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不仅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对于众多的阅读者和评论者来说，也是一个优秀的文学范本。其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不仅给学生提供了先锋文学这一崭新的阅读形式，而且给即将成人的他们提供了一种深刻的自我认识和成长体验。
　　一、“清醒的说梦者”
　　莫言曾因为《十八岁出门远行》称赞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的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这篇带有先锋气质的小说之所以能引起小说家之间的共鸣，显然有它非凡的艺术魅力。作品交织着写实与象征，现实与梦境，理性与非理性，乃至懵懂的初涉者目光与世俗尖锐的成人经验之间的隔膜与超越。由此也构成了莫言评价下的“清醒”与“说梦”矛盾性的艺术张力。
　　初读小说，有一条很明显的故事线索。即小说讲述了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初次出门就经历了上当受骗的遭遇过程。对于无数“出门远行”的初涉者来说，这种伤痛记忆带有很大的典型性和现实意义，只不过受骗的年龄和发生的时间、地点不同，上当受骗的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
　　但是，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的是，小说的故事情节以及人物形象充满着梦境般的色彩，有一种非理性式的荒诞感在里面。如主人公“我”被抛入到一个漆黑无人的路上，遇到一辆破车和一位古怪的司机，经历到所有的人物差不多都是冷血式的暴戾和没有人情味的贪婪。这一切都是与“我”的真诚、正义作对的力量。主人公仿佛进入了一种压抑、恐怖的梦境，碰到一些没有来由的人和事情，在奋力却又是无力地挣扎，最后彻底没有力气了，于是梦就醒了，发现自己躺在父亲的温馨的期待里。
　　所以莫言说这篇小说是“仿梦小说”，并把它与现代主义小说大师卡夫卡的《乡村医生》相媲美。两位作者都是用清晰的故事线索来讲述一件荒诞古怪的事情：主人公开始都碰到很多的拒绝，然后奇怪地来了一个包藏祸心的帮助者，引诱你继续行动，最后主人公遭受欺骗和压迫，在绝望中而返。故事中的人物行为都充满着诡异，故事氛围都是无比的苍凉和孤独，小说的主题充满着一种不确定性。
　　对于这篇带有现代派风格的先锋小说，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一是小说的象征与隐喻手法。
　　既然小说不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阅读中我们应该破除那种按照环境与人物之间的现实逻辑建立理解的方式。而先锋小说中的人物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人物符号，人物的行为具有较大的隐喻性。小说中，“我”是一个“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年轻人。除此之外，人物的背景如出身、学历、性格、爱好、能力等等，读者完全不知晓。“我”几乎可以代表所有的年轻人，而“十八岁”也非实指，而是一个初涉者的年龄标记；“我”到底要出门做什么，有什么目标和追求，小说中也没有交代，所以“出门远行”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隐喻性，几乎可以代表年轻人所有的行为与愿望。象征性小说塑造的是一种扁平式人物形象，小说中“我”的核心的内涵是一种初涉世界的“理想主义者”。
　　而另一位人物“司机”也是如此。我们除了知道他的司机身份之外，其他一无所知——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准备干吗？……而且越到后面，读者越怀疑他的行为和身份，甚至猜测他可能是抢劫者的“同伙”，一个十足的“恶人”，一个神经不正常的“怪人”。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司机”是一个成人。几乎跟大多的成年人一样，他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世俗的判断。与“我”相反，
　　“司机”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人”。他时时盘算利害得失，较少情感用事，说一套做一套。跟现实生活中碰到的成年人可能都不一样，但却有着成年人的共性，是一个成熟的“世俗主义”的生存者。
　　理解了两位人物的象征意蕴，我们就相对容易理解小说古怪、荒诞的情节。至于小说中出现的道路、旅店、汽车等这些符号的隐喻性，即使在写实层面的阅读中，读者也比较容易理解。但到小说的最后，我们会发现，这似乎在隐喻性地讲述一个外在世界的失落与自我世界的发现的故事。“道路”和“旅店”最初是我的追求和理想
　　“汽车”一度成为我追求中的一个工具和障碍；到最后，“汽车”反而成为了自我的写照，成了内心的认同，外在的“旅店”却被放弃了。
　　解读小说的另一方式来自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说过，文学创作即是作家的“白日梦”。每个人在童年时最热衷、最喜爱的事情就是玩耍和游戏，由此构造出一个属于孩子们自己的世界，从中获得巨大的快乐和欲望满足。随着人的成长，他们停止了游戏，看上去他们也放弃了从游戏中所获得的快乐。然而，实际上，人们根本不能够放弃任何事情，只不过是将一种事物转换为另一种，即长大了的孩子现在以幻想代替了游戏，他们建构一种空中城堡，构造一种被称为白日梦的东西。大多数人一生中都在不时地创造出幻想来满足自我心理，如性幻想、禁忌、野心、各种无法实现的愿望等。成年人的幻想与小孩子的游戏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自娱自乐、不加掩饰的；而前者则为自己的幻想感到害臊，并对他人加以隐藏。
　　但是，当人们被自己的幻想搞得神秘兮兮并感到羞耻时，人类中有一种人却被分配了一项讲述自己痛苦及幻想的东西给人们带来快乐的任务。当一个白日梦者泄漏出自己幻想的东西时，它并不能给我们丝毫的快乐，甚至我们会感到厌恶或毫不热心；但当一位作家通过一种技巧把他的白日梦的东西告诉我们时，我们却会体验到巨大的快乐。这种技巧的根本诀窍在于，它克服了我们内心的反感，这种反感无疑与单一自我和他人的自我之间的隔阂相关。作家通过改变和伪装而软化了他的利己主义的白日梦的性质，通过纯形式的（美学的）乐趣取悦读者；并使读者在享受自己的白日梦时而不必自我责备或感到羞耻。
　　清楚了以上作家与白日梦的创作心理机制，我们就清楚了为什么许多作家喜欢运用梦作为创作素材和源泉；也明白了作家余华为何能讲述一个关于自我焦虑、压抑的清晰的梦境；最后在我们的阅读意识中还需要理解的是，当我们年轻人在告别童年游戏，以成人的幻想替代并隐藏之时，这种“十八岁”的梦境在作品之中却得以“伪装”式的审美呈现。
　　每个“十八岁”的初涉者在即将进入成人阶段时都有过关于自我的白日梦，这些梦境中隐藏着许多利己主义式的青春秘密和自我的羞耻感。而这种内心深处的涉世欲望与懵懂状态，自然转化为梦里的焦虑、陌生感、无力及失控状态等非理性的情绪事件。只不过伟大的作家把这种飘浮的梦境清晰地记录下来，或者说用艺术的形式编织了一个看上去“合理”的事件，让读者感觉到一种亦真亦幻式的阅读快感。 　　所以说，这篇小说描述的是一个“十八岁”的梦境。作者运用超现实的手法很好地传达了初涉社会的年轻人的精神心理。让读者在文本中体会到暴力、荒诞、孤独、自我的丧失，以及梦醒后获得满足的精神体验。
　　二、“后革命时代”的成长寓言
　　然而，小说讲述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十八岁”的梦境；更有深意的是，它还传达了一个“十八岁”的现实。作者通过构造一个初涉者“出门远行”的情节，写就了一部高度浓缩化的成长寓言故事，从而在看似荒诞、陌生的小说故事中，真实地记录了一场关于年轻人的成年割礼。
　　评论家唐小兵曾这样评价《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一篇关于一个年轻人启程去看取和认识现实世界的短篇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故事可以当作一个微型的成长小说来读。”而所谓成长小说，正是让启程者在探索人生道路之中去经验那些流动的、外在的社会信息，以及体验内在的自我认识深度。我们可以回到这一清晰的情节过程中，看看年轻人如何迎面这种“十八岁”的现实。
　　在出门远行的旅程中，“我”其实受到了三次程度不同的挫折。第一次碰壁是在被司机拒绝搭载的时候。“我”的客套换来司机粗暴的对待，使得“我”一下子愤怒起来要跟他打一架。结果司机见风使舵笑着让“我”上了车。
　　第二次阻碍在“我”刚刚恢复之前的浪漫情绪时不期而至，这时汽车突然半途抛锚了。司机漫不经心若无其事而“我”脑袋都大了，“我”感到无助、焦虑不安，只有茫然地等待。终于等来了机会。可“我”却不知道这群平素朴实好客的乡亲居然是一帮抢劫者。
　　接下来肆无忌惮的抢劫是“我”经受的第三次挫折。“我”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本钱，却还想跟抢劫者讲理；而司机居然若无其事地躲在一边，好像被抢的人是“我”。“我”愤怒之至，一次一次地跟人搏斗，一次一次地被人打垮。“我”不懂“识时务者为俊杰”，更不能理解社会的“潜规则”，但司机和一批批到来的抢劫者都能懂。弱肉强食，混社会就靠实力说话。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批抢劫者把最好的东西掠走了，其后又来一批把剩下的东西抢走了，最后迟到的人只有将车窗玻璃卸去，将轮胎卸去，又将木板撬去。而“我”“怒其不争”的司机也看准时机打劫了“我”的红背包，加入到抢劫者的行列，一齐满意地离开了。“我”成了整个食物链末端的“虾米”。
　　当“我”遍体鳞伤地独享第三次挫折带来的苦果时，我陷入了最绝望的情绪状态。这一切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所有的生存意义（诸如真诚、正义、善良、高尚、理想等）都崩塌了。
　　至此，主人公遭遇的三次波折构成了小说完整的故事情节；从鲁莽到茫然再到惊愕、愤怒以至绝望，形成了初涉者“出门远行”的全部心路历程和情感体验。在此过程中，年轻人所受的打击一次比一次严重，情感体验一次比一次深刻。这正好构成了一部“成长三部曲”，真实地演绎了“我”的一次成人割礼场面。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年轻人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时间考验才会慢慢收获到人生的成长经验，体验到自我成长的精神历程。但小说却将新手上路浓缩到一个事件当中，集中地展示出一次青春遭遇的心灵嬗变。所以说，这篇小说的情节看似荒诞，实则在一个更加现实的哲理层面，讲述了一部寓言式的成长故事。
　　关于成长主题的范式，唐小兵说：“这篇故事可以说是一个关于后革命时代自我意识痛苦降生的寓言，这是一个所有既存的语言与意义系统充分地显示出其无法解释和负载个人经验的时代。”评论家之所以将其诠释为“后革命”式的成长寓言，这得从作品诞生前后的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
　　无论是传统年代还是革命年代，人的成长是延续性的，总是在先辈和革命引路人的指引之下，接受前代遗留的宝贵财富，继续完成上一代未竞的革命重任和历史使命。如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少年潘冬子，或小说《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最终都顺利地成为了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成长为优秀的革命人才。
　　当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进入_个开放的现代化道路时，“告别革命”，告别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走向世界的个性自由精神，引领新时代的年轻人走出了历史与民族的迷思。在《十八岁出门远行》里，“我”摆脱了家庭，如脱缰的野马，一个人进入社会，没有目标，没有人指引，连父亲打点好的红背包也丢失了。但最后，在遍体鳞伤、一无所有的绝望考验下，“我”却觉醒过来，重新获得了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当“我”独自面对世界时，却真正认识到自我的生命力。这正意味着成长者在一系列的挫折之后，痛苦地体验到独立的人格意识，真正地感受到了自我存在的意义，从此再也不用在父辈的阴影下生活。对于成长者来说，“我”的世界已经敞开了！属于“我”的时间开始了！这正是革命时代终结之后，新时代的年轻人自我成长的意义。然而，这种“后革命时代”的成长范式正好又回到了前文分析的文本隐喻，即年轻人通过在外在世界的痛苦和失落而最终获得了自我世界的独立和成长。于是，可以借一句流行语来结束全文：梦境照进现实。

• 吴德利： “十八岁”的梦境与现实　/　语文建设 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