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的短篇小说《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讲述了一名德国伤兵被送到一所由学校临时充当的战地医院，他在昏昏沉沉中通过观察学校的各种布置，最终由黑板上自己的手迹证实这正是三个月前才离开的母校。以往阐述者大多受传统小说阅读经验的影响，在潜意识中把“我”看成作者的代言人，从故事内容出发，认为小说揭示了军国主义教育是民族灾难和个人不幸的根源，却忽略了小说所运用的第一人称体验视角的特殊效果。其实，“我”兼有线索人物（功能性人物）和主人公（心理性人物）的双重身份。作为线索人物，“我”向读者揭露了战争对文明的摧残和纳粹教育的欺骗性；同时，第一人称的体验视角成为聚焦人物的自己性格的窗口。一个花季少年，在法西斯教育的迷惑下沦为战斗工具，受伤致残，然而，“我”没有反思战争及相关教育的荒谬，却沉迷于对战争及宣扬战争的陈列品的欣赏之中。伯尔选择第一人称体验视角来叙述故事，意图不仅仅在于批判纳粹教育的欺骗性，更通过展示“我”荒诞的内心世界，表达了对以“我”为代表的德国民众战后缺少反思，仍处于麻木之中的深切忧虑。
　　（一）
　　 第一人称体验视角，是指第一人称主人公“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视角，它具有直接生动、主观片面、较容易激发同情心和造成悬念等特点。读者可以直接接触到人物经历事件时细致复杂的内心活动，让“我”的眼光在叙事层面上运作，由此导致了叙述话语的不可靠——在《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中，“我”对这些法西斯宣传工具的认同、欣赏，对战争破坏性的无知变成了叙述话语的无知。小说展现了“我”对战争的迷恋，对法西斯军国教育的认同，对生命价值的漠视。
　　 “整个城市烧成了一片火海，灯火管制还有什么用。”“阵亡将士纪念碑并无特色，也毫不引人注目，到处都是一样，都是按一种格式成批生产的，是的，需要时，随便从哪个中心点都可以领到……”这些语句交代了战争带给城市文明和生命的摧残以及当局对生命的漠视。如果“我”尚存理性，应该对这样的惨剧心怀悲悯；应该为这所临时战地医院面目全非而痛惜；应关注自己的伤情、前途、命运和亲人。但是，“我”却回避了能够表现战争破坏性的细节，津津有味地欣赏走廊里的陈列品，尽管过道里“灯光昏暗”，在“我”眼中这些物品仍是精致典雅、令人神往，以至“我”不惜用大量洋溢着主观情绪的褒义词来描绘它们：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美狄亚》是“柔光闪烁”“凝眸远眺”；编造出来用于宣传愚忠的《挑刺的少年》“照片精美”“映出淡红色的光辉”；象征智慧、技艺与胜利的女神雅典娜神庙庙柱中楣“做工精巧，色泽微黄，古色古香”；希腊重甲胄武士“色彩斑斓、威风凛凛”；写到德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统治者之一老弗里茨的画像时，“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和敬仰，描述道：“特别美、特别大，色彩特别绚丽”，三个“特别”凝聚着“我”无限的骄傲、陶醉，尤其是“大星章金光闪闪”所象征的无上荣誉对我充满了诱惑；其他强权统治者的胸像也是“气派，威严”，就连宣传侵略和复仇的“多哥大风景画”也是“色彩鲜艳”，“印刷得十分考究”。此类艺术品固然揭示了法西斯通过教育渗透军国主义和侵略政策的“煞费苦心”，然而，一个法西斯教育和战争的“受骗者”和“受害者”执迷不悟地认同着、赞美着这些欺骗自己的工具，就不禁令人心酸和震颤了：“我”已被彻底洗脑，丧失了起码的反思和批判能力，像“被卖了还替人家数钱”的傻瓜一样可怜。
　　（二）
　　 “我”的内心世界还可以通过对战斗的描写表现出来。在“我”耳中，大炮声“均匀而有节奏”，“我的上帝，多么令人宽慰，令人惬意的炮声，深沉而又粗犷，如同柔和而近于优雅的管风琴声”。“我”用充满感叹、钦羡、陶醉的口吻形容这些正在毁灭同类甚至同胞的战斗机器，并连用三个“高雅”形容它，赞美它们“确实是图画书里描绘打仗的模样……”这句看似无意的独白，不但再次暗示了纳粹政权利用书籍对青少年进行军国主义渗透的行径，而且写出了我中毒之深，笃信宣传，迷恋战争，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
　　 下列独白更让读者触目惊心，“假如再有一座阵亡将士纪念碑落成，碑顶竖着更大的金色十字，并装饰着更大的月桂花环石雕，那么又该有多少人的名字要刻上去啊！我突然想到：倘若我果真是在学校，那么我的名字也将刻到石碑上去；在校史上，我的名字后面将写着：‘由学校上战场，为……而阵亡。’”两个想象，表现了“我”对荣誉的热望；两个“更大”显示我对同胞之死毫无悲悯，只有“荣誉”，这荣誉恰恰是法西斯通过教育渗透到青少年心中的一种符号。在“我”眼中，生命微不足道，“为……而阵亡”中的省略号到底填上什么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能永垂青史。在法西斯垂死挣扎之际，学生们被要求必须写下“流浪人，你若到斯巴……”，“我”就“清楚而工整地写了六遍”。“清楚而工整”不只是书写效果，更是书写态度的体现。透过这几个字“我”当时的认真、虔诚宛若目前。而此刻，距死亡仅一步之遥的“我”，竟然没有意识到自己与斯巴达战士保卫祖国而战死截然不同，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欺骗，足见法西斯教育的根深蒂固。
　　 但是，伯尔并没有将“我”概念化、扁平化，而是在独白中展示了“我”复杂的内心世界。法西斯教育土壤里长大的“我”，不可能有纳粹主义以外的思想，但是青少年的天性被压抑，他必须采用某种方式发泄，于是不时流露出玩世不恭的做法。例如，在“多哥风景画”的香蕉上涂了东西，到门房里“冒险地抽支烟”，看到当局未能销毁棕色十字痕迹，幸灾乐祸。然而，这些发泄局限在本能和情绪层面，绝非理性的反抗。
　　 综上所述，在“我”的观察和独白中流露出属于法西斯统治下成长的一代人共同的精神世界：对复仇、胜利和荣誉的渴望，对战斗的痴迷，对生命的冷漠，对是非的麻木。小说中没有交代“我”的姓名，恰恰暗示了这种精神状态的普遍性。
　　（三）
　　 结合伯尔生平，我们发现伯尔与“我”思想迥异。他出生于具有反法西斯倾向的天主教徒家庭，曾在战争中被俘，对纳粹政权极其反感。他在《“废墟文学”自白》一文中这样评价希特勒：“他有眼无珠，看不见东西，他的想象都是歪曲的，他的文字风格叫人无法忍受——他不是用人的眼睛来看世界，而是歪曲地看待世界，他内心给自己臆造了一幅关于这个世界的图像。”在《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同时期的作品中，他揭示了战争的无聊和非人道性质（《火车站》）；批判了纳粹主义的“英雄”观念（《亚当，你到过哪里？》）；深切关注饱受战争创伤的小人物的精神状态（《在桥边》）；揭示战后伤员的尴尬处境（《我的昂贵的腿》）。可见，“我”不是伯尔的代言人，而是伯尔刻意塑造一个可怜人物，通过“我”来表达对战争及战后生活的认识。
　　 作为故事叙述者的“我”和作者的立场完全不同，“我”受法西斯影响，也是不由自主地和希特勒一样“歪曲地看待世界”，“内心给自己臆造了一幅关于这个世界的图像”。作为叙事者的“我”不再是作者在文本中的直接投影而是投影发生曲变故弄玄虚的一种叙事谋略，叙述者和作者之间产生了对立和错位。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和由此产生的反讽效果可以生动有力地刻画“我”特定的意识和意识结构。在作者和隐含的读者眼中，“我”这个本该在学校享受教育的孩子，却上了战场；以审美教育、精神熏陶为责任的文科学校成了战地医院；一个个生气勃勃的孩子，在这里被加工成四肢发达、头脑狂热、人格扭曲的战争狂人；三个月后，或变成冰冷的尸体，或变成残废，这里又成了战地医院。医院和人前后的对比，深刻揭示了军国主义教育的罪恶以及战争的荒谬。作者的意图很明显，即想让“我”到自己的学校里，与教育目的和教育效果形成对比，而主人公丝毫认识不到这是一个悲剧和讽刺，把这种巧合当成一个有趣的问题来探讨和印证。在伯尔及读者眼中，“我”是多么可悲、可怜，“我”的一切就像小说中隐喻的那样：“我躺在手术台上，看见自己的身影清晰地映照在上面那只灯泡的透明玻璃上，但是变得很小，缩成一丁点儿的白团团，就像一个土色纱布襁褓，好像一个格外柔弱的早产儿。”“我”的一切幻想和行动在客观现实审视下被消解，变得异常渺小，毫无价值。
　　（四）
　　 这篇小说写于1950年，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五年，但是战争给人的影响并没有立刻消失，在《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中，伯尔正是利用第一人称体验视角，给我们展示了经历战争、仍未觉醒的青少年的内心世界，在揭露欺骗之深的同时，揭示了多年法西斯教育的恶劣影响并不会随着战争结束而停止，经历了纳粹教育和纳粹战争的一代人扭曲的心理需要关注。战争给人带来的痛苦并不是最可怕的，因为痛苦毕竟有治愈的希望，最可怕的是精神麻木，无法感知痛苦。文章要警示所有人反思战争，清洗那段历史的余毒。
　　 面对自己尚不觉悟的同胞，作为“德国人的良心”，伯尔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通过一个与自己价值错位的“我”不动声色地讲着故事，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情感和深切的责任，体现出比拍案而起、严厉谴责更强大的批判力度；另一方面，又让“我”在小说结尾喃喃说出“牛奶”两个字，暗示了“我”对温馨生活的记忆，心中还残存着对正常生活的渴望。由此可见，即使任重道远，“我”这一代人的精神还有治愈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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