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红柯的小说我一向是怀着敬意的，他的《美丽奴羊》《刺玫》《鸣泉》《马刀上的月亮》《奔马》《金色的阿尔泰》《表》《鹰》《司机的故事》《阿斗》等等作品都给人一种清新的气息和刚柔相济的野性，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赞扬的一样，红柯的作品充满了诗意，他的作品是对日益世俗化的现代社会的反思和抵抗。（《回眸西部的阳光草原———红柯作品研讨会纪要》，载《小说评论》，１９９９年第５期）这种类似现代文学作家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创作倾向，的确为九十年代小说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尽管作者在审美倾向上偏重于对边疆人物风情的诗意书写和对生命意识的深沉思考，但仍然不失为一种对现实的关怀和文化的拯救，这是应该肯定的。虽然我也非常欣赏红柯小说对原始生命意识的诗意张扬以及作者的人文情怀，但是在阅读作品时，我依然感觉到，作者刻意追求诗意生命写作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危险的倾向，即作者对政治戕害个体的有意或无意的淡化和遮蔽，这种倾向在近期的《高高的白桦树》（原载《莽原》，２００４年第２期）中表露得更加明确。也许作者并未意识到，但这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注意和警惕。
　　《高高的白桦树》依然延续了作者一贯的诗意化创作倾向，但是这种诗意是建立在对一次权力毁灭爱情悲剧淡化的基础上的。作品用诗一样的语言和意境，描写了一场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新疆阿尔泰军垦区的爱情悲剧。长得“白白净净高高挑挑的”甘肃小伙子，是军垦连队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也是部队的文书，在众人看来他就是一株高大挺拔的白桦树，雄性的白桦树，在辅导江南女兵文化课过程中相互爱慕产生了感情，在人们眼里“女兵和甘肃小伙子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让人羡慕”。小伙子专注认真地辅导女兵，剥桦树皮给她作本子；而女兵面对别人骂小伙粗话时，一向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说那些伤害别人的脏话”的她，会牺牲自己的羞怯替不会骂人的他还击，“几乎是脱口而出，火力极猛”。这里一方面表明了女兵对小伙的真爱；另一方面，同样表露了纯洁的女兵在部队中受到粗俗文化的影响。因为“在家乡小镇上，在乡下姨妈家，碰到女人骂仗，她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些泼妇疯婆子，更不用说去刻意地记这些脏话了”，但仅在部队两年，她就什么话都敢说了，“还会乡村各种锋利无比的骂人话，总是跟刀子一样扎中对方的要害”。就是这样一对互敬互爱的恋人，却无法在部队中实现他们的理想。因为他们触犯了“规矩”，“按规定，年龄最长的，战功最多的，职务最高的，才有资格建立家庭”。而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蛋子——他，“别说上火线，连土匪都没打过就要娶全团最漂亮的女兵，大家眼睛里冒火”。在这样的规定面前，这对年轻的恋人结局，当然是悲剧性的了：在“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需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的借口下，上级把小文书调到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个人放羊去了，最终小文书被一只白熊咬死了。
　　这本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内涵的爱情悲剧，它揭示出了建国后在部分军队中存在的封建官本位意识和江湖行帮作风对人性人权的破坏、压抑，如果深挖下去这部作品应该是一部相当有批判力度的现实主义作品。但遗憾的是，作者不仅没有对情节进一步展开也没有对主题内涵作更深层次的探究，而且在刻意追求诗意化的叙述中，使作品应有的悲剧感和批判性被大大削弱了，淡化了，最终使制造悲剧的罪魁祸首逃遁了。作者如此淡化历史，在客观上实际是一种对历史的淡忘，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本质上就是对人性的忽视和冷漠。当然，过于夸张的诗意也就失去了深度，作品也就成了“为诗意而诗意”的浅薄之作。而从读者角度来说，这种对待历史的“新历史主义”态度，往往产生误导，使本不清晰的历史，在诗意的遮盖下变得更加朦胧。这并非是正确的历史态度。
　　那么，作者又是如何借诗意完成了对政治批判的淡化的呢？
　　首先作者没有揭示出当代政治文化暗影在军队中的危害，在偌大的篇幅中仅仅提及了一句部队的规矩就完事了，使活生生的现实变成了一句简省抽象的概念条文；而且连制造悲剧的时代背景和人事都省略了。这就使形成悲剧的前因的作用变得微乎其微、模糊不清了。其次作品在叙述甘肃小文书和江南女兵的爱情故事中，加入了大量的诗意性故事情节和心理刻画，以此来渲染爱情的美妙，淡化了对政治的批判。作者将二人在地窝子中灯下学习的场景描写得极其美好和浪漫：“狭小的地窝子里弥漫着羊油的香味也弥漫着少女的芳香，汹涌而斑斓的阿尔泰之夜，马群在山上嚓嚓地嚼着青草，熊的叫声低沉厚重而绵长，狼在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才嗥叫——女兵常常站起来定定地看小伙子的侧面，从侧面看一个人，脸的轮廓全都出来了，身体的轮廓也出来了。这种时候很短暂，在小伙子写完字之前，她必须结束她的欣赏，开始她的工作。她写得很认真，她的后脑勺在看这个小伙子。他站起来，扩胸，摆臂，端着缸子喝水，他不敢看她。”这是多么富于诗情画意的场景，浪漫的爱情，纯洁的关系，撩人的夜晚——在这里那点政治的紧张“理所当然”地退隐了，代之的是“一种奇妙的感觉”。而姑娘对恋人的思念，被作者形容为金色桔子一般的芳香、清爽；她渴望被矫健的苍狼般的小伙开发的意愿，在作者笔下化作了姑娘梦寐以求的充满激情的一场春梦；哈萨克老妈妈告诉女兵男人开发女人的一席话和在女兵嘴上涂抹奶油，作者更是用尽巧妙的诗一般的比喻来极力地渲染烘托；还有甘肃小伙子在赛马时，姑娘们男人们对他的青睐好感。诸如此类的诗意描写和叙述，遍布作品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每一个字眼，即使有再多的悲剧性，也会被淡化得了无踪无迹，如此美妙神奇的爱情早就使我们忘记了这还是一场悲剧。最后，作者使用了多个带有宿命色彩的情节和故事，来预言小文书和女兵爱情的悲剧结局，更加彻底地淡化、摆脱了政治制造悲剧的嫌疑。小说开始后不久就勾勒了一个预言性情节：在被大风刮倒的白桦树面前，甘肃小伙子“长长地出气，他好像在哀悼这棵悲壮的树”；而女兵却“闻到了血的气息”。作者以自然界的事物来让主人公预知自己的命运，固然能起到暗示他们悲剧的必然性，但毕竟带有命定色彩。而接下来作品叙述了放牧的哈萨克人在冰山上捡回一只已死掉的苍狼，他们目睹了这只狼的死亡过程，这是“草原上百年不遇的一幕：奄奄一息的苍狼跟羊躺在一起，具体地说是狼跪在羊跟前，羊的呼吸喷在狼脸上，狼的眼瞳里蓝光闪烁，如同梦幻，羊咩咩叫起来；在羊的歌声里，狼相信它的一生都是一个可怕的梦，那个噩梦折磨了它一辈子，噩梦结束了，压根就没有噩梦，羊咩咩叫着这样告诉狼，狼相信这是真的”。苍狼就这样神奇地死亡了。作品紧接着说：“苍狼是男人的偶像，女兵就用草原古老的方式默默地祈誓，‘让他成为一只苍狼吧。’她就这样把死亡说出来了。”甘肃小伙子果真在放牧中遇难了，被一只白熊咬死了，“熊的嘴巴落下来的一瞬间，群山上空没有太阳，蓝色闪电凭空而来，一下子出现在地老天荒的世界上，小伙子热泪盈眶，彻底地放弃了反抗”。苍狼与人死得如此准确一致，连临死时的神情都类似。尽管我们知道作者是在展示想象力的丰富和奇特，但我们同样可以读出其间的谶言寓意，作者似乎在进一步告诉我们，悲剧是命中注定要发生的，无论什么都无法阻止。于是“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那么，人到底还有没有与命运、客观世界抗争的主观能动性？难道人顺从天意就是“诗意的栖息”吗？这未免太过于魔幻主义了吧！
　　鲁迅曾经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沼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坟·论睁了眼看》）。这一场由封建意识和时代政治导演的爱情悲剧，就这样在作者不断对其诗意化的渲染过程中，被淡化了，遮蔽了，它本有的历史深度被浅薄的诗意面纱覆盖了，读者在作者丰富夸张的想象和淡远静谧的意境中，渐渐失去了对历史的感知与批判，掉入了作者诗意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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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的白桦树》这种为刻意追求文本的诗意化，而有意或无意地淡化历史、社会、政治生活的倾向，并非是个别作家的个别作品中偶然出现的，这种倾向代表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坛的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趋势。在八十年代反思激情受挫和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诱惑的前提下，当代一大批文学家、思想家开始放弃精英立场，开始了对与历史政治紧密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检讨。的确，二十世纪文学承载了过多的政治内涵，甚至被异化，进行历史的反思本是无可厚非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有“识”之士，在急于甩掉历史包袱的浮躁心态影响下，提出了诸多“去政治化”的奇思妙想和奇谈怪论，什么“断裂”、什么“告别革命”、什么新历史主义、什么“审美现代性”——纷纷登台亮相。在一些人那里，政治似乎像鲁镇上的祥林嫂，在一夜之间成了个不洁不详之物，作家们唯恐避之不及，所有与政治沾边的作品，不问青红皂白，统统打入另册，视为异类；在另一些人那里，政治变成了个人化、边缘化的主观想象，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淡化政治”的文化倾向很快在世纪末的文学创作中得到响应，作家纷纷告别八十年代的政治情怀（当然有些作家根本就从没有过政治情怀），一部分把目光投向了市场、市民、白领、小资，表现出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公开打着“冷也好热也好只要活着就好”、“美元就是美丽的元”等等的世俗旗帜，急匆匆地奔向欲望、金钱和性，俗得唯恐落在别人后面。严肃的历史，在这类作家手中，也被演绎成了“戏说”，曾经被“五四”作家批判为“吃人”的封建社会，也充满了人性，甚至有人以此认为，封建主义时代也有现代性。另部分作家也风风火火地亮出自己的招牌，于是“新湘军”“新西部”等等一匹匹黑马脱颖而出，重新奏起“自然人性”的凯歌，在边缘区域寻找落后文化中的诗意和美感，借此抵制批判中国尚不充分的现代化，有些理论家也为之叫好，称之为“审美的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在这类人看来，似乎整个中国早就“现代”得烂熟了，现代文化或生活将中国人异化得不得了了，应该向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学习，返回和谐的天人合一的“中世纪”，甚至有人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东西文化更替论。于是作家们纷纷到尚未完全开化的民族和地区，发掘原始人性，描写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和至善至纯的人文生活，以“拯救”被现代生活扭曲变形的中国人。在此种审美观的支配下，这类作家的作品中的历史，或被美化，或被淡忘，至多也不过是一个“苍凉的手势”或稀薄冲淡的远景，并未真正构成作品的历史指涉，自然，作品中的人就无法从历史的纬度去认识了。
　　在“去政治化”或“淡化政治”的呼声中，的确出现了很多少带或不带政治色彩的作品，一些人的作品中也确实充满了诗意，但是如果这种诗意，是为了诗意而有意或无意淡化历史、政治，甚至不惜放弃对非人政治反思、批判的诗意，那么它是不是还值得我们去追寻？
　　
　　作者简介：朱献贞，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 朱献贞： 诗意遮蔽的陷阱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