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孙绍振在高考作文试题研究方面的成果俞发亮语文建设2009年第2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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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建设 2009年第2期 ID: 138187

[ 俞发亮文选 ] 　　

简述孙绍振在高考作文试题研究方面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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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孙绍振在高考作文试题研究方面的成果

◇ 俞发亮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孙绍振教授从2005年开始，连续在报刊上发表关于高考作文试题研究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就题论题，往往纵横捭阖，思路开阔，总结新的理论，开拓新的视角。他带给读者的不仅仅是对某一试题的评价，而且是对高考作文试题整体的观照、命题理论的归纳、试题障蔽的揭示、命题改革的展望。
　　
　　一、科学地揭示了高考作文试题感性与理性、智性之间的关系
　　
　　“贴近生活”是写作的一个基本观点，但这句话并不完整，学生每天不都在生活吗?为什么还有不少学生无事可写呢?所以必须深入一步思考，将这个观点补充完整。学生贴近生活，反映自己的生活，但不能停留、满足于原生的形态，还必须对原生的生活、原生的感情进行必要的取舍、概括、提炼、想象、变异，升华到个性化、智性的层面。孙教授是文艺学、写作学等方面的专家，他深谙写作规律，正确地把握了作文试题中感性与理性、智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以此来观照、分析近年来的一些高考作文试题，使其中的种种误区暴露出来。
　　误区一：对所呈现的感性材料缺乏情智的深度诱导，如2005年江西卷的“脸”和重庆卷的“筷子”，完全开放，没有主题暗示，但“绝对没有任何深化的指向性(情感和智性的指向性)，可能误导学生光在感性层次上徘徊而流于肤浅”。
　　“好命题的最大特点就是能从感性层次激活其智性的‘潜在量’。”孙教授纵观三十年的高考作文试题，指出其中几种倾向值得注意。第一种，把观感美化，引导学生抒情，如2005年天津卷的“留给明天”；第二种，将现象转化为问题，把诗性和其对立面结合在一起：第三种，把抒情和理性分析结合起来，例如2004年天津卷的“材与非材”、2004年辽宁卷的“平凡与自豪”、2005年浙江卷的“一枝一叶一世界”。他认为“把诗意与理性结合起来的命题，常常保持着稳定的水准”。
　　误区二，感性材料和理性论题之间的脱节，例如2005年江苏省高考作文题
　　我们常常用古人所说的“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来谈写作，意思是开头要精彩亮丽，中间要充实丰富，结尾要响亮有力。写作固然如此，仔细想想，小到生活、学习，大到事业、人生，又何尝不该这样呢?
　　孙教授鞭辟入里地分析，“凤头、猪肚、豹尾是文章学的一种特殊的抒情话语，把它和学习生活、事业人生无条件地联系起来，十分牵强。把精神创造的一家之言，和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和客观现实笼统地一元化地等同起来，完全抹杀其间的多元矛盾，从逻辑学上说，是犯了无类比附的错误。……造成错误的原因是作者把诗化的抒情当做了理性，不但感性没有启发性，而且一点智性也没有。不顾具体事物的无限差异和矛盾，以抽象的概念代替无限丰富的现实，……这样的命题，表面上是无主题的话题作文，实质上把命题者人生完美的诗化主题强制性地硬塞给考生。”
　　对2005年的湖北题：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孙教授中肯地批评：“通体从抽象到抽象，从概念到概念，没有一点感性材料，等于放弃了让学生从感性向智性的升华的任务。”
　　误区三：“只作智性的要求，考生除了抽象思辨，别无选择”，如2006年湖北卷的作文题（以带“三”字的成语为题)，还有2006年浙江卷的作文题(“生有所息／生无所息”)，“纯粹是抽象思辨。从选拔具有抽象思辨能力的学生来说，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从尊重部分学生的感性主体来说，这样的题目，明显涵盖面不够普遍”。
　　提供感性材料，并以之为基础，放手让学生自选角度，从感觉升华到情感或者智性，学生面对生活的真实状况，运用理智的分析能力，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果溯因，见微知著，侧向逆反，从纷繁的生活中抽象、概括、提炼，提升到智性的高度。孙教授高兴地看到，“为智性和理性留下空间的公共倾向也标志着我国的感性作文命题(有时简直是弱智的)与西方，尤其和法国的高考作文命题的哲理性之间的距离开始缩短。”
　　
　　二、总结出作文命题改革的关键：处理好限制性与自由度这组内在矛盾
　　
　　命题作文、材料作文、话题作文只是形式不同，它们各有特点，无所谓高下之分，重要的是把握准作文题的开合度，寻找、确定开放与限制的最佳契合点。孙教授认为1999年的“假如记忆能够移植”为第一次突破，教育部考试中心创造了“无主题命题”，真正把作文立意的权利还给了学生。2004年福建高考作文题为第二次突破，“题面和题干焕然一新，只有10个历史名人和文学形象，任凭考生自由评论。表面上，这是一个泛开放的题目，一点限制性都没有。但是由于10个人物都有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不言而喻的限定，迫使考生寻找到各自不同的共鸣点，作凝思概括、进行逻辑拓展。这是一道真正的素质题，有利于把不同素质的考生加以区分。没有足够课外阅读量，没有起码的独立概括能力的考生，是无法应付这样的考题的”。而“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1998年全国卷)、“答案是丰富多彩的”(2000年全国卷)、“诚信”(2001年全国卷)、“心灵的选择”(2002年全国卷)等作文题目均带有明显的主题倾向，实际上剥夺了学生自主立意的权利，孙教授将它们归入“伪开放”题型之列。
　　他还认为：“不管是命题作文还是材料话题作文，关键词的弹性是生命。”什么是“弹性”?他进一步阐述，弹性“具有召唤感情和理念的结构。用这个标准来看，则2006年北京卷的《北京的符号》、上海卷的《我想握住你的手》，由于‘符号’和‘握手’的内涵，既是一种限定，又具有多层次的展开余地而显得杰出”。
　　孙教授指出，2008年湖南卷以“草色遥看近却无”为题，本来思维空间是比较空阔的，可是命题者似乎不准备让考生有太大的自由，紧接着就来了严酷的规定“诗句的意境是美的，隐含的哲理也很丰富。它使我们领悟到：置身太近，有时反而感觉不到实际存在的东西；要把握某一事物，有时需要跳出这一事物；人对事物的看法与对美的感受同距离是有关系的……”用这样优美严密的语言把主题加以限定，不但有极大的片面性和遮蔽性，而且降低了对考生抽象理性的挑战。”
　　“开放性和限定性相结合的命题的最大优点，就是把确立独特的、与众不同的立意放在第一位，立意是为文的前提，立意的难度在于，必须在纷纭的现象和错综的感受中进行提炼，能否从中构成情感和逻辑的单纯线索，能否防止思维平面滑行、主题徘徊，能否在有效地推动思维层层深入的同时，控制思路和意脉，避免离题的潜在危机，这是考查的重点。要通过这样的考查，光凭文字工具的华丽是不行的，对思维具有灵活调控的能力才是制胜的法宝。”孙教授这段话，不但强调了学生自主立意的意义，而且为学生如何审题、构思，如何展开思维，点明了策略。　　
　　三、发现我国高考作文命题的盲区、差距
　　
　　孙教授还将目光投向国外，从中外比较中发现我国高考作文命题的缺憾。他认为，法国、美国的高考作文题往往是直截了当地提出理性问题，其考核重点不在审美价值，而是让学生面对一种观念(往往是权威的)或没有结论的普遍现象，拿出自己的观点及根据来。用我们的话来说，即写议论文，且哲学意味非常浓厚。“他们的评分标准是：是不是具有批判性思维，能不能发展自己的论点，用逻辑和恰当、清晰的例证支持自己的观念，能不能在首尾一贯的推演中使之深化。文章是否组织得有序，论题是不是统一在焦点上，是不是自如地演进，语词是不是丰富，句法结构是不是有变化。”
　　长期以来，我们把情感、审美当成语文人文性的全部，“小文人散文”比比皆是，而规范的议论文在一个省数十万考生中难得见几篇。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为什么即使像新加坡这个受到大中华文化圈巨大影响的国家，高考作文题也是以理性议论为主?这种试题具有哪些优势呢?这种试题对培养与造就青年一代的视野、胸襟、思维、表达有什么作用呢?
　　对高考试题中这种严重忽视理性思维的倾向，孙教授把它提高到语文“培养目标中理性见解缺失”的高度来认识。
　　高考主要是为大学选拔人才。高校课程绝大部分是系统的理论，需要理性的分析、思辨、推演能力；而且高中毕业生大多已年满十八岁，必须有“会思考”的大脑，用自己的大脑去观察世界、判断是非、探究问题。这是他们日后学习、工作、科研必备的基本能力。反观我们的文化传统，理性精神、逻辑思维、批判意识先天不足，这从我国几千年的文化、政治、科学、教育、哲学、科举等发展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进一步走向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竞争中，我们更加需要批判意识、理性精神，因为它关乎一代人的思维品质，关乎民族创造力的强弱。作为“指挥棒”的高考试题，应该(也可以)发挥积极的导向、激励作用，并以此来弥补我们教育教学观念中培养目标的缺失。
　　
　　四、中肯地指出部分命题者在命题理论上缺乏“自觉”的不足
　　
　　为什么各省命题水平存在差异，而且在同一个省出现水平倒退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命题者在理论上缺乏“自觉”。我们的命题，还处于经验命题阶段，带有很强的主观性、随意性。命题理论不完善，加之缺乏自觉的意识，出现反复或倒退也就不足为怪了。对此，孙教授心存焦虑，他躬亲于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与实践，他发表的关于高考作文试题研究的系列论文，本身就是对命题理论的自觉总结与提升，值得每一位语文命题者阅读和思考。
　　孙绍振教授以学者的身份，热切关注、积极参与中小学教育改革，由破而立，成为新课程改革的闯将，担当“闽派语文”的旗手，近几年他在这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