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评述了达里奥·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语言的不确定性、复义性，语言意群能指与所指的脱节，语言的反讽性以及语言的即兴性等特点，其戏剧语言突破了传统戏剧的艺术法则和观众欣赏的习惯。
　　关键词：达里奥·福语言的不确定性反讽性即兴性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１９７０）是意大利戏剧家达里奥·福的代表作品，他以真实的刑事案件为创作题材，表现出强烈的关注现实、反映现实、抨击时弊的现实主义精神。然而，其戏剧语言则力图摆脱现实主义的束缚，显示出语言的不确定性、复义性，语言意群的能指与所指的脱节，削平语言意义的深度模式，以及语言的反讽性与即兴性。这部戏剧的语言风格打破了观众欣赏戏剧的习惯，突破了西方传统戏剧的语言法则，使其戏剧风貌独具、个性鲜明。
　　
　　一
　　
　　达里奥·福的戏剧语言继承了意大利民间文学的优秀传统，他从具有生命力的方言、口语以及即兴戏剧语言中为自己的戏剧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达里奥·福不像二十世纪意大利戏剧家皮兰德娄那样善于通过富于哲理性的戏剧情节和人物进行人生思考，而是常常打破传统戏剧语言的规范和模式，通过运用大量的即兴、随意、幽默、双关、反讽、自嘲、隐喻、诙谐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以及对现实的关注。达里奥·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戏剧语言不像传统现实主义戏剧那样戏剧语言是人物思想深思熟虑的迸发，这部戏剧语言的即兴性和随意性往往给人一种飘浮不定的感觉，戏剧语言也正是在这即兴随意、幽默诙谐、反讽自嘲中迅速流动，表现出一种躁动不安、不断变化的不确定的语言性质，让观众感到了语言的分量和张力。
　　达里奥·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戏剧语言的不确定性首先源于人物的不确定性。按照现实主义戏剧的创作原则，戏剧语言应具有高度个性化，即人有所思必有所言，语言是人物表达思想感情的主要媒介，它是人物内心世界的物化形式。但是，由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主人公疯子的身份具有不确定性，这使得他的语言无法真实地反映其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曾经十六次住院接受治疗……都是出于相同的原因：我得了一种怪毛病，时时改变自己的身份，医学上叫做演员狂症。我喜欢不断地扮演形形色色的人物，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① 在达里奥·福的笔下疯子才华出众，如变形金刚一样能够适应和应对任何环境以及各类人物，在戏剧中他经历了三个变化阶段，从受审的犯罪嫌疑人到罗马高等法院的首席顾问，最后冒名顶替警察局科技处的马卡托尼奥·皮齐尼上尉。疯子没有固定的社会身份和职业，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准备或正在发生变化的人物形象。他的语言不代表他的个性，不反映他的职业特点，这种不确定性割裂了他与过去的联系，也无法准确地判断他未来人生的走向。
　　达里奥·福的戏剧语言不确定性还在于语言的复义性。达里奥·福语言的复义性更多的是一组组句子意群的复义，而每一组意群的变异都是人物的语言与地位的反差，戏剧语言的外延与内涵不一致使观众产生歧义造成的，从而给观众留下语言和思维的空间，让观众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认识和丰富它。在剧作家达里奥·福的戏剧中弱小者身处险境，面对强大制度时不是采用黑色幽默、玩世不恭的方法来对待环境，而是以优胜者的心态，迂回调侃的策略，绵里藏针的语言来应对一切，摒弃直白的、单刀直入的方法，使其戏剧语言具有极大的载重量和复义性。在这部戏剧的开始，审讯的警长让胡搅蛮缠的疯子搞得无可奈何，在审讯毫无结果的情况下警长极力想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但疯子却对警长说：“不，别撵我走，警长先生。跟我在一起。……在警察局里我觉得好极了……我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外面，大街上，充满了危险……那些人都坏透了，他们开着小汽车，喇叭按得震天响，吱嘎一声又突然刹车……他们闹罢工！那些公共汽车和地铁车厢的门会突然关上（发出车门突然关上的声音）……我就被夹住了……您就让我跟您待在一起……我帮助你让别的犯罪嫌疑人……颠覆分子招供……我还有一招，给人紧急服用硝酸甘油……”^②剧中疯子的话从表面上来看好像他极力想同警察串通一气、同流合污，但稍微有一点社会生活经验的观众都能从整个戏剧情节的发展中看出这只不过是一些言不由衷的语言。迂回式的语言增加了观众理解的难度，延长了观众对戏剧语言思考的时间，使观众在努力抓住戏剧本意的过程中出现语言复义性现象，为观众回味和扩展语言的内涵空间提供了可能。
　　在达里奥·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戏剧语言的不确定性和复义性往往是同戏剧语言意群的所指和能指发生脱节、扭曲分不开的。语言意群的所指不再同语言能指有任何关系，两者之间出现了断裂、替换，戏剧语言的所指与能指不再约定俗成地结合在一起。剧中疯子所说的话不再表述一个真实的事件，代表一段真实的思想，而是观众要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在疯子成功冒充罗马高等法院首席顾问对无政府主义者死亡的案件展开调查时，惊慌失措的警察们拿出自己的誓言“警察为公民服务”^③来遮掩事实真相，疯子用嘲弄的语言说道：“警察为公民服务，让公民开心！”^④他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警察让犯人开心的故事：“我当时就下榻在紧挨着警察局的一家小旅馆里，审讯就在警察局进行，几乎每天夜里我都要被一阵号叫和呻吟所惊醒。起初，我以为那些人受了虐待挨了揍，但后来我恍然大悟，这其实是笑声。是的，那些被审讯者多少有点儿发狂的笑声：‘喔唷，喔唷，妈妈呀！够了！哎哟，救命，我再也不干了！警长，够了，您让我笑死了！’”^⑤戏剧的陈述与事实不相一致，语言的所指与能指在陈述现实生活真实性的过程中被剧作家人为地发生了脱节，戏剧语言变得无法陈述事实，无法真实地反映事实，它颠覆了观众的语言习惯，使戏剧语言变得陌生化。
　　经过陌生化处理的戏剧语言，不再仅仅负载着一般语言的意义，而是夹杂着许多其他的含意，使能指与所指发生了错位。在这种错位的缝隙和空间之中剧作家为观众把自己对日常生活的体验夹进来提供了机会，这就形成了一个复杂多义的语言意群或语言现象，并冲击着戏剧，冲击着观众。在传统戏剧中戏剧人物的语言具有高度个性化、准确性与稳定性，但在达里奥·福的这部戏剧中，由于人物语言的不确定性和复义性，语言遮蔽了人物的性格特点，从而使人物的语言意义漂浮在故事情节的表面。
　　达里奥·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戏剧语言的不确定性、复义性，能指与所指的脱节，削平了传统戏剧企图通过人物对话反映事实与真理的可能性，这种语言的不确定性摧毁了传统戏剧作家极力追求一种终极真理的深度模式，及建立一种深度模式的可能性。
　　
　　二
　　
　　反讽是达里奥·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基本旋律，戏剧中真实与谎言，献媚与去媚，高大与渺小，吹捧与嘲弄是在戏剧冲突双方不断碰撞、短兵相接的语言较量中完成的。
　　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反讽的戏剧语言是在语意相互干扰、冲突、排斥、抵消的过程之中最终达到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来实现的。达里奥·福在这部戏剧中往往超越常规地将自己的人物置于一种反差性极大的境遇之中，让人物在特定的环境中讲出不同寻常的语言，使不同的语意发生撞击、冲突，形成语言与环境的差异，语言与人物身份的矛盾，造成一种意想不到、荒诞可笑的反讽场面，以解构一本正经的现存制度和社会秩序的语言现象。在戏剧中疯子是个深谙法律条文，充分利用法律的公正性和对方语言的漏洞来为自己争辩的人。在警察审讯他的过程中，疯子的争辩使人感到意外和惊讶，以至于警察将他和法官联系在一起。警察问道：“您的履历里怎么没有提到您当过法官……或者律师？”^⑥疯子回答道：“噢，不，律师我是永生永世不会当的。我不喜欢防卫，这是一种消极的行为；我喜欢审判……判决……镇压……迫害！”^⑦“瞧，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掌握着随时以他们喜欢的方式毁灭或拯救某个人的权力，他们就像说‘嗨，明天也许要下雨……’一样轻松地宣判别人终生监禁。判处你五十年徒刑……你，三十年……你，二十年够了，因为你招我喜欢！他们面授机宜，专横跋扈，他们断案判决，发号施令……而且，他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谁也不会健忘，在我们这儿，在沙特阿拉伯，有一条法律，谁说了法官的坏话，就会犯下侮辱罪！”^⑧“啊，是的，是的……法官是令我神往的职业，我多么希望一生中哪怕有一次机会扮一下法官的角色。”^⑨在这段对话中疯子的话不是沿着一个方向向前发展，而是话锋一转向另一个方向走去，使语言的外延扩大，并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而这往往使开始的语意和转换方向的语意在观念上形成矛盾的、荒诞的、可笑的语境。从疯子的对白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法官的权力、威严，可以看到他们的专横跋扈、草菅人命的面目，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疯子渴望做法官的心情。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有机地统一在疯子一人的话语里，这种相互冲突、排斥，又相互干扰、抵消最终形成一种语言的张力，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人们经过反思后，法官那种不可一世、色厉内荏的滑稽可笑的形象就会浮现在观众的脑海里，一种反讽的效果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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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里奥·福在这部戏剧中经常能使两种对峙的思想完美地统一在一种话语之中，但是，由于否定的声音受到现实环境的强大挤压，因而只能改头换面，磨去语言的棱角和芒刺，以一种现实环境可以接受的语言形式出现在戏剧中。在达里奥·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案件从一开始就对警察不利，案件真相逐渐明朗化，警察们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掩盖真相以免丢官免职成为他们惟一努力的目标。然而疯子却利用这个紧张的氛围对警察们风趣地说：“英国流传着一则古老的故事，主人唆使他豢养的几只狼狗来咬一群乡下人……那些乡下人向国王哭诉，主人为了得到宽恕，便把狼狗宰了。”^⑩疯子的故事具有极大的冲击力，使警察们感到末日的来临。但此时疯子又说道：“整个政府喜欢你们！……任何主人都不会因为他豢养的狼狗咬了乡下人，而狠心把狼狗宰了！只会发生相反的情形。假如狼狗在格斗中丧了命，国王会立即给主人发来沉痛哀悼的唁电。还有人会献上带国旗的花环！”^[11]在达里奥·福的这部戏剧中，两种截然相反，两极对立的意群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将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联系起来，形成一个象征和寓意，使观众产生一种联想。这个古老的故事产生的反讽效果并不使人感到滑稽可笑，相反从这些字里行间中透露出一种严肃的主题，使观众开始怀疑自己生活的环境以及所面对的世界。
　　达里奥·福不仅仅将自己的反讽运用在语言意群的对峙、冲突上，而且还把自己语言的反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疯子围绕着无政府主义者意外死亡的事件展开调查，在调查中事件的推理是中心线索，在这条线索中交织着各种思想的碰撞和冲突，这种冲突不是直接的、正面的，而是侧面的、迂回的、调侃的、嘲弄的语言完成的。疯子常常以优胜者的心态和口吻来评述和调查这个事件，正如他告诉警察们：“我是你们的审判者，我还会是别的什么人呢？”^[12]审讯者与被审讯者之间发生变化，疯子以不可逆转的事实真相一一数落着警察的暴行，而他们像小丑一样讲述着可怜的理由，这本身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滑稽荒诞的语言现象和反讽现象。达里奥·福的戏剧语言有一种揭露性，像一记耳光不断地打在当局的脸上，正如女记者在采访中问道：“你们是否让许许多多这样精通业务的密探四处潜伏，打入各个在野的党派？”^[13]警察局长回答道：“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您，是的，我们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密探，哪儿都有！”^[14]“今天晚上在观众当中也有我们的人……您想见识一下吗？”^[15]“密探和奸细是我们的力量所在。”^[16]从语言的角度来讲，这些语言是非常直白的、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但观众相信这些话，因为它更接近现实，不需要艺术的假定性。
　　反讽意味着一种力量正在颠覆另一种力量，使被嘲弄的一方处在名不符实、尴尬可笑的处境中。反讽在艺术世界中将原来不平衡的双方在语言中找到了新的平衡坐标，以使双方力量在艺术世界中进行重新的组合。反讽者往往以优胜的心态来看待正在走下坡路的一方，以解构的行为对正在走向道德堕落的，而又貌似冠冕堂皇的一方重拳一击，使其一命呜呼。
　　
　　三
　　
　　达里奥·福深受意大利即兴喜剧的影响，其语言具有很强的即兴性和随意性，因而其戏剧也客观地过滤掉许多浮在语言外表多余的华丽词汇，使语言能够灵活机动地表现戏剧的矛盾冲突和人物的思想感情。达里奥·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戏剧语言极具即兴性，语言上的较量，推理式的案件调查，使这部戏剧情节发展迅速，跌宕起伏，语言动作性很强。
　　“话剧，对于作家来说，是语言的艺术，对于导演来说，却是行动的艺术。”^[17]达里奥·福的戏剧语言非常富有戏剧性，这同戏剧语言的即兴性密不可分的。在戏剧开始，贝托佐警长在审讯时历数疯子十二次假冒他人罪行，疯子得意地回答道：“警察先生，我可从来没有被判过刑……我是清清白白的，档案上没有任何犯罪记录。”^[18]警长恐吓道：“招摇撞骗要蹲大牢！”^[19]疯子却反讥道：“招摇撞骗是一个健康人的所作所为。”^[20]语言上的较量，脱口而出的即兴性语言反映出不同意识之间的撞碰和冲突，这种毫不掩饰、直奔主题的语言引起了强烈的戏剧动作，推动着戏剧的情节向前发展。别林斯基说：“如果两个人争论着某个问题，那么这里不但没有戏，而且也没有戏的因素；但是，如果争论的双方彼此都想占上风，努力刺痛对方性格的某个方面，或者触伤对方的心弦，如果通过这个，在争论中暴露了他们的性格，争论的结果又使他们产生新的关系，这就已经是一种戏了。”^[21]在疯子同警长的争论中，双方都试图占据上风，力图寻找到对方的弱点使自己处于一种优胜者的地位，使人物关系和戏剧情境发生变化。随着戏剧情节的发展，疯子以罗马高等法院首席顾问的身份来调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被警察殴打致死并制造跳楼自杀的案件，这时戏剧双方在即兴性语言中又重新形成了新的人际关系，即调查与反调查、揭露与掩盖的人际关系。戏剧沿着一条不可逆转的方向，从无政府主义者的“走火入魔说”到“时间误差说”反复论证和推理，揭示出遮掩在案件上的种种谎言和各种扑朔迷离的假象。达里奥·福的即兴性语言不再像现代派戏剧那样试图通过语言渲染一种象征，传递一种哲理思想或展示潜意识的内心流程等等，而是短兵相接，近身肉搏，达里奥·福的即兴性语言与整个刑事案件调查的节奏非常合拍，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即兴性戏剧语言具有跳跃性、非常规性，这也成为戏剧情节不断突转并造成危局的源泉。这部戏剧是以一个真实的刑事案件为切入点，从追踪案件产生的原因而展开的。这部戏剧不存在多条线索，也没有多个场景地点转换，戏剧的快速变化完全依靠戏剧即兴性语言的跳跃性和非常规性来引起戏剧的发现与突转，促使戏剧人物关系的变化。在疯子冒充法官开始调查时，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无政府主义者的自杀的原因是不是“走火入魔”。警察们为解脱责任寻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警察局长为自己辩解道：“我们的职业，您也承认，就是审讯犯罪嫌疑人，让他开口说话，有时候不得不使用计谋，设下圈套，甚至诉诸某种精神上的压力……”^[22]警察局长对无政府主义者死亡的解释以及承认向公众发布了假消息，欺骗了民众的行为成为整个案件调查的转折点，而此时的疯子却把这种转折变化推向了高潮，他告诉警察局长：“司法部长和内务部长已经决定撤你们的职。”^[23]“无政府主义者跳楼死亡的事件激起了民众公愤……需要两颗脑袋来平息。”^[24]这时，警察们一个个垂头丧气、精神萎靡，口中谩骂着“这狗日的世界”“狗日的政府”^[25]，陷入一种绝望的精神状态。剧作家在这里设定的戏剧悬念仿佛都消失了，戏剧中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然而这短暂的间歇为下一步戏剧的发展做好了准备，也预示着新的境遇的变化。随后疯子又告诉他们刚才的话都不是真实的，“统统都是我杜撰的”^[26]。这时戏剧在疯子非常规性的话语中陡然一转出现了新的转机，警察们好像又重新找到了一线生机，精神为之一振，这也为下面“时间误差”说提供了新的戏剧境遇，为重新调整新的人际关系进行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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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戏剧语言从整体上来说具有即兴性、非常规性、随意性，但这并没有影响这部戏剧曾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原因在于戏剧中的许多情节都源于现实，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里，具有艺术的真实性与生活的真实性。真实性的戏剧语言使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时即兴性的戏剧语言又进一步拉近了戏剧与观众、艺术与生活的距离，使我们感到舞台上的一切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这部戏剧是以一个真实的刑事案件为依据的，剧中人物在进行案件调查时，所运用的各种推理论证都带有刑侦专业性的分析和判断。譬如：疯子在证明无政府主义者依靠自身的条件不可能自杀时这样说道：“助跑的距离如此短，没有外来的帮助，他怎么跳……”“一方面，此人身高差不多一米六。独自一人，没有外来的帮助，没有阶梯。……另一方面，有足足半打的警察就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其中一名甚至就站在窗子旁边，但谁也没有及时介入……”^[27]剧中女记者在论证自杀者坠落的抛物线时这样说道：“无政府主义者从窗口坠落的时候，他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亡。也就是说，他是跳楼，哪怕是小小的跳跃，还是死亡以后被抛下去的，如果是后者，那就是沿着墙壁滑落；他的手和胳膊是骨折，还是仅仅受到损伤，也就是说，所谓的自杀者是否把手向前伸展来保护自己，这是身体着地瞬间的绝对本能和自然的姿势……”^[28]戏剧中多处涉及自杀时间、天气等，这种语言推理论证使人感到对案件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否定了无政府主义者是意外死亡，而是一个典型的刑事案件。戏剧的真实性犹如磁铁一样将各种即兴的、随意的、非常规的戏剧要素吸引在一起，使观众能在不确定的戏剧境遇中牢牢抓住剧作家的创作意图。
　　
　　作者简介：冉东平（１９５８－），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二十世纪欧美戏剧与文学。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8][19][20][22][13][24][25][26][27][28]达里奥·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达里奥·福戏剧作品集），吕同六译，吕同六主编，译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第４页，第１０页，第４７页，第４７页，第４８页，第７页，第７页，第９页，第９页，第３１页，第３４页，第３１页，第７２页，第７２页，第７２页，第７３页，第３页，第３页，第３页，第３０页，第３１页，第３１页，第３２页，第３４页，第５３页，第６０页。
　　[17][21]转引自谭霈生《论戏剧性》，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４月，第４４页，第４２页。
　　

• 冉东平： 戏剧语言的倾斜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5年第9期
• 冉东平： 奇异的想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