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大雨滂沱的齐鲁上空,“半空中起了一团大火,像天上陨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一幕悲剧发生了。中国新月派的代表作家、诗人,杰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徐志摩,与一架撞击大山的飞机一起,燃烧着坠向大地。
徐志摩不仅是一个作家、诗人,更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二十一岁时就留学美国,后转入英国剑桥大学学习研究政治经济,获硕士学位。因深受英美政治理念、社会制度的熏陶、影响,尤其对民主战士拜伦崇拜有加,他对自由、博爱、平等这些社会价值观十分向往。徐志摩曾设想参与中国的社会活动,在中国实现英国式的民主宪政。为此,他在国内办杂志,到大学教书,发表文章,努力传播自由主义思想,其代表作《再别康桥》,就是这一理想失败后心情失落、惆怅的艺术写照。胡适,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袖人物,对与自己有着深情厚谊的同人、同志、朋友的遽然去世,五内俱焚、痛惜万分,为了怀念,为了痛悼,更为了宣示、张扬自由主义精神,他写下了这篇情感真挚、理性冷静、为徐志摩一辩的追悼性散文。
胡适首先从徐志摩生前最惊世骇俗也最为人非议的事情切人,理性地为徐志摩的行为与理想进行辩护,那件事就是徐志摩毅然与发妻张幼仪离婚并与人称“交际花”的陆小曼结婚。徐之发妻张幼仪是大家女子,温柔、贤惠、能干,且婚姻生活并无过错;陆小曼虽然漂亮,浪漫,但是有夫之妇。而徐志摩为了与陆结合,不顾父母、亲朋好友的坚决反对和苦苦劝阻,不顾触犯当时人们公认的婚姻法则和感情法则,且登报公开宣示,社会对他的这种行为当然难以理解。胡适指出:“他(徐志摩)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的棺已盖了,而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因此,他认为有必要为之一辩。
胡适对此事并未从其本身或是或非作简单的道德判断,他站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从信仰与理想的角度分析徐志摩的思想根源。他指出,徐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认为,徐志摩之所以要重新选择婚姻,是“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胡适引用徐志摩给张幼仪的信力图说明,徐重新选择婚姻,不仅仅只是终止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婚姻,而更是将这种选择看做是争取社会进步,实现信仰与理想的自觉行为,徐志摩在给发妻的信中说:“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这段被胡适引用的话说明,徐志摩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个人好恶或喜新厌旧,而是基于其人生理想的深刻思想根源和迥异于世俗的价值取向。
其次,胡适通过两种人生哲学的对比,分析并突出了徐志摩的勇气和执著。他先引用梁启超先生批评、劝戒徐志摩的信中的一段话,其内容典型地代表了当时社会舆论的倾向和评价。一日徐的所为有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之嫌;二日徐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梁并指出:“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这种顺随世俗的人生态度无疑具有强大的社会规范力和引导力,且又是出自德高望重的梁氏之口。但胡适又马上引用徐志摩的回信,鲜明地袒露徐在单纯信仰支配下的理性的人生观: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并继续引用徐的誓言显示他坚毅执著,无怨无悔的先行者的信念与姿态:“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胡适评论道:“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这番话体现了胡适对徐志摩作为一个深受西方现代思想影响的社会先行者的充分理解和博大的宽容。
徐志摩离婚后与陆小曼结了婚,如愿以偿,但其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再婚后的家庭纠纷,陆小曼奢侈成性造成的经济负担,人们的非议与幸灾乐祸,社会的批评,使徐志摩感到“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其情状正如梁启超劝戒徐志摩时所预言,“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但胡适并不因此改变对徐志摩所作所为的评价,相反,他对徐志摩为理想而奋斗的失败表示了极大的尊重和钦佩,他说,“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并十分理解和宽容地指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胡适认为,徐志摩为理想奋斗的价值永存,其成功与否并不能抹杀他的精神和行为放出的光亮。他质问到:“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胡适在文中还极力赞扬徐志摩追求理想失败后的坚毅品格,高度评价了徐志摩的个人失败却使整个社会受益的宝贵价值。胡适写到:“是的,他不曾低头。他仍旧昂起头来做人……仍旧继续他的歌唱。他的诗作风也更成熟了……意境变深厚了,笔致变淡远了,技术和风格都更进步了。”胡适满怀喜悦地告诉人们, “在这恐怖的压迫下”,诗人仍在吟诵着美化人生,净化人心的诗篇,仍在传播着美、自由、爱和理想。更重要的是,胡适还告诉人们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诗人这种坚毅的品格所给予社会的积极影响。胡适说:“他自己的歌唱有一个时代是几乎销沉了;但他的歌声引起了他的园地外无数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急的唱,美丽的唱。”胡适的描述显示了这么一幅社会图景,“美与爱与自由”已从徐志摩的个人理想渐渐成为一种社会理想,成为人们追求美好人生的指南。这也说明徐志摩的人生理想以及勇于实践的行为,符合人性的健康发展,熠耀着时代的进取精神,满足了社会转型期中的中国对特立独行自由精神的渴盼。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胡适,他这篇散文为之辩护的是徐志摩的失败婚姻,但张扬的是自由主义精神的价值,我们感受最为深刻的就是理性、宽容、平等、信任这些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准则。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阶层,崛起于二十世纪初,成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间起了重要的启蒙和促进作用。他们广泛深入地开掘东西方优秀的思想资源,构建进步的社会理想,张扬自己的个性品格,力图赋予中国社会更多的现代性,徐志摩就是一位积极的倡导者与实践者。通过胡适的叙述,我们可以从徐志摩为理想婚姻的奋斗历程中感受到自由精神的飞扬;从他与梁启超的对话中体会到独立品格的傲岸;从他的单纯理想失败后的待人处世与艺术创作,欣赏到他大度的宽容与深沉的理性,这些自由主义者的宝贵品质在胡适的笔下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宣示和张扬。而胡适在文中对徐志摩真挚的同情,博大的宽容,深透的理解,理性的辩护,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这是两个自由主义者之间心灵的全方位对话。他们彼此之间是那么理解,友情是那么深厚,心灵是那么相通,理想是那么一致。文章使我们能回溯七十年的精神通道,重新进入上世纪三十年代,认识到我国的现代史上,曾存在并辉煌过的一种精神资源,一种人类的优秀品格,一座令人仰慕的思想高峰,一种宽广的人类情怀。
文如其人。由于胡适的身份、思想、学识、修养,《追悼志摩》一文,具有学者兼诗人的思维特征,构成了该文独特的创作风格。一日冷静理性的思维方式。胡适精通中国古代哲学,俯仰天地,洞见深邃;他又留学美国,深受民主思想与实证主义影响,信奉治学处世,要“理智诚实”。这一切反映在文章中,就是心态宽容大度,论证冷静理智,文风从容不迫,对徐志摩的婚姻观及其行为,胡适不顺遂众议,随声附和,而是把持理性思维立场,对徐志摩的为人、性格、信仰、理想,作全面综合的评价,尤其对徐志摩的婚姻观,在充分引证有关人士观点的前提下,条分缕析,精辟论述,顺理成章地将其提升到个人理想,社会改良的思想价值层面上,引导人们去重新认识徐志摩。他理智地将徐志摩的理想与失败分为两个不同的问题加以分析,指出其理想是正当的、有光亮的,失败是这个世界太复杂,理想禁不起这个复杂世界的摧毁,而失败的阴影并不能掩盖理想的光芒;二曰引据求证的学者风范。在揭示徐志摩忧郁的诗人情怀和艰难的感情历程时,胡适选用了徐志摩本人大量意韵悠长的诗句,使读者的情感能同频度地感受诗人心灵的律动;在揭示徐志摩自由激荡的精神追求和特立独行的思想品格时,胡适不厌其烦引用了众多的“神圣的历史材料”,作为展示徐志摩单纯理想宝贵价值并为之二辩的依据。时人皆称胡适有考据癖,胡本人也自嘲如此,但这恰恰构成了《追悼志摩》一文特有的学术品质,展示了一位大家的学者风范。
胡适又是一位感情丰富的诗人,他的《尝试集》开创了中国新诗的新纪元。在《追悼志摩》一文中,诗人的情感特征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他对诗人之死的那一瞬间的倾情描述,让我们感到想像力的飞腾,更让我们感受到诗人逝去的悲壮和作者的痛惜;他所引用的徐志摩的大量诗句,是那么贴切又富有人情地展示了徐志摩的艰难处境和感情世界,又是那么令人感动地拨动了读者的心弦;全文的字里行间,汹涌着一股深沉的感情洪流。尤其是文中最后那句,“我们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说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忘不了,和我们‘在那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意味深长。作者的情怀和徐志摩的诗句浑然一体,既精粹地表达了生者与逝者心驰神往的永恒友谊,又再次富有诗意地赞颂了徐志摩的人生价值。掩卷沉思,蓦然想到,作者不仅是一位自由主义学者,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
附:
追悼志摩
胡 适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蒙的大雾里,一个猛烈的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飞机碰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额上受了一个致命的撞伤,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觉,半空中起了一团大火,像天上陨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们的志摩和他的两个同伴就死在那烈焰里了!
我们初得着他的死信,却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的这么惨酷。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的死法也许只有志摩最配。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志摩会死一个“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雾笼罩着,大火焚烧着,那撞不倒的山头在旁边冷眼瞧着,我们新时代的新诗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种死法,也挑不出更合式,更悲壮的了。
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的云彩。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荚的花样,永远是可爱。他常说: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们也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可是狂风过去之后,我们的天空变惨淡了,变寂寞了,我们才感觉我们的天上的一片最可爱的云彩被狂风卷去了,永远不回来了! [##]
这十几天里,常有朋友到家里来谈志摩,谈起来常常有人痛哭。在别处痛哭他的,一定还不少。志摩所以能使朋友这样哀念他,只是因为他的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叶公超先生说,
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末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
陈通伯先生说,
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使我们老,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他的一生真是爱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我攀登了万仞的高冈,
荆棘扎烂了我的衣裳,
我向飘渺的云天外望——
上帝,我望不见你!
……
我在道旁见一个小孩:
活泼,秀丽,褴褛的衣衫;
他叫声“妈”,眼里亮着爱——
上帝,他眼里有你!
(《他眼里有你》)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荚。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的棺已盖了,而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那“关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我忍不住我的历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点神圣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志摩决心离婚时的心理。民国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
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问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 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这信里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
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和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所以民国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提出两点: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是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任公又说: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邑佗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
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说: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状?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
第二,他也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说: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
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志摩的一生,他这十年中的一切行为就全可以了解了。我还可以说,只有从这个观点上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为;我们必须先认清了他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方才认得清志摩的为人。
志摩最近几年的生活,他承认是失败。他有一首《生活》的诗,诗是暗惨的可怕: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惨酷的失败,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观的失败。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正如易卜生的诗剧Brand里的那个理想主义者,抱着他的理想,在人间处处碰钉子,碰的焦头烂额,失败而死。
然而我们的志摩“在这恐怖的压迫下”,从不叫一声“我投降了”!他从不曾完全绝望,他从不曾绝对怨恨谁。他对我们说: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
(《猛虎集自序》)
是的,他不曾低头。他仍旧昂起头来做人;他仍旧是他那一团的同情心,一团的爱。我们看他替朋友做事,替团体做事,他总是仍旧那样热心,仍旧那样高兴。几年的挫折,失败,苦痛,似乎使他更成熟了,更可爱了。
他在苦痛之中,仍旧继续他的歌唱。他的诗作风也更成熟了。他所谓“初期的汹涌性”固然是没有了,作品也减少了;但是他的意境变深厚了,笔致变淡远了,技术和风格都更进步了。这是读《猛虎集》的人都能感觉到的。
志摩自己希望今年是他的“一个真正的复活的机会”。他说:
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
我们一班朋友都替他高兴。他这几年来想用心血浇灌的花树也许是枯萎的了;但他的同情,他的鼓舞,早又在别的园地里种出了无数的可爱的小树,开出了无数可爱的鲜花。他自己的歌唱有一个时代是几乎销沉了;但他的歌声引起了他的园地外无数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丽的唱。这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兴。
谁也想不到在这个最有希望的复活时代,他竟丢了我们走了!他的《猛虎集》里有一首咏一只黄鹂的诗,现在重读了,好像他在那里描写他自己的死,和我们对他的死的悲哀:
等候他唱,我们静着望,
怕惊了他。但他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他飞了,不见了,没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真是一片春光,一团火焰,一腔热情。现在难道都完了?
决不!决不!志摩最爱他自己的一首小诗,题目叫做“偶然”,在他的《卞昆冈》剧本里,在那个可爱的孩子阿明临死时,那个瞎子弹着三弦,唱着这首诗: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需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暗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朋友们,志摩是走了,但他投的影子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他放的光亮也会永远留在人间,他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说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忘不了,和我们在那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二十年,十二月,三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