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印象记刘真福中学语文教学2007年第1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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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学 2007年第1期 ID: 79566

[ 刘真福文选 ] 　　

诗人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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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印象记

◇ 刘真福

　　2006年10月14-15日，我在北京“新世纪中国新诗学术研讨会”上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著名诗人牛汉、余光中和洛夫。短短两天的相处与交谈，使我有幸对这三位作品分别选人大陆中学语文课本的诗人，有了更多的了解，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倔强诗人牛汉
　　
　　牛汉这名字
　　牛汉，一个粗犷野性倔强的名字，我没想到他的外表也是粗犷的，身材高大得像是个体力劳动者。83岁了，有些驼背，就像牛弓起背一样。脸黑黑的，轮廓分明，苦难的岁月在上面留下深深的痕迹。如果他走在大街上的人群里，人们会认为是个乡夫野老，绝对不会想到是个大诗人。
　　他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人们很容易跟他熟起来，我壮着胆子说：“我看您像个老农民。”他说：“是像个农民，应该说像个牧民。我是蒙古族人，从小放牧。”山西口音很重，说话时稍有些喘。他好像怕被真看成农民或牧民，赶紧说：“不过我还是有文化的，我读过不少书，会写诗。”他的话不带拐弯，是直着从肚子里出来的，思想和情绪都那么外露。
　　牛汉的外露和倔强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别人被打成右派要受20年身心缧绁之苦，他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分子”25年后才得解放。当时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给知心好友写了一封信，被拿去举报了，最后登上《人民日报》，领导人对此信写了批语，性质变得相当严重。“我是胡风集团中第一个被逮捕的，比胡风本人还早两年入狱呢。记得是1955年5月14日中午1点多钟，来的人亮出公安部长亲笔签发的逮捕证，把我带走了。身上的钢笔、眼镜都没收，怕自杀。干部连夜审问，解放军战士日夜守在身边，以防不测。”他清晰地描述着，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
　　牛汉的大半生是在生与死、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上来来回回的。15岁参加革命入了党，三人党小组的其他人跑了、散了，可他没有背叛革命。1946年在汉中的西北大学搞学生运动，反蒋反美，又被捕了，判了两年。不到两月，党组织找人把他保了出来，他立刻跑到开封找党组织。后在伏牛山区被捕，差点被枪毙，这回是有权势的好心人保释了他，“当时都吃过行刑饭了，五花大绑了，那个好心人拦住说：这个人我们要了。说完带我走了。他告诉我说如果晚了20分钟我就没命了。”如此忠诚之士，竟然后来被打成反党集团分子!
　　我问他原姓史，为什么改姓牛，他说这也与革命斗争有关，“我原名史成汉。从监狱释放后找到党组织，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的刘仁建议我改名，我改为牛汀。1948年夏，发表文章第一次用笔名牛汉。蒙古族人有十大汉姓，牛、史、包……”从史成汉到牛汀。再到牛汉，他行进在一条坎坷颠簸的生命旅途中。
　　
　　“半棵树”被雷劈的伤痛
　　交谈中老人多次提到冯雪峰，我问：“您和冯雪峰私交很深吧?”我约略知道牛汉与冯雪峰原是同事，并为冯写过诗，而且写的这首《半棵树》编入新近出版的高中语文选修课本《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这课本恰好是我责编的。“要不您怎会在那种恶劣的形势下为他写《半棵树》这首诗?”我想，使用这课本的中学师生都关心这首诗的由来。
　　说到“冯雪峰”这个名字，老人眼神慈祥和蔼起来。“我和冯雪峰不仅是同事，还是好朋友，是无话不说的忘年之交呢。他任文学社一把手，那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把我调进出版社，我当上了党委委员，兼团委书记。可是我很快出事了；很快他也出事了——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他的话里充满了叹惋、愤恨之声。
　　老人回忆“文革”开始那年蹲“牛棚”的事，“他和我被关在文学社三楼，就在一个屋子里，晚上睡在同一个大床上。晚上我躺下就着，呼呼大睡；他神经衰弱。睡不着，总拉醒我谈话，什么都谈，谈到跟鲁迅的交往，甚至谈到一些上层的事，谈的那些话我不能说了，不能再说了。”
　　我说：“那就说一说怎么写《半棵树》的吧。”
　　“那是1972年，在湖北咸宁，我们在一个连劳动，但不在一个排，经常见面。他干轻一点的活，我打草喂猪。他干活不偷懒，还光脚下地呢。有一天，记得是夏天，他穿了件单薄衣裳，袖管裤管挽起来，露出细细的胳膊和腿脚，瘦骨嶙峋的样子，站在水边，我联想到山坡上一棵树——是半棵树，被雷劈了一半，就写了这首诗。可惜他没熬到‘文革’结束。”
　　“记得他临终最大的愿望是回到党内来?”我看过的有关资料是这样记述的。
　　“是啊，在去世三年多才恢复党籍……没能熬过来，有多少人没能熬过来。我是从小身体好，支撑下来了。”
　　我想，牛汉不也曾经是暴露在荒原之上雷电之下的那伤残的半棵树吗?
　　
　　“华南虎”被囚禁的愤恨
　　老人回忆“文革”。又引出了初中新教材课文《华南虎》的写作话题。“那是1973年6月，在成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麦收后休息几天，我跟另外两个人约好去桂林旅游，没想到管教干部板起脸不同意。我们就说去韶山革命圣地参观，他勉强同意了。可是我们还是坐火车去了桂林。到动物园游玩，看到一只大老虎，我震动了。”他至今还记得老虎的样子：背对着观看的人们，不愿意理睬，“那趾爪破了，流着血，流着血啊，墙上也留下血印。”一时间，牛汉仿佛看不见周围的人群，听不见人们的声音，心里只是震动着、摇曳着，感应着老虎的内心痛苦。“我看着老虎，就想到我自己，我就是那只老虎啊。”他当时萌发了写这只老虎的冲动，回到咸宁便落笔成诗。
　　《华南虎》讲述着笼中老虎的痛苦和绝望，最后写了幻觉：“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这里既是幻想又是事实，事实就是当时他听驯养员说老虎不叫则已，一叫声音大得很，好可怕；幻想就是最后的描写由静到动、南悲哀到振奋，展示出气冲霄汉的气概。他写这首诗，是用语言文字和行动来证明自己精神意志的不可摧毁。我问他写这首诗是否受了里尔克的《豹——在巴黎动物园》的影响，他断然否定“没有”。
　　
　　《我的第一本书》杂叙
　　《我的第一本书》是又一篇初中新教材中的课文，里面有这样的话：“我的童年没有幽默，只有从荒寒的大自然感应到一点生命最初的快乐和梦幻。”说是没有幽默，可是文中处处显出幽默。记得选编教材讨论课文时，这篇待选课文中的幽默情景让所有在座的人都乐了。现在，牛汉先生又透露了一些文外逸事，有的逸事比课文里写的还要幽默。
　　“我从五六岁起在滹沱河边放羊。一直放到十四岁。那时家家都有自己的羊，我家养了十多只呢。每只羊都给取个名字，什么二黑、三黑、四黑呀，羊儿们可听话呢，一听见叫自己的名字就过来了。为什么叫二黑、三黑?是脸黑呀，按每只羊的样子和年龄取的名。还有头羊，是山羊，头上长着尖锐的犄角，可以进攻，看护着羊群。”
　　牛汉的有趣往事引来了与会的邵燕祥，也是他的好友，问他：“你那时会扔土坷垃吗?像这样扔， [##] 赶羊群回家。”牛汉说：“会呀，不一定打头羊啦，什么都打。嗯，跟羊呆的时间长了，对羊熟了，就有感情了，等到宰羊。自家的羊肉不吃，绝对不吃。”
　　我向牛汉打听《我的第一本书》中的二黄毛和乔元贞的事情，牛汉说他们都是从小一起玩的伙伴，可是打从离家闹革命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了。文中写了他们后来的一些事情，都是听别人说的。“唉，闹革命时不能回家乡，等到解放后成了反党分子，又不方便回去了。那个‘二黄毛’名叫张蛮，脾气倔得很，参加八路军，打仗可勇敢了。他爸是屠夫，他妈脑子有毛病。乔元贞嘛，小时候家里穷，没让读书，一辈子挎个篮子走村串户，卖点小商品。文章里说他还活着，前两年也去世了。”
　　牛汉十五岁参加革命，背井离乡，一去不复返。他小时候的“幽默”故事刚一开始便告结束，“荒寒的”景象紧随了他的一生。
　　
　　牛汉的品格
　　“在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没有悲观过，我一直乐观，我相信自己没错。”“我写了一辈子诗。我的诗与我的生命不可分离，那不是第二生命，而是第一生命。”这是牛汉在会上吐露的真言。
　　他还讲到与另一个大名鼎鼎的诗人的言语交锋。对方说：“牛汉，你一贯写的是小我。”牛汉反问：“你写的是什么?”“我写的是大我。”牛汉怒气冲天：“我的小我是有理想有志气、有血有肉的人!你的大我是无血无肉空空的什么都不是的人!”又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牛汉从北京城东骑了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赶到会场，迟到了。此人又莫名其妙地批评道：“牛汉，这么多人等你，你总是自高自大。”牛汉本来已经坐下，马上站起来说：“我长得高大，就是自高自大。”我想，这恐怕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且是两种思想之争，两种人格之争。
　　牛汉真的从来就没有“悲观过”吗?在这次诗歌研讨会上，老人回忆往事时情难自已，对着众人痛苦地说：“我一生的教训太多了，太多了，唉……”声音沉下去，脸也低下去，几乎要落泪了。
　　主持会议的首都师大吴思敬教授总结说：“牛汉先生有骨气，敢说真话，没有奴颜媚骨，这是当代中国文人最缺少的品格!”
　　会场所有听众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乡愁诗人余光中
　　
　　在宾馆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一眼就认出他，余光中，那熟悉的头像、脸型，那银白而纤细的头发，那秃露的头顶，还有那显出斯文气质的眼镜。不过这次还是感觉意外，原以为他是瘦长身材，事实上他很矮小，与我想象中那颀高修长的诗人形象相去甚远。照片中的余光中可是一表人才，至少在当年追那个美丽姑娘(后来成为太太)时，身上尚有一股儒雅气、书卷气、诗人气，合成一股魅力。如今垂垂老矣，行路慢，说话慢，在会场头一排坐着，一动不动，像是在听报告，又像神游物外。
　　我给他拍照，奇怪的是他的成像总是有点虚，质感差，不像拍洛夫那样清晰。唯独他的眼睛依然有神，凝聚着精气。我透过他衰朽的形体，感觉他的精神元气依旧充盈，思想更加深刻，谈话时慢条斯理，像是早有准备了似的款款道来。声音很轻，轻到那声波刚好传到你的耳边，其他人却听不清。
　　我和他的谈话从教材开始，高中新教材“语文1”《荷塘月色》的“研讨与练习”有一段余光中评朱自清散文的话：
　　“就凭了这样的一二十篇散文。朱自清能称为散文大家吗?我的评断是否定的……他的观察颇为精细，宜于静态的描述，可是想象不够充沛，所以写景之文近于工笔，欠缺开阖吞吐之势。他的节奏慢，调门平，情绪稳，境界是和风细雨，不是苏海韩潮。他的章法有条不紊，堪称扎实，可是大致平起平落，顺序发展，很少采用逆序和旁敲侧击柳暗花明的手法。他的句法变化少，有时嫌太俚俗繁琐，且带点欧化。他的譬喻过分明显，形象的取材过分狭隘，至于感性，则仍停留在农业时代，太软太旧。他的创作岁月，无论写诗或是散文，都很短暂，产量不丰，变化不多。”(《论朱自清的散文)
　　他慢慢地看了半天，说“这话我说过”。我说：“有些中学生在课堂讨论时不同意您的观点，您怎么看?”他轻声说：“我说的都是有根有据的。”我说：“他们从心底不愿意接受您对朱自清的批评，可是一下子找不出反驳的话来。”看看余先生的表情，他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我接着说：“就是我也不愿意接受您的观点。”他笑出了声。看来他根本没有因得罪前贤而“认错”的意思。
　　不过他觉得自己不是那种只会批评不会欣赏他人的人，“我也肯定过一些作家诗人，比如钱钟书、沈从文、陆蠡。说到陆蠡，他的散文水平不比徐志摩差。尽管他的名声不如徐的大。”我问陆蠡早逝，这是否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他说：“是的，但是他很有才气，很有灵气。他的成就本来应该更大的。”
　　我问他写诗的成长经历，“受到五四以来哪些新派诗人或流派的影响?”没想到他对五四以来新诗派评价不高，说：“民国后的诗，产生时间短，成就不算太高。我写诗主要受中国古代诗歌和外国诗歌影响。我爱读的诗，从《诗经》到《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等，都爱读。我觉得古诗中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可以作为我的创作源泉。”谈到外国诗的影响时，他说半生致力于外国文学的教学工作，“我教外国文学尤其是英国诗歌三十多年，写诗自然受外国诗影响，比如教莎士比亚无韵体诗歌。那是他的剧本里的诗歌，受这些诗的影响。我写了无韵体长诗，形式自由。不分章节。”
　　身边有人问：“大陆读者是从乡愁诗认识您的，认为您就是乡愁诗人的代表，您觉得呢?”这一问话促发了他有限的反驳激情，言语忽而深刻幽默起来：“大家只知道我的《乡愁》，‘乡愁诗人’像一张名片，大得把我的脸都遮住了，至于名片后有什么不管了。”
　　跟余先生的交谈时时被打断，我看准机会上前说：“您是大陆中学生喜爱的诗人，您能不能给他们说一两句话?请写在纸上。”他慢慢接过本子，稍加思索写下这样的诗意和哲理俱佳的句子：“中学是学问的上游，上游清则下游畅。”字迹很是工稳，笔下饱含长辈对晚辈的教诲和爱护。我问他对大陆中学生有什么希望，他说：“希望年轻人热爱古典文学，这是文学的根底。”是啊，先生的情之根生在中华大地，先生的文学之根生在深厚博大的古典文学中。
　　我得了余先生的题词很高兴，给旁边的王一桃(香港文艺家协会会长)看，一桃先生说：“是啊，大诗人出口就是成章!”
　　(余光中《乡愁》《乡愁四韵》《听听那冷雨》等入选大陆中学语文课本)
　　
　　天涯诗人洛夫
　　
　　洛夫形体显胖，不过年近八秩而无衰朽之感，只是满头白发告人以“长者”貌相。给他照相，成像总是清晰的。他和余光中同岁，却显得年轻；他头脑反应快，说话快，透出灵敏、机智和深刻。打个比方，洛夫像滔滔的河水，或是水上翻滚冲撞的“漂木”；相比之下。余光中则慢而稳，如止水，如深渊。
　　洛夫原名莫洛夫，1928年生，湖南衡阳人。上世 [##] 纪40年代末跟着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因为年轻，向往外面的世界。可是到了台湾后发现那里不是他想象的美好世界，于是复员了，从事文艺工作。现在加拿大和台湾都有居所，也常来大陆。他的诗不仅流行于海外，还风靡大陆，而且大陆的读者群远远大于海外的读者群。作品集有《灵河》《石室之死亡》《众荷喧哗》《因为风的缘故》《月光房子》《漂木》等。其中《漂木》是他近年花工夫最大也较为满意的一首长诗，那漂泊的“漂木”寄托着诗人深厚的心意。
　　洛夫一辈子没有改掉满口的湖南腔，虽是海外人士，但这样的口音反倒让人觉得熟悉、亲切。他说话总是大声的，嗓音洪亮。在宾馆里，我敲门进了他的房间，他显得有些生分，不过很快诗人的率性和聪颖就显露出来了，话语绵绵不绝。
　　“诗的形式非常重要，这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标志。中国古典诗有格律，在格律下表达感情，形成一些规律、规则，这是成为诗的东西。台湾的诗歌创作重视形式建构，相比之下大陆重视内心的宣泄，轻视语言运用。尤其近来叙事诗兴起，模糊了诗与散文的区别，这是不太好的事。诗与散文还是应该区别开来，散文可以口语化，让人感到亲切；如果诗歌口语化，势必口水化了。”
　　我问：“艾青诗好像不太重视形式雕琢，包括语言锤炼，他的诗能否称为好诗呢?”他不假思索地说：“艾青诗是大白话诗，诗的情感方面接近百姓，但艺术性不够。艾青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讨论时说他的诗艺术性不强，结果被刷下来了。”我琢磨着：有这事吗?大陆人怎么不知道呢?
　　洛夫虽然不被称为乡愁诗人，但乡愁确是他的诗作的一大主题。天涯望乡，游子盼归，心无所属，意无所适。“乡”和“愁”的音符总是响彻于他的作品的天地。洛夫前几年创造了一个响亮的学术名词“天涯美学”，在这次“新世纪中国新诗学术研讨会”上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度其心，揣其意，大概是说具有思乡爱国情结的海外华人作家诗人在作品中透出的一种浪迹天涯的情意感受，从中显出一种痛感的悲悯的审美取向、审美风格。由此又生发出另一个“天涯诗歌”(或“天涯文学”)的概念。他在会上宣告：“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名词比‘天涯诗歌’更能表现海外诗人的那种既凄凉的流放心境，而又哀丽的浪子情怀。”
　　不过，身在海外的洛夫、余光中等创造“天涯美学”的诗人们，尽管没有“在家”的安定平和的感觉，但心灵是自由开放的，痛苦、悲悯可以升华，如烟如雾如光如电释放到广袤的宇宙，他们的心灵离诗更近，他们一心一意地奔向纯诗的“伟大作品”。说到“伟大作品”，洛夫作如是界说：“伟大作品通常都具备两项因素：一是悲剧精神，它是个人悲剧经验与民族集体悲剧精神的结合”。“伟大作品另一项因素是宇宙精神”。注意这话里的“悲剧”“民族”等字眼，或许洛夫、余光中他们各自以乡愁为起点。在寻找一条与大陆诗人不同的通往诗歌的大道，也可能最后殊途同归。
　　洛夫偕夫人来京，夫妇形影不离，很是恩爱。我发现，洛夫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下台就座，夫人赶紧拍拍他的后背，嘱咐吃什么东西，大概是药。我正好就坐在洛夫夫妇的后面，看到他头上显眼的根根白发，心想：这颗智慧的头颅吹拂过大洋彼岸陌生的风，吹拂过海峡对岸温暖的海风，也凝聚着许多特别的心结。
　　(洛夫诗《边界望乡》入选人教版高中选修课本《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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