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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0年第3期 ID: 143576

[ 石在中文选 ] 　　

《雷雨》主题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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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主题研究述评

◇ 石在中

　　曹禺在1933年创作的《雷雨》以其主题的多义性著称,甚至有人用“复调”来形容它。自从1934年7月它被刊载于《文学季刊》以来,人们纷纷对其提出各自的理解,作者曹禺也对这些评论《雷雨》主题作出了自己的回应。然而,对《雷雨》主题的解读,研究者们一直莫衷一是。本文就对几种主要的解读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并提出自己的理解。
　　
　　一.阶级主题
　　
　　传统观点往往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进行解读,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划分作品中人物的阶级成分,从阶级矛盾的角度切入文本。
　　第一种观点认为曹禺用“雷雨”的形象来象征资产阶级的崩溃,而《雷雨》的主旨则是揭示资产阶级的罪恶。
　　白宁在1935年所做的报道即持这种观点,他称颂剧本作者用娴熟的艺术技巧生动的描写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中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暴露着他们淫恶的丑态”。[1]白梅则认为剧本暴露了资产阶级“金钱”掩饰下的罪恶,同时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婚姻和伦理制度表示着不满,“象征着大时代的来临”。[2]白梅和白宁的评论很简短,也没有很详细地进行叙述,但却是最早提出“资产阶级罪恶说”这一主题的。
　　胡叔和将注意力放在周鲁两家两代人的爱情悲剧上,把“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3]生活所形成杂婚和通奸局面,当做这场灭绝人伦的大悲剧的形成原因。而辛宪锡则对文本进行细读,指出,侍萍、繁漪的爱情婚姻悲剧,周萍、周冲、四凤的爱情悲剧,鲁大海的身世之痛和事业失败(罢工被镇压),矛头都指向周朴园。周朴园(甚至他的继承人周萍)被当做资产阶级的代表,大家从血泪中看到周朴园的真实面貌,周朴园因此被亲人抛弃,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他的下场,说明了《雷雨》的主题:“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罪恶,必然激起人们的觉醒与斗争,它无法避免衰亡的命运。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最后集中到一点,就是资产阶级不配有好的命运”。[4]
　　“资产阶级罪恶说”这一主题有着它的道理,这种解读从文本出发,看到了周家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属性,更看到了周朴园这一形象的个性特征。周朴园在哈尔滨承包工程时有意放水淹死小工,从而克扣保险费,矿上工人罢工时毫不犹豫的下令开枪打死工人,镇压罢工则软硬兼施,收买其他几个工人代表,开除不合作的代表鲁大海,同时在自家会客室里接待政界人物,以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说,作为一个资本家,周朴园身上带有着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味,是一个手腕高超、魄力十足的资产者。这种说法主要将注意力放在了鲁大海和周朴园之间的冲突上,但工人罢工并不是《雷雨》的主要冲突,周朴园和繁漪、繁漪和周萍、周朴园和鲁侍萍之间的冲突,在剧中占有重要位置,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罪恶可以概括得了的。因此,这种说法有它的局限性。
　　“反封建”是继资产阶级罪恶说后比较普遍的说法,在传统教科书中也大多采用这种说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仅看到了周家的经济属性,而且看到了周朴园本身的封建性,尤其是他与繁漪之间的矛盾,向来被认为是封建冷酷势力与追求自由人性的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
　　周扬最早提出反封建这一主题。他认为生产上周朴园是一个懂得榨取、压迫和欺骗工人的方法的资本家,但在家庭里他是一个顽迷专制的的家长,而“反封建制度是这剧本的主题”,[5]杨晦也认为周朴园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人物”,属于所谓的“官商”:“官”者,“自然是一种封建势力,不过却往往到国外镀过金的”;“商”者,“却多半是洋商,或准洋商的买办之流”[6]。
　　朱栋霖从周朴园“这个伪善而又专横冷酷的封建家长”日常生活中对妻儿感情上、心灵上的压迫与控制,看到了封建主义对人和人性的毒害与扼杀。在朱栋霖的论述中,繁漪、周冲、侍萍、四凤等对周朴园的反抗都是反封建的个性解放,不同的是前两者是精神上人性与个性解放的追求,而后两者是作为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人的生存追求,“无论是人的精神要求的遭扼杀还是人的自然本性遭贱视,其源盖出于罪恶的封建势力”,“(《雷雨》里)响彻着对封建主义的悲愤控诉和对个性解放的热烈响应与追求”[7]。钱理群进一步说,“一切恶果都是封建主义造成”[8],除了四凤、周萍、侍萍、繁漪、周冲,甚至周朴园本人也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反封建”主题,相对于“资产阶级罪恶说”更有依据一些。首先,从曹禺的生平来说,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封建家庭中,他的父亲对孩子们非常严厉,“我在家最感到害怕的,就是吃饭。父亲总是在饭桌上教训子女”,“整个家沉静得像坟墓,十分可怕”[9]。其次,曹禺本人的创作谈也支持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曹禺就说“暴露大家庭的罪恶”这一说法“可以追认”[10],“周朴园自然是当做一个万恶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而出现的,我也着力描写那些被他压迫的人们”[11],他在1980年杭州讲学时也说“写《雷雨》是为了反封建”,在构思时“只有一个反封建思想”,“我心中反封建主题思想是十分明确清晰的”。[12]后来他虽然说他写《雷雨》时并不是从反封建主题出发,也没有“明确要通过这个戏去反封建”,但评论家说《雷雨》有反封建主题时,他也“承认他们说得很对”。[13]最后,无论是“资产阶级罪恶说”还是“反封建”说,依据的主要是周朴园及周家的阶级划分,周家在经济上是资产阶级,然而在思想统治上却是封建家长制。从文本来看,他极力用封建淫威来压制繁漪的个性,要求她做一个“服从的榜样”,对他所谓“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的维持,都是封建性的体现。相对于从经济上来划分周朴园为无恶不作的资产者,将他当做封建大家长来看待,更能够深入的揭示他的本质。
　　田本相则认为《雷雨》“所反映的是‘五四’前后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现实关系,它彻底地否定了那个人吃人的社会,昂扬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亮色”。[14]他分析了《雷雨》的几个主要矛盾,其中周朴园同繁漪的矛盾,反映着封建势力的禁锢压迫和资产阶级对爱情、家庭的民主自由要求的斗争;而鲁侍萍、四凤等同周朴园的矛盾,则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阶级人民同剥削阶级势力的斗争;而鲁大海同周朴园的矛盾,是工人阶级同剥削阶级的斗争。因此,《雷雨》是极其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它真实全面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级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而不是简单的反封建或者是反资本主义。
　　剧中复杂的矛盾斗争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种写法持称颂态度。司马长风把《雷雨》定义为“富豪之家的伦理大悲剧”,对作者的批评毫不留情:“他太聪明,有如一个透明的水晶球,站在那里两只眼睛向四面八方打招呼,博取喝彩。……可以说《雷雨》是一部多面投机的作品”。他“面面俱到,广拜神佛”,最后反而“弄得多面不讨好”[15]。具体说来,他认为,曹禺既要争取观众,又要敷衍南京政府当局,还要应对上海文坛的左派势力。但是反共的评论家指斥他秉承中共意图写作,左派评论家斥责他抱着“悲天悯人的心境”玩弄小资产阶级情调,认为鲁大海形象扭曲了工人阶级代表形象。因此,司马长风批评了曹禺在创作时无动于衷,用“贫弱”来形容《雷雨》。
　　同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蓝棣之的观点则比较奇怪。他用其症候式批评的方法解读《雷雨》,说“这是一个延续和连续两代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和无产阶级姑娘的恋爱悲剧故事”,他认为与其说是暴露资产阶级的罪恶,不如说是暴露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思想形态的罪恶。周朴园并非这一罪恶的制造者,他反而是受害者。“这恰恰不是两代资产阶级分子‘始乱终弃’的故事,正好相反,是两代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一往情深而不可得的恋情。”[16]这种翻案式的做法观点是比较新颖,但推论并不严谨,有着过度阐释的嫌疑,常常用道德批判代替文学批评,而且在思想上有一定的落后性。比如说,他认为周朴园是一个“工业界的骑士”,是一个儒家家庭的合格“父亲”,他对“任性”的繁漪的态度是出于关心和责备。这种封建家庭的“父亲”在五四时期就被当做压抑民主和个性的罪魁祸首打倒,反而得到了作家的称赞。
　　
　　二.命运主题
　　
　　《雷雨》中的命运观也是自从文章诞生以来就有人不断关注的。研究者围绕着《雷雨》是否有着命运观念或宿命论思想以及这种是何种命运观念、该如何评价等发表自己的意见。
　　“一部雷雨全都是巧合”[17],曹禺在叙述自己的创作时说,“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鬼神,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明显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冲突)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伯来人的先知们咱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抛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恰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表现它的真实相”。(《雷雨》序)这对“主宰”存在的肯定,相当程度上成为后来人论述命运主题的一个依据。
　　刘西渭最早提出《雷雨》里有命运观念。他认为剧中最有力量的是一个隐而不见却是处处令我们感到的一个命运观念。但是,这种观念绝对不是作者替天说话,文中所谓的报应也并非天意,这种命运并不是形而上的努力,而是“藏在人物错综的社会关系和人物错综的心理作用里”。[18]也就是说,由于剧作对现实的把握,令人们感到造成悲剧的不是命运,而是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物本身的性格,但剧作还是表现了命运观念的。
　　此后,《雷雨》的命运观问题就引起了研究者们的讨论和关注,张庚虽然对作品否定过多,但还是就曹禺的《〈雷雨〉序》展开评论,说曹禺有着“自己的哲学——宿命论”,但这种哲学与他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产生了矛盾,“如果他的创作方法战胜了他的世界观,他的剧作是要更其深入和感人的。不幸的是也像他的故事一样,那不可知的力量战胜了他的创作方法。”[19]这种“由传统中传留下来的”“宿命论”导致了《雷雨》的失败。周扬也说宿命论这个“Sub-Text(潜在主题)”,干涉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从而“大大地降低了《雷雨》这个剧本的思想意义”[5]。
　　吕荧很重视《雷雨》序言中的“主宰”(也就是命运),首次提出“这一主宰是《雷雨》的主题”。而且“显示主宰的‘残忍’的意义要更强于所谓的‘暴露大家庭罪恶’的意义”[20],这种将命运主题当做《雷雨》主题的观念是比较有见地的,可惜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并不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刘正强将曹禺的命运观念当做他世界观的缺陷。剧中人物的悲剧,除了因为与困难奋斗的失败外,“还有一种命运的权利可以支配人的行动,不幸的发生,好像是注定了的”[21]。这种神秘性和宿命色彩,给作品带来不良的影响。建领、君圭也认为侍萍回到周公馆的情节是体现了“命运的规律”[22]。
　　李树凯从曹禺写《雷雨》的创作谈出发,虽不否认写作的指导思想中有一定的唯物论的思想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无法抗拒的唯心主义的‘天意’即宿命论思想”[23],《雷雨》更是毫无疑问的带着宿命论的思想。
　　相对于前人大多把《雷雨》里的命运观念看做负面的消极的成分,新雨肯定了“命运观对于《雷雨》具有一种质的限定性”,而且命运观并不等于宿命论。在他看来,《雷雨》中的命运观不是在命运之下诚惶诚恐和消极顺从,而是一种积极抗争的激越之情,正是这种命运观使得《雷雨》“超出一般社会问题剧而获得一种能够具有哲理性的深沉意蕴”[24]。新雨对《雷雨》中命运观的这种理解非常新颖,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也有不少研究者并不认为《雷雨》中存在着命运观念。甘竞、徐刚强调,《雷雨》本身并不存在宣扬宿命论的问题。曹禺并没有把命运的力量作为事件发展的主宰,只是“通过偶然性事件”[25]来表现生活中已经产生和必然产生的悲剧而已。而《雷雨》的悲剧结局是由于人物不同性格的冲突造成的。
　　陈丁沙则明确否定了“《雷雨》的思想主题流露着一种宣传宿命论的观点”这一说法。他认为作者的“神秘的看法”、“主宰”等与宿命论是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的,作者并不是为了写上帝主宰人的命运,而是为了情感上揭露出残忍的现实,作品在客观上也不存在宣传宿命论的嫌疑,而“作品中的人物有宿命观念,绝不等于作品本身或作者本人也具有宿命观念”。[26]
　　钱谷融进一步说道,曹禺的创作谈并不足以判定《雷雨》里存在着命运观念,因为这些说法是作者“事后追加上去的”,并不是在创作构思中就存在,而且即便是作者创作前就存在这种意识,“作者的主观意图还不等于就是作品的客观思想”[27],我们要想得到《雷雨》的主题,还是应该从文本出发,而作者是否有命运观念姑且不论,《雷雨》这一作品客观上是没有命运观念的。钱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关于《雷雨》中命运主题的总结。
　　
　　三.其他主题
　　
　　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雷雨》的基督教色彩和宗教主题。曹禺虽然不是基督徒,却深受基督教的影响。据他说,他从小时候就常到教堂里去,很早就接触到《圣经》,“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我对巴赫的宗教音乐也有过接触。我读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就非常想看看复活节是怎么回事,也想看看大弥撒的仪式”,“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东撞西撞,在寻找着生活的道路。……甚至对基督教、天主教,我都想在里边找出一条路”。[28]基督教的各种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者曹禺的思想和创作,他的这种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着学者对《雷雨》的宗教主题研究。
　　宋剑华认为“《雷雨》所显示的客观效果,正是人生中‘善’与‘恶’两大势力间的激烈征战,以及‘上帝’(在作品中体现为自然力)所作出的公正裁决”[29],具有明显的宗教主题。他从结构模式、中心人物、环境布局三个方面,探讨了基督教对《雷雨》的影响。宋剑华提取了《雷雨》中的二十二对矛盾,得出的结论是《雷雨》的矛盾结构模式是“体现了‘上帝’的意义”。他还用基督教的“原罪”和“报应”思想对《雷雨》进行解读。击杀周朴园的儿子,让他承受疯妻的打击,是上帝对周家的原罪施以灭族进行严厉的制裁。作品中心人物周朴园的性格发展体现了人性战胜了兽性,周朴园的灵魂也由邪恶走向忏悔,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在环境布局上,则是用“雷雨”、“教堂”及“巴赫的宗教音乐”将宗教色彩直接表现出来。宋剑华把雷雨当做“天意”,认为它是“上帝”发怒惩恶劝善的呈现,读者从这劝善惩恶的行为中,“得到了‘愿望’的满足和心灵快感”,从而得出“弱小者的悲剧,能够唤醒强暴者的忏悔意识,使人间充满‘和谐’与仁爱”的结论。这个观点有点天真,却不失新颖。
　　曾广灿、许正林也从宗教的角度看到了忏悔意识和原罪情结,“尾声让周朴园聆听《圣经》诵读,戏剧正文以回忆形式出现,就好像是周朴园深蕴内心的长长的忏悔祷文”[30],对序幕和尾声做出了新的解读,并详细用基督教的原罪与赎罪、罪孽与报应思想解析了剧中人物形象的行为和命运。
　　王烈耀从《雷雨》的整体结构——用序幕和尾声将所讲述故事隔在十年之外,看到了作者“悲悯之心”给了作品中所有人物的“普爱”或“泛爱”精神,并明确指出“曹禺只是从精神层面,并没有以‘信仰’的方式接受着基督教思想中的‘罪’与‘爱’的观念”[31],这与许正林的“它不是属于基督教的,而是属于基督教意识的”[32],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白薇抓住文中的男性话语(以周朴园的视角)和女性话语(以繁漪的视角)的不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雷雨》进行解读。“女性的无言(如侍萍)或非理性言语表达(如繁漪)都不可能成为批判社会与文化的自觉力量,批判的语言中不存在男性主体话语之外的真正的异质话语”,当周朴园良知浮现,实现救赎后,又成为新的理性的言说者,而女性则再一次成为“失语人”。因此,《雷雨》中最具完整意义的第一叙事主角是周朴园,文本真正的主题是“宗法制度中人(=男性)的变异与救赎的悲喜剧”[33],换而言之,也就是男性失去话语权与重新获得话语权的过程。
　　综上所述,《雷雨》的主题研究到目前主要有从阶级出发的政治主题,从思想出发的命运主题,或是宗教主题和女性主义的社会批判主题以及精神分析学派的存在主题等。这些主题既立足于文本,又兼顾作者的创作谈和充分的理论依据,可以说都有自己的立论的合理性。俗话说,一千个人的眼里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各个读者和研究者也有着自己不同的《雷雨》主题。正是由于经典作品的多义性和主题的含混性,才构成了《雷雨》这部作品在读者眼中永恒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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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白梅:《<雷雨>批判》,《大公报》,1935年8月20-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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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辛宪锡:《<雷雨>若干分歧问题探讨》,载《曹禺的戏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5]周扬:《论<雷雨>和<日出>并对黄之冈先生的批评的批评》,《光明》,1937年第2卷第8号。
　　[6]杨晦:《曹禺论》,《青年文艺》,新1卷第4期。
　　[7]朱栋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8]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剧作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9]张葆莘:《曹禺同志谈剧作》,《文艺报》1957年第2期。
　　[10]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
　　[11]曹禺:《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文艺报》第3卷第1期,1950年10月号。
　　[12]夏竹:《创作的回顾——曹禺谈自己的创作》,《语文学习》1981年第5期。
　　[13]曹禺:《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在中青年作者读书会上的讲话》,《剧本》1982年10月号。
　　[14]田本相:《<雷雨>论》,《曹禺剧作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15]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
　　[16]蓝棣之:《两个阶级之间的爱情故事——曹禺<雷雨>症候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17]王育生:《曹禺谈<雷雨>》,《人民戏剧》,1979年第3期。
　　[18]刘西渭:《<雷雨>——曹禺先生作》,《大公报》,1936年8月31日。
　　[19]张庚:《悲剧的发展——评《雷雨》,《光明》,第1卷第1期。
　　[20]吕荧:《曹禺的创作道路》,《抗战文艺》,1944年9月、12月第9卷第3-4期合刊、5-6期合刊。
　　[21]刘正强:《曹禺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处女地》,1958年第6期。
　　[22]建领、君圭:《对<雷雨>讨论中的几点意见》,《处女地》1958年第4期。
　　[23]李树凯:《曹禺剧作思想的几个问题——兼论曹禺的前期世界观》,《西北师范学报》,1985年第4期。
　　[24]新雨:《宇宙的永恒‘憧憬’——作为悲剧的<雷雨>及其命运观之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
　　[25]甘竞徐刚:《也谈曹禺的<雷雨>和<日出>——兼论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处女地》,1958年第2期。
　　[26]陈丁沙:《论<雷雨>的戏剧结构》,《戏剧学习》,1979年第4期。
　　[27]钱谷融:《关于<雷雨>的命运观念问题》,《戏剧艺术》,1979年第1期。
　　[28]田本相:《<雷雨>论》,《曹禺剧作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29]宋剑华:《试论<雷雨>的基督教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
　　[30]曾广灿、许正林:《曹禺早期剧作的基督教意识》,《文史哲》,1993年第1期。
　　[31]王烈耀:《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32]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33]白薇:《<雷雨>:一部男性话语语境中的人性忏悔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
　　
　　石在中,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编校:陈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