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北岛是我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朦胧诗潮最重要的诗人，他的诗歌以清醒的人的意识独树一帜，这种人的意识体现在：忧患情绪、怀疑和批判精神、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呼唤，具有明显的超前性。北岛诗歌人的意识又是与特定的时代以及他所接受的艺术影响密不可分的。因为其思想的独特，北岛诗歌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北岛 人的意识 特定时代 艺术影响 地位
　　
　　中国新诗对人的发现有两次高潮，一是以《女神》为代表的“五四”诗歌，一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朦胧诗（其中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处于地下状态）^①，它们诞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诗人的具体心态也各各有别，大致精神却一脉相承：张扬理性，看重人的价值，呼唤人的权利和尊严。
　　在滚滚滔滔的朦胧诗潮中，有一位诗人“人”的意识格外强烈，艺术革新力度非常强劲，争议也最大，然而，他的一些诗歌却穿越几十年的云烟，以咄咄逼人的思想光辉照亮着我们不免有些迟钝的眼睛，使我们为他当年思想与艺术的先觉深深震撼，这个诗人就是北岛（赵振开）。
　　北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写作，出版了《陌生的海滩》《北岛诗选》《在天涯》《午夜歌手》《零度以上的风景线》《开锁》等诗集，其作品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出版，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从一九九九年起，北岛开始重新在国内各大人文社科类刊物发表文章。北岛前后期作品在思想内蕴、艺术风格上虽有一定的差异，但对人的关切却始终如一。
　　人是大自然最精妙的存在，有了人，宇宙才有灵性，世界才有丰富，而幸福、快乐、自由、尊严又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北岛诗歌中有三个主题非常鲜明：一、人生是一种长久忧患的过程；二、生命应该具有怀疑意识、批判精神；三、人的自由、尊严至高无上。
　　在《一切》中北岛这样写道：“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诗人对人生命运的不确定性进行了生动的概括。这种人生不确定性在北岛的诗中随处可见：在《船票》里，他虽然把大海当成人生追求的象征，诗中反复强调的却是“他没有船票”；《无题》中，诗人开始似乎是用豁达的口气开导爱侣：“把手伸给我／让我那肩头挡住的世界／不再打扰你／假如爱不是遗忘的话／苦难也不是忘记／记住我的话吧／一切都不会过去……落叶也会说话”，结尾却这样落笔：“当然，谁也不知道明天／明天从另一个早晨开始／那时我们将沉沉睡去”。人生的不确定感正是生命忧患的产物。
　　北岛觉得人生是一种忧患的过程，还表现在他描述一个人与环境、他者的对峙时，人最后往往沦为失败者。《履历》如此写：“我曾正步走过广场／剃光脑袋／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却在疯狂的季节转了向”；在《回声》中，峡谷是一种“不能单独放开棺木／与死亡媾和”的存在，你“走不出这峡谷”，“回声找到你和人们之间心理上的联系：幸存下去，幸存到明天／而连接明天的一线阳光，来自／隐藏在你胸中的钻石／罪恶的钻石”；《在黎明的铜镜中》，北岛首先表现了拥有这面铜镜的幸福：“在黎明的铜镜中／呈现的是黎明／水手从绝望的耐心里／体验到石头的幸福／天空的幸福／珍藏着一颗小小沙砾的／蚌壳的幸福”^②，结尾却非常伤感：“在黎明的铜镜中／呈现的是黎明／屋顶上的帆没有升起／木纹展开了大海的形态／我们隔着桌子相望／而最终要失去／我们之间这唯一的黎明”。《触电》暗示了社会环境的无比冷酷：“我曾与一个无形的人／握手，一声惨叫／我的手被烫伤／留下了烙印”，在这里，“无形的人”显然不是指自然人，而是暗喻抒情主人公所处的物质与精神情境。《无题》更是直接写出了人与世界的对立：“对于世界／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语言／他不懂我的沉默／我们交换的／只是一点轻蔑／如同相逢在镜子中”。
　　北岛诗歌的另一特点是深刻的怀疑意识和绝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他怀疑一些人习见的信仰：“我不想安慰你／在颤抖的枫叶上／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来自热带的太阳鸟／并没有落在我们的树上／而背后的森林之火／不过是尘土飞扬的黄昏”（《红帆船》）；“明天，不／明天不在夜的那边／谁期待，谁就是罪人／而夜里发生的故事／就让它在夜里结束吧”（《明天，不》）。“春天”、“明天”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历来是希望、信仰、幸福等的象征，与那些使人高兴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但在北岛看来，枫叶写满的是春天的谎言，一个人期待明天等于“罪人”。北岛也怀疑某些人刻意的伪善：“我早已被铸造，冰冷的铸铁内／保持着冲动，呼唤／雷声，呼唤从暴风雨中归来的祖先／而千万个幽灵从地下／长出一棵孤独的大树／为我们蔽荫，让我们尝到苦果／就在这出发之时”。
　　最能体现北岛的怀疑意识和批判精神、带有思想纲领性质的，是他写于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的代表作《回答》。诗不长，全文抄录如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诗人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否定是全方位的。“文革”的天空虽然“镀金”，所有的政治口号都冠冕堂皇，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黑暗性质，当一个社会“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价值观的颠倒、社会的混乱就不言而喻了。诗人对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表示怀疑、感到迷惑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样的诗不要说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是放在中国整个新诗的星空中也是熠熠发光的。
　　北岛的诗歌特别可贵的一点是，当芸芸众生尚未从疯狂的造神运动中完全清醒过来，心甘情愿地做主流政治观念的“螺丝钉”，根本不知人权为何物时，它承继“五四”新诗的传统，在中国当代诗歌（特指１９４９年以后的诗歌）史上，第一次振聋发聩地呼唤人的自由和尊严。此类诗歌数量不多，思想价值却无可估量。在《结局或开始》^③中，北岛借遇罗克之口写自己的人权观：“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在《宣告》^④里，他这样写遇罗克：“我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追求“普普通通的愿望”，“只想做一个人”的遇罗克居然要以生命作为代价，“文革”的荒唐和反人性可想而知。它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诗人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强烈渴望，对美好未来的执著憧憬。
　　一个诗人形成怎样的写作特质，表面上看是一种偶然选择的结果，实际有着各种原因。北岛的诗歌之所以表现出如此浓烈的对人的关注，与他所处的时代、他个人的阅历、所受艺术的影响密不可分。
　　北岛的青年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造反派的身份曾经使这批小青年头脑发热过一段时间，然而，随着运动的非理性推进，社会秩序的日益混乱，他们目睹了劣质的政治模式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正常要求的践踏，感悟到个人在社会的急风骤雨中的无奈……一些有头脑的红卫兵开始思考这场运动的社会心理后果，反思它的功过是非，思索个人和民族的命运。北岛早期的诗歌，本质上其实就是对“文革”教训的形象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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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岛的诗歌表现出对个体人的强烈关注，也与他所接受的艺术影响紧密相连。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上山下乡运动形成了许多知青聚居点，一些知青聚居点后来成为朦胧诗运动的发源地，最著名的是河北白洋淀渔村的北京知青聚居点。“文革”时期，张扬人性和人的尊严的人文书籍被焚烧殆尽，一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以批判为目的专供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新闻记者阅读的西方和苏联解冻时期的现代哲学和文学著作，有幸在这批年轻人手里传阅。一些知青后来回忆：他们读过的书至少有爱伦堡（苏）的《人·岁月·生活》、塞林格（美）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美）的《在路上》、萨特（法）的《辩证理性批判》、罗素（英）的《西方哲学史》、怀特（美）的《分析的时代》、热德拉斯（南斯拉夫）的《新阶段》，以及《译文》五十年代刊载的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的诗。知青们一方面从这些书里吸收新颖的艺术手法，另一方面也吸取了大量的人文精神的营养。北岛属于这个诗歌和思想圈子，这些西方书籍对他后来形成相对前卫的现代政治观和以文化为旨归的诗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人”的高度关切，对人的天赋权利的大胆呼唤，奠定了北岛诗歌在中国新诗史上非同一般的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北岛的朦胧诗是缺少应有的思想光亮的，没有北岛的中国现代新诗则是不完整的。前面说过，中国新诗发现“人”的第一次高潮，是在“五四”时期。胡适的《人力车夫》、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刘大白的《田主来》，特别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人与人的平等、人的自由与尊严这一类的命题。如果任着这股思潮自由发展下去，“人”一定会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中心概念之一。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不可能使诗人悠闲地躺在一个“人”字上遐思。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历经三次内战和一次民族战争，新诗的思想主潮也就变成了表现下层民众的疾苦，宣传阶级意识，呼吁民族团结抗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等，蒋光慈、殷夫、蒲风、田间、臧克家、艾青等人的诗作全部体现了这样一种方向。一九四九年以后，民族彻底独立，劳动阶级在政治、经济方面获得解放，从理论上讲，高举“人权”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然而，由于某些意识形态的偏颇，歌唱祖国、歌颂领袖、赞美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诗歌可以得到高度评价，稍稍有点“个人”意识的作品则会受到严厉的指责和批判，“个人”被挤压到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角落，成为“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私自利”的同义语。相当一段时期，集体利益取代了个人要求，对组织的绝对服从代替了天赋人权， “一心一意跟着ＸＸ走”、 “反帝反修反走资派”之类的主张成了创作的金科玉律。郭沫若的《骆驼》、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组诗）、闻捷的《吐鲁番情歌》、李季的《致北京》等，都体现出“浪漫”的集体主义“宏大”抒情。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新诗的春天开始到来。六十年代末处于地下状态的朦胧诗此时正式登上文学报刊的大雅之堂，它在革新诗歌艺术手段的同时，也开始了对长期被忽视的“人”的认真打量。然而，最初的朦胧诗人，比如顾城、舒婷等，他们更多的倾向于对“个人”表层需要的呼吁，比如爱情、友谊、真诚、理解、关怀等，社会、文化批判比较温和。唯有北岛一开始就执著于对“人”的深层权利的探究，他批判错误的意识形态对人的性灵的钳制，呼唤身影已经变得非常模糊的“人”的自由尊严，歌颂宁折不弯的公民人格，尖锐地呈示着对不合理的现实的指斥和对生活的决绝。北岛诗歌中浓郁的“人”的意识，一方面固然与“五四”新诗的思想传统血脉相连，另一方面又融进了世界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民主精神、自由主义理念。它比“五四”诗歌扫描的社会区域更广阔，呈示的人文情怀更有深度，也更有几分义无反顾的气质和警世醒世的意味。正因为北岛思想的“另类”和前卫，他的诗歌誉满海内外，赢得了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们出自内心的喜爱。
　　北岛是中国当代为数不多的开宗派式的诗人，他的诗歌超越了一己的悲欢，抵达了小我与大我有机交融、历史感和未来感相映生辉的境界，他的一些诗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社会寓言。研究北岛诗歌的人文内涵，引导诗人走向现实、关注民生，对新诗走出困境，重新赢得大众的信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游宇明（１９６３－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六十年代末朦胧诗潮实际上已处于地下状态。
　　②见互联网，其余引自：五人诗选?眼Ｍ?演．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８６．
　　③④写作时间无法确考，从两诗发表在北岛主编的民间诗刊《今天》（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创办，１９８０年底停刊）看，区间是“文革”期间至１９８０年。
　　

• 游宇明： 论北岛早期诗歌的人的意识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10期
• 游宇明： 论中国当代杂文的体式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