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青少年文学爱好者一样,我对文学的接触最早只是由于兴趣。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炮火连天,生活动荡,朝不虑夕。我一面为每个学期的学费无着而愁苦,同时又如饥似渴地找文学作品来读,从巴金、冰心到鲁迅、郁达夫。开始是读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后来延伸到唐诗、宋词、以及许多古典作品。文学使我暂忘外界的烦忧,也使我的内心更为丰富,文学使我更为切近现实和历史的焦虑,它催我早熟。我在别人享受童年欢乐的时候,便因文学而开始感受人生的忧患。
后来,我就自己提笔写诗、写散文了。时间是1948年,我还在念初中的时候。我写这些东西说是一种爱好,恐怕失之简单。其实,是我找到了一种传达内心苦闷和抗议的方式。那时涉世未深,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也浅,只是一种积郁需要宣泄。文学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成为我最初的朋友。
中学到底还是没有读完。1949年那个历史大转折的时刻,我像当年那些怀有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那样,离开了学校,开始了新的、痛苦的、甚至可以说是艰险的人生追求。那年我17岁。
我经受着艰难困苦的磨练,不仅是环境的恶劣,生死的考验,还有纪律约束下的内心苦闷——对思想自由的渴望等等。1955年4月我复员回乡。我听到内心强烈的召唤,一种愿望促使我选择更为合理的生活。我一面等待分配工作,一面借来全部的中学课本,准备高考。当年8月,我接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投身北大的怀抱——等待和寻找了20多年,终于在1955年的这个金色的秋天,找到了属于我的、也属于中国的这片科学民主的圣地。
在这所校园里,我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走完中年的今天,我已鬓发斑白,竟是人生的秋景了。我把青春献给了这所校园,这所校园也以它的丰富和博大、以它自由的空气、民主的精神滋养了我。
前面说过,我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战乱和动荡中度过的。高中刚读完一年级,时局突变,我放下了书本,离开了学校。这一停顿便是6年。我入北大时,中学没有念完。所以说,我的中学教育是不完备的。以前我于文学只是由于爱好,入北大后,便开始了文学的系统学习。我在北大的专业是中国语言文学,那时一批有名望的教授都健在,我们的授课老师的名录列开来,便是中国语言文学大师的一张长长的名单。我庆幸自己,最著名的学校、最著名的老师,还有最著名的图书馆!现在就看我自己的努力了。
我们的学习是繁重的,中国文学史从远古一直延伸到现代和当代,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了灿若繁星的古今作家的作品。这种在历史的线索下、以社会发展为参照的关于文学的阅读和思考,把我先前那种零碎和片面的知识系统化了。我们于是获得了一个关于中国文学历史的整体的印象。现在反观,有这个系统化的整理和只停留在零星的层面,是非常不同的。中国历史非常悠远,文化和文学的现象异常复杂,特别是社会发展各阶段中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各方面的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非常具体也非常深刻。唯有把文学发展放置在中国社会、文化总的环境中加以考察,我们关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的评判方是可能的和可靠的。
北大五年的学习,学习气氛很浓厚。那时课程设置很广泛,对学生的要求很高。在文学方面,除了中国文学史,我们还学欧洲文学史、俄苏文学史、以及东方文学。每一位老师都为我们开了长长的书单,从荷马史诗到但丁《神曲》,从巴尔扎克到罗曼-罗兰,从拜仑到列·托尔斯泰……我们如牛负重,日夕奔波于宿舍——大膳厅——图书馆这三点一线上。
我们的课程还不止这些,系主任杨晦先生一再谆谆教导:语言和文学是“有机联系”,同等重要。于是,语言学的课程,跟随在文学的后面蜂拥而至:古代汉语、现代汉语、音韵学、方言学、普通语言学、汉语诗律学……王力先生、魏建功先生、高名凯先生、周祖谟先生、岑骐祥先生、袁家骅先生、朱德熙先生……都亲自给我们上课。铺天盖地的广韵、切韵、下江官话、闽方言、声母、韵母……让我们叫苦不迭。现在想起来,有这么多的语言大师为我们授课,真是百年不遇的造化。我们的课程还不止这些,还有逻辑学和哲学,以及西方和东方的哲学史,哲学也是从古到今、由中及西,也是长长的一串书单。
尽管当时我们少不了怪话牢骚,但现在回想当年,回想那种劈头盖脑的学术“灌输”,实在是受益无穷。那时年青,在北大这样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的园地里,我们如鱼得水,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五十年代物质条件差,外界诱惑少,我们便全身心地扑向了知识的汲取。
(选自《文学是一种信仰》,2007年,有删节)
心灵物语
在五四文学精神鼓舞下,涌现出众星璀璨的学者,创造出一批批卷帙浩繁的优秀作品。老一辈的文学工作者们薪火相传,将这种自由精神、反抗精神、战斗精神的火种交到新一辈人们的手中。正是这一代代的作家、文学批评家把文学视为一种信仰,固守这一片心灵的净土与思想的战场,孜孜不倦、笔耕不辍,才使得文学精神得以传承与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