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亡国君主与优秀词人的双重身份使得李煜受到历代读者、论者的关注，并由此形成李煜词的“接受史”。本文以接受理论为依托，重点考察从近代到当下几个重要阶段读者对李煜词的接受现象。
　　关键词：李煜　接受理论　接受现象
　　
　　在中国的历史上，李煜是一位亡国的君主。在中国的词史上，他却是一位出色的词人。历史就是在这种矛盾中走过了五代时期的南唐。
　　我们无意于研究李煜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那是史学家的任务。作为文学批评，我们关注的只是李煜在词史上的地位以及其词真正的艺术特性和美学内涵。从艺术发展和探索的角度看，南唐词人之于词，与建安诗人之于五言诗，初唐诗人之于七言诗有共同的意义。李煜在为数不多的几位南唐词人中成就最高，他的词理应得到应有的关注。历史也证明了，读者对于李煜的关注并不因南唐的短暂存在和他在政治上的失败而有所忽略。也因为有了这种关注，才有了对于李煜词的“接受”轨迹存在。
　　作为一种关注读者接受的批评，作为一种关注历史和文化的理论，接受反应文论是我国文化中“东方感悟方式”的“对位参照域”^①。接受理论提出了两个最富创造性的概念：读者与历史。从读者来看，由于身份地位、文化修养、美学趣味、世界观、人生观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读者变化多样的阅读、评价作品的标准和美学上的价值取向。从历史来看，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期待视野，由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美学等社会因素凝聚沉淀而成。作品的内涵、价值等都因面对不同的读者和历史而不断获得自身的被阐释和评价。
　　这也启发了我们将接受理论作为主要的理论参照，对李煜词的接受现象进行一番探讨。由于资料收集的原因，本文将接受现象的讨论范围界定于从近代的王国维至当下。
　　
　　王国维的“经典”阐释
　　
　　在现代词学的新变中，王国维算得上是一位“维新变法”式的人物。他在二十世纪初叶独特的词学研究和理论成为现代词学崛起的信号，为现代词学奠立了理论基石。他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三十岁之前的王国维，主要精力是在介绍和钻研西方哲学美学。他接受了叔本华、尼采、康德等人的美学理论，尤其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这与其“性复忧郁”有着莫名的契合。在跨过而立之年后，他开始对自己的哲学人生意义作反省式的追问。文学对于他来说可以消除感情上的阴郁，慰藉饥渴的心灵，寄托高尚的爱好。一九?六年，王国维的《人间词甲稿》刊行，一九?八年又完成了《人间词乙稿》。在《人间词》中，他将自己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态度和艺术感觉融入其中，并为写作《人间词话》提供了丰富的感性经验。《人间词话》正是《人间词》创作感悟的艺术经验的理性概括和理论延伸。不仅如此，他精通中西文化并融会贯通的学术背景与立场，使他研究词学时在传统的词话形式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中自然地融入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
　　在《人间词话》中给予一位词人丰富且全面的评价，李煜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王国维对李煜词评价很高且很特别。分析这些评价，王国维对李煜的评价涉及到了创作风格、创作源泉、历史地位等几个方面。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②在这一段中，王国维将李煜词与温词、韦词作比，毫无疑问，“神秀”的评价显然比“句秀”、“骨秀”要高。中国的传统艺术从绘画、书法、雕塑到诗词，无一例外地最注重“神”。“神”是核心，是本质。由此看出，王国维从外在的用词秀美（即句秀）到内在的脉络清晰（即骨秀）深入到词境的本质，并且还以“有篇有句”的“神秀”评价李煜的词。王国维的眼光直射李煜的精神世界，关注超脱于形式的情感表达。这是一种从内心深处掏出的真情。“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宗白华先生在论及魏晋人的生活方式与艺术创作时说：“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本不知所谓真乐。”^③情理相融，于天道人事中浸染至诚的悲剧精神，这是中国美学与诗词的精髓。读者正是因为这种本质上的韵味引起了心灵的颤动，激起了情感的共鸣，认可了李煜的词，也同时成就了李煜词的独特魅力。
　　而这一切的“情”，来自于李煜的“真”，泣血的“真”。王国维如是说：“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④“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⑤“真”是一种独特的内美，词人以一颗真诚的“赤子之心”写出了“真性情”。这颗心远离了凡尘俗世，葆有着未受污染的纯真。正如欣赏《红楼梦》彻头彻尾“真”的悲剧一样，王国维欣赏的是李煜因“入世之浅”带来的“真”。王国维自己从叔本华、尼采那里传承了哲学与美学的悲剧色彩，深重的人生怜悯和朦胧的拯救意图使他更多地注意到词人的悲剧意识，他指出了纯真的文学、纯粹的赤子以血书写的文学在深层中潜伏着的忧世赎罪的艺术真谛，用血泪而铸成的不同凡响。因而他称赞李煜词“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在论及李煜在中国词史中的地位时，王国维总结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⑥这段话指明了李煜在词的表现题材上的拓展之功。在李煜的词中，有宫廷宴饮、歌舞升平的景象，也有甜蜜的爱情、思妇怨女离愁的诉说，而更重要的还有其降宋后词中所表达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是多么富有哲理的人生感慨，多么厚重与浓郁的情感抒发。
　　如此集中、具体的评价，王国维对李煜的推崇与偏爱不言自明，所以他在评价中渗入自己的主观情感，出现过誉之词在所难免。尽管如此，王国维的见解还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成为一个关于李煜词的“经典阐释”，被后来者所不断借鉴和引用。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李煜的评价，是李煜词的接受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笔。
　　
　　人民性与爱国主义的讨论
　　
　　时序到了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词学界对李煜词的关注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对李煜词的再评价是当时词学研究中一次较大的学术论争。
　　重温当时的那一段历史，李煜词的讨论是从一九五五年八月下旬《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上开始的。论争围绕“李煜词为什么有众多的爱好者”这个中心命题展开，引申出了几个讨论点：李煜的爱情诗里有没有“人民性”？感情是否与“人民”相通？后期作品中的“怀念故土”是不是“爱国主义”的反映？他的词是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争论的各方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批评武器，用的是那个年代最权威最流行的批评观念与批评术语，如“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典型性”等。从命题到论证，贯穿着当时的权力话语，虽然难免有教条主义的倾向，但整个学术氛围仍然是健康的，反映了新的学术风气和新的人文立场。而讨论也从纠缠于南唐政治社会的评价与考证，乱贴政治标签最终回到了李煜词的美感形式、艺术手法、接受心理等文艺理论基本范畴。
　　 [##]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日，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李煜词的讨论会上，何其芳作了一个发言。可以说，这个讲话是这个时期关于李煜词讨论的一个小结。他的讲话分为几个部分，先是把李煜的词按照内容分了一下类。一是反映宫廷生活的。这些词他认为既不能说有较高的思想性，但也不能说它是反人民的作品。这些词有“富贵气氛”，李煜企图在他的词里把自己的生活美化一点。他也指出“李煜在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是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艺术修养的。这当然不是人民的东西，但也不能说就是反人民的东西”。二是描写男女生活和描写女子的生活及感情的。他认为没有必要从这类作品中挖掘出什么人民性来，从“花明月黯飞轻雾”那首词中也看不出有真挚的爱情，“描写男女偷情、幽会的作品必须和反封建联系起来才有人民性”。三是描写亡国之恨的。他认为“这是李煜词中最有思想性的部分”。他的这些词句最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但是即使“能引起某些祖国沦陷的人的共鸣，也不能把这叫作爱国主义”。“从这样一些思想内容看来，不能讲这些词有很高的思想性”。李煜词相比于古代的诗歌成就，其境界还是小的，感慨还是不深的。但是何其芳在内容不反动的前提下认为李煜词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很高也很成熟。如别离之情、人生愁恨在旧社会里是普遍存在的，是有典型性的事物，因而能引起历代读者的同情和共鸣，而艺术性高将这些内容表达得更丰富和生动。何其芳的结论是将李煜词归入“思想性不很高，但也不反动，而且还有一些能够引起人民共鸣的东西，但艺术性却很高”的这一类作品中。李煜词“尽管反映的生活很狭窄，但有真实性和典型性”，但“人民性绝不是李煜词的特色”。他最后还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出分析事物要看事物的主导方面和主要特征。如果从概念出发，以为一切好的作品都必然有人民性和爱国主义，即使作品本身没有也要牵强附会地去把它们制造出来，这种研究方法是教条主义的，不要用“人民性”、“爱国主义”这样几个概念去简单化、公式化地评价文学作品。^⑦
　　何其芳这一番总结基本上获得争论各方的共识和认可，此后，词学界进入了另外的探讨命题，对李煜词的讨论也暂告一段落。
　　反观当时的文化语境，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和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古为今用，是当时文化战线上一项重要的时代任务。为了完成这个时代任务，国家建立了一套高度统一且具有权威性的文艺组织如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保证将当时的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理论全面迅速地贯彻执行。文艺创作成功与否的尺度、文艺创作被纳入一体化的轨道。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界出现了新的历史权威和理论权威，集中体现了新的时代任务所要求的新立场、新观点与新方法。人们的文学观念从比较重学识、才情的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思想内容上的人民性与爱国主义，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成为衡量和评估一切文学遗产的重要标准。批评家们、研究者们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后，都有了一种自觉，一种观念，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对作品重新研究，重新审视，以适应新的需要。由于将单一的文艺理论与审美原则作为最高的、唯一的标准，不仅表现在创作上出现了很多文化价值取向单一的文艺作品，个性化的、多元的文学创作被抹杀的现象，在文艺批评中，也出现了同一的评价话语。这样一来，读者很容易在自觉不自觉中对作品产生误读，造成了作品与其真正的审美情趣在一定程度上的悖离。
　　从这种文学批评活动的隐含层面看，这里显示出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种游戏规则，让人具体而清晰地认识到文学与体制、意识形态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由政治话语引申出来的批评话语得到了制度的支持，成为真假、好坏的评价标准。词学研究以及词人作品评价当然亦一无例外地服膺这种规则。南帆说过：“话语生产所诞生的话语关系与社会关系遥相呼应……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权力，谁掌握话语生产督察系统，这将成为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文学批评的鉴别和判断即是从某一个方面分享了这些问题的意义。”^⑧人们毫不犹豫地寻求将自己的话语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得到制度的支持，哪怕这是一个话语的“圈套”。从众的心态与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独立思考的思想品格构成了一种痛苦的矛盾，难解的结。
　　
　　走向多元化的格局
　　
　　五十年代对李煜的评价虽然只是运用了一种单一化的判断标准，但在学术探讨的意义上却表现了批评与接受的真诚，有一部分学者也能从“政治标准”中坚持艺术性的评判方向。随着这种“政治话语”的强制推行，剪除各种“异端”后文艺批评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僵化和极“左”，发展到顶峰就是十年“文革”中完全蜕变为政治阴谋的工具，并持续到一九七六年以后才得以“拨乱反正”。文艺批评从政治向历史、社会、美学等方面回归，也不再安于一种批评理论的一统天下。原先的禁区被逐渐消解突破，一些原来被视为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的理论话语基本上都得到了重新审视，它们的影响被重新重视。从反思中前进，理论的发展逐渐深化，文艺界从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精神学等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探索新的理论话语，以寻求对文本作出本质上的、艺术性的解读。
　　也在这种条件下，文艺理论界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逐渐接受了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进入中国，如精神分析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释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和包括本文所依托的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等。从了解、接受到运用，批评话语的单一化最终被打破，多元化的格局越来越明显，表现出多层次的立体交叉特色；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结合、背景与材料互证。
　　对李煜的研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许多曾经不够重视的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许多以前被忽略的问题重新被挖掘出来。如有论者从文本出发，解读李煜词中的“悲”、意境、意象、修辞、情感等，着重于词本身的艺术特色；有论者从李煜本人及所处的环境出发，分析其性格、心理对创作的影响；有论者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了李煜与李清照、温庭筠、韦庄、纳兰性德、晏几道等人的同与异；也有论者专门就李煜词的影响，探讨李煜在词史上的地位。不管论者以什么样的理论为依托，从哪个角度进行论述，暂且放下研究的成果不提，一个最明显的进步就是评论的单一化被打破。这说明了读者对李煜词的接受是多维的，同时也是读者所理解的作品的意义。有了读者的理解，才使作品的存在变成现实；在阅读理解中李煜词才能作为文学作品存在，而不仅仅只是“物”。从发展的角度讲，李煜词作为审美对象而存在，在存在中展示着向未来的理解无限开放的效果史。从政治话语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对李煜词的评价重新回归文学性界限内的探讨。
　　我们可以从文学史的编写中看到这种变化。以“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中的《中国文学史》为典型。在此套教材中，对李煜的介绍便是从纯粹的文学性出发，着眼于李煜词的艺术特色的。“李煜词的本色和真情性，在三方面显得很突出：一、真正用血泪写出了他那种亡国破家的不幸，非常感人；二、本色而不雕琢，多用口语和白描，词篇虽美，却是丽质天成，不靠容饰和词藻；三、因纯情而缺少理性节制。他在亡国后不曾冷静地自省，而是直悟人生苦难无常之悲哀：‘人生愁恨何能免’、‘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把自身所经历的一段破国亡家的惨痛遭遇泛化，获得一种广泛的形态与意义，通向对于宇宙人生悲剧性的体验与审视。”“正是由于李煜以其纯真，感受到了‘人生长恨’、‘往事已成空’那种深刻而又广泛的人世之悲。”教材在列举《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之后评述道：“词中不加掩饰地流露故国之思，并把亡国之痛和人事无常的悲慨融合在一起，把‘往事’、‘故国’、‘朱颜’等长逝不返的悲哀，扩展得极深极广，滔滔无尽。一任沛然莫御的愁情奔涌，自然汇成‘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景象气势，形成强大的感染力。”教材评述《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则是“从生活实感出发，抒写心底的深哀巨痛。‘流水落花春去也’，美好的东西总是不能长在；‘别时容易见时难’，又扩展为一种普遍的人生体验。也是寄慨极深、概括面极广，能引起普遍的共鸣”^⑨。
　　文学史的编写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至本世纪的今天，个人的、集体的、中国的、外国的，数量不下三十套（本）。只要谈到词，必定会谈到五代南唐的词；论述到了南唐的词，李煜词则是不能宕开的一笔。而对李煜词的介绍，多数是从词本身的艺术特色出发，以此作为介绍的主线。
　　“相对于敏感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艺术生命往往经历着超越政治历史语境的更迭和淘汰的过程。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价值递减的同时，艺术审美价值的可比性却在递增。”李煜的词便是这样，在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后，其艺术价值和审美积淀越来越得到读者的肯定与欣赏。这是一种无限的生命力，“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作者简介：蔡菡，暨南大学中文系２００３级硕士研究生。
　　
　　①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２月版，第４２８页。
　　②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９月版，第４页。
　　③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见《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４月版，第２１４－第２１５页。
　　④⑤⑥《人间词话》第４页、第５页。
　　⑦何其芳：《关于李煜词的讨论》，见《何其芳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６４页－第１７２页。
　　⑧南帆：《隐蔽的成规》，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６６页。
　　⑨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６月版，第４５５页－第４５６页。
　　
　　参考文献：
　　［１］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２月版。
　　［２］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版。
　　［３］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９月版。
　　［４］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６月版。
　　［５］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８月版。
　　［６］田居俭：《李煜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版。
　　

• 蔡　菡： 超脱的“物恋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7期
• 蔡　菡：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4期
• 蔡　菡： 以“窥视”的方式生活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