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先生在他那篇《遥寄张爱玲》一文中谈到,对张爱玲小说的认识,不存在“不能为不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的问题。“是时间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如果我们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
我们以往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多是在取其大要,抽筋掠骨中完成。傅雷先生一九四四年的评论,是迄今为止,对《倾城之恋》批评最尖锐的一篇。他的批评方式仍是如此。说《倾城之恋》“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尽是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骨子里贫血,充满死气”。从傅雷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评价与希望看,他崇尚的是古典主义的悲剧美学风范。当我看过纳博克夫的《文学论稿》后,我才知道,文学作品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即:不是我们希望作家给出我们什么,而是作家给出了我们什么。在细读中,寻找作家的精神追求轨迹。
如果说,沈从文在他的《边城》中,想告诉读者:自自然然的生命形式、人生图景是什么样子;那么《倾城之恋》的作者想告诉我们的是:极不自然的人生形式和生命形式是什么样子。
小说的故事大体是这样的——
在上海的一个老式家庭,一天夜晚,有人带来消息,说他们家的六小姐白流苏的前夫死了。这是个很意外很突然的事,因为六小姐七八年前就与那人离了婚,按理说完全没有必要通知她。这家人的兄嫂希望六小姐去奔丧。奔丧后面还有什么意思呢?按照白小姐她三哥的分析,那家人的两个姨太太是守不住的,他们是想让六小姐回去戴孝守寡,继承门户。六小姐当然不会同意。敢于离婚的人自然有争取个人解放的意思。但她的哥哥认为,按照三纲五常、传统的天理人性,她生是人家的人,死是人家的鬼。她应该回去挑个侄子过继。还说那个家庭是个大家族,守寡,是不会饿死的。她哥哥为什么极力劝她回去?是因为他们花完了六小姐的私房钱,觉得她是累赘了。她的母亲当不了家,也认为她回去是正经,熬个十几年,总有出头之日。这正应了小说开头的话:“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这是一个活在旧时代的家庭。
眼看白流苏在这个家待不下去了。事情出现了转机。有人给六小姐的妹妹七小姐介绍婚事。被介绍的人叫范柳原,家是南洋的著名华侨,从小在英国长大,今年三十二岁,父母双亡,继承了不少财产。白家全家陪七小姐去相亲,曲曲折折,轰轰烈烈,结果范柳原只对白流苏有意思。因为六小姐白流苏这时也不过二十八岁。一家人发现让这个残花败柳占了先,非常恼火。
以下便是这两个人的“倾城之恋”了。
先是范柳原假借徐太太之意邀请白流苏去了香港。白流苏决定赌一把,她倒要看看自己还有没有年轻女人的优势。到了香港她才知道她是在跟一个饱经世故、情场老手在谈“恋爱”。介绍人曾说,范柳原“年纪青的时候受了些刺激,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嫖赌吃着,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白流苏看范柳原极尽殷勤、挑逗之能,就是不提婚姻之事,自然也不愿自动投人到他的怀里,让他占便宜。她决心只要婚姻,不要做情妇。范柳原觉得,白流苏似乎只看重婚姻,而不讲感情,心说,你越这样,我越不会结婚,只想让你当情妇。后来白流苏说自己要回上海,她是想试探范柳原对自己的态度。没有想到范柳原欣然同意。白流苏不得已回到了上海。回来后日子更不好过。她几乎被家庭泼就的污水泡起来了。不久,范柳原也按捺不住给她打了电报,让她再去香港。这时白流苏由于家庭的压迫,只好示弱。回到香港后,果然成了范的情人。这时范柳原仍然是在玩弄两人的关系。只当了一个星期的情人,范柳原就决定去英国,并宣布一年半载再回来。就是从情人的关系看,这正常吗?显然不正常。这两个主人公,被不同的家世、文化背景、心事分隔着,各怀鬼胎,又绕来绕去兜够了圈子,精刮赛精刮,费尽了算计,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半推半就的。正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日军入侵,香港沦陷。范柳原没有走成。危难之中,他们真的登报结婚了,让他们把“戏”做成了真的了。战争的到来,简化了他们一个无穷尽的、无聊的感情游戏过程。傅雷说他们的游戏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程度,不假。
为什么说她笔下的人物活得极不自然?
张爱玲在小说中说:“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是说他们心怀着各人的目的走到一起来了。这个目的,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缘分(起码他们心里不这样认为);也不是彼此一见钟情的爱意;更不是相以为知。比如,徐太太介绍范柳原时说:他“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无数的太太们急扯白脸的把女儿送上门来,硬要桠给他,勾心斗角,各显神通,大大热闹过一番。这一捧却把他捧坏了。从此他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这话真不真呢?起码多半是真。范柳原从此用情很难成真,多是逢场作戏了。
而自流苏呢?她有了那次离婚的经历,在单调无聊的腐朽家庭中过了七八年。当她再次面对一个男人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摆脱那个人间牢狱,有个终身依靠。她也不会是以真情成就婚姻的。小说中写范柳原宣布要去英国,白流苏的想法: “一个礼拜的爱,吊得住他的心吗?……总之,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又想到马克思的那一段名言: “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 “因而,从这种程度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发展程度”(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就是说,男女关系最能说明你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活得自然不自然了。如果在两性关系上都不自然,那还是健康文明的人吗?他们俩人在“恋爱”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生命的冲动。确实“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连《边城》中的妓女都不如。那些妓女一旦动了真情,有了相好,真是敢爱敢恨、要死要活的。
是什么使这一对活得极不自然的上流男女,关系中多了一点“真”,有了稍为自然一些的可能?是战争。是毁灭文明的战争。这种毁灭,意味着把好的坏的“文明”都毁灭了。大家在生存的意义上,从原初开始。
小说中范柳原对白流苏有一段话:“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这是战前说的话,它不但暗示了后面将发生的情景,也一语尖透地说明,他们都在没有一点“真”情地做着“文明”的游戏。傅雷先生曾批评这篇作品缺少深刻的东西,我在这里却看到了把人的内心空虚写得深刻的一面。
难道他们就没有一点做人的真实吗?
也不然,除了我们前面说的每个人的具体背景,还有强大的宗法专制文化对人的扭曲。白流苏的遭遇就是典型。那么范柳原呢?傅雷说:“范柳原真是一个这么枯涸的人么?关于他,作者为何从头至尾只是侧写?”我们来看一看范柳原是不是枯涸?他曾向白流苏这样的表白:“我回中国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四了。关于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你可以想像到我是多么的失望,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你……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白流苏说:“还是那样的好,初次瞧见,再坏些,再脏些,是你外面的人(表面给人的印象),你外面的东西。你若是混在那里头长久了,你怎么分得清,哪一部分是他们,哪一部分是你自己?”所谓“那里头”就是指她家的兄嫂们的文化圈子里。这话的意思是你在国内待得越久,你就越会变得不是你自己。能看到自己往下溜,是不是还没有太枯涸?
他们的不自然,也有文化的环境的差别。细读小说,你会发现,范柳原并不是总在做戏。他也希望与白流苏的关系,有一些精神上的相通。但是办不到。因为白流苏是旧式家庭中只上了两年学的传统女子。我们来看小说中范柳原偶尔吐露的真情——三次表白:
第一次是:他说“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可是我要你懂得我!我要你懂得我!”他嘴里这么说着,心里早已绝望了,然而他还是固执地,哀恳似的说:“我要你懂得我!”“早已绝望了”,是说他对白流苏的理解并不抱希望。这是他们之间的“一堵墙”。
第二次是:范柳原带白流苏到饭店吃饭。最后喝茶,看着茶杯里的残茶叶,他想起马来亚的芭蕉和森林,他对流苏说:“我陪你到马来亚去。”流苏问:“做什么?”柳原说:“回到自然。”他后边接着说:“我装惯了假,也是因为人人都对我装假。只有对你,我说过句把真话,你听不出来。”“在上海第一次遇见你,我想着,离开了你家里那些人,你也许会自然一点。好容易盼着你到了香港……现在,我又想把你带到马来亚,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他笑他自己,声音又哑又涩……他们付了账出来。他已经恢复原状,又开始他的上等的调情——顶文雅的一种”。为什么“他笑他自己,声音又哑又涩”?他觉得他这时偶然出现的念头——想到大自然中去的那种希望,白流苏根本听不懂。他又恢复了原状,“又开始他的上等的调情——顶文雅的一种”,看来男女关系若要自然,也得是双方精神相通。在这里“真”与“不真”是有些许差别的,也是他们不能追求自然的隐患。
第三次是:他们第一次在香港时,一天夜里在电话里的对话。
她一听却是范柳原的声音,道:“我爱你。”就挂断了。流苏心跳得扑通扑通,握住了耳机,发了一回愣,方才轻轻地把它放回原处。谁知才搁上去,又是铃声大作。她再度拿起听筒,柳原在那边问道:“我忘了问你一声,你爱我吗?”白流苏说:“你早该知道了,我为什么上香港来?”柳原道:“我早知道了,可是明摆着的事实,我就是不肯相信。流苏,你不爱我。”流苏道:“怎见得我不?”柳原不语,良久方道:“诗经上有一首诗——”流苏忙道:“我不懂这些。”柳原不耐烦道:“知道你不懂,你若懂,也用不着我讲了!我念你听:‘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释得对不对。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流苏深思了半晌,不由得恼了起来道:“你干脆说不结婚,不就完了!还得绕着大弯子!什么做不了主?连我这样守旧的人家,也还说‘初嫁从亲,再嫁从身’哩!你这样无拘无束的人,你自己不能做主,谁替你做主?”
柳原冷冷道:“你不爱我,你有什么办法,你做得了主吗?”流苏道:“你若真爱我的话,你还顾得了这些?”柳原道:“我不至于那么糊涂。我犯不着花了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我。那太不公平了。对于你,那也不公平。噢,也许你不在乎。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是:“流苏,你不爱我。”
第二层是:我们是否能“永远在一起;我们实际上是做不了主的”!
这好像是范柳原找托词,找借口,仍然是在和白流苏斗心眼儿。其实,柳原这时说的是 [##] 比较真实和深刻的话。意思是说能不能地老天荒永远在一起,不是靠人的意志,而是靠人的心。意志是外在的力量或者说是责任要求自己这样做,而心里的真爱才能决定是否一生一世不离开。但是我现在就见不到你的心,那颗自自然然的真心,还谈什么永远在一起(结婚);再说,谁敢说我们的心会永远不变?我怎么能说自己就做得了自己的主(永远在一起)?范柳原这话是有些深意在里面,但白流苏听不出来。
第三层:“噢,也许你不在乎。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这是将他们的恋爱关系捅破了,你不过是以自己之身换得你的生活依靠罢了。
他们是有一些“真”意的,但是这真意是不对等的。这种不对等又构成了他们关系的另一重不自然。
为什么范柳原在情场上那么看重白流苏?
这里面也有一种人生的梦。(生活的假,使他有一种追求)
洋场气十足的范柳原,偏偏看中了念了不到两年书的旧派女人白流苏,这其中很有些耐人寻味的心理内容。我们看看范柳原是怎么说的:
……柳原道:“你好也罢,坏也罢,我不要你改变。难得碰见像你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流苏微微叹了口气道:“我不过是一个过了时的人罢了。”柳原道:“真正的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永远不会过了时。”流苏笑道:“像你这样的一个新派人——”柳原道:“你说新派,大约就是指的洋派。我的确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直到最近几年才渐渐的中国化起来。可是你知道,中国化的外国人,顽固起来,比任何老秀才都要顽固。”流苏笑道:“你也顽固,我也顽固,你说过的,香港饭店又是最顽固的跳舞场……”他们同声笑了起来。
“你也顽固,我也顽固”是指他们的心理上都还是认同旧的东西。
联想到范柳原说过的:“关于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你可以想像到我是多么的失望。”这时他对中国的失望,并不是觉得中国太腐朽,而是觉得传统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传统的太太小姐们崇洋味太浓了。
这就是说,范、白的结合也有其深刻的原因,像范柳原一类洋场阔少,离中国既近又远。他外表是“洋派”的,但骨子里却向往地道的中国东西,而且是最“顽固”最“陈旧”的中国的东西。这是不是他的某种真实呢,是的。他在海外长大,对传统的中国女人,有一种似幻似真的向往。白流苏身上传统女性的做派,他是比较喜欢的。比如他提到,喜欢白流苏穿旗袍。还说她有许多小动作,很像唱京剧的。表明范柳原喜爱女人的标准,在不经意中流露了出来。这些也是真的。但是放在三十年代,年轻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反叛精神潮流中,他就是另类了。对于他的这种真,白流苏还是不太懂。见过了大都市的白流苏,知道当今社会时尚是崇洋,那么,范柳原为什么崇尚中国传统东西?她不懂。那么范柳原不做假又做什么呢?而且还是情场上标准的绅士,最洋的一种。这应该说是对范柳原的正面描写了。人木三分处在于两种不同文明的扭结,给这一类人带来的变异。
传统大家庭的禁锢和文化水平的不高,使旧家庭制度、观念和婚姻枷锁都在白流苏身上发生着作用。而这些又如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受了较多西方文明教育但又盲目流连中国传统文化的范柳原,在这种环境中的扭曲。钱锺书《围城》中的知识分子是在媚洋中扭曲,而范柳原是在媚中国传统文化中扭曲。
但是张爱玲无意把他们写成时代的觉醒者,她是想从那个时代中普通的没落的男女身上,看到人性的扭曲。出于同情又还原于他们普通人的生存的希望。所以到后来,她这样写白流苏: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患难相依,这是人性好的一面,也是弱的一面。在这里张爱玲看得很尖锐。这就是作者为什么说: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人,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流苏)”。
范柳原、白流苏他们的“爱情”,即使没有战事,仍然会走到一处的,只不过“关系”可能是另外一种罢了。正如范柳原所说:“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哪里还有工夫恋爱?”这句话中的“忙着谈恋爱”,透露出没有一点真情。白流苏因无家可归最终只能做他的情妇。他们正是末路无聊人群中的一对。
傅雷先生曾批评说:“世界上有的是平凡,我不抱怨作者多写了一对平凡的人”,“但平凡并非没有深度的意思,并且平凡,只应该使作品不凡。”他的意思是:人物平凡可以,但作者要有不平凡的见地。应该有更高的人性的关怀。张爱玲有吗?我以为是有的。因为我不但看到了她写了些什么样的人和人生,也看到了她对这种人生的态度。她的态度,就是她人性的关怀。正是在这种关怀中我看到了白流苏、范柳原这类人的扭曲和人生的不自然。并对他们这种不自然报以人性的同情。这种人性的同情不正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文学”精神是一致的吗?她能以人性的关怀,去描写曹七巧人性的变态;何以不是以人性的关怀描写白流苏的庸俗与无奈?
张爱玲对通俗文学有偏爱,但是从这点看,她的小说的神韵还是得自于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