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以前,性一直处于一种被遮蔽或者沉默状态｡但随着弗洛伊德学说的出现及盛行,人们对性开始关注起来｡福科是第一个将性和权力的运作结合起来的人｡他认为:“权力不害怕性,相反,性是权力得以实施的手段｡”^②权力以毛状的形态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通过性来对个体的躯体､手势､姿态､言谈及相处之道进行规诫和顺服,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连续不断的监视,这就是福科的敞视式监狱主义理论｡鉴于此,个体要想摆脱权力的控制就要在性上做到完全的随心所欲,不断地“越轨”和“犯规”,正如福科所说:“有必要用肉体,用肉体的各个要素——它的面积､体积､浓度,创造一种无训诫的性生活,一种让肉体透过偶然的相遇和极大的快感沉浸于爆炸性慢射状态的性生活｡”^③性在黑人历史上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是黑人身份和历史的象征｡用杜波依斯的话来说,美国黑人的精神和生活风格是“以仇恨､伤害､杜松子酒和性虐待为特征的一次接着一次的该诅咒的狂欢｡”^④这种黑人特有的原种主义是以性为中心的狂欢,它不仅让人想起欢乐的丛林､四射的活力,而且让人想起狂欢节的颠覆作用｡狂欢节是人们克服恐惧与庆祝普遍人性的胜利的一种方式,巴赫金认为:狂欢节“是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危机､转折关头相互联系的｡死亡和再生､交替和更新的因素永远是节庆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节庆性成为全民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的第二种生活方式”^⑤｡正是在这种狂欢中,人与人之间才能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既没有等级概念,也没有种族之分,彼此不再相互疏远,幻想与现实在狂欢中融为一体｡
　　托妮·莫里森在其小说《秀拉》中即以性为切入点对黑人女性寻找和发掘自我进行了初步尝试,并且联结黑人传统文化对由白人主流社会和黑人男性组成的权力结构进行了解构｡
　　一方面,小说中以秀拉为代表的女性,以性或性的象征物为武器把男性排除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之外,或者说对其进行了阉割｡批评家理查德·K·巴斯蒂尔(Richard K. Barks-dale)在评论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时写道:“她们的作品中包含的信息是显而易见并且非常直接的,因为黑人男性滥用他们在性方面的优越地位,所以二十世纪在心理上和经济上都成为黑人女性的灾难,他们应该立刻被阉割或者放在历史的垃圾堆上｡”^⑥这一点与莫里森在小说中的描写几乎不谋而合｡我们注意到作品中的许多男性都被婴儿化了,比如他们的名字:鲍伊鲍伊(BoyBoy)､甜李子(Sweet Plum)､小鸡(Little Chicken)等等;再看他们的行为举止也带有类似特点:他们或者抛弃家庭,或者最终疯狂,或者对酒精和毒品上瘾｡当然,作品中集中表现这点的是在主人公秀拉和内儿共同举行或参与的几个仪式中,但在其中二人担任的角色却略有不同｡
　　在第一个仪式中,秀拉是以内儿的保护者形象出现的｡在放学路上,内儿常受到四个刚过十岁的白人男孩子的欺侮,为躲避他们,她每次只好绕路回家｡这样几周过后,秀拉建议内儿还是走原来的路线｡当再次与那些白人男孩子遭遇时,秀拉拿出了一把小刀,但没刺向对手,而是把刀刺向自己的左手指,削去了一个指头尖｡举着血淋淋的手指头,秀拉用平静的语调问他们:“要是我能对自己这么样,你们以为我对你们会怎么样?”白人男孩立即吓得四处奔逃｡在这次事件中,对柱状物(手指)的破坏是一种典型的阉割男性的仪式,而且白人男孩的逃跑更加丰富了这一仪式的内涵｡同时,这个仪式也给我们展现出以秀拉为代表的女性身上所特有的一种保护特征——男权式的母性｡这种“性别折射”虽然是对女性的变相歧视,但它却是黑人社区中女性独有的特征之一｡这一点在秀拉的幻想中也有所体现:她“在阁楼中花上几个小时幻想着骑在一匹灰白相间的马上,一路疾驰着边品尝着糖果边闻着玫瑰花香”｡而“内儿这时幻想着自己躺在花床上……等着一位激情的王子到来,这位王子虽一步步接近,但却从未到来”｡此处骑在马上的秀拉实际充当了王子的角色,并对自己所需的目标采取一种主动的态度｡这就改变了传统童话的性别角色,从而达到了对传统男性神话进行颠覆的目的｡这种男权式母性的颠覆作用尤其体现在秀拉与埃贾克斯的交往中｡埃贾克斯是小说中唯一一位让秀拉产生了建立家庭愿望的男性｡虽然秀拉为了他开始布置房间,开始注重自己的容貌,开始担心他今夜的去向,但不可否认的是,秀拉欲与埃贾克斯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护他的目的,保护他免受外界残酷现实的打击｡
　　第二个仪式是秀拉和内儿俩人一起举行的｡炎热夏日,正值花季的秀拉和内儿在草地上玩起了树枝｡她们先把树皮剥掉,接着秀拉“用她的树枝在空地上描画着复杂的图案”,然后俩人开始在地上分别挖起洞来,一直挖到两个洞合二为一为止｡但内儿的树枝折断了,两个人就把自己的树枝扔进了洞里,又环顾四周把所能找到的杂物都扔入洞中,最后,又找来土把洞填实并在上面覆盖以杂草｡至此,整个仪式告以结束｡在这个以挖洞和填洞为中心的仪式中,树枝是男权主义的象征,它因被暴露在外(树枝被去皮)而失去了神秘性;树枝的折断则象征着男权社会的不稳定性及漏洞百出的特点;两个洞合二为一则暗示着着秀拉和内儿的密切交往｡对于黑人女性而言,她们之间的友谊很重要｡正如莫里森在访谈中所说“在我看来,黑人女性拥有朋友一词最古老的意蕴｡”^⑦树枝被埋在洞里的行为一方面象征着男权主义被大地母亲吸收,从而为整部作品定下了女性主义的基调,另一方面它也体现了莫里森一直关注的黑人女性之间友谊的重要性和长久性问题｡
　　第三个仪式里秀拉完全成为主角｡内儿虽然也出现了,但几乎被排除在外｡这个仪式与一个名叫 “小鸡” 的黑人小孩有关｡当小鸡走进秀拉和内儿玩耍的林间空地时,内儿嘲笑他那不卫生的举止,而秀拉却很自然地接受了他,这不禁让人想起秀拉的母亲与情人们之间的关系｡然后,秀拉独自与小鸡一起爬上一棵树并向他展示河那边的世界｡正如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所写的那样:“爬下来正如在其他情况中爬上去一样,代表着在女性体内进行的性交活动｡”^⑧秀拉与小鸡一起爬上树的行为其实象征着潜意识中的性交｡此后,当小鸡夸口自己在性方面的成功阅历时,又是秀拉一个人独自以狂喜般的模式对小鸡进行了嘲笑,并失手把小鸡淹死在河水中:
　　
　　她抓起了小鸡的手,并把他抡了起来,一圈又一圈,他的衣服逐渐膨大,他那因恐惧而发出的欢快的尖叫吓飞了树上的鸟儿也吓跑了草丛中胖胖的蚂蚱｡当小鸡从秀拉的手上滑落并落入不远的河中时,她们仍然能听到他咯咯的笑声｡在小鸡落水的地方,河水泛起一阵浪花但很快就恢复平静,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这一段的描写,不但同第二个仪式一样体现了大地母亲吸收一切的功能(大地象征女性的子宫,而河流则象征子宫内的液体),而且体现了性在秀拉眼中的作用:“她尽可能频繁地与男人们上床,这是她能发现自己所要寻找的东西——悲苦和感受深沉悲伤的能力——的唯一去处｡”
　　另一方面,《秀拉》中的女性不只是简单地把男性摒弃在她们的生活经验之外,而是以性或性的象征物为武器对传统的男权神话进行反抗,从而拂去遮蔽在黑人女性经验和文化之上的各种谬误之词,使她们的经验得以彰显并在月牙形的“荒野区”创建自己的话语权｡
　　幼年的秀拉与伙伴内儿在观察中逐渐意识到世界的无序性以及良好意愿的缺失性｡同时她们也意识到作为黑人,作为女性,靠外界的认同来确认自身的价值是何等困难,何等靠不住｡因为“几年前她们就发现她们既不是男人也不是白人,自由和胜利是她们的禁区,她们只能着手创造另外的东西”｡在作品中,尽管内儿在婚后放弃了这种反抗,但秀拉却是无怨无悔地在反抗男权神话的过程中走着一条充满艰辛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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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拉对男权神话的反抗主要体现在解构男权神话对黑人女性的类型化构建上｡在主流社会的男权神话中,黑人女性一般以两种身份出现:母亲形和混血儿形｡芭芭拉·克里斯蒂安(Barbara Christian)在研究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文学作品后,指出其中主要塑造了两种黑人女性形象:第一是所谓的“妈妈”形象,这种形象主要出现在南方作家的作品中｡她们都具有深黑的肤色､肥胖但十分强壮的身体､和蔼的态度､信仰宗教且擅长养育(这里指养育白人的孩子);第二是悲剧式的混血儿形象｡她们因具有两个种族的身体特征,因出生的不合法性,而更承受着一种身份危机的折磨｡这两种固定的身份形象无疑就是一种被强加在黑人自我身上的标签,是黑人作为客体被赋予的一种社会性的意义｡这种标签式的身份不仅完全忽略了个体的自我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它忽略了个体身份总是“处于变化中”,总是具有“变化的可能”^⑨｡而秀拉就以一种身份的变化性､不确定性来对主流中这些类型化的黑人女性形象进行反抗｡
　　在这部小说中,除了秀拉之外,整个黑人社区的其他成员都墨守着一成不变的过去,内儿的一句话可说是这种心态的最好写照:“变化是地狱｡”秀拉则把时间看作是变化的媒介,这无疑会使她的生活充满各种冒险和富有想象力的可能性｡她崇尚“自由坠落”,崇尚在每时每刻创造一个新的自我,这种对自我的不断塑造暗示着她的身份的不确定性｡小说中,这种不确定性的身份是从秀拉额头上的胎记得以确认的｡关于这块胎记,有人认为它是一朵玫瑰,有人认为它是一只蟾蜍,有人认为它是一条蛇,还有人认为它是秀拉母亲的骨灰｡这些不同的说法恰恰迎合了美国黑人讲述故事的传统:即每个人都参与讲故事,但每个人都只讲述故事的一部分,最后把所有的故事串在一起就形成了故事的整体｡同样,这些关于胎记的不同表述构成了秀拉整体身份的不同组成部分,构成了秀拉身份流动的特征或者说是身份过程“显现”的特征｡
　　这种身份的流动性特征对主流社会具有直接的反抗作用和间接的颠覆作用,因为它能客观反映黑人女性独特的生活现实｡德波拉·E·麦道维尔(Deborah E. McDowell)在谈到秀拉身份的多样性时曾经指出:“莫里森对小说中的人物的重新阐述对非裔美国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有着清晰而明确的建议,因为,如果自我总是处于流动状态而不是处于已定的静止状态中的话,那么就很难只表现自我中那些理想的或者说积极的方面｡”^⑩而女性生活现实的客观反映也是建构女性话语的有效手段｡尤为重要的是,对黑人群体而言,身份的流动性特征还具有深刻的历史含义｡美国黑人的经历不是其他民族或社会地位更低的群体所共有的,这些经历包括非洲､横穿大西洋或中间地带､奴隶制､南部种植园传统､解放､南部重建､后重建､北方移民､城市化和种族主义等｡面对这种复杂的经历,只保留一种身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点上,黑人男性的身份似乎比较固定,因为他们总是!择逃避｡如作品中,鲍伊鲍伊抛弃秀拉的祖母伊娃,令她的生活陷入困顿中;裘德抛弃内儿且令其精神几近崩溃;即使是让秀拉心动的埃贾克斯最终也抛弃了她｡虽然黑人男性的逃避是由诸多历史和经济因素造成的,但这种逃避不带有任何责任感,只是一种幼稚的行为｡相对而言,以秀拉为代表的黑人女性所具有的身份流动特征恰恰是“灵活性和心理健康的标志,而不是不成熟的标志”^[11]｡
　　此外,秀拉的反抗还表现在对黑人社区中种种限制或歪曲女性的传统也进行解构｡黑人社区一直是莫里森关心中心主题之一,莫里森不止一次地谈论起社区对个体的疗伤作用:“人们可以从社区得到维持生命的强大滋养……如果他们病了或者老了,其他人可以照顾他们;如果他们饿了,其他人会给他们提供;如果他们疯了,其他人会给他们提供一个小空间,或者适应他们的疯狂,或者努力去找到他们疯狂的限度｡”^[12]但这只是针对黑人男性而言的,它能接受“男性受害者的差异和反常”,却无法容忍“女性离经叛道的行为”^[13]｡对黑人女性而言,它是约束女性自我和个性发展的地方｡针对这种状况,秀拉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情地指向社区的这一劣根性｡
　　首先,秀拉对黑人社区中传统的男性与女性的关系进行了颠覆｡莫尼汉报告(Moynihan Report)曾经指出:“黑人男性是种族歧视的第一受害者”,要求“黑人女性充当医治黑人男性那受损的男性气概的辅助角色”^[14]｡内儿愿意履行这种规定的女性功能,她愿意成为男性衣服上的褶层,愿意以两个人共同铸造一个男性——即其丈夫裘德｡秀拉却与内儿截然不同,她拒绝成为受挫黑人男性的发泄对象,相反,她嘲笑并讽刺这些男性,认为他们是“整个世界的羡慕对象”;他们的经历只不过是“在怒气和极度渴望安慰之间的某个地方叫嚣的故事而已”｡秀拉的种种言行无疑透露出现实的客观性｡的确,黑人男性在白人主流世界中屡受挫折,于是倍感沮丧的他们转而把这种沮丧感几乎全部转嫁到黑人女性身上｡他们视黑人女性为替罪羊,但在摧残她们的同时又希冀在她们身上找到一种慰藉｡在这一点上,秀拉不但颠覆了传统黑人美学中所坚守的黑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且改变了黑人女性集体失语的状态｡
　　其次,秀拉以拒绝生育又一次与传统的黑人价值观相对抗｡内儿在结婚后就生养下一代,而秀拉却拒绝成为别人的母亲｡当祖母伊娃敦促秀拉成为一名母亲时,她回答说:“我不想生养别人,我只想造就我自己｡”在传统黑人美学中,其重要组成元素就是用自然的繁殖功能来定义女性｡巴巴拉·克里斯蒂(Barbara Christian)曾经指出黑人社区女性生存的现实:社区中黑人女性所面临的存活问题决定了她们必须成为母亲,必须确保社区在时间上和自然中的持续存在^[15]｡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繁殖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奴隶制度对黑人女性定义的翻版,它指向压迫的过去,是强调循序渐进和拒绝突变的保守表征｡但在秀拉眼中,社区所珍惜的时间持续性“都是千篇一律,没有任何变化,”而且社区也并没有因为他们所尊奉的种种传统而得以繁荣｡除了秀拉之外,内儿､内儿的母亲海伦､秀拉的母亲汉娜､祖母伊娃等等黑人妇女都恪守着传统的文化标准,但这并不能阻止社区一次次地遭受自然灾难的袭击,不能阻止因为隧道塌方而导致社区男性的集体性死亡｡可以说,面对社会现实中种种的恶,秀拉拒绝繁殖后代实质是一种保护性措施,即在自己没有找到更好的途径之前,抚养后代无疑是抚养一批批牺牲品｡
　　这样一来,秀拉通过对男性的摈弃以及对男权神话的解构拓展了一个新的追寻和发掘自我的空间,她在这个新的空间中无怨无悔地独行,并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因为她确信自己正在为黑人女性甚至是整个黑人群体踏出了一条新的路径,正如她在临死前所说:“噢,他们将会爱我的｡这需要时间,但他们将会爱我｡”
　　
　　①④ 刘捷等译,伯纳德·W·贝尔著:《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5页,141页｡
　　②③⑨[11] 李银河:《酷儿理论》｡北京:文化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68页,第369页,第236页,第238页｡
　　⑤ 习传进:“论《宠儿》中怪诞的双重性”,《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5期,第71页｡
　　⑥ Wendy Harding & Jacky Martin， A World of Differ-ence- An Inter-Cultural Study of Toni Morrison’s Novels， Westport： Creenwood Pre ， p. 89.
　　⑦ 王守仁,吴新云著:《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美国二十世纪黑人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⑧ S·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
　　⑩[13] Gurleen Grewal， Circles of Sorrow， Lines of Structures， Baton G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 ， 1991. p.39， p. 44.
　　[12] 丹尼儿·泰勒-格斯里:《托妮?莫里森访谈录》｡杰克逊: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14][15] Linden Peached.， Toni Morrison — Contemporary Critical E ay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 ， 1998. p. 72， p. 77.
　　

• 刘　黎： 用品读法教好《记念刘和珍君》　/　文学教育 2006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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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黎： 论《秀拉》中以“性”为契机的双重颠覆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3期