此，透过历史的迷雾，对那些曾被错位接受了的文学文本进行重新释义，还原某些文学真实和人性真相，显得尤为重要。《丽莎的哀怨》和《冲出云围的月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需要重新逼近与还原的两个小说文本。它们是普罗文学的先锋作家蒋光慈在生命后期进行宝贵艺术探索的实验性创作，出版后立刻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人的喜爱，尤其《冲出云围的月亮》还曾创造文学出版界的奇迹：它在一九三零年一月出版后当年的八个月中，就共再版八次。但正是它们大胆出位的艺术表达，遭到当时视文学为宣传的过火的政治批评，特别是《丽莎的哀怨》，竟成为蒋光慈被开除党籍的罪名之一。文学因不幸而变得宽容，因宽容而走向永恒。给予这两个蒙上厚厚历史烟尘的小说文本以当代视野的重新观照，回到文本内部重建释义的巴别塔，在时间的罪与罚中俨然成为一种责任和道义，也将是一次充满诱惑的艰辛之旅。
　　不可否认，《丽莎的哀怨》和《冲出云围的月亮》作为蒋光慈相继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和同年十月完成的作品，在文本符号系统的某些方面表现出许多相似性特征，它们都提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另类的女性成长叙事，正是这种叙事使之获得卓茕不凡的艺术魅力，形成蒋光慈创作后期最具原创性和个人性的艺术亮点，但又因为得不到真正的理解而招致长期不公正的贬责。实际上，成长叙事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小说的一种重要叙事类型，主要讲述穷苦劳动者的子女，或是小知识分子、有产阶级的子女成长为现代革命者的历程。通常，这种革命者成长叙事话语包括如下行动和结构要素：成长中的主人公、启蒙者、压迫者，主人公的疑惑、变化、觉悟。循此叙事逻辑，蒋光慈早期的成名作《少年漂泊者》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成长叙事小说。主人公少年汪中经过无数磨难以及生活与革命的洗礼，终于到达了充满着价值和神圣性的前方，成为革命的新人、“成人”。比较起来，虽然《丽莎的哀怨》和《冲出云围的月亮》也都凸现了年轻女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和内在自我与外在环境的某种冲突，但它们却在不同向度上实现了对汪中式的典型革命者成长叙事的反拨与疏离，因而生成另一种声色动人、新颖独特的美学意境，并激发出蕴含历史深度的鲜活生命图景。
　　《丽莎的哀怨》一改以往革命文学以革命者或成长中的革命者为主人公的传统写法，选择丽莎这个流浪到上海的俄罗斯贵族妇女作为小说主人公和主体叙述人。有趣的是，钱杏屯阝同时期有一篇同类题材的短篇小说《玛露莎》，其主人公和主体叙述人是转化过来的送报工人和索柴夫，并通过他目睹贵族出身的妻子玛露莎的堕落，反思和宣判了白俄贵族的必然消亡。相比之下，蒋光慈这种将主人公边缘化、另类化的做法显得如此不合时宜，既不进步也不革命，缺乏革命文学家应有的理性清醒。激起他审美体验与冲动的竟然是一个被视作没落阶级代表的流亡妇女，他为这位美丽的俄罗斯贵族女子设计了不幸的身世——为了生存而沦为卑贱的脱衣舞娘和妓女，如果说这尚可令时人认同的话，那么随之产生的一个问题则实在令人瞠目于蒋光慈的大胆越位：他竟然以“丽莎的哀怨”始，又以“丽莎的哀怨”终，情感基调的忧郁愁苦全不像革命文学惯常的必经磨难后那份永远的乐观与光明，也全不像蒋光慈本人前期创作紧跟时代的鼓动性和宣传性。更令当时执了文坛牛耳的左翼批评界不满的是，这个哀怨的丽莎还有着她所属的没落阶级不应该有的情感：对出卖自己圣洁身体的苦痛，对失去的故土深沉的眷恋，对龌龊无能的丈夫始终厌而不弃以及对同样命运的女性同胞的悲悯，这些无不使得丽莎的形象光彩照人、丰满生动。她高贵纯洁的灵魂，自尊自爱的人格更加深了读者对其悲惨命运的扼腕同情。
　　丽莎作为女性生命个体的成长经历在蒋光慈笔下被设计成失乐园模式，这种成长叙事迥异于当时流行的革命者成长叙事，一是因为如前所述，主人公丽莎是个非主流人物，二是因为丽莎的成长中没有出现启蒙者、教育者，也就最终没能返回生存的复乐园，而走向了悲剧性的投海自杀。丽莎从如同“一朵娇艳的白花”的俄罗斯贵族妇女，在十月革命的风浪里被迫流落到上海，不幸沦为脱衣舞娘和妓女，这样的身份变化给丽莎带来了丧失人性尊严的剧痛。其贵族出身和后来做了团长夫人，竟然都成为她的原罪而被逐出生存的伊甸园，她经历着灵魂流浪与肉体漂泊的双重磨难。十年痛苦的异国流浪，使丽莎在抚慰自己的创痛时，从最初不理解、轻蔑、怨恨“野蛮的波尔雪委克”，到忏悔自己没有嫁给那位少女时代就曾心仪的木匠伊凡，并悔恨与背叛贵族家庭、当了革命党人的姐姐分道扬镳，以至于如今面对作了指挥者的姐姐会羞惭地战栗。丽莎最终未能重返伊甸园完成成长仪式，因为作者没有设计一个能拯救她的教育者。无产者伊凡、革命者姐姐薇娜都未在功能意义上实现对丽莎的拯救和引导，他们只是丽莎灵魂忏悔的对象，精神抚慰的记忆性符号而已。在作品中真正实现了对丽莎引导的却是那位放浪的伯爵夫人，她像引诱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蛇一样，诱导丽莎出卖了纯洁的肉体，直至丽莎因为染上梅毒而投身海底。
　　通常意义上，个体的成长是一个获得自我的过程，是使自己成为自己，不断改善和创造身心自由的过程。而丽莎的成长却是一个目的与结果错位背离的过程，她愈是清楚地意识到自我，愈是自省反思，也就愈是因为性出卖而不得不丢弃自我感到心灵剧烈的搏斗。这种来自生命整体与外在环境的斗争以及生命内部的斗争，使得丽莎最终放弃了无望的、困兽般挣扎的成长，放弃了生命。对《丽莎的哀怨》的接受，从一开始就遭到主流批评话语的责难，恐怕就是因为蒋光慈选择以往革命文学中的边缘人物——俄罗斯流亡贵族妇女丽莎做主人公，更将其成长历程设计成失乐园模式，彰显了突围成长困境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由此传达出深沉的人性悲悯。
　　《冲出云围的月亮》在某些方面显示了蒋光慈以往惯常的叙事逻辑，他以女战士王曼英为成长中的主人公，叙述其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种种精神突围和成长历险，最终在革命者李尚志的引导帮助下，抛弃用病态的性复仇来捉弄社会的做法，“洗净”了身体和灵魂，重回群众队伍，踏上新的革命征程。这种主人公历经磨难和冲突，在启蒙者指引下开始觉悟转变，终成新人的教育模式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要求的。曼英的成长，称得上是从个体之“我”融入到群体之“我们”的精神皈依过程，从天然野性的女子进化为真正革命人的弃旧求新过程，也算得上一个时代女性的女性意识不断被压抑、甚至雄性化的过程。她的主体性建构和想象带有鲜明的社会寓言性质，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诸多想象是同构的。这部小说在成长叙事上采纳了与《丽莎的哀怨》不同的模式，曼英的成长设计在某些方面顺应了普罗文学中革命者成长叙事逻辑，不妨将之看作是作者在《丽莎的哀怨》遭到主流话语不公正批评后的一种写作姿态的部分调整。
　　引发左翼文学批评家诟病的是这部小说中主人公的虚无主义思想，教育者形象的脸谱化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革命＋恋爱”创作的公式化问题。这确实是其不可回避的缺憾。但它们不能掩盖小说文本那极富想象力和生命力的一面，就是王曼英作为性复仇者的越境体验以及她陷入“身体／灵魂”二元论的主体性建构困境，这也正是所谓《冲出云围的月亮》作为女性成长的“另类”书写。王曼英认同了“与其要改造这世界，不如破毁这世界，与其振兴这人类，不如消灭这人类”的虚无哲学，用“性复仇”的极端方式来作弄社会的时候，她的性快感与复仇的快感被奇妙地嫁接组合到了一起。作者十分大胆细致地描写了曼英的几次性冒险，展现了曼英作为一个生存的越境者在性意识方面的出位。她的性意识与革命——复仇的意识杂糅在一起，本来属于生理现象的性幻觉与政治征服、社会复仇的想象形成双声合奏。她一面感受着自恋式的情欲的快乐，一面兴奋于复仇的胜利。曼英清楚地记得三次“捉鸟儿”的特别经历，她用女性身体冲破社会禁忌，对蹩脚的诗人、傲慢的政客和资本家的公子进行侵犯式的性捉弄，并体验由此带来的颤栗和兴奋。这样，性在革命与复仇的外在指令下，不再单纯地是某种必须克制的生理冲动，而成了一个寓含内在紧张的社会事件。身体的伦理学越境也就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激动与不安、沉醉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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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种越轨式的本能释放是危险的，极易滑向纵欲的边缘。曼英在回忆她所谓的第三次特别经历时，就已经觉得“从没有像今夜这般地纵过欲”，“她忘却了自己，为着这小少爷的肉体所给予的快乐所沉醉了”。为了给予这种纵欲的罪恶快感以合法性，曼英在观念上以“卑贱的身体／高尚的灵魂”之二元论试图整合身体的物质性本能欲望和主体建构的理性诉求，这当然是无效的。然而她竟荒唐地自以为是“最高贵的人”“最纯洁的人”。直到曼英收留险被亲戚卖进妓院的小姑娘吴阿莲时，纯洁的阿莲将卖身体看作最下贱的事情，这给以她极大震动，其病态复仇的信念才开始动摇了。面对阿莲的纯洁善良，曼英开始忏悔自己的不洁。她对社会进行性复仇的捉弄时，出于生存要求向这些有产者们索要钱财，无疑就使她的性复仇蜕变成一种性出卖。她每天晚上不得不在阿莲面前谎称自己是去夜校教书，这善意的谎言使她备感羞愧。去夜校教书的高尚逻辑，更逼使她翻检自己身体被玷污的可耻。特别是作者为曼英安排了与革命者李尚志的意外重逢，并不可救药地爱上这个以前在容貌上不能吸引她，如今却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征服了她的“奇理斯玛”式的英雄人物时，她愈加意识到二元式的“身体／灵魂”论，非但不能使她得到真正的精神解脱，反而令她日益陷入人格分裂的危险。
　　“奇理斯玛”（ｃｈａｒｉｓｍａ）一词源于早期基督教，本义为有神助的人，在文学意义上引指一种具有象征性、神圣性、感召力的人物。普罗文学中如陈季侠、江霞、李尚志、施洵白、刘希坚等男性革命者，都是这样的“奇理斯玛”式的人物，他们神奇的人格魅力，不仅是成长中的女性们情感的光源，也是她们投奔革命的精神指导和动力。曼英正是在李尚志崇高爱情与革命两方面的热烈指引下，开始痛苦地愧疚于自己肉体与灵魂两方面的堕落。当她最后彻底醒悟，重返革命群众的队伍，并因此赢得真正的爱情时，她对李尚志的爱情表白实际上表征着对自我的反思与重构：“我不但要洗净了身体来见你，我并且要将自己的内心，角角落落，好好地翻造一下才来见你呢。……群众的奋斗的生活，现在完全把我的身心改造了。哥哥，我现在可以爱你了……”这里，我们不能只因蒋光慈又落到“革命＋恋爱”的创作模式中，就轻易否定他所出示的人性图景的某种真实与深刻。
　　从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来说，曼英的困境在历史和文化的框架里被文学化地想象了，作者将它表达得夸张、疯狂甚至病态。其实，这种身体与灵魂分裂的两难困境通常是作为习焉不察的生活常态存在着。女性的身体往往被“看”与“用”，或在生育中、或在性爱时，身体只是卑贱的物之存在，是被控制、束缚和忽视的对象。曼英的身体式狂欢一方面可以看作女性生命破茧而出的极端体验，一方面却因身体卑贱化、欲望化再次脱离主体，陷入更大的自我意识危机。因为对每一个独立完整的生命个体来说，人不但是一个生物有机体，更是一个负责任的自我。这样，身体就不仅是被认知的对象（客体），也是感受的主体。 当主体——客体具同一性时，身体即被视为意识的载体，我思的物理器官，它就等同于主体。将身体与灵魂进行观念上的二分法，只能阻碍人的完整人格长成和身份认同，阻碍身体——主体同一的自我建构和确立，人也将永远无法成为自为的人。这样，如何使女性自我从主体性的内在要求出发，在历史与文化的沉重呼吸中，超越身体的被“看”与“用”，自由舒展“有灵性的身体”，是一个永远值得警惕的哲学之思和生命之思。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只要人不摧毁世界的那种死气沉沉的客观性，不认识到处在事物和规律固定的形式背后的他自身以及他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疏远的和不真实的世界。一旦他达到自我意识，那么他就不仅踏上通向他本身的真理的征途，而且也踏上了通向他的世界的真理的征途，并且随着这一认识，也就会有行动。他力图将这种真理变为行动，从而使世界成为一个本真的世界，也就是实现人的自我意识。”蒋光慈已经通过自己独特的文学想象提出了这个命题，尽管他所设计曼英“冲出云围”的教育过程显得简单化、肤浅化，却实在不能磨灭其智慧的异彩。
　　与蒋光慈早期的作品及普罗文学其他作家的作品相比，《丽莎的哀怨》和《冲出云围的月亮》在历史和人性描写的深度上都显示了作者不可小觑的超前性探索。寻找原因，这个时期他对俄罗斯文学巨匠陀斯妥耶夫斯基文学精神的某种继承和接纳应该是主要根源。尽管蒋光慈本人以及后来的研究者们多是从美学原则、叙事技术层面上来谈陀氏对他的影响，但从这两个小说文本所给出的文学图景，特别是《丽莎的哀怨》中所蕴含的深广人类同情与悲悯来看，怎能不让我们感慨恍如听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在人身上发现人”的历史回音？怎能不令我们反思俄罗斯古典文学精神中那博大深邃的人类之爱与痛必将超越时空获得永恒？遗憾的是，蒋光慈在生命后期连续创作的几部带有明显陀氏风格的小说都没有得到应有承认和理论支持，他苦叹自己碰不到“知音解释者”：“朵氏初出世（即陀斯妥耶夫斯基二十四岁写了《穷人》——引者）的时候，即得到了别林斯基的知遇，这真是他大大的幸运！……中国也许有朵氏，然而别林斯基又是谁呢？”反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因缺乏世界性眼光和超越性意识而日益封闭狭小的事实，蒋光慈“采他山之石”的艺术探索被忽略、误读就不足为怪了。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顾广梅（１９７３年－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写作教研室讲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博士。
　　
　　参考文献：
　　[１]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山东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第１版，第４３页。
　　[２]蒋光慈：《异邦与故国》，见《蒋光慈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６月第１版，第４２９页。
　　

• 顾广梅： 女性成长的另类书写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