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三十与十二》这个题目，脑海里首先浮现出十多年前的“文学大师排行榜”事件。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张同道两位先生为海南出版社编辑了一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他们完全是秉承一种审美标准，对20世纪文学史上的大师重新进行认定。没想到它在文学界引发了那么强烈的震动，极力赞成者很多，断然否定者也不在少数。其实，当人们回望当时的历史瞬间时就会发现，那次所谓的事件乃是一次比较专业的筛选，它之所以让某些人感到“吃惊”和“不舒服”，不外乎是它对有关作家、诗人定见的实质性颠覆，刺痛了他们超稳定的文学“传统”神经而已。
　　那么今天我们从新时期三十年浩如烟海的诗歌文本中，抽取出十二首诗进行专业性的赏评，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一种冒险的行为？为什么偏偏是三十年？又为什么只推出十二首诗？“胜出”的何以是这十二位诗人而不是其他的写作者？……面临诸多可能出现的质疑与拷问，首先必须申明：《名作欣赏》杂志开设这个栏目的出发点，绝非哗众取宠，以之吸引读者的眼球，也不是为当代诗歌史上的诗人们简单地排定座次，因为文学创作异于拳击比赛，诗人或作品之间有时原本就没有可比性，大河奔腾是一种美，小溪潺潺同样也是一种美；我们的目的仅仅是希求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为确立当代诗歌经典、解读当代诗歌文本、把握当代诗歌规律、推进当代诗歌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寻找一种恰适的途径而已。
　　至于把“三十”与“十二”拷合、排列在一起，对时段与数量如此进行裁定，更多是出于文学经典化的深细考虑。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在文章中提到，一个时代诗歌繁荣与否的标志是看其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和天才代表，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个时代的诗歌就是繁荣的，如果缺少偶像和天才的“太阳”，即便诗坛再怎样群星闪烁恐怕也会显得苍白无力。事实上，整个人类诗歌的辉煌历史，归根结底即是靠重要的诗人和诗作连缀、织就而成；因此，无论在任何时代，经典的筛选和确立对诗歌的创作及繁荣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大凡能够称得起“太阳”的诗人，绝不是那种声名很大但却不具备文学本身价值的写作者；他（她）们必须是诗歌经典的创造者，是凭借优秀的文本，一点一点地铺垫成功的基石，最终支撑起自己的文学天空的。
　　说起经典，窃以为虽然经典的确立标准姚黄魏紫、仁智各见，同时经典又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与流动性，在不同的时代和读者那里会有不同的经典，所以罗兰•巴特认为历史叙述有时就是想象力的产物，在诗歌史的书写中，主体的意识和判断在经典的建构方面自然会有所渗透或彰显；但是能够介入现实良心、产生轰动效应，或者影响了当时的写作方向和风气，可以被视为那个时代诗坛的拳头作品者即是经典。
　　也就是说，经典的确立需要历史主义的态度和立场，经典的确定是不宜在短期内进行，它的产生必须经过时间的沉淀，只有读者与文学作品之间拉开必要的时间、空间乃至心理上的距离之后，再冷静客观地观照，真正的经典才会“尘埃落定”；对每首诗的评价都应该把它放在当时特定的文学和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而不能完全用当下的经典标准去苛求。除此之外，一首诗的优秀与否更要注意从审美维度出发去评判和裁决。具体说来，首先它要以意象说话。直抒胸臆不是绝对写不出好诗，但诗歌的本性决定它应该借助意象之间的组合与转换来完成诗意的传达，好诗的意象本身具有原创、鲜活的特点；或者寻求意象与象征的联系，表现出一定的朦胧美，如果意象的创造能够做到隐显适度，和古典的意境传统相吻合，就更为理想。其次它能发掘语言的潜能，突破用词、语法和修辞方面的规范，以对语言自觉性与修饰性的重视，扩大语言的张力，使熟悉的语言给人以陌生的感觉，如通感、远取譬和虚实镶嵌等手法的运用等等；也可以走返璞归真的路数，挣脱修饰性的枷锁，还语言纯净的本色，平朴干脆，单纯简隽。再次它既要感人肺腑，这是一般的要求；更要启人心智，具备思想、智慧和理性的因子，或者说有诗情智化的倾向，因为诗歌从本质上讲它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一种思想，而是主客契合的情感哲学。只是它的理意表达应该通过非逻辑的诗之道路产生，和情绪合为一体，还原为感觉凝进意象，或在内情与外物结合的瞬间直觉顿悟式地溶入，在意象的推进中隐伏着情绪的流动，在情绪的流动中凸现思想的筋骨，达到形象、思想、情绪三位一体的重合。当然我所说的好诗标准是由多元因素合成的，一首诗如果能获得其中的一维因素已经不易，要兼具多种优长就绝对堪称经典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诗歌尤其是当代诗歌，已经进入该提取自己经典的时候了。常言道，“五十而知天命”，进入知天命之年的人大多都会有一种清醒自知的状态；“三十而立”，进入而立之年的人也应该显现出一派成熟的气象；而不知不觉间已有三十年历史和艺术积累的新时期诗歌，理应回顾走过的道路，总结成败得失，从而确立自己的传统和经典。
　　不可否认，新时期诗歌时至目前仍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流动的历史形态，其易动善变，幻化多端，纵向上各时段之间艺术追求的矛盾与冲突性，横向里各种诗人、诗群、诗艺的斑斓繁复、多元混杂，都使其存在着难以归纳、整合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并且新时期诗歌生气四溢的另一面是诗人们的心浮气躁，思想和艺术的实验也消泯了许多优秀的传统因子，特别是此间的生态环境决定了诗歌日趋远离社会文化的主流与中心，走向了边缘化，经典与大师不多。但是，新时期诗歌仍然是新时期文学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文体，它对自身品质的打造，对时代、心灵和文坛的影响，以及它自身艰难拓进的繁荣历程，都是清晰可辨的。
　　和十七年诗歌、“文革”时期的诗歌比较，新时期的诗歌的变化显豁而巨大。在这三十年里，诗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在老牌的《诗刊》《星星》的基础上又相继问世了《诗潮》《诗林》《诗歌月刊》《黄河诗报》《绿风》《扬子江诗刊》《诗选刊》《诗刊》下半月刊等等，到了新世纪民刊的迅猛生长，和网络诗歌的空前升温，更使新世纪的诗坛活力倍增；作品的创作数量呈几何倍数攀升，据统计至今每年生产的作品总和可以同《全唐诗》50000首的数量相媲美；诗歌写作队伍愈发壮观，现在依然是老一代雄风不减，朦胧诗人余晖仍在，第三代诗人势头正健，知识分子和学院派沉稳前行，民间口语化阵营日趋热闹，中间代集体登场亮相，陆续加盟、崭露头角的70后、80后来势凶猛，诗人们已远不止“四世同堂”了。
　　如果说上述的一切尚属于表征范畴，不足以证明新时期诗歌的繁荣；那么下面一系列的深层脉动则充分体现了新时期诗歌的繁荣。
　　首先，诗人们确立了一种诗歌精神，那就是坚持诗歌内视点的艺术本质，以人性与心灵为书写对象；同时执著于人间烟火，进一步寻找诗歌介入现实的有效途径，从而使他们心灵走过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历史、现实走过的道路折射，保证新时期诗歌既为诗人们保留了一份份鲜活、绚烂的情思档案，而众多情思档案的聚合、连缀，则是从另一个向度上完成了对时代、现实的心灵历史的重塑。当初朦胧诗、归来诗群那种怀疑、感伤、沉思、追求的思想轨迹，即契合了时代心灵的发展进程，深刻积极地表现了人与现实，那一系列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反抗英雄、普度众生的救世主似的形象塑造自不待言，即便是低音区的情思吟唱，充斥的也是理想的痛苦与英雄的孤独，在悲怆中凸现着向上的力度。第三代诗的生命意识革命和感性精灵的释放，在朦胧诗对人类本质的社会属性恢复外，实现了对人的心理和生理另外两种属性的回归，还原了人类更现代、更自由的世俗本质。进入1990年代后，和网络写作的伦理下移走向相反，诗人们有策略地“及物”与“深入当代”，注意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生存的境遇和感受，以经自身把握处理“此在”处境和经验的立场，去规避乌托邦和宏大叙事，提高了诗歌处理现实和时代语境的能力。就是70后的创作，也因生命和肉体本然态的开释，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诗歌的世俗性活力。也就是说，不论是在哪一个时段，还是哪一个诗群，虽然不乏一些纯粹的“小众”、一己心灵波澜的咀嚼，但多数诗歌都能在心灵和现实、时代之间寻找恰切的抒情位置，为解决现代人心灵生活的“失调”、紧张做出自己的努力；同时让诗歌秉承着一种艺术良知。越到后来这种倾向越发强化，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深入底层和平民的打工诗歌、乡土诗歌、“地震诗歌”，那种对普通生活、心灵细节的具象抚摸，那种深挚的人道情怀，都传递着这种可贵的精神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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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新时期诗歌中的任何时段、诗人和诗派都将创新作为崇尚的生命线，致力于对自身本质和品性的不懈构筑，几乎每一次新浪潮的喷发都会引起读者空前的关注和反响，这使当代诗坛出现了少有的蓬勃情境和活跃氛围，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艺术精神和特质。从归来诗人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与深化，朦胧诗对抒情主体人的张扬和诗歌的本质确认，到第三代诗歌对意识形态写作的反抗，90年代写作个人化话语，再到70后诗歌身体诗学的大面积崛起，女性主义诗歌对抒情空间——“自己的屋子”的寻找和出离，新时期诗歌在它短暂而辉煌的历史进程中，输送了许多宝贵的艺术经验，留下了一批优卓的精神化石。它们在清醒的语言本体意识统摄下的艺术解构与建构实验，对诗歌本体的坚守和对写作本身的探求，如意象和哲学的联姻、事态意识的强化、语言意识和语感强调的反讽的大剂量投入、叙事诗学的构筑、文体间的互动交响、多元技术的综合调适、个人化写作的张扬等，都在延续新诗先锋精神传统的同时，丰富、刷新或改写了新诗艺术表现的历史，提高了表现生活和灵魂的深厚度，耕拓和启迪了新诗可能的审美向度和走势，以一种新传统的凝结，实现了诗坛多元互补的生态平衡。
　　再次，以多元审美形态的并存竞荣，打破了现实主义被定于一尊的诗坛抒情格局，以文学个人化奇观的铸造，为新诗引渡出一批才华功力兼具的诗人和形质双佳的优卓文本，也为后来者设下了丰富的艺术“借鉴场”。如果说1976年（确切说是1978年）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现实主义主打天下，那些政治和现实色彩浓郁的诗人、作品被视为主流；而进入新时期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等多元路向和风格的异质同构，则迎来了新诗史上一个繁荣的时间持续最长、美学形态最绚丽最丰富的艺术时代。正如新诗在现代时段形成了李金发的怪诞、戴望舒的凄婉、何其芳的缠绵、穆旦的沉雄、杜运燮的机智、余光中的典雅、纪弦的诙谐一样，新时期的诗坛也是千秋并举，各臻其态，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个人化立场的高度标举，更使诗坛上群星荟萃，众语喧哗，纯文学、主旋律、消费性的作品几分天下，每位诗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和空间，都追逐着自己个性的“太阳”。其实，在艺术创作的问题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行轨迹，谁也不会挡谁的道儿，美学原则、文学形态共时性的良性竞争，十分有助于诗坛理想格局的形成，也正是文艺繁荣的标志。
　　正是在诗歌个人化的潮流中，一批应合时代与艺术双重呼唤的优秀诗人脱颖而出，一批具有丰富诗学价值与审美意义的经典被悄然确立。在我们选择的十二位诗人中舒婷、北岛、昌耀在1970年代末即已产生广泛的影响。当时出于对十七年和“文革”诗歌的逆反，诗人们按生活的本来面目表现生活，促成了现实主义精神的再生。一方面艾青、公刘、梁南等归来诗人和雷抒雁等一些现实主义诗人，说真话、抒真情，以《光的赞歌》、《小草在歌唱》等优秀诗歌，显示了现实主义诗歌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朦胧诗高扬主体个性，以忧患意识的凸现与抒情主体“我”之回归，恢复了诗歌情感哲学的生命，以意象思维恢复诗的情思哲学生命，以象征为中心，引进意识流、蒙太奇手法，探掘语言潜能，孕育出朦胧蕴藉的审美品格，实现了现代主义的一次辉煌定格。
　　浸满自传性色彩的舒婷，骨子里透着浪漫主义气息，对理想的追求对追求中的心理矛盾，经她细腻灵性的梳理便转化成美丽的忧伤，深情优雅，清幽柔婉。《神女峰》在承继爱的独立思想基础上，呼唤灵肉一体的现代爱情，煽动对男权的背叛，其从男权社会“离析”后的绮丽、温柔、婉约的力量，对美、艺术与优雅的张扬，都获得了引起读者共振的心理基础。与深情的舒婷、机智的顾城相比，北岛更像冷峻的兄长，他缺少婉约与缠绵，而善做冷静诡奇的哲学思辨与象征思维，沉雄傲岸，《结局或开始》就是真诚地为人性与爱招魂，呼唤人心与人心的对话，灵魂与灵魂的接近，呼唤恐怖消失，呼唤笑容与安宁的回归，这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对人性、自由与爱的神往，其思想的深邃和力度，意象的峭拔与独创，新诗史上几乎鲜有出其右者。而昌耀则是与朦胧诗同步产生影响的“西部诗派”的重镇。当时在诗坛旋起男性风暴的西部诗歌，以其固有的旷达与雄浑制衡着诗坛向沉郁哀婉品格的倾斜。和杨牧的豪迈奔放，周涛的沉雄潇洒，章德益的恢宏奇诡相比，远在青海的昌耀在让人感受西部审美理想的近似性同时，更触摸到了西部悲凉凝重却又向上奔突的精神内核，《内陆高迥》《慈航》《划呀，划呀，父亲们》等诗篇，都在雄奇的自然和生命体验之间寻找抒情机缘点，以开阔而沧桑的地域意识和博大生命视角的融汇，愈加平和浑厚，具有一种哲学的深邃和知性风骨，其思想的深刻度和艺术的感染力均超出当时现实主义诗歌的等高线。
　　海子、于坚、韩东、李亚伟、西川和王家新等诗人，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及1990年代初开始载誉诗坛的。和新时期之初的朦胧诗、归来派、边塞诗、学院诗几分天下，诗坛审美流向和线索的清晰可鉴辨相比，1980年代中期之后诗坛的明显特征，就是诗歌写作日益流派化、社团化甚至运动化，仅第三代诗里就有几百家无法胜数的诗歌流派与社团，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了。它以对现代主义倾向的“反叛”赢得了“后现代”特征，反文化，反英雄，反崇高，反意象，竭力从日常立场出发，张扬生命意识，展示平民个体的下意识、潜意识，展示生存本质的孤独、荒诞、丑陋、死亡与性意识一类悲剧性宿命体验，在把诗引向真正人的道路的同时，也消解了崇高；在抒情策略上由意象艺术向事态结构转移，通过“反诗”(或曰不变形诗)的冷抒情、语言还原和语感等手段，呈现生命状态，吹送出一股对抗优雅的俗美的信风，审美情调渐趋俏皮幽默，在艺术形式上比朦胧诗有更多的拓展。
　　跨越第三代诗和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海子，置身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此在”尘世氛围，却执意地追寻“彼在”终极世界，在创作中关注生命存在本身，以对生命、爱情、生殖死亡等基本主题及其存在语境庄稼、植物及一切自然之象的捕捉，在贫瘠的诗歌语境里寻找神性踪迹，挽留住了浪漫主义在20世纪的最后一抹余晖。《春天，十个海子》在攫取和麦地这个“词根”同样重要的语象粮食同时，弥漫着他诗中惯有的灵魂痛苦和死亡意识，其“死而复活”的浪漫奇思，死后幻象的越轨创造，死亡感觉的大胆虚拟，乃异想天开的神来之笔，那种幻象理论的运行，使诗的暗指多于实叙，有形象大于思想的朦胧理趣，在不羁的跃动中以实有和虚拟的交错增加了诗的妩媚。第三代时期的于坚堪称平民化、口语化的典型代表。他对俗事俗物凝眸，对平淡的生活絮絮叨叨，用口语书写昆明为模型的都市街道、社区场景中小人物的平民生活，有点新写实小说味道，《尚义街六号》具有充满情节性的叙述特征，现场感极强，在事件、事象、事态构成的具象性挤压下，玄奥的意义与语言的意指、能指渐趋消失，直接呈现生活的语符移动，统一了写诗和说话的节奏，隐喻和想象的放逐，消除了主体意志对客体世界的干预和扩张，客观之至。其叙述性的追求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作为《他们》刊物的实际主编、流派的“灵魂”和领袖韩东，虽然后来转到小说写作现场，但始终诗性浓郁。他那些世俗化和口语化色彩强烈的诗歌，关注生存状况和世界的流转，艺术上拒绝深度、夸张、矫饰与象征，讲究情感的节制和分寸感，朴质却具有“直指人心的语言魔力”。《有关大雁塔》以淡漠的姿态指向文化的神秘与不可知，掏空了朦胧诗那种英雄、贵族之气，进入了宁静地品味生命原生态本身的境地，有一定的反讽意味，它以不事雕琢的口语摒弃个别词语的表现力，有不可句摘的总体效果。李亚伟是越发经过沉淀越发显示出重要性的那种诗人，他的《中文系》貌似幽默而荒诞，但在滑稽的外衣下面却隐藏着一些严肃的内涵，透过其对文化与自我的亵渎嘲讽造成的可笑效果，读者不难看到当代大学生玩世不恭、厌倦灰颓式的相对怀疑精神，感受到诗人对高校封闭保守的教学方式、以述而不作治学方式为特征的超稳定型文化传统的嘲弄与批评。其在崇高与优美之外的戏谑品格，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和风度，不仅改变了诗的生硬面孔，甚至成为影响1990年代诗歌的一种艺术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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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川和王家新出道很早，但影响渐大还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如果说1990年代先锋诗歌阵营中以于坚、韩东、伊沙、李亚伟等为代表的民间诗人，一路张扬日常性，强调平民立场，喜好通过事物和语言的自动呈现解构象征和深度隐喻，有时干脆用推崇的口语和语感呈现个人化的日常经验，活力四溢；那么以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张曙光、臧棣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一翼，则致力于思想批判的精神立场，语言修辞意识的高度敏感使其崇尚技术的形式打磨，文本接近智性体式。西川常在可以把握的日常事物里转化个人经验，以洞察事物内在不可知秘密为最高宗旨，对神性、秩序、永恒、终极一类的观念始终兴趣浓厚。程光炜在《西川论》中说他“长于用哲学的眼光来思考问题，同时又把激情隐藏在相当放松的形式、结构、节奏和语调之中”，很有见地，其《在哈尔盖仰望星空》的“仰望”事件寄寓着对神秘、博大宇宙的敬畏，那种高度协调的控制力和恰到好处的分寸感，保证了艺术的沉静、简约和精致。王家新因为对现实的真诚承受与批判，被一些人称为时代道义、良知的承担者和见证人。《帕斯捷尔纳克》以自己和命运多舛却始终充满知识分子良知的异域诗人的精神遇合，触及了人在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困境问题。诗中那种为时代和历史说话的悲天悯人的道义担待，那种为对命运浑然不知者忧患的优卓气质，借帕斯捷尔纳克的痛苦精神旋律宣泄奋然而出，文本的真诚自身就构成了对残忍虚伪、缺乏道德感的时代的谴责鞭笞；其多种修辞手段铸成的繁复语言，和丰满的意象、深沉的思辨融汇，使诗的意味内敛蕴藉。
　　我一直比较看重1990年代崛起的伊沙，用刘纳先生的话说他是典型的中国后现代的文本。作为戏拟反讽的高手，伊沙曾坦露要在诗里作恶多端，《车过黄河》将伟大民族源头和骄傲的喻体“黄河”和日常猥琐而毫无诗意的“小便”拷合，就已含向传统使坏之意，那种轻慢的写法和态度更是对正直事物的消泯，对物象背后文化内涵与深度象征的拆解，其解构崇高的恶毒深度，和匪夷所思的机智思维，令人折服；诗的口语注重原创性之外，又具备语言整体的浑然与自律。其实，在很多诗里伊沙都表现出“是个有血性、有思想、有现实责任感的青年诗人”。
　　翟永明和王小妮都隶属于女性主义诗歌群落。女性主义诗歌也是当代诗坛一处不打旗号而有流派性质的独立风景。它在1980年代正式诞生，以带有“诗到女性为止”倾向的躯体诗学，一反女性诗温柔敦厚的羞涩传统，将目光收束到性别意识自身，大胆袒露女性隐秘的生理心理经验、性行为性欲望和死亡意识，通过倾诉和独白建构诗人和世界的基本关系，为女性主义诗歌找到了精神栖息的空间——“自己的屋子”。1990年代后则进入激情和技术混凝时期，开始努力淡化、超越性别意识，向“屋子”外的当下世俗现实人生、生活场景俯就，在坚守女性的敏感细腻之外发现思想的洞见，人文视境更加宽阔，抒情方式上转向更加贴近内心的技术性写作。翟永明的组诗《女人》中的情感和“自我”形象，因二元对立思维的渗透而充满复杂的张力，它是展示女性从女人到母亲各方面的性别体验、生命秘密，还是以潜在的心理情绪——性的张扬来制造女性命运过程的寓言；是表现女性心灵的骚动、渴望和对命运的悲叹认同，还是显露女人——母亲循环圈的忧伤和自卑？“复调”的情思意向让人很难说清。其大量投用的黑夜意象，也因象征意识的渗入带有多义性特点。你可以把它看成千百年来男性话语压抑、遮蔽下的女性隐蔽空间，女性悲剧命运和历史的存在象喻；也可以理解成对于女性自我世界的发现及确立，女性因两性关系的对抗、紧张，只能边缘化退缩到黑夜中编织自己的内心生活；还可以看作女性的一种自缚状态；甚至将其视为自我创造的极端个性化的心灵居所也未尝不可。王小妮1980年代就靠瞬间的眩晕感和北方农人的坚忍描述起家了，但变得气象非凡起来却是1990年代，并且越写越好。她很好地谐调了诗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置身于生活的琐屑里，仍能固守独立的精神天地，保持一颗诗心，《十枝水莲》就诗心灿然，它以和一种植物之间的精神交流和参悟，传递出诗人特有的澄澈、悲悯心境，闪烁着母性体验的光芒，平静，淡雅，从容，出语朴素却常落读者的意料之外，获得了完全个人化的不可复制的意念、语言、想象和表达方式。
　　以上乃笔者对新时期诗歌历史和重要诗人的简要论析。还是看诗评家们精彩的评点吧。
　　作者系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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