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余华的小说叙写鲜血、暴力和死亡，裸呈人生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并用审丑的方式揭示人性恶。这种美学倾向与他的童年记忆、阅读经验以及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潮流有关。而九十年代以后，作者重提人文关怀，痛切关注人生苦难，理想、正义和真爱又重回文学审美的中心位置。 这种变化是市场经济、读者心理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对其创作美学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审丑与审美 怀疑主义 人文关怀 真爱
　　
　　曾经辉煌过的余华，在沉寂了十年后，二零零五年七月以其长篇力作《兄弟》上部再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且让人们看到了他重新恢复了创作长篇的激情。回首其二十多年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创作的轨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余华在先锋精神的笼罩下，以“情感的零度”的写作策略，写出了表现家庭杀戮（《现实一种》）、江湖的恩怨（《鲜血梅花》）、幻想的暴力（《一九八六》）以及飘忽的人物关系和无常的宿命（《世事如烟》）等多篇作品。他以审丑的方式向人们展示着人性中最丑陋、最残酷、最肮脏的一面，叙写着死亡、暴力以及各种天灾人祸等非常态的社会内容，他让世界变成了没有一丝光亮的地狱，让人们感觉到了那令人窒息的绝望感。阅读他这些作品，会让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但读到其九十年代以后作品时，我们会惊异地发现，余华小说却从热衷魔幻现实主义的审丑转向到了现实主义的审美。这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及沉寂十年后的《兄弟》等几篇力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许多读者疑惑余华为什么前期那样迷恋于血腥和暴力的审丑？而后期又突然转向审美，这种美学走向原因何在？我想这正是我们想探寻的。
　　
　　一
　　
　　余华前期的作品，以审丑的眼光充分展示极其冷酷的血腥暴力美学。在余华眼里，大多数人都是欲望和暴力的俘虏，是酗血者，是人性恶的代言人。亲情、友情、爱情在暴力本能的迸发以及相互杀戮中无声滑落，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在争斗与残杀中来展示着冷漠、敌对与仇视。这在《现实一种》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皮皮对堂弟揍耳光、掐喉管并从中享受到无限乐趣的心态而后失手摔死堂弟，已隐然阐述了人性恶之主题；山峰发现皮皮摔死了儿子，兽性大发，一脚踢死皮皮，而皮皮的父亲山岗也为其儿子杀害了山峰；山峰的妻子则充满恶意地将山岗尸体献给国家以期医生将他零割碎剐，让他死无完尸。而母亲在这整个杀戮过程中，犹如局外人，只是自顾自怜，热切地盼望儿子们来“关心一下她的胃口”。在这里作者把传统意义上的家、血浓于水的亲情解构得体无完肤。在《世事如烟》中，九十余岁的算命先生为了给自己增寿，不惜一一克死儿子；六十余岁的老妇与孙子同床而怀孕；父亲卖女儿挣钱，售女儿的尸首牟利，整篇阴风惨惨，丑陋无比。《古典爱情》《河边的错误》更是血淋淋的屠宰场，让人们看到残酷狰狞的生存世相。《难逃劫数》则是“一锅阴谋、情欲、凶杀、变态的大杂烩”。《在细雨中呼喊》虽被认为是余华先锋小说的总结之作，但通篇氛围却沉闷而压抑，小说描写了一个卑劣、狡诈、贪婪的无赖角色——孙广才。他将自己的父亲及儿子斥为“两条蛔虫”，无端地嫌恶、虐待。对于父亲的死，他会 “喜形于色”“如释重负”。他与大儿子共同出入于寡妇的卧室，****调戏自己的儿媳。家庭之外同样充斥着阴谋、丑恶、陷害与歧视：苏宇凄惨地死去，冯玉青被欺凌，国庆被遗弃，学生与老师私通……人性乖戾、怪诞，被彻底扭曲了。惯常的温情被冷漠与暴力肢解得破碎支离。这里正如董小玉所说：“作者以冷漠的态度，关注人性的阴暗与残忍，无休止地炫耀丑、品味丑、欣赏丑，把人引向虚无与绝望。”
　　余华对鲜血和死亡的迷恋，亲情、友情、爱情旁落，家庭之外同样充斥着阴谋、丑恶、陷害与歧视，人们不禁要问，余华为什么这样钟情于审丑，原因何在？大多数人认为主要与余华的成长经历、牙医生涯及阅读了太多诸如川端康成、卡夫卡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等经验有关。因为余华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长期被动地接受了当时的暴力话语、人际关系的紧张与不信任以及批斗、武斗中等触目惊心的暴力形式所带来的血腥场面，从而造成了他童年生活中的信任破灭，使余华感到能够确证自身存在、力所能及并能带来快感的东西，便是暴力和血腥。
　　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固然是余华倾心暴力，钟情审丑的原因，但是我们更不容忽视的是普遍滋生在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深刻的怀疑主义和世纪末情绪以及西方美学和文论中的审丑理论，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产生的刺激和影响更应该是其重要原因。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社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日益世俗化，而社会的世俗化使丑的表现获得了某种合法性和独立性，与“审美”相对立的“审丑”有时甚至是一些人反崇高或躲避崇高的一种方式。一方面，丑的描写是人的感性解放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丑的展览强烈刺激了人们的感官，它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尤其是对畸趣的奇怪需要，因而能产生特殊的商业效果。而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成为一种时尚，审丑已经毫不谦让地代替审美而成为了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美学风格。他们认为 “上帝死了”，世界失去了终极和整一，美不过是虚幻的感觉，能够引起人强烈感性活动的只有丑及其造成的痛感，丑成了审美的核心范畴。这种时尚也随着开放的大门涌入国内。
　　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国作家们的艺术突破提供了契机，很多先锋作家都纷纷效仿西方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进行小说创作，余华也不例外，在先锋意识的推动下，再加上其特殊的经历，余华迫不及待地要表达出自己精神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他认为生活并不真实，而宁愿相信精神领域的真实。于是，从怀疑世界到颠覆秩序，疯狂、暴力、荒谬这些审丑的东西成了他作品中的核心语码，这样创作出一系列具有审丑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来就很容易理解了。
　　
　　二
　　
　　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社会发生了巨变，生活水平在提高，人们慢慢从“文革”阴影中走了出来，特别是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人际关系显得比较缓和，人们逐渐对先锋荒诞、凶残、嗜血、游戏、梦幻的作品失去兴趣，甚至一些人开始抱怨先锋作家在“溢恶”，认为他们用丑恶埋葬了人类的“一切希望”，这时的人们关注的重心开始转向普通人的具体、平凡、琐碎生活。像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等表现生活的“原生态”，更贴近读者生活，且富有感染力的现实主义作品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样没有读者的先锋作家不得不纷纷逃离，“新潮小说＂走向疲软。当然作为先锋作家旗手的余华也无法再沉浸在想象的自由中，也无法躲避现实，因为现实生活却从不躲避作家，随着读者圈子日益缩小，商品经济十分现实地站在每个人面前。这时的余华开始意识到：“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表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样的目光看待世界。＂这样余华在坚守基本的创作手法的同时，其创作倾向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从他相继推出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等现实题材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正如他自己所说，“并不斤斤计较善与恶的判定＂，而投身于广博且又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以此为核心，余华看到生存的丰富意义：除了现实的依旧残酷外，小人物们卑微生活产生的超凡忍耐力、乐观精神，同样使得日常生活下蕴藏的生命力勃勃旺盛。于是余华的美学走向也开始从审丑转向了表现人们在艰难环境中所体现出来的坚忍、顽强，这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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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活着》中，余华开始抛弃了暴力、血腥，走出了宿命，开始关注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仔细审视个体的独特命运，并且让人物从死亡中获得了八十年代的小说人物所缺失的喜怒哀乐。当福贵得知父亲摔死在粪缸旁后，他“像是染上瘟疫一样浑身无力，整日坐在茅屋前的地上，一会儿眼泪汪汪，一会儿唉声叹气”；当得知母亲病死的消息，福贵“脑袋里黑乎乎一片，只有眼泪哗哗地掉出来”；当回忆十多年前死去的妻子时，福贵微笑着说“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当外孙吃豆子撑死了，福贵“脑袋里嗡嗡乱响”“想到苦根会不会是死了，这么一想忍不住哭了起来”。作品中总共写了六场哭泣和一次回眸往事的微笑，饱含了心与心之间随时间而永恒的真情。至此这些伤心、绝望、愤怒、平和，这些最贴近人类本心的情感终于成了余华死亡叙事的主基调，由此余华也从魔幻现实主义的审丑转向了温情脉脉现实主义的审美。
　　这种温情在一九九四年发表的《许三观卖血记》中得以延续。这部作品进一步弱化对象的残忍性，“和善的人和事正在取代从前那种比较残忍的东西”。余华说“它是一首很长的民歌”，虽然这样的民歌浸染了太多的鲜血，但它的调子无疑轻快了许多，甚至带有喜剧色彩。主人公许三观一生十余次卖血，他用卖血来娶妻、付药费、改善生活、招待生产队长，更有甚者为救治得了肝炎的、令他蒙羞的儿子，他竟拼上命连续卖血为其赚钱治病。 他用自己的血证明了父子间血浓于水的亲情。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私、仁义有着高尚品质的许三观。而事隔十多年出版的《兄弟》（２００５年７月）虽然也叙写着暴力、残酷、羞辱，但它在向人们展现了极权化的历史对个人生命的伤害，展示尖锐的、无法摆脱的生存苦难的同时，更让人们领悟到了亲情、怜悯、关爱所具有的坚忍与强悍，无私与无畏，进而感觉到亲情之爱和人道情怀在人类生存中的巨大力量。当宋凡平和李兰带着各自破碎的家庭走到一起，他们虽遭受嘲讽的眼光、困顿的物质和不可预测的苦难。但是，他们仍然以不动声色的深情之爱，顽强地编织着属于自己的未来。当李光头和宋钢这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走在一起时，他们以情感的默契呼应，折射了这种相濡以沫的温暖和满足。
　　
　　乌纳穆诺曾说：“世界和生命里，最富悲剧性格的是爱。爱是幻象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爱是悲伤的慰藉；它是对抗死亡的唯一药剂，因为它就是死亡的兄弟。”《兄弟》在表现这种丰富的人性之爱时，虽然着墨不多，只是在人物处于极度困厄时闪亮登场，有时是一句话，是一些不自觉的行为，但是，它们却迅速地改变了人物的内心质地，既成为他们“醒悟的根源”，也成为他们“悲伤的慰藉”。它使我们看到，这种看似传统的伦理情感，因为暴力、残酷、羞辱的不断出现而变得熠熠生辉；也使我们意识到，这部小说其实是对人间之爱的最为丰饶的诠释。
　　总之，作为八十年代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余华用审丑的利刃撕裂了世界的本相，裸呈出了一个扑朔迷离的隐喻象征世界，使文本中弥漫着血腥的杀戮气息及诡异的氛围，并且使人性和人体现出来的美好、高尚等得到完全的颠覆。其根源主要是当时国门洞开，西方现代派的文艺思潮和审丑的美学观给中国文学所造成的冲击。而在九十年代以《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及后来的《兄弟》等作品，以真爱、善良、坚毅等品德重返它们不可撼摇的至尊位置。阴暗、诡异的氛围烟消雾散，明媚的阳光普照在文本之上，人物从虚幻的天空重新踏到了坚实的大地。像福贵和许三观，像宋凡平和李兰、李光头和宋钢，他们用坚毅和善良来应对生命苦旅中无助的境遇，柔韧而顽强地抵抗着苦难的侵压，主人公不再寂然空虚地死去，而是坚定执著地活着，理想、正义和爱又重回文学审美的中心位置，这表明市场经济、读者心理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对创作美学产生着影响；同时让我们看到了“回到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形态，回到生命存在的基础部位，探究普通百姓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所操持的生存信念和人性基质”，一直是余华后期创作的审美追求。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韩啸（１９６９－ ），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写作教学、现当代文学及其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１]董小玉．先锋文学创作中的审丑现象[Ｊ]．文艺研究，２０００，（６） ２５－２８ ．
　　[２]余华．许三观卖血记·自序．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Ｊ]．作家，１９９６． （３）．
　　[４]余华．活着[Ｊ]．收获，１９９２，（６）．
　　[５]余华．许三观卖血记[Ｊ]．收获，１９９５，（３）．
　　[６]余华．在细雨中呼喊[Ｊ]．收获，１９９１，（６）．
　　[７]余华．兄弟[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７．
　　[８]周来祥．崇高·丑·荒诞[Ｊ]．文艺研究，１９９４．（３）．
　　[９]刘东．西方的丑学[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０]唐苒苒．余华：携〈兄弟〉出山发动文学新激情[Ｊ]．人民铁道报，２００５－８－１９．
　　

• 韩　啸： 审丑与审美的双重变奏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