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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切小说《等待野蛮人》核心价值理念解析

◇ 李 倩


  摘 要:二零零三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作为一个生长在南非的白人后裔,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使得他在文学创作上具有特殊的视角,发表于一九八零年的《等待野蛮人》就是一部奠定他文学思想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用后殖民视角,重新审视“帝国”“野蛮人”等充满殖民色彩的话语,并借助于“等待”一词来反思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冲突和文化选择。
  关键词:帝国 野蛮人 等待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明的冲突、文化的冲突频频发生的语境中,重读南非作家库切创作于二十多年前的小说《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不仅仍可以产生令人振聋发聩的效果,而且更给人留下了掩卷之余深思的余地。这是一部被瑞典学院的教授们誉为“继承了约瑟夫·康拉德的手法的政治恐怖小说”(见2003年诺贝尔文学颁奖词)。也许库切作为南非白人后裔的特殊身份使得他和当年以殖民者身份客居异乡的康拉德在文化视角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在“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中找到了思考的源泉,但对于生活在后殖民时代的库切,显然他心目中的文明和野蛮的内核已经和康拉德有了本质的区别,我们可以提炼出帝国、野蛮人、等待这三个关键词来概括本书的内容,对这三个关键词的解构和重构既是作者思想的寄托,又是作者思想表达的基点,而如何去解读这三个关键词在本书中的内涵则成为理解这部书的关键。
  
  一、 帝国(Empire)——一个真实和非真实的存在
  
  帝国是个古老的概念,按照词典对帝国的解释,很大或有殖民地抑或正处在扩张之中的君主国家称之为帝国。在作者写作此书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的主流已经由过去的殖民扩张和君主专制转向和平、独立和民主,各殖民地国家都在纷纷独立,包括作者生活的南非,也在一九六零年退出英联邦,由过去英国的自治领地成立了南非共和国,但独立后的南非共和国还在实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也可以说,在当时的南非乃至于世界,虽然帝国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殖民地时代建立起来的统治模式和思维理念还在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因此用后殖民的视角去审视和清算历史就成为库切当仁不让的使命和职责。应该说此时学界为他界定的“帝国反写”的思想创作风格还未形成,人性、人道、平等等价值理念依然作为作家的创作良心在影响着他的创作,也成为他评判矛盾冲突双方是非的一个价值尺度。
  在《等待野蛮人》一书中,帝国是一个频繁出现的语词,本书采用的是寓言式的写作手法,表现的是帝国的一个边境小镇,在野蛮人即将来袭的传言下,迎来了从首都派来的以乔尔上校为代表的帝国的军队,帝国的军队在小镇对野蛮人的征讨,彻底改变了包括小镇老行政长官在内的小镇居民的生活,老行政长官的境遇变迁和他在自身境遇变迁中引发的行为立场和思维角度的变化是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作为叙事文学,这部作品在叙事形式上的独特性就在于作者有意隐去了叙事文学的两个最基本的元素:时间和地点。作者只是强调故事发生在一个帝国里,帝国也借助于书中的人物乔尔上校在发挥着它的威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的帝国已经超越了实际上国家的概念,成为了一种意念和象征。
  小说对帝国本身的剖析是借助于老行政长官的视角展开的。“我只是个乡镇治安行政官,一个为帝国服务的负责任的官员,在这个荒凉的边境打发着自己的岁月等着退休而已。……等到我去世时,我希望在帝国的公报上能登上三行小小的公告,提一下我的功过就行了。在平静的日子里过平静生活,我从未有过比这更高的要求。”“帝国注定要在历史中再现一个反历史的角色。帝国的意识就是:如何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避免分崩离析。一方面,他们处心积虑地追捕宿敌,到处布下他们的鹰犬;另一方面,则以灾难滋养着自己的想象:城邦凋敝、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千里赤地。”这是《等待野蛮人》一书中有关帝国的两段描写,这两段描写表现的都是老行政长官心目中的帝国,但这一前一后两个帝国的概念在老行政长官的心目中却发生了明显的分裂。前者是他为之效力了大半生的帝国,他感到熟悉、亲切、明确,而后者则是将他视为敌人的帝国,他感到陌生、怀疑、异化。实际上伴随着老行政长官的怀疑,帝国的形象在读者的心目中也经历了一个由明晰到虚化,由完整统一到分化裂变的过程。作者正是借助于老行政长官的怀疑和审视,将帝国固有的内涵进行解构,使得帝国不再是一个以国家的名义而存在、由乔尔上校(军人)和老行政长官(地方行政长官)共同为之服务、并由他们俩共同保护的人民构成主体的国家。老行政长官对帝国的怀疑是和他被帝国所抛弃和被帝国视为敌人同步的,而他和乔尔上校的分歧则来自于他们对野蛮人完全不同的态度。实际上他和乔尔上校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形象和两种完全不同的执政理念。老行政长官以善良、仁爱、信任和理智等人道主义价值理念为行事的原则,以和平与尊重为出发点,与边境的其他民族在保持各自的多样性的前提下一直和平共处。老行政长官优裕、安定的生活正是边境和平、稳定的一个象征。转折或者说故事的发展则来源于野蛮人对帝国的存在产生了威胁的传言,这个传言把乔尔上校从首都带到了边境,乔尔上校是帝国国防部第三局的一个官员(第三局据说是国防部目前最重要的一个机构),乔尔上校的行事原则和老行政长官截然相反,他以暴力、敌意、偏激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和行事的出发点,并由他完成了把野蛮人这个假想敌视为帝国的真正敌人的过程,对他们不惜采用种种暴力手段,殴打、征讨。乔尔上校对野蛮人的征讨彻底颠覆了边境小镇一贯的平静生活,在征讨和敌对的氛围中,几乎所有人包括老行政长官、边境小镇的居民、野蛮人、甚至是乔尔上校和他的部下们的生活轨迹都被改变了,他们几乎同时被抛掷到一个让他们陌生和尴尬的境地,尤其是乔尔上校最后的狼狈更是对此最好的注释,帝国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同时分裂,这也象征着那种以殖民帝国统治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的分崩离析,这实际上也是对帝国固有价值的解构。不仅帝国将成为历史陈迹,附着在帝国身上的一切都应该跟着历史一起消亡。
  
  二、野蛮人(Barbarians)——一个被扭曲和抽空的符号
  
  “作者将帝国与‘野蛮人’的战争作为故事的背景。”其实从小说内容来看,这场冲突与其说是一场战争,不如说是一场征讨,因为战争应该是双方势均力敌的对峙,而本书中的帝国和野蛮人之间的对抗不仅在实力上是完全不对等的,而且在本书中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看到野蛮人对帝国军队征讨行为的正面回应,野蛮人即将来袭的传言也始终停留在传言阶段,所有动作的发出也都停留在文明人世界。本书作者对野蛮人的描写颇为耐人寻味,在作者的笔下,野蛮人始终只是作为布景和道具存在着,他们被乔尔等帝国的统治者随意勾画,同样也被生活在帝国的臣民们任意想象,即使他们曾经来到“文明人”中间,也是作为被随意蹂躏、随意践踏和随意摆布的对象,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志,也没有发声的机会。作为读者的观众似乎也从未有过机会去正面打量他们,唯一走到前台来的是那个被老行政长官拯救的少女,但是她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是非常模糊的,在她被老行政长官收留、与老行政长官相处、最后被老行政长官送回她所属的群体这一系列行动中,老行政长官虽然充分考虑了她的利益,但我们同时可以说这一切并不是在实现她的意志,她只是在默默地接受着老行政长官对她的安排和照顾,野蛮人所处的这种陪衬地位使得野蛮人似乎成为了文明世界的一种符号,一个文明人心目中的意念。作为一个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没有言说权和表达权的“野蛮人”群体,他们的一切都是由所谓的“文明人”和“文明世界”界定的,野蛮是文明世界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烙印,正像在本书中他们没有发声的机会一样,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也是被文明世界解释和勾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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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种解释和勾画又因为对象的不同而发生着内涵的变化,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同为文明人的乔尔上校和老行政长官对野蛮人的认识却是迥然不同的,乔尔上校对野蛮人的认识可以说只停留在漫画阶段,对他来说野蛮人就等同于卑贱、暴力、威胁,因此他将野蛮人视为威胁帝国利益的当然敌人。而老行政长官心目中的野蛮人则是具体实在的,他尊重他们要生存的权利,渴望和野蛮人和平共处。作为文明人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无法真正进入野蛮人的世界,乔尔上校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偏见,也不想对野蛮人有进一步的了解。而老行政长官虽然通晓野蛮人的语言,也和他们朝夕相处,但也有着文明人对野蛮人的优裕,和对野蛮人“不文明”习惯的厌恶,在作品中作者反复描写了老行政长官对野蛮人肮脏的生活习惯的嫌弃,这种嫌弃曾转化为对乔尔上校强行把野蛮人带进城,因此而破坏了小城的宁静、整洁的愤怒,也表现为他在和那个野蛮人少女单独相处时采取的一个不断重复的动作,就是用清水擦洗她的全身,这个动作在不断重复中已经被老行政长官神圣化了,有评论家认为这个动作可以和基督教中的洗礼仪式相提并论。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到,老行政长官的这个动作最初是从洗涤那个野蛮人少女肮脏、肿胀的双脚开始的,最后逐步扩大到全身,他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以后便逐渐成为一段时间内不断反复、每天必有的一个动作。而且这也成为两人相处时最主要、最实在的内容。实际上这个动作是对两人之间精神、心灵无法沟通所留下的一个巨大空白的填补,同时老行政长官和野蛮人少女之间寥寥可数的对话也被这个不断反复的身体上的抚慰所遮蔽,这种近在咫尺的隔阂就是文化的鸿沟,仅凭老行政长官一个人对野蛮人的“救赎”是无法消除这种隔阂的。当然我们还可以将这个不断反复的动作理解为是老行政长官借此来改造那个野蛮人少女,以便缩小他们之间年龄、身份、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巨大距离。同样这个一厢情愿、没有结果的动作,是否也预示着文明对野蛮的征服和改造因为没有对话的基础而只能成为文明世界的自言自语?
  作为一个有着文明世界的语言逻辑和言说方式的作家,库切在本书中以一种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方法来解构野蛮和野蛮人,在他的审视下,野蛮就是所谓的文明世界用自己的视角臆造的,其实它所表现的是只是一种和文明的距离;而“野蛮人”则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文明人强加给一群不断被边缘化和失去表达权的人群的一个符号而已,而且这个符号是被抽空和扭曲了的。
  
  三、等待(Waiting)——时间和空间的悬置
  
  自从人类被动地接受了潘多拉的盒子以后,等待和希望就成为了人类生存的重要理由。十九世纪一位著名作家曾经说过:“在上帝揭露人的未来之前,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两个词里面的:等待和希望。”到了二十世纪,人类一以贯之作为精神寄托的信仰之塔轰然倒下,等待和希望成为人们重新反思自己生存意义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其具有象征性的作品就是产生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等待戈多》,这部作品表现了对于失去希望和信仰的人类来说,等待的过程变得如此的尴尬和如此的漫无目的,从此等待似乎也成为现代人的一种情境。归根到底,等待是一个动作过程,其构成要素有等待者、有行动(等待本身)和等待物(等待何物)。在《等待戈多》一剧中,显然两个流浪汉是等待者,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人类的象征,他们的等待过程是明确的,两个流浪汉反复强调他们在等待,可是他们的等待物戈多的寓意却是开放和暧昧的,始终没有出现的戈多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考的余地。与《等待戈多》一样,库切也选择了等待作为本书的一个主题,但切入点和要表达的意义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人说,西方现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上的最大区别就是:现代文学表现的是人精神上、心灵上的分裂,而后现代文学表现的是人身份的分裂。因此如果说《等待戈多》是从精神层面对等待——希望这样一个人类精神世界最基本的二元结构的颠覆的话,而《等待野蛮人》则表现了作者库切试图在他的出生地文化和祖辈居住地文化之间寻求切合点,以便重新构建和认同他的文化身份的一个尝试。
  作者以《等待野蛮人》作为书名,但这部作品中的等待者、等待过程,甚至包括等待物都是暧昧不清的,或者是所指不明的。如果我们按照本书的书名,把野蛮人作为等待的对象(等待物),则作者对等待的本意就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因为等待本应该是和希望、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的,而这里等待的结果应该是冲突和交战。而等待者和等待过程的暧昧不清,又增加了等待一词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等待对于乔尔上校来说,就象征着对野蛮人来袭传言的求证;对于听信了传言的小镇居民来讲,等待就意味着放弃眼前稳定的生活,去避难、去流浪;而对于老行政长官来说,等待也许就是生活本身。因为等待者和等待物之间从没有正面发生过交锋,因此我们可以把整个故事的开展看作是一个等待过程,这里的等待就成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悬置。所谓时间上的悬置表现的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不同步;而空间上的悬置表现的则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精神上、心灵上遥不可及的距离。这种双重悬置是从文化层面对文明和野蛮之间距离的展现,它既是生活在后殖民时代人们多重文化身份的一个象征,也以其开放的结构告诉人们,生活在多元文化的时代进行文化选择的意义和价值。
  当年诺贝尔留下遗言,每年要将诺贝尔基金利息的“五分之一授予在文学中创作了富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今天“富有理想倾向”已经成为瑞典文学院的教授们权衡一个作家能否获奖的重要砝码。库切文学创作中的“理想倾向”就体现在他对当代生活的不断反思和对主流话语的反复批判当中,正如他的获奖词所评价的“他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使自己远离俗丽而无价值的戏剧话的解悟和忏悔”(见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当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时,怀疑、批判、反思也就跟随而来。
  (责任编辑:水涓)
  
  作者简介:李倩,江苏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世界文学研究。
  
  ①②③[南非]库切:《等待野蛮人》,文敏译,漓江出版社,第10页,第177页,第208页。
  ④[瑞典]谢尔·埃斯普马克:《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李之义译,漓江出版社,第7页。
  

库切小说《等待野蛮人》核心价值理念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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