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福巷16号是我的家，原本是丁玲的家。
　　1951年，丁玲从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家协会迁入多福巷。1951年夏，丁玲和陈明在颐和园云松巢居住，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罗瑞卿陪毛主席来看她，毛主席拾级而上，丁玲迎上前去拉住他的手在廊前坐下，大家边吃西瓜边聊天，轻松愉快，像家人团聚似的。
　　1952年3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丁玲享誉中外，多福巷投来大小作家钦慕的目光。忙里偷闲，闲庭信步，一家人在葡萄架下摆盘围棋悠哉悠哉。
　　七年之后，丁玲下了北大荒。丁玲搬出，我们迁入。我当时高兴啊，因为我非常向往北京老胡同里京味十足的平民生活。
　　从呱呱落地到长大成人，我历居名城，街巷概念一点不含糊。从礼泉县城到古城西安，又从西安回到礼泉，数次往返，直到廿岁上兰州，廿四岁进北京。
　　当年唐长安，比现在的西安城约大七倍。北京城，用大街和胡同切成无数个豆腐块，古城长安，用坊和巷切成无数个更方正的豆腐块。坊，是最规范的豆腐块。家居西安时，我常到北大街的“通济坊”玩，跟大人一起寻古。
　　我的礼泉老家，扎根阎家什字。“什”者，十也，十户为什，比唐代建制还要古老。礼泉阎姓，聚族而居。“阎”者，里巷也，《荀子·儒效》有言：“虽隐千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按我瞎猜，阎族由此而得姓。另有“间阁”，亦里巷也。班固《西都赋》载：“内则街衢通达，闾阎且干。”东汉西都者，今之长安也。西安的街巷，比北京的胡同古老。
　　北京这地方，一当成城，街巷分割即沿用汉唐之制。巷是街的屋问道，街大，巷小，故称“大街小巷”。辽代的北京，出现街、巷、坊、市，依然汉城、唐城的老格局。
　　到了元大都，城建面貌大变，南北走向的主干道称“经”，东西走向的主干道称“纬”，经纬交错，将城区切割为五十个豆腐块——五十块地段、五十个坊。但是元大都的坊大小不等，与周初镐京、汉唐西京的“坊“不大相同。坊内有街，开通街与街的小巷，宽不过六七米者，就是胡同。发展到清代，胡同之盛，犹如满天星斗，多如毛细血管，如棋盘，如鱼网，斐然风情，蔚然大观。
　　久居汉唐京都的我，其所以向往北京胡同，非常想在北京老旧胡同的老旧四合院里好好住上一住体味体味老北京的人情世故，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胡同一仍故貌，胡同里的老北京大都健在，那是古代遗留给现代无价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活化石。
　　然而，家居北京半个多世纪，仅在胡同里住家几个月，而且是革命意志高涨心无旁骛一心扑在“超英赶美”日夜兼程无暇左顾右盼的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期的几个月，何况，儿子生下不满半周，接母亲来京，老家告急，国事家事，焦头烂额。
　　这胡同就叫多福巷。多福巷位于王府大街北头路东，人民艺术剧院以北，东西走向，东接南北走向的大豆腐巷，所谓大豆腐巷，其实是狭窄短小的走道。大豆腐巷以北的出口即东四西大街，东行几步，就是东四；大豆腐巷南出口是报房胡同，往东出口，便是东四南大街，北行几步，也到东四。我家住多福巷紧西头路北，西行几步就是王府大街，朝南，过报房胡同口、大小鹁鸽胡同口、再过人民艺术剧院，就是我的工作地——《文艺报》编辑部——王府大街64号——声名远播的中国文联大楼。文联大楼的南恻，就是当年过灯节时热闹非凡的灯市口大街，灯市口西街的丰富胡同，是人民艺术家老舍的宅院。
　　院里住了三家，诗人邹获帆住正房，外委会的杨子敏住厢房，翻译家李文俊、张佩芬住西耳房，我跟母亲、刘茵带孩子住南房(“倒座”)，院门开在东南角，是典型的中国四合院。东城胡同，多富商巨贾，这个宅子的原主人怕也是殷实的人家。
　　庭前有两树海棠、一架葡萄，还是1951年刚搬来时公务员夏更起栽的，7年了。夏更起系作协所派，但丁玲不要作协开工资，她自己也放弃领工资。
　　海棠花由粉红而粉色而白色，花期绵长，灿若织锦，风来摇曳，婀娜多姿。开花时节，文友成集，笑语欢声，主人忙待客，滔滔不绝，满院子春的气息。……而此刻，冷冷清清，地上布满了主人沉重的足迹。
　　不由自主地，我想起1956年刚到作协《文艺报》的时候，丁玲正为审干一案上告中央，中国作协负责甄审。年底，评论组组长杨志一带我到颐和园云松巢探望丁玲(副主编侯金镜后来对我说，杨志一和我是《文艺报》党支部临时委派的，作协党组让每个支部都要派人看望丁玲)。丁玲平卧在躺椅上养神，听说《文艺报》来人了，不屑一顾，扭过头去，一言不发，问她什么，她不吭声，傲气十足，我大为惊诧，戳在一边发愣。过后不久，作家协会召开审干总结大会。刘白羽刚刚讲完，陈企霞跟着跳上讲台，疾言厉色地大吼：“一定要说有多少收获的话，那么，一座宫殿烧毁之后，还能收获一堆木炭吧!”有人跳上讲台驳斥陈企霞，陈企霞又吼了一嗓子：“补充一句：还是一小堆木炭!”
　　多福巷又是一番热闹，院子里熙熙攘攘。谁承想，局势突然恶化。
　　中国作协党组从1957年6月6日开始，连续召开24次扩大会议对“丁陈反党集团”进行揭发和批判。
　　多福巷离大会会场三五百米之遥，过三两个胡同口再过首都剧场即到。丁玲步行，陈明陪伴。大厦将倾，丁玲、陈明比肩相扶，至死不渝，24次踏进王府大街64号文联大楼，接受本党末日的审判，不管人们投来多么鄙夷的目光。
　　场面非常激烈，一片打倒声，百多人齐声发出怒吼：“丁玲站起来!”我们一些团员也被扩大到会场，觉得文人斗起来也很残酷，像是要吃掉丁玲似的。开除丁玲时，党员都举手。丁玲自己也把手举了起来。她哭了，哭得非常伤心，有身边陈明的镇定，她艰难地挺着，没有瘫软。
　　我住进多福巷后，听邻居说多福巷多么多么有福，胡同口上住进个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宾客如云，门庭若市，连外国人都找上门来，可到后来，再也没有看见有人敲她家的大门，再也没有见门口有小轿车停放，一大早的，就看见他们两口子出门，形影不离，脑袋耷拉着，一脸的晦气。
　　邓颖超和康克清怎么说情也没用，丁玲终于被开除党籍，而且戴上右派的帽子。丁玲回到多福巷，对儿子说：“祖林!我的问题又有了大的反复。这些天，天天开会斗争我。你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党，同党站在一起，应该认识到妈妈是在反党。”
　　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从6月6日开始，历时三个半月，开会27次，发言者138人。(不知道多达百多人的发言稿何时能够解密。假若出版一部专集重温这段历史，我想，作家不会反对。)
　　人生如梦，转瞬就是1958 [##] 年，《文艺报》刊出《再批判》特辑，平地一声雷：“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丁玲猜得出这是谁的手笔，不然，谁会有当年那样的慈悲和当今这样的威严?他赐予她恩惠。又扼住她咽喉，他永远代表真理，她只有顺从。
　　春天到了，东西运走了，整个院子空了，庭前的海棠开了，繁花依旧，丁玲坐在葡萄架下陷入沉思。
　　刚刚越冬的葡萄藤，没有一星半点的嫩枝绿叶，形容枯槁。
　　丁玲前脚搬出，我们后脚迁入，屋里院内，依稀可见丁玲的身影。葡萄的枝叶依然枯萎，葡萄架下保存着痛苦的记忆，记忆折磨着气盛一时的“文小姐”、“武将军”。1936年，她32岁，保安的大窑洞里众星捧月，看稀罕儿，感喟有加，热情过分，又是宴请又赠诗；47岁时，1951年夏，也是在颐和园的云松巢，大驾屈尊，喜相逢，受宠若惊，手挽着手，热泪欲零还住……从打天下到坐天下，以至于落笔惊风雨，“以革命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香花变毒草。
　　“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丁玲再忆当年：“延安枣园里的黄昏，一钩新月，夏夜的风送来枣花的余香，那样的散步，那样的笑语，那样雍容大方，那样温和典雅的仪态，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20年后，“招待出牢人”的人又亲手将出牢者下牢入狱。
　　6月，54岁的丁玲举家放逐，戴罪边陲。多福巷是命运的拐点。挥手自兹去，再不回头。
　　文联大楼对面的黄图岗，有作协的几户人家，此外，上班最近的就数我了，遛个弯儿就到，但是，我上班必须骑自行车，而且得早早出发。
　　大炼钢铁!基干民兵操练!东城、西城满天飞，柴、米、油、盐、酱、醋、茶、老的、小的……国家国家，保国还得顾家，“公而忘私”，又像没有这个家。
　　我们作协，土法炼钢，“小土群”的炉子设在贡院西街1号原《文艺学习》院内。炉火熊熊，照亮漆黑漆黑的夜。人们疲劳又兴奋，将捐献和搜罗的“废”铁投入革命的熔炉，顿感劳动之豪迈。直立两旁的张天翼、郭小川、李季大睁两眼，神情异常激动。我负责产品送样检验，半个北京城来回奔跑，可想而知，含碳量多么超标!不过。心里装着1958年钢产量1070万吨和15年左右“超英赶美”的大目标，革命加拼命，日复一日，早出晚归，心甘情愿。
　　早出晚归，一天累个贼死，一门心思为炼钢，看胡同的一切都那么平常一般。其实，哪有功夫仔细端详胡同里的一切!
　　时过不久。新修华侨大厦，巷口上16号院连根铲除。我们几家又都搬了出去。
　　明清以降，世事多变，街名、胡同随之更名者应是常事。且不说王寡妇斜街改名王广福斜街，哑巴胡同改名雅宝胡同，猴尾巴胡同改名侯位胡同，粪杖胡同改名奋章胡同，人们不觉得可笑，就是文革时期豆角胡同改名“红到底胡同”，南下洼子胡同改名“学毛著胡同”，大家也见怪不怪，像是应时小菜，尝个新鲜。多福巷毗邻大豆腐巷，“多福”者，豆腐也，心想，应是“小豆腐巷”更名无疑。可是错了。今年3月，我特意走访胡同的街坊，从西走到东，从多福巷走到大豆腐巷，都说没听说过多福巷改过名。有位老年妇女，好记性，口齿伶俐，从她记事起，这条胡同就叫多福巷，打日本鬼子那阵儿也叫这个名字。她说，多福巷靠北这一排住的全是日本人，并指认说，你们住过的这座四合院，当年住的也是日本人。日本投降以后，他们腾出房子，离开北京，我家老祖宗才搬了进来，我家门牌13号，丁玲那会儿是16号。丁玲在的时候，热闹着了，洋人出出进进，一反右。两口子的脸耷拉了下来，一身的霉气，大跃进，俩人不见了，“然后你们搬进来了吧?面生啊!噢对了。盖大楼又把你们轰走了?”
　　3年后的1961年冬，侯金镜带我到颐和园阅读全年的长、中篇小说，走进云松巢，迎接我们的是夏更起。前面说过，夏更起，作协的老熟人，丁玲的公务员，从1951年起，相伴丁玲一家整7年，丁玲遇难，终被调离，到这里做管理员。我告诉他，全家离散后，你亲手栽培的海棠开花少了，一架枝叶繁茂的葡萄奄奄一息。
　　夏更起山东人，做得一手好鲁菜，顿顿像过年。困难时期，大家饿晕了。他悄悄告诉我说：几天下来，你的浮肿就会消去。
　　丁玲沦落北大荒，12个严寒酷暑，自食其力，依然不领国家的工资。我的一对儿女(阎力和阎荷)，却进了北小街中国作协幼儿园，在丁玲用她所得的全部斯大林文学奖金捐赠的这所幼儿园里渡过幸福的童年。
　　丁玲把一切献给党，坏事都是撤旦们干的，自己忍辱负重，甘当普行僧。
　　198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丁玲回延安，陈明照例和她肩并着肩，诗人曹谷溪陪同参观杨家岭。快到中央大礼堂时，展现在眼前的是座谈会结束时的合影。丁玲指了指相隔毛主席只有三个人的她自己，眼前一亮(丰润的两颊，大大的眼睛，很年轻)；然后，指了指照片上中心地位的毛主席，停顿了一下。丁玲离开延安的第二天。我和周明不期而遇地，也站在这帧大照片的面前，曹诗人介绍说，丁玲指了指毛主席，稍许停顿，然后轻声沉吟着：“后来——变了!”
　　华侨大厦东南角的旁边，现代文明的底下，永镇着的，就是丁玲和我们两代人的故旧老家。
　　时代变了，旧梦难圆。老舍先生说：“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于我，全不熟悉。院内几家什么摆设?小巷深处卖豆腐?一概不知，只记得疼爱男孩的张佩芬紧抱住半岁的阎力不放，在海棠树下照了张相；只记得胡同口上冰糖葫芦五分钱一小串，但是没有听见“哎嗨，冰糖葫芦嘞，哎呕!”的叫卖声：只记得大柿子最贵一毛一斤；只记得鲜花掩映的四合院里刻录下丁玲一生的荣辱：傲然的笑声和绝路的哭泣。
　　迄今50年矣!路过多福巷，耳边总响起《茶馆》里王利发掌柜指天捶胸的呼喊声：“我得罪了谁?谁?皇上、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呜呼，拆的拆了，死的死了，历史翻过沉重的一页。殷鉴不远，悲剧难再，别了，多福巷16号!

• 阎　纲： 多福巷１６号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