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作《史记》，继承了周公、孔子的思想，这在《太史公自序》一文中有明确的阐述。
　　《太史公自序》中最感人的部分是“见父于河洛之间”这部分。这里司马迁借父亲之口阐述了《史记》的创作背景，是我们了解司马迁思想的重要文献。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临终前嘱托他一定要继承未竟的事业，做太史公，完成史书编纂。司马谈两次提到周公、孔子，并且告诉司马迁：周公死后的1000年，孔子死后的500年，修复礼乐，整理经典的责任就落到了当时的太史也就是司马迁的肩上，司马迁接受历史的选择，是继周公、孔子之后的第三个振兴儒家文化的人。
　　《史记》中关于周公、孔子的记载分别在《鲁周公世家》和《孔子世家》之中。世家，是记录辅佐天子、忠信行道的股肱之臣的。作者在《史记》一书中用大量笔墨、饱含深情地记录了周公和孔子的言行，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对先贤的钦敬之情，另一方面表明了自己的文化继承来自这两个人。周公旦，是激励司马迁完成《史记》创作的力量源泉。周公帮助周武王开创了周王朝八百年的基业，制定了“礼乐行政”，奠定了中华民族重伦理、轻逸乐、好俭朴、乐献身的文化传统。司马迁是把周公作为“立德立功立言”的楷模来学习仿效的。周公旦平定叛乱，辅佐幼主，确实是国家重臣，可以称之为“股肱”，然而孔子一生在政治上是失意的，为什么也能名列“世家”呢？这样的安排体现的是司马迁的功名观，也就是司马迁一直强调的“立德、立功、立言”。在司马迁看来，“立德、立功、立言”这三者的地位是一样的。孔子作为史学家，学习、整理、传授古代的文献，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一生的理想就是恢复周公的礼乐制度。孔子一生似乎并无重大的政治作为，但他是通过“立言”而“立德”的，这种功业更能流传千古。司马迁追逐这两个人的脚步创作《史记》一书，于个人而言，完成了父亲对他的期望；于家庭而言，“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于历史而言，不“废天下之史文”。
　　《太史公自序》一文中，最难理解的就是司马迁与壶遂的对话。这里，司马迁评价了儒家的几部经典，盛赞了先贤的功业，这并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是司马迁矛盾的语言表达。司马迁直接宣告自己的创作是效仿孔子作《春秋》，但又说《史记》不能比附《春秋》。壶遂说，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是讽谏昏君的法典，可是司马迁生活在昌明时代，写《史记》到底是为了“刺讥”君主什么呢？司马迁说自己写史不是为了讽谏，而是为了歌功颂德。其实，司马迁写史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讽谏君主，否则东汉的王允也不会指责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谤书”了。司马迁借回答壶遂的问题，评述了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一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二是“拨乱世反之正”，其实质是司马迁写《史记》的真正目的。司马迁面对壶遂的诘责，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师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这种说法既是面对先贤的谦虚态度，也是回避政治诘难的一种手段。
　　司马迁的这种矛盾态度不仅体现在《太史公自序》中，也体现在其他传记的论赞中。同学们在学习《项羽本纪》和《淮阴侯列传》时要细细琢磨文本后面“太师公曰”的真正用意。因为，要想深刻理解司马迁“尊周循礼”的儒家思想，不仅要阅读《太史公自序》这篇纲领性文字，更要体会每篇论赞的深刻含义。

• 睫 凌： 从《太史公自序》看司马迁的儒家文化继承　/　新语文学习·高中 2011年第2期
• 睫 凌： 趣读《红楼梦》的第一回和第五回　/　新语文学习·高中 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